摘要：傳統教科書模式系統地遮蔽了馬克思的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統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要超越這種片面的解釋模式，亟需闡明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的統一性，并重新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歷史、邏輯與實質等根本性問題。從歷史視角看，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核心內容是資本主義社會批判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問題意識不斷生成、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相統一的科學方法不斷成熟的過程。從邏輯視角看，馬克思哲學革命內含新唯物主義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三個理論層面，三者彼此交織，結合為一個理論整體。由此，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就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總體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統一。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根本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種包羅萬象的思辨哲學體系，而是在于開啟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與內在超越的歷史路徑。

　　關鍵詞：馬克思哲學；哲學革命；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

　　統教科書模式追求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體系化的闡釋與表述形式，將馬克思主義嚴格區分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門專業學科，然后再將哲學分割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個領域。這種解釋模式固然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卻系統地遮蔽了馬克思的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統一性，因而也就肢解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要超越這種片面的解釋模式，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闡釋與建構，亟需闡明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的統一性。

　　重建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的內在統一，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歷史、邏輯與實質這一根本性問題。我認為，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就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總體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的統一、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統一。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核心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種包羅萬象的思辨哲學體系，而是在于開啟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與內在超越的歷史路徑。

　　一、歷史：從文化批判、政治批判

　　到經濟批判　　

　　馬克思哲學革命是一個動態演進、不斷深化的歷史過程，其核心內容是：資本主義社會批判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問題意識不斷生成，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相統一的科學方法不斷成熟。從歷時性角度來看，馬克思哲學革命發源于針對現代社會的文化批判，而后發展為政治批判，并最終從“副本”批判走向“原本”批判，即深化為經濟批判。從共時性角度來看，馬克思的經濟批判一旦形成，就形成以經濟批判為核心和基礎，貫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諸領域的總體性批判。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第一階段是建基于“自由理性”的“文化批判”。青年馬克思的哲學思考開始于針對哲學、宗教等現代精神文化形式的批判，并力求通過文化批判來伸張個人精神層面的“自由理性”。當時，在現實情勢的壓力下，青年黑格爾派思想家將黑格爾的超越個人、包羅萬象的絕對理性（精神）的和解立場，迅速激進化為一種根植于個體自由理性（自我意識）的批判立場。馬克思在青年黑格爾派思想家影響下寫成的“博士論文”及其準備筆記，把“自由”和“自我意識”當作核心理念，并將哲學對宗教、舊哲學的批判等經典啟蒙主題以非常鮮明的方式呈現出來，從而推動了啟蒙理性的激進化發展。

　　“博士論文”集中表達了呼喚哲學變革與尋求精神自由的深層意圖。一方面，馬克思試圖通過哲學史考察來反省當代哲學困境，預示哲學的重建與發展的未來方向。另一方面，迫于當時政治環境的壓力，馬克思只能在理論研究中追尋精神自由的觀念。馬克思把“自由”置于自我意識哲學之中，作為內在的主動性原則驅動著哲學對世界形成緊張的反思、斗爭關系，促使哲學轉變為對世界（尤其是“基督教國家”）的理論批判活動，在斗爭中與世界形成嶄新的統一關系。由此出發，他進一步提出了“哲學的實踐”、“哲學的直接實現”、“世界的哲學化”和“哲學的世界化”等一系列重要命題。當然，隨著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批判的觀點日益深化，從哲學、宗教批判走向政治、經濟批判，而“實踐”概念本身也逐步發展為生產的、革命的實踐觀點。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第二階段是建基于“理性共同體”的政治批判，精神文化批判深化為針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政治批判，力求建構“理性的國家”，并走向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雙重超越。

　　首先，馬克思針對市民社會、宗教和國家展開政治批判。在編輯《萊茵報》時期，馬克思開始廣泛接觸現實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問題，抽象的“自我意識”概念不再適用，黑格爾主義的“理性國家”概念的重要性凸顯。如何實現理性國家，如何在理性國家中實現個人自由，成為馬克思關切的焦點。在《萊茵報》的政治批評語境中，“博士論文”中的“自由理性”主題被具體化為堅持普遍理性、普遍自由、普遍權利和普遍道德的“國家精神”與四分五裂的“基督教”、“特殊等級的局部利益”、“特權”等“非理性因素”之間的斗爭關系，而國家理性對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必然要依靠哲學和報紙的結合才能實踐地展開。此時，對于黑格爾主義觀點，馬克思產生了既堅持又懷疑的雙重態度。一方面，馬克思仍然站在“理性國家”立場上來進行宗教和政治批判，仍然堅持黑格爾的“理性與現實相統一”的原則[1]，即用理性的普遍性去統攝整合現存世界的特殊性，從而使理性現實化，使現實合理化，最終達成理性與現實的和解。另一方面，馬克思又看到了“理性國家”的矛盾和界限：黑格爾設想的理性國家與現存的國家迥然不同，國家非但不能整合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裂、保障個人自由，反而連國家本身也依附于市民社會的自我分裂，淪為特殊等級的特權工具。

　　其次，馬克思開始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國家的現實基礎，政治批判從國家領域深入到市民社會領域，并要求同時超越國家與市民社會，實現合理的社會共同體。馬克思從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現代境遇出發，將國家批判深化為市民社會批判，確立了揚棄國家與社會之分裂的問題意識。這樣，建基于黑格爾主義“理性國家”觀點的政治批判最終走向了對“理性國家”自身的揚棄。這構成了馬克思走向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共產主義建構的關鍵路徑。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將市民社會看作國家的現實基礎，并將揚棄國家與市民社會間分裂的道路確定為普遍選舉的“民主制”、“真正合理性的國家”。[2]在《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理解為“政治解放”的后果，要求超越政治解放而實現“人類解放”，即對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雙重批判、雙重超越。一方面，在超越黑格爾“理性國家”觀點和吸收社會主義國家消亡論的基礎上，馬克思明確提出對“國家”本身的批判；另一方面，馬克思還要求對市民社會本身展開批判，非常強調市民社會對于國家的決定作用，由此將國家與社會分裂的主題引向了對市民社會內在矛盾的探究。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第三階段是基于經濟批判的社會總體批判。馬克思最終深入到市民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學形式的內部，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相統一的全新哲學視野，并逐步形成了建基于資本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總體批判。這一階段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始，一直貫穿到《資本論》寫作的始終。此時，資本主義自我批判與內在超越的問題意識逐漸明朗，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相結合的科學方法日趨成熟。馬克思明確地把現代社會界定為“資產階級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針對現代的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逐步深化為針對資本統治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批判。基于資本批判的社會總體批判構成了馬克思哲學革命的主要內容。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展開對市民社會的經濟學批判，并開始將現代的文化形式、政治形式都理解為經濟生活的表現形式。他明確指出，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都受現代生產的普遍規律支配，共同從屬于現代私有制的生產運動。[3]將哲學、宗教和國家等的生產理解為社會生產的特殊方式，并且將私有財產的生產這種特殊的經濟活動理解為整個社會生產的感性現實，這就為文化和政治批判向市民社會批判的深化奠定了基礎。更進一步，市民社會的批判集中于異化的勞動、交往和社會關系以及私有財產的批判，觸及資本與勞動的對抗關系，這就揭開了對資本統治批判的帷幕。

　　在隨后的《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明確地把啟蒙運動以來的主流文化形式（特別是黑格爾以來的思辨哲學）視作現代意識形態而加以批判，并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實踐、社會關系等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要點，進一步奠定了資本主義批判的思想視域和理論基石。

　　需要強調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明確提出，提供了全面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視域和理論工具，但是卻并未中止馬克思哲學的發展進程，并沒有完成馬克思的哲學革命。馬克思哲學的核心問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與超越。如果沒有深入資本主義經濟內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僅僅停留于資本主義表層，馬克思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哲學的革命性飛躍。按其內在發展邏輯，馬克思哲學革命必然要深化為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建構必然要通過切入資本主義社會核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得到豐富與發展。

　　而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等著作中，馬克思從現代社會的文化、政治層面進入到經濟層面（市民社會），以經濟學批判為基礎展開針對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礎上尋求超越資本主義的總體性路徑。馬克思以資本生產為核心，以國家權力和文化意識形態為輔助要素，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以至整個社會生活的內在分裂進行了深入解剖，并在此基礎上對共產主義進行了更為豐富的闡發與論證。通過長期研究，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有關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和內在矛盾的重大發現：其一，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運行取決于資本統治，內在地受制于資本邏輯的支配。其二，資本主義的矛盾根植于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表現出自我實現伴生自我消滅的雙重趨勢。其三，資本主義必然遵循資本自我克服的邏輯而走向滅亡。其四，資本主義滅亡的過程并不是現代文明的徹底毀滅，而是人類文明的自我揚棄過程；資本主義在其異化形式中創造出了巨大的解放潛能，為共產主義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正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寫作中，歷史唯物主義建構達到了最高水平，馬克思哲學革命才基本完成。

　　從文化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經濟批判，馬克思思想逐步深化發展，形成了他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批判。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各自的歷史境遇中對馬克思的總體性批判從不同向度上進行了發展：東方馬克思主義側重于發展經濟批判基礎上的政治批判，開拓了社會主義國家建構的理論和實踐；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聚焦于經濟批判基礎上的文化批判，著力于闡明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馬克思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歷史地孕育出了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思想從文化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經濟批判，聚焦于經濟生活領域的物質生產及其生產關系，這就為實踐、社會關系和社會總體等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確立提供了基礎。

　　二、邏輯：新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

　　與資本主義批判

　　從邏輯視角透視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理論結構，就是要揭示實踐、社會關系和社會總體等基本觀點在新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統攝作用，及其具體化的諸種形式。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第一個理論層面，是實現對唯心主義哲學和舊唯物主義哲學的雙重超越，建立以“實踐”、“社會關系”和“社會總體”為基本觀點的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在這種新世界觀看來，實踐活動與社會關系互為前提，實踐活動中的主客體關系與交往、社會關系中的主體間性關系彼此交織、相互作用。一方面，現實的人正是在一定社會關系中進行著實踐活動，特定社會關系構成了特定實踐活動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又不斷生產著社會關系，特定社會關系構成了特定實踐活動的產物和結果。針對那些拘泥于舊唯物主義思維，僅僅看到了生產實踐的物質方面，而無視其社會屬性的思想家，馬克思指出，生產勞動既是物品生產過程，又是社會關系生產過程：“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4]

　　新世界觀認為，各種實踐活動與社會關系相互作用，共同結合為社會生活的有機整體即社會總體。社會是一個各要素普遍聯系的整體，即實踐體系與社會關系體系結成的總體。特定實踐與特定社會關系本身就處于特定社會總體之中，并不斷實現著這一社會總體的再生產過程。社會總體主要包含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面及其相互關系。如果以人體結構來類比現代社會總體，可以說，現代社會的骨骼是經濟，肌肉是政治，皮毛是文化，而其中貫穿循環的血液、神經則是資本生產。社會總體決定社會中的個體與局部，個體、局部的意義取決于它們在社會總體中占據的位置、發揮的作用。因此，應當從社會總體出發，透視個體與局部的本質與功能，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新世界觀的要義在于：從實踐、社會關系和社會總體出發觀照整個感性世界；超越“可感覺之物”的感性直觀表象，探求感性直觀對象背后的實踐活動、社會關系及其聯結而成的社會總體。馬克思所關注的焦點，并不是孤立的單個存在物的自然物理屬性，而是以經濟性的實踐活動、社會關系為核心機制聯結而成的社會有機總體。他曾多次表明自己與那些僅僅關注“可感覺之物”的一般唯物主義者的本質性差別，以此來闡明新唯物主義思維方式的精髓。例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圣麥克斯章”中，馬克思專門針對施蒂納對“物”的抽象理解，闡明了“物”的社會歷史性存在方式。[5]在“費爾巴哈章”中，又針對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論，闡明了“櫻桃樹”這一感性對象的社會歷史性存在方式。馬克思集中強調的是：實踐活動、社會關系及其聯結而成的社會總體比可感覺的物體、比感性經驗更為根本。要言之，從可感覺之物追溯到超越感性直觀的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并將各種實踐與社會關系聯結而成的社會總體看作感性世界的根源和基礎，這便是新唯物主義思維的基本邏輯。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第二個理論層面，是新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實踐、社會關系和社會總體觀點，進一步具體化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并不是一般性地談論人類世界、社會存在，而是要進一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矛盾之中，著力探究實踐、社會關系的特殊形式及其特殊矛盾，從而發展為更具體地觀照現實世界的歷史唯物主義范疇原理體系。由此，在對社會存在的具體探究中，實踐觀點要具體化為實踐的各種基本形式：物質生產勞動，內含“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關系；物質交往特別是商品的市場交換活動及交換關系；階級斗爭這一特殊實踐構成了物質生產交換與政治實踐、文化實踐之間的中介和橋梁。社會關系觀點要具體化為社會關系的各種基本形式：經濟關系、政治關系與文化關系。其中，各種社會關系的基礎是經濟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而政治關系、文化關系則形成為實體性或觀念性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呈現出矛盾關系。由各種形式的實踐、社會關系，聚合成為整個社會的有機整體，這就是社會總體。歷史唯物主義范疇原理體系所揭示的正是人類社會總體的具體圖景：從共時性來看，社會各個要素、領域之間彼此聯系、協調互動，形成相對穩定而內含矛盾的社會結構或社會形態；從歷時性來看，整個社會形態也隨著矛盾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日趨變革與飛躍。

　　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第三個理論層面，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總體的理論再現進一步深化為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批判，其核心是對資本統治的批判與超越。歷史唯物主義所關注的焦點并不是一般人類社會，而是馬克思生活于其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因而，實踐、社會關系、社會總體等基本觀點的核心含義就是：“資本生產”、“資本關系”與“資本總體”。從實踐－社會關系觀點來看，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實踐形式是資本生產，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形式是資本關系，二者彼此交織，相互結合。再從社會總體觀點來看，資本對現代社會的廣泛滲透與全面統治，使得社會總體日趨轉化、生成為資本總體。一言以蔽之，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現代”的本質就是資本統治的時代、資本主義主導的發展階段；而“資本主義”就是資本統治的社會形態和文明發展形式。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正是對現代文明最深刻的時代診斷。誠如恩格斯評論《資本論》時所說：

　　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得到。歐文、圣西門、傅立葉的著作現在和將來都是有價值的，可是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攀登最高點，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覽無遺。[6]

　　進而，在資本批判的問題視域中，歷史唯物主義憑借其獨特的思維方式，描繪了一幅資本占據支配地位、資本邏輯主導整個社會生活、資本生產膨脹為社會總體的現代世界圖景。

　　《資本論》中的“商品是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這一命題，揭示了資本統治的現代世界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與存在結構。“可感覺的”與“超感覺的”這二者之間是什么關系？“可感覺”的東西就是商品的物質形態，它是在社會總體中作為“產物”而存在的簡單存在物，即具有自然物理屬性、可以被感性直觀的“物品”。而在“可感覺”的物品背后，有某些使得物品及其相互關系得以存在的基礎性的活動和關系，這就是商品中“超感覺”的內容。這種“超感覺”的東西，其實就是在商品的物質形態背后由生產勞動和交換關系等聯結而成的“社會總體”。

　　如果說，商品存在方式的結構特性在于：一方面，“可感覺”的存在物掩飾和實現著“超感覺”的存在物，另一方面，“超感覺”的存在物塑造和生產著“可感覺”的存在物；那么，以商品的堆積如山為特征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存在方式的顯著特征便是：超感覺的社會總體決定著可感覺的物品，而物品則掩飾著社會總體的運作過程。超感覺的社會總體決定可感覺的單個物品，這種存在方式的根源正在于資本的總體化、社會化邏輯。在現代條件下，資本支配了物質生產和物質交換過程，也以此為基礎支配了實踐活動與社會關系。將現代世界的方方面面統合在一起的正是資本，整個社會系統都圍繞著資本這一“中軸”而持續運轉，資本邏輯決定著現代性的邏輯。現代世界的“社會總體”，實質上就是資本自我生產過程的總體。

　　總之，從理論邏輯的總體結構來看，馬克思哲學正是新唯物主義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和資本主義批判的“三位一體”。脫離科學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指導，資本主義批判就是盲目膚淺的；沒有資本主義批判的充實，世界觀和歷史觀就是空洞抽象的。在馬克思的新哲學建構中，世界觀、歷史觀與資本批判是內在統一的。

　　三、實質：“哲學—政治經濟學”

　　總體性革命

　　歷史和邏輯兩個維度的考察，有助于我們重新理解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就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總體性革命，其核心在于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的統一、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統一。資本的統治構成了馬克思哲學思考的現實境遇與關注焦點。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核心意旨并不在于建立某種包羅萬象的思辨哲學體系，而是在于開啟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與內在超越的歷史路徑。因而，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必然深化為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建構必然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得到豐富與發展；《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寫作，才是馬克思哲學革命得以完成的標志。

　　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總體性革命，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當代闡釋與建構的基本理論視域。由于傳統的哲學解釋模式系統地遮蔽了歷史唯物主義與資本批判的內在統一性，因而，要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闡釋與建構，就必須重新開啟資本批判的問題視域。傳統解釋模式追求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化、體系化和教科書化的闡釋與表述形式，將馬克思主義嚴格區分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種專業學科，然后再將哲學分割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個領域。這種路向具有簡單化、機械化和片面化的詮釋傾向，遮蔽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與歷史性。要超越傳統解釋模式，亟需將歷史唯物主義與資本邏輯整合起來進行研究，凸顯二者的內在統一性，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批判向度。基于資本批判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就是從資本邏輯批判的問題視野出發，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問題。這種新的研究方式，既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實質的當代闡釋，又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意義的當代理解，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批判視域，有助于在當代境遇中把握馬克思哲學變革的本質意蘊。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直接關系到“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什么是馬克思哲學變革的理論實質”等根本性問題。而資本批判的研究，則直接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生境遇、問題意識、思維方式和實踐意義等問題的闡明。基于資本批判來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問題，構成了在當代境遇中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實質、思想精髓的重要環節。

　　其次，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批判視域，有助于超越傳統的研究模式，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當代闡釋與當代建構。傳統解釋模式對歷史唯物主義采取一種“非歷史化”的解釋模式，忽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批判向度。只有重新開啟資本批判的問題視域，才能闡明歷史唯物主義被遮蔽了的“歷史性”。在當代境遇中，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也應當被“歷史化”到現代資本主義自我批判的時代境遇之中，以獲得現實土壤與實踐根基。基于資本批判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問題，能夠從多個層面推進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研究：明確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問題意識，革新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的研究方法，拓展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和研究領域，闡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當代意蘊。

　　最后，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批判視域，有助于推進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價值、現實意義的研究，開啟歷史唯物主義參與當代社會發展實踐的理論和現實路徑。只有實現歷史唯物主義本身的“歷史化”，才能真正實現其“當代化”。資本邏輯批判始終是歷史唯物主義觀照社會現實的基本方式。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境遇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實踐路徑是“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資本統治的批判與超越問題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出場的關鍵路徑。這就決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建構必須要和資本批判結合起來。基于此，歷史唯物主義才能真正地面向現實生活，參與當代社會發展進程。

　　更進一步地說，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革命也構成了在當代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理論基礎。資本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建構的關系問題，其實質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問題。對資本邏輯的批判性研究，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而歷史唯物主義的建構與發展，則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的理論硬核。因而，將資本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整合起來進行研究，就是要打通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專業隔閡，凸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整體關注性，其關鍵在于“總體性視野”的重建。

　　這種重建并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基于總體性視野被“專業主義”肢解的現狀，并指向資本統治的總體性邏輯與“分而治之”策略。具體來看，第一，資本對現代社會的統治遵循總體性邏輯，但同時兼有“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資本是總體性的存在：資本將整個社會統合起來，形成普遍聯系的社會總體。另一方面，資本統治的總體性恰恰是通過“分而治之”策略來實現的：資本的總體性隱而不顯，卻表現為孤立的片段和環節，通過這些碎片化的表象來掩飾其總體性存在本身。例如，資本不是物，而是體現在物上的生產關系；然而，資本總是用可感覺的、孤立存在的物來掩飾超感覺的、關系性的總體存在本身。第二，資本統治的“分而治之”策略誘發了思維領域的總體性視野的瓦解。在社會存在層面，資本的總體性表現為一系列個別、片段、局部的表象；這些表象反映到社會意識上，就會產生出肢解總體性的抽象思維。如果我們拘泥于孤立的哲學學科或經濟學學科的專業主義視野，就只能抓住資本的某些片段、枝節，而看不清資本的全貌。由此，資本完成了自我掩飾，而思維卻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第三，總體性視野瓦解的現狀，迫切要求我們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性視野。資本的總體性存在、“分治”策略及其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專業主義后果，更加凸顯了重建總體性視野的必要性。

　　在當前形勢下，應當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整體革命，將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整合起來。在理論和實踐中，我們都不能無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不能把哲學、政治經濟學與科學社會主義生硬地分割開來，尤其不能把哲學革命與資本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建構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機械地割裂開來。回到馬克思，不是回到某些枝節性觀點，而是回到馬克思的總體性視野，從而以總體性的資本批判為基點，介入當代現實，發展馬克思主義。

　　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2年第8期

　　作者單位：郗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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