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經典文本來看，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貫穿了兩位科學巨匠戰斗的一生，主要經歷了奠基、發展、深化和完善階段，生動地反映出馬克思恩格斯對大工業和小農業、規模化大生產和分散性小生產、工人合作工廠和農民合作社的認識越來越客觀、具體。認真梳理和總結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歷史演進和發展規律，具有深刻的當代啟迪。新時代進一步開拓合作化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必須以發展合作社為鄉村振興的關鍵抓手，堅持創新和完善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堅持農民自愿和國家幫助相結合。

　　合作社思想在馬克思恩格斯宏大理論體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目前學術界較多地從農業合作社、工人合作工廠、合作制問題等視角進行了探討，涉及較多的經典文本當屬《法德農民問題》《資本論》《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其他文本涉及較少。本文從經典文本的視角，深度考量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歷史演進和發展規律，對于進一步開拓新時代合作化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深刻的當代啟迪。

　　一、合作社思想的奠基：《共產主義原理》至《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同共產主義思想聯系緊密。19世紀40年代，在《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的運動》《共產黨宣言》等文本中，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主義進行了思考和論證，逐步孕育了合作社思想的幼芽；經過1848年歐洲革命和1864年前后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兩位科學巨匠對農民合作社、工人合作工廠進行了初步探索，奠定了合作社思想的重要基石。

　　(一)合作社思想的萌發

　　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萌發，與他們對工農聯盟的認識直接相關。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看到了機器的廣泛使用使得資本家侵占了一切，工人變得一無所有。在《1847年的運動》中，恩格斯預言：“總有一天貧困破產的農民會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無產階級、中間等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充分肯定了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而包括農民等在內的中間等級保守而又不革命，“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于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到那時，貧窮潦倒的農民將會和無產階級走向聯合。通過合作社的道路吸引農民參加工農聯盟，是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基本政治訴求。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和“自由人聯合體”的偉大構想。合作社不可能離開聯合、離開一定的組織而存在。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指出，未來社會將在總計劃指導下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經營生產管理，它將消滅競爭，“而為聯合所代替”;將廢除私有制，而為財產共有所代替。據此，恩格斯提出了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的設想，到那時領導工業生產的將不再是那些相互競爭的廠主，“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這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到了《共產黨宣言》那里，將是一個“自由人聯合體”,這個聯合體將以聯合勞動取代雇傭勞動，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全體成員共享勞動成果。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逐步改造”社會的主張。對舊社會實施改造，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同樣離不開合作社。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對變革私有制為公有制發揮著巨大的制約作用，因此只能根據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實施逐步改造社會的措施。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還必須充分考慮社會生產力的實際狀況，在“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的前提下，逐步實施社會改造，為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創造條件。這些主張的提出，為合作社思想正式出場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

　　(二)對農民合作社的初步認識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大規模經營農業有利于全社會。1848年3月，他們在共同草擬的《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中，指出大規模經營農業對全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要求德國“各邦君主的領地和其他封建地產，一切礦山、礦井等等，全部歸國家所有。在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大規模地經營農業，以利于全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使一直受少數人壓迫的德國農民爭得自己的權利。1850年3月，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針對德國小資產者試圖讓農民擁有封建地產這樣的可供自由支配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必須堅決反對小資產者的這種意圖，堅決要求把收繳的封建地產實行國有化，然后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村無產階級利用大規模農業的一切優點來進行耕種”。這樣，當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有所松動時，就能夠為未來公有制原則的建立提供基礎。

　　恩格斯認識到農業合作社集體經營是農民擺脫貧困的途徑。1850年夏，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指出，在封建社會，農民始終“被當做牛馬，甚至連牛馬都不如”;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農民仍然在可怕的壓迫下忍受著無窮無盡的折磨。由于農民總是在各個地方散落地居住和生活，這就很難使他們達成某種共同的協議和采取統一的行動；相反，諸侯、貴族和官吏這些有組織的統治階級的力量卻勾結在一起，形成與農民對峙的局面。“這種情況一日不變，農民就不可能獨立進行革命。農民只有同其他等級結成聯盟才有勝利的機會。”面對有組織的反動力量，農民必須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學會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國農民戰爭》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出了農民擺脫貧困的途徑，這就是：把那些大農和封建主私人占有的土地搶奪過來，并逐漸使它們成為社會財產的一部分，然后移交給農業工人組成的合作社集體經營、耕種。

　　馬克思認識到要通過互助合作的道路吸引農民參加革命。1852年3月，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法國小農占了人口的大多數，他們各自在小塊土地上生產，進行著沒有分工、沒有科學技術的耕作，當然就不可能發生豐富多樣的社會關系，而是處在彼此隔離的狀態。馬克思指出：“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這種情形下，雖然各小農的利益具有同一性，但是這種同一性并沒有使小農形成某種政治的、經濟的聯系或建立某種政治的、經濟的組織。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小塊土地、地產分散的存在，法國農民正在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沒落，這就促使農民“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這時，馬克思不僅認識到工農聯盟的現實可能性，而且認識到可以通過互助合作的道路改造小農土地所有制，把小農吸引到無產階級這邊來，成為革命堅定的合作者、同盟軍。

　　(三)對工人合作工廠的初步評價

　　合作運動是工人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1864年10月，馬克思在為國際工人協會起草的兩個綱領性文件《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頻繁使用了“聯合”“合作”“共同”“團結”“組織”這樣的詞匯。他初步分析和評價了合作工廠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推動工人合作運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馬克思肯定了工人合作工廠是“偉大的社會實驗”。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馬克思強調了1848年以來發生的“兩件重大的事實”:一件是英國工人階級經過30年斗爭終于爭得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獲得通過；另一件就是工人創辦的合作工廠。這兩件大事都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戰勝“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勝利，但合作工廠是“一個更大的勝利”,是“偉大的社會實驗”。馬克思高度贊揚合作工廠的創建者，把他們比作“勇敢的手”,指出“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因為由工人階級“按照現代科學要求”組織的大規模的合作社生產，離開資本家階級的參加是完全能夠進行的；工人創辦的合作工廠在內部已經使雇傭勞動“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從而使勞動獲得了經濟上的解放。

　　馬克思還看到了工人合作工廠發展的狹隘性和局限性。他指出，“不管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多么卓越，在實際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就始終不能阻止壟斷勢力的幾何級數的增長，也不能從根本上使勞動群眾擺脫貧困的重負，更不要說解放勞動群眾了。正因為如此，當合作運動處于萌芽狀態時，那些貴族、資產階級的慈善空談家甚至機靈的政治經濟學家，他們過去曾費盡心機地要鏟除它，嘲笑它，咒罵它，“現在都突然令人作嘔地捧起場來了”。馬克思指出，要克服合作工廠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合作運動必須要沖破“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阻止壟斷勢力按照幾何級數增長”。只有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合作運動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得到財力等方面的支持，才能克服合作社的狹隘性和局限性。這樣，奪取國家政權就成為工人階級的光榮使命和神圣職責。

　　二、合作社思想的發展：《資本論》至《論住宅問題》

　　從19世紀60年代中期馬克思的《資本論》到70年代中期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又經過大約10年的探索和發展。這些探索和發展的成果主要通過《資本論》《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指示》《法蘭西內戰》《論土地國有化》《論住宅問題》《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等文本群體現出來。

　　(一)對工人合作工廠的再認識

　　在《資本論》第3卷第27章中，馬克思集中筆墨闡述了“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形成，使得生產規模空前擴大，出現了個別資本不可能建立起來的企業，于是曾經的政府的企業就變成了社會的企業；那些“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的企業，股份公司就建立起來了。信用制度的形成，不僅為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股份公司創造了“主要基礎”,同樣也為工人合作工廠的創辦、發展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前提。合作工廠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斗爭的重要工具，但離開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誕生的工廠制度和信用制度，合作工廠都不可能獲得發展。

　　馬克思再度考察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合作工廠的性質、地位和作用。他進一步肯定了合作工廠的巨大歷史性貢獻，把它看成“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雖然工人創辦的合作工廠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缺點，但是令人欣喜的是，在合作工廠內部，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已經得到“積極地揚棄”了。

　　馬克思在考察和研究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股份企業和合作工廠后發現，這兩種生產組織形式都“應當被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當然，這兩種生產組織形式之間還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別。在股份企業內，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不是積極地而是“消極地揚棄”的，也就是說，同樣作為過渡形式，股份企業和合作工廠是有著根本的不同的。盡管如此，這里仍然凸顯了馬克思一個重要的設想，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渡中，合作工廠就是十分有效的過渡形式，它可以充當這一轉化、過渡的橋梁和紐帶。

　　(二)制定了合作勞動的五點建議和原則

　　1866年8月，馬克思為國際工人協會日內瓦代表大會寫下了《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指示》一文。馬克思共講了11點指示，其中第五點指示就是關于“合作勞動”。馬克思強調，對于國際工人協會，決不會指使或強制它去接受或服從任何空論主義的制度，“因此代表大會不應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而只應闡明一些總的原則”。

　　馬克思為“合作勞動”制定了五點建議和原則。一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反對和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力量，合作運動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二是合作制度決不能徹底地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只有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可能實現。三是由于合作生產足以動搖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而合作貿易只能觸動它的表面，因此建議人們更多地從事合作生產。四是建議所有合作社從自己的總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基金，不僅用于宣傳合作社理論與原則，還用于努力創建新的生產合作社。五是建議每個企業的工人，都應當從收入中獲得同等的份額，以避免合作社蛻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馬克思制定的這些建議和原則，為合作社運動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南。

　　(三)指出資本主義生產讓位于合作制生產需要的根本性條件

　　馬克思在《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指示》中，談到過資本主義生產讓位于合作制生產需要的根本性因素和條件，那就是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在1871年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更加具體化。在馬克思看來，公社把逃亡資本家的停業工廠和作坊予以沒收并交由工人合作社管理，“把現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這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因為從資本主義生產到合作制生產再到共產主義生產，還缺乏根本性的因素和條件。這個條件就是：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后，要對全國生產進行有組織有計劃地控制和調節，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無組織性和頻頻發生的經濟危機從根本上加以制止。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條件，公社就能夠在經濟上讓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解放，而不是“一種騙局”,合作制生產也就成為“可能”的共產主義了。

　　馬克思進一步強調，“資本主義生產→合作制生產→共產主義生產”的演變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不僅看到了合作生產取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過程，還進一步強調了合作生產的實現必須把對環境的改造和對人的改造有機地結合起來。

　　(四)闡明土地國有化將成為一種“社會必然”

　　土地國有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考察合作社發展的重要視角。在1872年的《論土地國有化》中，馬克思指出，為了順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口越來越多越來越集中的歷史趨勢，資本主義農場主不得不在農業中廣泛地采用集體的聯合的勞動，把機器和各種發明成果廣泛地運用于農業生產，這將最終導致土地國有化成為一種“社會必然”。由于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是一小撮人按照他們的利益和意志來組織生產，土地的地力就會被無知地消耗掉，這種生產方式當然不能滿足社會的多樣化需要。與之相反，在土地國有化條件下，能夠有效地采用灌溉、耕作技術、化學處理等一切現代方法，能夠使生產得到更有力的推動，“社會的迫切需要將會而且一定會得到滿足”。因此，土地規模化管理和經營要遠遠優于小塊土地的分散管理和經營。實行土地國有化，將會帶動農業、工業等一切生產部門按照共同的利益組織社會生產，從而“將徹底改變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并最終消滅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恩格斯則以住宅問題為切入點進一步發揮了馬克思的土地國有化思想。在1872年的《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反駁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認為它實質上是反動的資本主義改良方案。針對小資產者迷戀的那個既有織布機又有個人占有的小屋子，還有私人擁有的小菜園以及私人擁有的小塊土地這樣的“最好的世界”,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工業的發展早已把這個“最好的世界”摧毀在了它的萌芽狀態而使它不能前進了。工業發展的成就摧毀了大工業、小工業和最小工業部門中的單獨勞動，取而代之的是進行大規模生產的社會勞動，少數人享有的獨占品也變成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社會財富了。因此，小資產者口中所謂的擁有手工勞動的“最好的世界”,是在開歷史的倒車，是要使人類社會保全現代社會一切禍害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恩格斯看來，所謂的住宅問題，“只是從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的無數比較小的、次要的禍害之一”。因此，解決住宅問題，僅僅通過對資本主義實行改良的辦法和途徑是行不通的，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工人階級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

　　三、合作社思想的深化：《哥達綱領批判》至《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

　　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至他去世前兩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進一步發展。這一時期，自由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進一步加劇，大批小生產者紛紛破產，走向沒落。無產階級革命的新形勢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推動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深化合作社思想。

　　(一)批判拉薩爾主義的合作改良思想

　　拉薩爾主義從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立場出發，鼓吹通過爭得普選權和依靠“國家幫助”的辦法廣泛地組建工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使工農擺脫貧困的夢魘，實現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拉薩爾主義關于合作改良的這些主張，在德國工人運動中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全面系統地清算了工人運動中的拉薩爾主義，避免了德國黨和工人階級的內部分裂。馬克思敏銳地洞察到“哥達綱領”的險惡用心，說它是“極其糟糕的、會使黨墮落”的綱領。馬克思看到，拉薩爾主義是要無產階級主動放棄以革命斗爭的手段去獲取生產資料的方式，代之以依靠統治階級的憐憫和施舍去獲取“國家幫助”,借以建立生產合作社，最終導致社會主義組織的產生。很顯然，拉薩爾主義這是在極盡粉飾統治階級，試圖削弱和瓦解無產階級的戰斗意志，對資產階級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幻想它能夠同與之勢不兩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實現相互合作。這種消解革命的論調無疑會把工人運動引入歧途，給無產階級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拉薩爾主義還把小手工業者、小工業家以及農民等誣蔑成“反動的一幫”,竭力反對工農結成聯盟。馬克思指出，拉薩爾的這種論斷是極其荒謬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是極其有害的。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解放，就要通過合作社的道路吸引農民成為自己堅定的同盟者，與農民形成大“合唱”。而拉薩爾主義把農民誣蔑成“反動的一幫”,就是要斬斷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天然聯系，叫農民站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就是要破壞和瓦解工農聯盟，縮小無產階級革命陣營，壯大敵人陣營。馬克思尖銳地指出，拉薩爾這樣做，“不過是為了粉飾他同專制主義者和封建主義者這些敵人結成的反資產階級聯盟”。

　　(二)闡釋社會化大生產與協作關系演進的規律

　　合作社的形成和發展是與社會化大生產或生產的社會化發展趨勢分不開的。社會化大生產是規模化的生產和組織化的生產，與小生產的分散生產和小規模生產是根本不同的。對于社會化大生產與協作關系演進的規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有深刻的闡釋。

　　恩格斯以馬克思的《資本論》為主要依據，并作了進一步發揮，對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生產過程的社會化和勞動產品的社會化都作了十分全面的分析和闡釋。恩格斯看到，中世紀盛行的生產方式普遍建立在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之上，這是典型的小生產方式，規模小、簡陋而有限。當然，這些小生產者有時也利用過別人的幫助，但是這種幫助通常卻是次要的。恩格斯發揮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認識，指出在從分散的小生產演進到集中的、規模化的大生產的歷史進程中，資產階級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資產階級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魔力把個人的生產資料變成了社會化的生產資料，使這些生產資料只能由一批人來共同使用，這樣，成百上千人協作的工廠就取代了一個個小作坊。

　　同時，生產本身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小作坊時期的“個人行動”變成了協作工廠時代的“社會行動”,生產的產品也由“個人的產品”變成了“共同產品”或“社會的產品”。這樣一來，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個結果，這就是“個體小生產者的生產資料和產品變得愈來愈沒有價值”。也就是說，個體小生產者會越來越沒有出路，如果說他們還有出路的話，那就是必須心甘情愿地受雇于資本家，接受他們的剝削。隨著小生產者紛紛破產，越來越多地加入雇傭勞動大軍變為無產者，隨著個人的生產資料向社會化的生產資料的轉換加劇，又會“迫使人們日益把巨大的社會化的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以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恩格斯的這些精辟分析和論述，為合作社生產提供了更為具體明確的理論依據，進一步深化了合作社思想。

　　(三)指出俄國這樣特殊的東方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可能的合作社道路

　　1881年2月，俄國女革命者維·伊·查蘇利奇向馬克思致信尋求幫助，請求他對俄國農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種命運問題作出理論上的解答。為了答復問題，馬克思數易其稿，最終完成《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在這封著名的復信中，他在考察俄國農村公社的基本性質、特征及將來可能面臨的歷史走向等問題的基礎上，較為審慎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其中就包括了像俄國這樣的東方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走合作社道路可能存在的特殊性。

　　馬克思認為，俄國農村公社的諸多獨特條件使它優于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奴役下的其他國家，使它在走向合作社的道路上可能會比其他國家經受的苦難和波折要少得多。其一，土地公有制是俄國農村公社實現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這就為它將來從那種小地塊的分散的個體耕作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耕作創造了基本前提條件。因為土地公有制有利于建立勞動組合關系，有利于實行大規模的集體耕作。馬克思看到：“俄國農民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公益事業方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集體勞動了。”其二，俄國擁有十分遼闊的土地，地形單調，多為平原，地勢平坦開闊。這使得俄國農民具有采用大規模合作勞動的天然條件，天生就具備組織化經營管理的優勢。馬克思指出：“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于利用機器進行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實行合作勞動的農業經營。”其三，俄國“農民習慣于勞動組合關系”。這種歷史上形成的合作傳統也會幫助和推動俄國農民由個體勞動逐漸過渡到合作勞動。其四，由于俄國長期以來都是仰仗它的農民來維持生存，因而在實現小地塊的個體勞動向大規模的合作勞動過渡的歷史過程中，俄國社會有必要承擔起這樣的義務，即它應當通過某種經濟上的支持來幫助農民和公社實現向規模化合作勞動的過渡。其五，俄國社會處在有別于西歐的獨一無二的歷史環境中。俄國農村公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并存者，這又使它可能獲得一個優勢，使它有可能突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拘囿而又能巧妙地利用它的一切文明成果來為公社服務，“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

　　此外，馬克思還強調，在俄國要使合作勞動戰勝個體勞動，還有兩個因素是必須考慮的：一是俄國農村公社在經濟上具備改造的訴求；二是它在物質上也具備改造的前提。馬克思的這些思想主張，對于經濟文化落后國家通過合作社的道路實現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具有深刻的啟示。

　　四、合作社思想的完善：《致威廉·李卜克內西》至《法德農民問題》

　　從《致威廉·李卜克內西》到《法德農民問題》,是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獨自探索合作社思想的時期。這一時期，大生產不斷吞噬小生產，小生產者的境遇更加惡化，壟斷資本和壟斷組織開始形成，從而在更高層面上推動了生產和資本的社會化水平，為恩格斯豐富完善合作社思想創造了機遇和條件。

　　(一)對國家幫助合作社問題及時提出建議

　　1884年12月29日，恩格斯在《致威廉·李卜克內西》的信中，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團面臨的國家幫助工人問題及時給予了建議，指出：如果德國黨要投贊成票，“只有在保證工人也將得到同樣的國家幫助時才是可能的”。這些國家幫助至少包括：一是政府每年給資產階級贈款多少數額，就應當贈款多少數額給工人合作社使用。二是在普魯士，國有土地應當租給工人合作社使用，而不是租給大租佃者或者租給那些因失去短工勞動就無法維持其基本生活的農民使用。三是公共工程的定貨應該交給工人合作社而不是交給資本家。如果德國黨在上述條件下投了贊成票，那就不僅考慮了工人的將來利益，也考慮了工人的目前需要。

　　1884年12月30日，恩格斯在致德國社會主義者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中再次重申了上述主張。恩格斯建議德國黨原則上應投反對票，但如果德國黨的大多數人要投贊成票，那就必須附上這樣的條件：政府必須把工人和資產者置于平等的地位上。首先，國家要給工人合作社以津貼和貸款，主要用于按照合作社方式去耕種租賃的國有土地及其他地產；按照合作社方式去經營工廠，進而把全部生產過渡到合作制的軌道上去。其次，在其他同等條件下，原則上盡可能由合作社承辦一切公共工程。再次，廢除破壞一切工會與合作社的反社會黨人法，掃除合作社道路上的立法障礙和困難，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通過這些措施，德國黨將會“用完全不同于輪船公司津貼、保護關稅制等等的方法，把工人吸引過來”。

　　1886年1月20-23日，恩格斯在寫給奧古斯特·倍倍爾的又一封信中認為，關于建立生產合作社的建議實質上是切實可行的，但是對于現政府來說，它一定會想方設法破壞任何類似的措施，斷送合作社的前程。與現政府不同，一旦國家政權攥在工人階級手中，就會馬上把建立合作社的建議和設想運用于社會實踐。恩格斯還指出，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后建立的合作社與舒爾采-德里奇或拉薩爾等人倡導的合作社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后者只是一種小合作社，還不能實現對現有社會生產資料的占有，它采用的合作生產，也只是與現有資本主義生產并列存在的生產。恩格斯指出，必須大力推行合作社生產，就像在巴黎公社時期采取的措施那樣，不管是被工廠主關閉的工廠還是國有土地，都要交給合作社，要按照合作社的方式去經營、耕種，否則，它就有可能滑向資本主義的經營和耕種方式。談到未來將通過何種方式實現向完全的共產主義過渡時，恩格斯強調：“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

　　(二)對社會主義改造的適宜性、可能性進行解答

　　1890年8月16日，德國社會主義者奧托·伯尼克致信恩格斯，請他在社會各階級存在教育、認識水平差別的情況下，就社會主義改造的適宜性和可能性問題作出解答。恩格斯的答復十分直接：“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他還以德國的事實打消了伯尼克對社會主義改造存在的疑慮，指出德國工人經營的許多生產和分配合作社已經驗證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排除統治階級蓄意破壞的因素，工人創辦的合作社在經營和管理上絕不遜色于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不僅如此，工人們在與資產階級的戰斗中還充分地展示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

　　恩格斯還毫不諱言地批評了伯尼克對勞動群眾存在的偏見，批評他看不到德國已經初步具備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改造的障礙并不來自于勞動群眾，而是恰恰來自于“小農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聰明絕頂的有教養的人”。當然，恩格斯也沒有回避合作社還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比如合作社還缺乏技術員、農藝師、化學家等諸如此類的專家，而這類專家在極其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像資產階級那樣把他們收買過來為無產階級服務。

　　在總結通過合作社道路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時，恩格斯向伯尼克明確了兩個關鍵因素：其一，國家政權必須從資產階級手中轉換到工人階級手中。其二，在勞動群眾中能夠得到足夠的支持者。有了這兩點，那些大工業和大農業很快就能實現社會化大生產，其他的合作社生產和經營也會隨之發展起來，“而有了大生產，我們就能左右一切”。他堅決否認了那種認為由于勞動群眾的教育和認識水平低下而給社會主義改造潑冷水的一些人的錯誤傾向，充分肯定了群眾合作社取得的成就，對合作社發展前景抱以樂觀的態度，極大地鼓舞了群眾合作社運動的發展。

　　(三)對巴黎公社時期合作社問題的經驗教訓作出總結

　　1891年，巴黎公社成立20周年之際，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德文第三版(紀念版)撰寫了導言，再度考察了巴黎公社的活動。他看到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在后人看來當時應該采取的措施。公社沒有認識到法蘭西銀行具有的價值遠遠超過扣留一萬個人質所具有的價值，因而公社始終沒有把銀行控制在自己手中，這個責任首先應該由蒲魯東派負責。蒲魯東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利益，站在小農和手工業師傅的立場堅決反對聯合，認為聯合的弊端大于優點，聯合從根本上說是無益的，甚至還會帶來害處；聯合不僅不能節省勞動反而會束縛工人的自由，不是聯合而是競爭和私有財產等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那些大工業、大企業內部實行的聯合生產與協作勞動雖然是適用的，但只能算是一個例外。

　　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時期的巴黎，大工業都已經很普遍了，根本不存在蒲魯東所說的什么“例外”。據此，在巴黎公社頒布的諸多法令中，恩格斯最看重的法令就是對大工業乃至工場手工業的組織與聯合，“這種組織工作不但應該以每一工廠內工人的聯合為基礎，而且應該把所有這些合作社組成一個大的聯社”。1871-1891年間蒲魯東派在法國工人中的最終絕跡，也昭示著通過巴黎公社式的層層組織工作，必然能經過合作社的道路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

　　(四)對農民合作社思想的豐富完善

　　19世紀90年代，歐洲工人黨在長期的革命洗禮中逐漸改變了對農民的態度和認識，從過去一貫輕視、冷漠的態度轉到關注和重視農民了。但是，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就能真正爭取到農民和解決農民問題。德、法兩國工人黨就在農民問題上不同程度地滑向了機會主義，后者甚至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維護私人占有的主張。

　　為了肅清德、法兩國工人黨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正確認識奪取政權時如何爭得農民的支持，以及奪取政權后如何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等問題，恩格斯于1894年11月撰寫了《法德農民問題》。他把農民區分為小農、中農、大農及大土地占有者。一方面，由于小農注定要滅亡成為無產者，因此要把小農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由于小農根深蒂固的小生產觀念，對待小農就不能通過類似于剝奪、掠奪這樣的辦法，而是要通過示范引導、教育提高和國家幫助這樣逐步推進的辦法，把小農自愿自覺地推進到合作社的道路上去。另一方面，由于中農、大農遲早也要面臨滅亡的命運，無產階級政府不要急于阻止這種滅亡，而是要引導他們及其男女長短工組織成合作社，“并把這些合作社逐漸變成一個全國大生產合作社的擁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組成部分”。此外，當論及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指出，必須毫不遲疑地對他們的大地產實施剝奪或贖買以還給社會，然后交給農業工人組成的合作社來管理和經營。

　　五、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歷史演進的當代啟迪

　　從經典文本出發，回顧和梳理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歷史演進，對于新時代進一步開拓合作化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一)發展合作社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抓手

　　放眼當今世界，不管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先進國家還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互助合作運動已然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世界潮流和現象，正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指出：“由于誰也不能單獨生產出任何東西，于是就使得合作制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大規模地經營農業，以利于全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廣泛地發展各類合作社是實施“逐步改造”社會的重要力量，是吸引農民奪取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重要形式和途徑，是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后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中間環節。這些論述深刻地揭示了合作社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的多重重要功能。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合作社多重功能的闡述，為充分理解和認識合作社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思想指引。必須充分認識到，新時代大力發展各類農民合作社是實現我國鄉村振興的關鍵抓手。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為我們勾勒了鄉村振興的美好圖景，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方方面面。作為集政治、經濟、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互助合作組織，各類農民合作社的蓬勃興起和發展，高度契合了鄉村振興的美好愿景和戰略要求，是實現鄉村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其一，合作社往往通過“抱團取暖”的互助方式，以集體的、組織的力量去改變個體小農戶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這種方式有利于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實現產業融合，不斷增進農民收入和改善農民生活，滿足居民各類發展的需要，逐步推進鄉村實現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其二，合作社往往對農民的生產、經營、管理等技能和文化培訓作出安排，實行一整套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制度，有利于提升農民綜合素質和農民治理能力，逐步推進鄉村實現鄉風文明和治理有效。其三，在美麗鄉村建設背景下，合作社往往采取統一規劃、合理安排和集體行動的方式，為農民生產和生活提供各類科學有效的指導，有利于轉變鄉村發展方式和發展綠色生產，提升農民環境治理意識和環境治理能力，逐步推進鄉村實現生態宜居。

　　(二)堅持創新和完善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認為，農業個體小生產經營方式是排斥社會協作、社會調解和社會生產力自由發展的，“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產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這個“物質手段”就是日益發展起來的強大的社會生產力。也就是說，隨著生產力的進步，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大發展，從分散性的個體經營方式轉變到大規模的社會化共同經營方式，實現向社會主義大農業過渡，是農業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必然趨勢。由于利用聯合的、集體的勞動，采取合作生產經營方式有利于社會協作、社會調解和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因此，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要求未來新社會，“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總的計劃和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也就是說，引導勞動群眾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是社會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內在要求，對于創新和完善我國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有著重要的實踐指引。

　　創新和完善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是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推進鄉村治理的重要助力器。我國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主要以經濟的紐帶把分散的個體小農戶聯合、組織起來，形成共享經營成果、共擔經營風險的“利益共同體”。這種合作經營方式，既堅持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又能形成一定的規模化經營，推動農業發展從小規模經營方式向適度規模經營方式轉變，從粗放型經營方式向集約型經營方式轉變。但目前我國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經營規模偏小、經營方式凸顯粗放，組織化、市場化、專業化程度不高等，這種狀況顯然是與生產社會化、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不相適應的。因此，堅持創新和完善新型農業合作經營體制就成為當前農業發展必須突破的重要課題。具體來說，就是要著眼于三個方面：一是著力提升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組織化、市場化、專業化水平，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活動高質量發展，滿足市場多元化的需求，尤其要按照黨中央的新要求突出抓好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展。二是加快構建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合作與聯合為紐帶、以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復合型現代農業經營體系，著力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新時代農業經營方式的創新。三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盤活農民土地經營權，創新新時代農業生產經營實現形式。

　　(三)堅持農民自愿和國家幫助相結合

　　堅持農民自愿和國家幫助是馬克思恩格斯合作化思想的基本原則。農民自愿，是指尊重農民意愿，堅持入社自愿和退社自由，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和干涉；國家幫助，是指國家采取必要的引導、支持和援助，主要是財政上的和法律上的，而不是來自于行政方面的干預和干擾。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懷疑過小土地所有制和小農的滅亡，但是無產階級決不能“以自己的干預去加速其滅亡”。采取強制手段直接剝奪小農是違背小農意愿的，必須通過經濟的道路即合作化的道路引導小農放棄小塊土地所有制，向著社會化大生產過渡。在這方面，我們有著深刻的教訓。在我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時為了快速達到實現集體化和公有制的高公有化目標，就顧不上考慮農民的意愿和要求，也不給他們徘徊考慮的時間，而往往直接運用無產階級國家的政權力量，使全體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或人民公社。這種做法，不僅傷害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削弱了工農聯盟，削弱了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群眾基礎，也使合作化失去了應有的活力與生命力。當然，任何探索者的道路都不可能一帆風順，正確總結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是一筆寶貴的遺產與財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興起和蓬勃發展的新型合作化，是中國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發展新型合作化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合作社思想，堅持農民自愿和國家幫助相結合的基本原則。一方面，新型合作化是廣大農民群眾為了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在自愿互利基礎上，按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則實現的自覺自愿的合作，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合作化自愿原則的基本精神，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另一方面，新型合作化克服了那種運用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強制農民入社的弊端，使國家在合作化發展中的角色和定位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過去干預者的身份發展到真正的幫助者和支持者的身份。這樣，國家改變了過去干涉和統攬合作化的種種做法，而只是在規范管理、適度引導、輿論宣傳、技術投入、職能培訓、政策支持、財政補貼等方面對合作社提供必要的幫助，努力為合作化發展營造健康的內部環境，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讓勞動群眾在合作化的發展中當家作主，成為合作化真正的主人。

　　作者:蔣淑晴

　　文章來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21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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