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資本之讀與哲學改造：《資本論》的哲學語境及其讀法

　　《資本論》研究離不開哲學閱讀實踐。但是，資本之讀卻不會是直接的哲學之讀。試圖從中生產“哲學”的人們發現了實際的困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方法論思考并沒有為人們提供完整的概念，甚至沒有提供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象的明確概念。這里遇到了對象和對象的沖突性，是以阿爾都塞誠實地提出：“基于這個理由，哲學將要求深入閱讀《資本論》,以便回答《資本論》本身向哲學提出的使人感到意外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沒有寫明，但對哲學本身的前途具有決定意義。”[1]77

　　進一步，“不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能真正閱讀《資本論》,而我們同時也應該在《資本論》中讀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這種雙重的閱讀，也就是不斷從科學的閱讀回復到哲學的閱讀，再從哲學的閱讀回復到科學的閱讀是有必要和有成效的，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在這種閱讀中認識到馬克思的科學發現所包含的這一哲學革命的本質：一次開創了全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革命”[1]79。

　　可是，什么是哲學呢?哲學的使命在于尋求思想的普遍——就其實質而言，乃是一種特殊統治類型，故而賦予宗教的真理形式。

　　【注釋：黑格爾指出：“真正的哲學是自西方開始。唯有在西方，這種自我意識的自由才首先得到發展，因而自然的意識，以及潛在的精神就被貶斥于低級地位。在東方的黎明里，個體性消失了，光明的西方才首先達到燦爛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內發光，從思想出發開創它自己的世界。西方的福祉有了這樣的特性：即主體[在對象中仍]維持其為主體，并堅持其自身于實體中。”(黑格爾：《哲學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106-107頁)其宣布：“哲學的目的就在于掌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象。”(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5頁)】

　　哲學由形而上學所啟蒙，邏輯學則由哲學所啟蒙。哲學實現了邏輯的狂想，卻也訓導邏輯依照理性的原則行事。在現代社會場域，哲學的功能是相反的，它促使資產階級從曾經的“革命的階級”向一個保守而反動的階級轉變。

　　【注釋：如阿多諾認為，資產階級哲學的企圖就是“哲學的同一化企圖”:一方面，哲學使社會總體同質化；另一方面，哲學又借助科學的工具把人和物歸結為知識原子。】

　　哲學的開端恰恰說明哲學要被超越。繼而，如果沿著黑格爾-馬克思路徑探尋《資本論》的工作模式，那么，其表現出強烈的“非A的A”講述句式特征。據之可看到，《資本論》對研究對象的規定不是哲學式地實現“資本邏輯”意義，而在于尋求“革命辯證法”,以此觸發實踐革命。

　　【注釋：以勞動為例，商品生產勞動的“非正常勞作狀態(簡單勞動或勞動力商品的異化勞動)的生產勞動(抽象的勞動一般即人類勞動)”講述句式，凸顯了沒有勞動一般就沒有一般勞動的階級事實。】

　　階級領域內勞動的表現是A-B,即勞動二重性，這是典型“非哲學”的哲學表達，或可直接寫成“非勞動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普遍地歷史發展的情勢下，這是由勞動的自然歷史過程與其異化發展過程的對立統一所帶來的主體特征。顯然，勞動二重性的表達對資產階級哲學起到了內部解構的認識作用。“從此，對我們而言，政治經濟學就是‘真實’,也就是說，它恰恰就是符號中的參考：它是一種已故秩序的視野，但這一秩序的仿真保護了整體的‘辯證’平衡。真實，‘因此’就是想象”[2]42。

　　這種表達蘊含的斗爭規定繼而昭示：“資本不再到自然、上帝或道德中尋找自己的不在場證明，而是直接到政治經濟學中，到它的批判中尋找，并且依靠對自身的內在揭露而生存——這是辯證的刺激和反饋。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資本的設計中所充當的角色就來源于此……社會必須作為階級社會，作為階級斗爭來自我生產，必須在馬克思/批判的層面上運轉，才能更好地掩蓋系統真正的法則及其象征摧毀的可能性。”[2]45

　　由于階級統治的持續性存在，形式邏輯開始淪為思想與工具的二律背反。這導致資產階級缺乏適當的勞動哲學，習慣于從其特有的資本哲學——同一的哲學邏輯——審查勞動。于是，一旦對該行程形成歷史反思的行動，即意味著對商品生產方式而言，勞動表現為：具體勞動-抽象勞動(A-B),此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所進行的規定。

　　所謂：“一旦馬克思將資本運動作為實在主體，進而將其確立為辯證法的理論前提，那么人們只能從實在主體出發，進而發現資本運動的辯證結構，而非相反，以辯證法為先行的抽象形式對資本運動的實體性內容加以知性的理解。此即《資本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重構，《資本論》辯證法在此意義上成為‘合理形態的辯證法’。”[3]10其意味著生產關系必須由“一定歷史形態的生產力”所引出，二者同時是“肯定方面”(具體勞動或生產力)與“否定方面”(抽象勞動或生產關系)的引出關系。

　　因此，上述表達句式表現出強烈的矛盾的客觀讀法：勞動→異化勞動，這是人類勞動解放的必由路徑的資本之讀。它通過統一“肯定-否定”和“質-量”,展示異化勞動基礎上的“統治-被統治”結構，從而深刻揭示了《資本論》的階級之讀。哲學之讀是讀出資本本質——這是黑格爾意義的精神現象學之讀，從而不同于通常的方法之讀、政治之讀和邏輯之讀，黑格爾致力于求解矛盾在絕對精神的實現運動中的自我消解。哲學的不足恰恰在于始終承擔高階辯證法問題當仁不讓的闡釋者。

　　同時馬克思深知：人類主體但凡置身階級場域，哲學是走不出也逃脫不了遭受思想統治之命運，主體邏輯必定與統治邏輯“化合”,加劇主客觀的不一致狀況。

　　由此，只能局限于勞動二重性的語境執行資本之讀，在這種場合下，資本成就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決定論：它既無起源和過程，也無生成運動，而僅僅是運動的社會機制和斗爭的階級實踐。“即《資本論》從根本上來說是馬克思的歷史科學，在這里，主體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被拋棄了，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多元決定意義上的歷史理論。阿爾都塞認為，主體從根本上來說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一方面存在著普遍的人的本質，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個體，人本主義的邏輯正是主體的經驗主義與本質的唯心主義的整合。‘政治經濟學所特有的理論結構直接建立在既定現象和意識形態人類學的同質空間上，這種人類學以人即有需要的主體(經濟人的既定存在)的經濟現象和空間為基礎。’馬克思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早期深受這種人本主義的影響……經過1845-1846年的‘認識論斷裂’,馬克思實現了總問題的變革，從意識形態走向了歷史科學……阿爾都塞對《資本論》的這一定位，與對《資本論》的人本主義解釋形成了對立”[4]6。

　　與此同時，斷然在主體和勞動二重性表達句式之間做切割，“這樣一來，辯證法雖然仍舊涉及‘發展’‘對立統一’與‘否定之否定’,但它們都已無關乎真實的歷史進程，而是作為純粹形式的法則被抽象地運用，其結果便是‘它模糊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它的各種規定帶有適合一切社會形態的無時間性的永恒的范疇的假象。’”[5]

　　然則，對黑格爾主體規定的錯誤理解莫過于將其僅僅作為邏輯主義的運動規定。這些理由使得必須嚴格區分資本I(作為歷史道路規定的資本一般)和資本II(作為總體性的社會系統規定的現實資本)。

　　真正的主體當然是處于矛盾中的人類主體，它似乎同時提供以勞動本體論為基礎的同一的主體-客體辯證法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基礎的主客二分辯證法兩種不同的讀法。事實上，二重性是異化勞動的哲學語境。主體是對勞動的進一步規定，黑格爾試圖繞開物質生產對象考察主體的活動，于是制造了向精神的無限過程回歸的運動幻象。物質生產→勞動→主體→人本身：《資本論》研究對象構成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讀法。勞動二重性反過來成為了研究對象的理論表達：它既是關于存在與思維如何同一的歷史表達，也是關于實踐內容與社會形式有機結合的邏輯表達，這是黑格爾式的革命(運動)主體與黑格爾式的無主體(過程規定)基于階級斗爭場域的創造性統一。一旦走出哲學的認識論場域，揚棄的辯證法(馬克思-黑格爾工作模式)將直接發揮作用；這樣也就意味著，資本的理解式只能夠建立為資本I-資本II。哲學之讀既然把存在者看作純粹的抽象，那么也就不能區分針對道路方向的歷史之讀和矛盾之讀而從中厘清矛盾的始源規定；由于這一缺乏，其針對本質的總體之讀、結構之讀顯得空泛且不得要領，并且必然與歷史之讀(行動)無關。

　　例如，黑格爾的精神之讀的真正要害在于，其無法弄清楚資本結構究竟如何生成。勞動的A-B——物質資料生產對象的A-B從而勞動二重性的I-II(即勞動二重性和有機構成)——資本本質的I-II(即資本的“象”)推進的鏈條為：唯物史觀場域的勞動→勞動二重性→有機構成→資本惡。黑格爾的思想存在者之所以對其失察，在于給出資本本質(資本惡)的同時，不能說明它的生成維度是道路-系統，而引導對于資本I和資本II的認識混淆。黑格爾在承認“惡是本質”命題的同時，用運動圓圈詮釋矛盾，是把矛盾與本質同質化，試圖僅僅通過邏輯的構造抓住運動本身。黑格爾不了解矛盾的真正來源，他把矛盾根據僅僅看作是主體自身運動域內的事件，甚至是單純認識的事件，從而根本無法了解資本來自于矛盾真實(規定)的生成運動這一歷史事實。

　　可見，資本的核心規定乃形成于由勞動二重性直接支持的資本有機構成之中；以后產生的資本II是資本I的行動結果，如同商品生產的內部發展結構一樣，是由道路共相繼而推進為系統運動和構造的殊相形式。全部資本的運動結構和運動現象在規定上都源自于此，都是資本I和資本II運動化合的產物。阿爾都塞的哲學使命在于抵御主體的歷史。沿著將歷史并入結構的路徑，阿爾都塞一再鼓吹結構的神秘。其主張的由哲學主導的循環閱讀，委實是哲學理論的生產，說到底，也是純粹認識的生產。可是，如果勞動二重性本身不作為矛盾(主體斗爭)的場域，不作為生產斗爭向階級斗爭的轉化，那么階級始源規定從何而來呢?

　　全部的沖突聚焦于如何看待《資本論》的矛盾讀法。是哲學的讀法，抑或是歷史的讀法?是結構的讀法，抑或是主體的讀法?是知識論的讀法，抑或是主體論的讀法?是現象的讀法，抑或是本質的讀法?后者未必排斥前者，而前者傾向于拒斥后者。前者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僅僅作為“認識”,固定為“哲學的理論”,乃至忽略對于“歷史生成運動”(發展過程和實踐形態)進行考察，說到底，其關切“解釋世界的對象”;與之不同，后者必然是把矛盾規定鎖定于實踐領域，堅持由對象運動書寫由“存在的秘密”向“認識的秘密”的運動轉化，從中定格“改造的秘密”,走向“解放的秘密”。

　　以勞動價值論為例，其必然是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實踐規定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認識的統一，乃至是以矛盾為主體的知識客體表達。這導致，必須直接將勞動二重性(歷史發展形態的勞動方式)視作領導知識客體理論的主體知識規定——勞動的實質、勞動的形式、勞動的內涵、勞動的外延。歸根結底，勞動二重性是唯物史觀范疇。

　　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貫徹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歷史理論，確認它在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程在場——作為唯物辯證法的A-B規定，乃至于把勞動視作人類生產的全程在場的規定：“勞動一方面體現為主體的自由與創造性過程，另一方面，勞動的外化也產生了異化。”[4]4

　　同時，也唯有堅持勞動過程的總體理論，才能使得“勞動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本體，是人的主體性與自由的基礎”[4]5。

　　這樣，我們可以將《資本論》研究對象在規定性上既看作對哲學的“實現”,也看作對哲學的“消滅”。《資本論》作為“非哲學的哲學”類型的實踐(無產階級哲學),蓋為批判而設，為走出神秘而設，這是一種嚴格實踐意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此觀之，《資本論》必然遭遇哲學，但也意味著一種新的哲學實踐并由此改變哲學自身。

二、《資本論》對資本惡的特殊生產和理論實踐：也談《資本論》的定性和讀法

　　《資本論》燭照階級矛盾的范疇是資本惡，秉持矛盾分析路線。哲學卻處處制造邏輯的幻象，例如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立足資本運動，發現資本邏輯與黑格爾辯證法的結構相似性，因而黑格爾辯證法是敘述資本運動的恰當理論形式。在《資本論》的透視下，黑格爾辯證法是資本主義的無意識表達。”[3]17這是對資本的精神現象學的指認。黑格爾將資本I和資本II作為一個不加分辨的對象整體規定為資本本質，這是他的歷史功績；然不足之處是他在打開本質之燈并使本質之燈漸亮，同時卻相反地使矛盾之燈灰暗了，這源自于對矛盾類型的不加區分。

　　沿用阿爾都塞的術語，勞動二重性無疑是《資本論》的哲學改造范疇。依上面給出的界定，這里又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區分商品矛盾的類型，依此可寫出商品I(歷史矛盾關系)和商品II(總體矛盾關系);第二階段是區分資本矛盾的類型，依此可寫出資本I(歷史矛盾關系)和資本II(總體矛盾關系)。上述兩項關系連續化了商品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成長軌跡：商品矛盾I-商品矛盾II-資本矛盾I-資本矛盾II。從而，它首先是方法論意義的，是變矛盾的無意識表達為矛盾的有意識表達。或者說，勞動二重性之針對哲學改造，委實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它的理論和它的哲學——把階級斗爭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6]。

　　在認識論上，勞動二重性的真理形式屬于非哲學的哲學表達式。這導致《資本論》將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商品矛盾I)處理為勞動二重性矛盾表達的內在方面，將商品本身和貨幣實現形式的矛盾(商品矛盾II)處理為勞動二重性矛盾表達的外在方面。“‘純知’,就是《精神現象學》中意識所達到的最后的結果，即科學的概念。在《精神現象學》的研究中，直接的意識也就是科學中最初的和直接的東西，即前提；但在邏輯中，則是以那種考察所得的結果，也就是作為純知的理念為前提，也就是說，作為哲學的開端，它體現了最為根本的抽象，但這種抽象卻是邏輯證明的結果”[4]132。

　　不同于黑格爾的矛盾神秘，馬克思以商品為歷史和邏輯的開端，這不屬于哲學的開端,背后的動力是作為階級矛盾規定始源的勞動二重性。

　　【注釋：坦率地講，《資本論》學在當下場域尤其在國內政治經濟學界仍然仰他人之鼻息，唯哲學界馬首是瞻!這是基本事實。其斷然忘記：矛盾論當然是關于階級的有意識表達，勞動二重性從而必然為之直接提供“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武器”。因此，這里立即就要指出：那種將開端一律視為由最為根本的抽象開始的觀念，仍然是滿足于范疇的“無意識表達”了。以至于產生雙重的誤讀：一方面認為，“如果當下仍然‘只是’通過概念推演，將開端商品說成是固定的和必然的，除此之外無他，那么研究無疑將走向極端：不僅同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時的歷史事實不符，而且也容易把三卷通行本當作現成的操作指南，犯理論附會現實的錯誤”。另一方面則認為，“《資本論》敘事的開端或出發點不一定是商品。而恰恰只有不從商品開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才真正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和馬克思辯證法的開放精神、實踐精神。更切合實際的是，續寫當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要從作為整體的‘現實的歷史’中的某個必要的部分、因素或環節開始，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新問題、新情況，反思其弊端，而絕不意味著再從商品開始敘事”(邵然：《〈資本論〉不必從商品開始敘事的緣由和意義》,《云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2期)。】

　　這意味著對立統一矛盾本身需要再分解為前后接續的兩個累進發展環節，即如上指示的矛盾I(作為肯定和否定統一體的矛盾推手)和矛盾II(作為質和量統一體的矛盾推手)。商品矛盾I、商品矛盾II分別展示了這兩個不同的方面，以后再傳遞給資本矛盾I和資本矛盾II。階級不會僅僅是哲學和政治域內的事實，也不會僅僅是政治哲學的理論事實，而是具有一種客觀經濟科學的歷史標準。這是馬克思在商品矛盾II與資本矛盾I之間能夠找尋到矛盾揚棄接口(即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基本根據。所謂資本矛盾I,所對應的歷史區間或范圍即剩余價值生產。

　　歷史的肯定方面是商品一般(或曰商品和貨幣),歷史的否定方面是資本一般(或曰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規定);它的矛盾體的質是產業資本(資本的階級惡規定的本身),它的矛盾體的量是預付資本(c和v)。兩相對照，資本矛盾源于勞動二重性，又有了規定性的新發展，是為資本有機構成。這是一社會結構矛盾的總規定：作為生產力、生產關系矛盾性質與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矛盾性質的一個紐結，為了落實主體和客體的歷史矛盾而來，從中孵化資本運動的全體邏輯。在這個基礎上，資本矛盾再分解為資本矛盾I、資本矛盾II,以至于有資本I、資本II分治的形態。

　　【注釋：扼要而言，資本矛盾I講述資本有機構成的道路矛盾之成，資本矛盾II繼而刻畫資本有機構成的系統矛盾之成，其作為矛盾發生的規定性，決定著A-B的統治類型。以至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將資本矛盾區分為兩個階段：(1)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作為資本的階級統治之生，(2)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作為資本的階級統治之成。矛盾的歷史發生狀況最終決定著資本形態如何呈現的具體方式。】

　　就資本范疇而論，其是資本實體(資本惡)和資本量的規定性統一，這導致資本惡成了資本I和資本II的總質。綜觀《資本論》第一卷，寫作的主線索是A-B=C(資本范疇),C由A→B揚棄運動產生，或者說，資本惡乃由價值惡(價值實體即抽象勞動)歷史變身而來；同時，由資本一般的探究逐步落實到產業資本歷史載體的過程乃是資本I與資本II結合的同步進行的過程，這意味著資本發展決不止步于A-B=C,而要繼續推進為I-II=C,此處C的形態同樣由I→II揚棄運動所產生。

　　【注釋：資本如何煉成?在歷史道路上，揚棄的商品是貨幣，揚棄的貨幣是資本；在社會構造上，揚棄的資本I是資本II,揚棄的資本II是資本的全體運動。相較于“資本惡”(質)范疇，資本概念僅僅是“資本量”規定；設若從此規定性出發，普遍永恒資本的邏輯一般和“許多資本”是純然的結合狀態，這就否定了資本一般本身。須知，資本的一和多也僅僅是表現和被表現的關系，個別-特殊-一般鏈條中的個別并非直接個體性，相反，要視作發展環節的概念中介和矛盾運動起點。否則，極易站在“資本是生產要素”的立場觀點上，陷入以“有序論”理解所謂資本中性論的套路。鑒于此，必須將本身作為歷史否定的發展規定的資本同時視為“質”(資本關系的實體即資本惡)和“量”(資本I和資本II的結合體),乃至作為它們必然的有機統一體。】

　　資本是歷史知識，資本惡是階級知識，這導致馬克思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以執行職能的產業資本運動為依據，圍繞著c+v+m的實現，講述階級矛盾各種分支的系統萌芽以及逐步地發展壯大。于是有了循環形態的資本矛盾，有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生產周轉矛盾，乃至有了第I部類和第II部類之間的結構矛盾等各種矛盾形態。

　　——要之，系統矛盾總是寄生并復合于歷史道路矛盾體系之內發展的，只有了解沿著一定的運動軌跡成長的矛盾機理，才能最終統一歷史和總體乃至歷史和結構。

　　——唯如此，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規定才得以全面披露。

　　可見，唯有堅持將勞動二重性說成馬克思主義批判路線的主體論，才能引出階級化的本質及有關于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態知識(所謂“馬克思主義形態學”)。哲學家們卻忙于宣布矛盾，建立關于矛盾的這樣或那樣的認知范式，建立世界是“矛盾的世界”理解模式；與此同時，他們既不進行實際矛盾的分析，也不著手建立關于社會形態本身如市民社會的矛盾的分析結構。一旦矛盾僅僅停留在哲學分析層面，也即意味著它僅僅屬于認識的事件。可對哲學家來說，這又屬于哲學與科學之間進行的循環閱讀。

　　為此，《論〈資本論〉的定性與讀法》一文把《資本論》看成是“一門嚴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這種定性是完全正確的，但不足在于未能走出《資本論》闡釋學。

　　【注釋：該文強調：“只有理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更好地理解《資本論》”,進一步給出定性和讀法的哲學革命根源：“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科學，主要負責科學的認識論，而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哲學，主要負責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斗爭……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發展有待于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化，而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化必須要通過對《資本論》的批判研究。”于是認為，“‘建構論’本身就是一種批判、是另辟蹊徑……這種存在論解讀不同于希臘羅馬哲學的本體論、近代西方哲學的認識論以及存在主義的生存論，而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揭示馬克思對存在秘密的破解”(盧斌典：《論〈資本論〉的定性與讀法》,《天府新論》2022年第1期)。】

　　以《資本論》之于歷史唯物主義關系上的運用說抑或建構說之謎為例，哲學家為了解決自己設定的這個迷局，傾向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雙重邏輯構造來解決問題。且看謎底：“主體-客體模式主要反映了生產邏輯的內在主題，但這一模式并不能真正地面對資本邏輯……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主體-客體的歷史辯證法的解讀思路同樣停留于一般物質生產的層面，并以此作為討論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邏輯，這同樣是一種理論上的混同。‘生產’就其根本的含義來說，就是‘呈現’,在赫斯那里，‘生產’體現了人的本質存在，這正是主體性的歷史根據。這種主體性思路是無法進入資本邏輯中的，因為資本邏輯體現為一種結構化的存在……資本邏輯的結構化正是資本的邏輯學所要揭示的內容。”亦是說，“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分析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一是資本的現象學，二是資本的邏輯學”[4]95-97。

　　為此，阿爾都塞陷于自己制造的唯物主義的結構編碼迷霧中不能自拔；其不能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結構的發生恰恰是階級，而從勞動二重性內部關系看，無論主體-客體辯證法的物質生產系統或所謂無主體的過程，階級的發生均不再是結構。上述雙重邏輯建構的錯誤性質亦如是。正如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的表達是階級性-科學性，政治經濟學方法即辯證法的表達是研究方法-敘述方法，資本的歷史唯物主義表達同它們一樣——只能是I-II形式，即生產邏輯(道路的生成狀態)-資本邏輯(系統的形成狀態)。毋庸置疑，資本邏輯的地基正是生產邏輯，沒有逾越生產邏輯的范圍。

　　【注釋：發生學以無為開端，這個“無”(由無極而太極)即是作為生產邏輯之開端規定。】

　　這樣就有了生產矛盾、階級矛盾、經濟矛盾、思想矛盾的統一，特別是有了生產矛盾基礎上的資本研究的階級矛盾與其經濟矛盾的有機統一性。

　　為了說明這個統一，《資本論》以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為開局：意義之一是生產矛盾，以后引出商品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規定；意義之二是階級矛盾，根據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矛盾；意義之三是經濟矛盾，在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矛盾規定性基礎上繼而再引出商品與貨幣之間的矛盾規定，等等；意義之四是思想矛盾，包括拜物教的矛盾在內，亦是抽象與具體之間思維形式的矛盾規定，等等。

　　可見哲學家之誤讀，又在于對馬克思之哲學實踐普遍采取不正確的定性，并由此進行不正確的讀法。為此必須承認，如果以為“將《資本論》闡釋為哲學著作、把其所實現的革命闡釋為‘哲學革命’,是在‘升華’《資本論》的價值”,那么，“這種做法既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也不符合人們關于哲學、科學、科學革命等的通常看法，其合理性值得懷疑”[7]。

三、《資本論》是怎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作為階級之讀-經濟之讀的資本之讀

　　唯物史觀既然針對的是人類生產的階級區間，就必須確立共同體(O)-勞動(L)的道名統一關系，建立對象思維學意義的階級統治分析。然則，必須從中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典型統治類型：封建統治和資本統治；一者建立基于具體威權性的人的強制性(禮治),一者建立基于抽象平等性的法的強制性(法治)。執行階級之讀的結果是統一了商品作為經濟之母的生產中介功能，建立O-W(共同體-商品)的恰當理解式，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統一對象規定的內涵表達。其統一的邏輯形態構成如下：

　　O-W:O(身份)+ W(財產)

　　[統治形式的由合一而不二，即統治的一般邏輯]

　　O(L)-W(L):O(L)+ W(L)

　　[統治方式的由合一而不二，即統治的特殊邏輯]

　　根據上式，階級的歷史統治系統由“O-W-O”(表征“有性化的強制統治”)與“G-W-G”(表征“無性化的抽象統治”)聯合而成：一者執行身份生殖，一者執行價值繁殖。從形式上看，貨幣共同體完成了對于人類共同體本身的瓦解，其實，這只是統治內容的轉移；瓦解的是既有的統治形式和統治方式，統治關系和統治內容——無論禮制抑或法制——則是恒常不變的，并且就統治內涵而論，作為身份統治的“O-W-O”必然是貨幣統治即“G-W-G”的前提。是以所謂封建生產方式，不過為官僚身份(宗法統治的象征即官者)主持下的封建生產即“O(L)”;所謂資本生產方式，則是貨幣身份(算法統治的象征即資者)主持下的商品生產即“W(L)”。無論封建生產抑或商品生產，勞者(主體格)作為被統治的階級規定所面對的身份強制是近似相同的，是統治功能互補的一個歷史整體。即是說，購產銷是隸屬于封產建的財產運動形式，而為了說明完整規定的生產，必須從剝削史對象的整體主義出發，沿著階級關系路徑理解并界定統治形式的歷史分立，說明統治方式的總體共相與殊相關系(圖1)。

　　結構之建來自于統治之建。以《資本論》謀篇布局的“商品起點規定”為例，它的展開方式即是：統治之建→結構之建；是以如上所論，商品兩因素之說同時為有關“商品形式之構成”的解析(事的科學),體現唯物史觀(WW)的“元”(生產史觀ww)、“亨”(階級史觀JJ)、“利”(經濟史觀jj)、“貞”(思想史觀WW′)。

　　商品章的內在結構奠基于此，是為統治結構原理之闡說。而所謂“統治之建”,就扼要的方面而論，如圖1左圖所示(圖1右圖系為圖1左圖的結構形式)即圍繞階級生產方式的“一封三建”。由產而封，謂為“封”,指示階級生產關系的統治類型的確立；由封而建，謂為“建”,指示階級統治關系的結構類型的繼而確立。具體而言，“建一”實現對階級生產原理的總說——階級剝削關系的歷史如何可能(ww-JJ),指示“剝削即統治”的階級工作規定；在此基礎上，“建二”說明階級統治形式的道路形成原理即階級原理對統治原理的落實，至于經濟統治原理(JJ-jj),則指示以經濟的方式實現歷史最大剝削效果；“建三”沿著思想史觀形成路徑(WW-WW′),深入說明統治關系“由客觀而主觀”社會的、系統的全面實現(落實“如何統治=如何剝削”)。

　　從階級關系出發，落腳于統治關系，把其中蘊含的剝削關系的實踐理論化，簡言之，這是歷史剝削一般。其意味著：統治結構形成完全體現階級惡的全體意志，作為實現規定，《資本論》的階級知識原理可以說是對統一的階級生產原理的應用。階級剝削身份由領主的和封建地主的形式轉向價值的和貨幣的形式(統治方式相應由“以宗法為主”轉向“以算法為主”),最終迫使共同體交往理性的人格(身份)本位解體——在歐洲則出現人和他的勞動條件的直接結合關系的歷史解體，社會替換以交換理性的貨幣(財產)本位。

　　可見相比封建統治方式，資本統治的個性特征是執行無性化——無性雜交(生產力)和無性繁殖(生產關系)。為此，它必須將A和Pm視為可供理性選擇加以市場操作的無差異的資產策略組織。至于c和v, 則只能以同質結合體的形態進行自我繁衍和社會數量擴張——是為非人格化的資本，作為無性化的社會財產關系，它將資者(價值的社會身份即貨幣占有者)同樣建立為非人格(個性)的人格(個性)。

　　圖1階級統治的“封”與“建”:《資本論》一般模型的形成

　　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研究“去質化”,所去除者不過是范疇的階級規定，這樣便于范疇降格為概念處理。不同于勞動二重性是有關于生產領域的矛盾形成(A-B),資本二重性是有關于矛盾的自我構造(I-II),可是一旦實施“去質化”的技術，矛盾即會被掩蓋，變成現象無根和無發生機理的規定。

　　須知，《資本論》的商品起點在于建立關于“共同體-商品”以資本為發展取向的總路徑范疇：發生-呈現，這是“發生”先決于“呈現”的一個歷史實證。為了徹底解決資本惡范疇的發生-呈現問題，《資本論》設置了特別的研究對象規定。

　　首先，生產方式被規定為“A-B=C”,即由A-B的發生而呈現C;

　　其次，A-B發生必然再分為兩個運動層級即JJ(ww)和jj(ww)——由價值的發生而價值形式的發生，如馬克思針對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所做的處理；

　　最后，A-B=C或者C本身亦必再分成兩個不同的呈現層級——由價值的呈現而價值形式的呈現：絕對價值實體關系的呈現運動就如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相對價值形式即統治形式的呈現運動則由“貨幣轉化為資本”開啟，并由“資本工資”所延伸——構筑了從計時工資到絕對地租的資本拜物教統治空間。

　　這表明：盡管貨幣地租內在包含兩重運動規定——貨幣向資本的歷史轉化以及地租向剩余價值的歷史轉化，可是一旦將階級與統治合一的貨幣關系形成視為總線索，地租向剩余價值的轉化就只能作為一個工作結果。

　　另外，剩余價值挹注于地租的過程本身也表明統治方式的自我改造、移轉完全是內部化的進程，其中真正要尋找的轉化路徑是具有統治力的經濟形式在歷史中究竟如何獲得。階級是總線索，統治是總線索的道具，剝削是道具指向的總內容。

　　可見，一旦尋求到統一個人所有制(主體邏輯的核心內容)的歷史線索，貨幣轉化為資本的路徑在邏輯上也就愈加清晰了：作為“瓦解直接生產者”的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歷史前提；資本的一切再生產過程依據這個前提而立，一句話，資本的流通和競爭本質上不過是它的社會轉化過程。

　　也就是說，實際的統治秩序包括三大社會階級——雇傭工人、資本家、土地所有者，但同時，整個階級必須區分出對立的運動兩極，所謂剝削依統治而建，統治必須是直接統一的階級道具。經由這樣的處置，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被規定為處理價值的發生和呈現，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交換關系被規定為處理價值形式的發生和呈現。

　　《資本論》中，資本有機構成是關切它們的總發生，即研究對象的統治結構表達(ww: JJ-jj),資本積累則是照應總體發生、發展關系的總呈現。

　　照此思路，商品兩因素是有關于價值本質的直接呈現，而隨后給出的勞動二重性乃是規定“階級基因”(價值的歷史發生);與之相適合的“價值形式的發展”說明的是“統治基因”(價值形式的歷史發生),具現于拜物教統治行程之內。

　　基于這一分析，階級恰恰是價值或價值形式發生的條件，拜物教恰恰是價值或價值形式呈現的條件，階級-拜物教成為有關于資本對象的一項客觀(行動)知識。所謂商品拜物教，恰好印證資本的經濟之讀與其思想之讀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的認識，也就有力佐證了商品決不能作為哲學的思想開端的看法。

　　歷史既無起點，也無終點；以至于由歷史而階級(主體),由階級而(主體)思想。

　　然則，商品章在實質上是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科學解析，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邏輯學這一特質。由該特質的規定性出發，階級之讀在于把揚棄的辯證法落實為否定的辯證法(基于邏輯路線),貫徹相生相克的非同一性原則，堅持由A-B的矛盾發生運動呈現資本；經濟之讀是將否定的辯證法再邏輯轉化為肯定的辯證法，經由相反相成的同一性原則，最終實現由I-II的現實矛盾發生運動呈現完整規定的資本。

　　【注釋：這意味著，馬克思將開端問題具體化了。蓋因商品之所以能作為同一邏輯與非同一邏輯結合體規定的科學表述的起點，在于資本主義作為整體已然被認識。從而在這里，分析已經達到了頂點：不僅《資本論》的開頭和結尾、商品與階級的內在聯系已然被揭示，而且商品作為特殊的統治類型的性質已然被認識。接下來，不過是確定它的運動規律，分析商品作為“發生的矛盾開端”的理由，呈現“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運動的整體圖景。】

　　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實現在這一行程中。

　　所謂資本的階級惡命題，指示A-B=C(由勞動二重性支持的階級惡);所謂資本的統治惡命題，指示I-II=C(由資本二重性支持的資本惡)。在性質研究上，黑格爾承認資本是個矛盾物，但僅限于階級惡層面；由于持有獨特的邏輯二重性(由A-B 退回A-ā即A與非A),黑格爾傾向于用普遍永恒資本掩蓋資本的統治惡。而一旦否認現實資本的統治之惡，則將杜絕由I-II的發生運動呈現資本規定的可能。

　　實際上，黑格爾并不區分資本I和資本II,或者說，僅僅籠統認可資本惡。階級之讀的核心內容是承認資本I,乃至承認資本I對于資本II的規定性賦給。一旦承認資本I和資本II的區分，現實運動即不再由惡無限趨向真無限，相反，折回有限范疇本身。

　　是故階級之讀，對于資本研究的意義在于：(1)堅持由G-W=G’(資本總公式)引出資本的邏輯學；(2)堅持由階級規定的性質和發展看待自由競爭。就前者而言，G-W=G’必然表現為A-B=C與I-II=C的統一，內含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要義；繼而所謂A-ā同一邏輯或其形式邏輯，亦只能夠作為否定邏輯(A-B乃至I-II)的經濟之讀表現工具。就后者而言，馬克思指出：“如果說自由競爭消除了以往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應當看到，對競爭來說是限制的那些東西，對以往的生產方式來說卻是自然地發展和運動的內在界限。只有在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發展到使資本本身能夠開始作為調節生產的本原而出現以后，這些界限才成為限制。資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對資本的運動、發展和實現的限制。在這里，資本絕不是廢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廢除同它不相適應的、對它來說成為限制的那些界限。”[8]41所以，對于資產階級理論家而言，“對競爭也就只是從它的這種單純否定方面、單純歷史方面來考察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一種更荒謬的看法，就是把競爭看成是擺脫了束縛的、僅僅受自身利益制約的個人之間的沖突，看成是自由的個人之間的相互排斥和吸引，從而看成是自由的個性在生產和交換領域內的絕對存在形式。再沒有比這種看法更錯誤的了”[8]41。

　　階級之讀突出資本的階級惡與統治惡，從中鎖定資本研究的無產階級科學特性。單純的經濟之讀要么直接否認資本惡的規定性，要么進一步使資本二重性的兩方面內容同質化，使資本I和資本II變成毫無質性區分的一組經濟概念。

　　可見，如果沒有階級之讀，單單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之讀，則二重性的讀法將由勞動二重性墮落為物象二重性。資本命名規范根本是由階級之讀與經濟之讀的路線斗爭而生成。

　　思想角力的結果是結晶了母財—資財的特殊矛盾名：一方面是資本增殖和剝削的歷史本質關系，一方面是資本作為財產或財富規定的運動顯像形式。然則，資本的本質與現象、范疇和概念形成一種特別意義的階級的語言共構。

　　且看資本自己怎么說：(1)當處于資本I 階段，我獲得惡的潛質；(2)當處于資本II 階段，我繼而獲得惡的實現；(3)于是，我的惡本質即在于資本I 和資本II 的結合，同樣，也正是這一結合生成和呈現了我的全部運動。且看資本工作者怎么說：(1)當作為母財時，我是原始資本——資本金和投資；(2)當作為資財時，我是資本財——投資目的或資本利潤的實現；(3)于是，我的利潤本質即在于投資本身和投資目的實現的結合。

　　同樣，也正是這一結合生成和呈現了全部的資源配置運動。形式邏輯好似最后的表演者，可阿爾都塞不是這種意義的表演者，他是結構的忠實編碼者；阿爾都塞從資本定義中恰當地看到了結構，這就結構編碼了馬克思的辯證法。阿爾都塞的有見地之處是看到了研究與敘述的同一性，卻又片面夸大結構的主導性。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確實是一種價值編碼、階級編碼，但價值編碼以生產編碼為前提，只以結構編碼為實現形式。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致燭照的工作規定性，并燈火通明。所燭照的內容——亦即理論和實踐的批判對象——所涵容的經濟的社會形態在規定上：既為物質生產的政治經濟學所指示，又為后現代境遇的符碼的政治經濟學所指示。

　　然而，鮑德里亞試圖繞開這一整體，他聲稱：“為罷工而罷工，這是目前的斗爭真相。這種罷工沒有動機，沒有目的，沒有政治參照，它以對抗方式回應一種也沒有動機、沒有參照、沒有社會使用價值，除了自身之外沒有任何目的性的生產——回應一種為生產而生產，總之回應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從此只是一個再生產系統，它在巨大的勞動過程重言式中圍繞著自身旋轉。為罷工而罷工，這是相反的重言式，但它是顛覆性的，因為它暴露了這種與價值規律的最高階段相符的資本新形式。罷工終于不再是一種影響政治力量關系和權力游戲的手段，不再僅僅是手段，它成為一種目的。它通過徹底戲擬目的，在自己的場所本身，否定這種從生產變來的無目的的目的性。”[2]37

　　由于逐漸厭倦了資產者的經濟學以使用價值的價值形式(價格理論)和無產者的政治經濟學即價值的價值形式(價值理論)展開的對抗，并且出于對資本主義統治的絕望和對資本主義反抗的絕望，鮑德里亞勇敢地制造了資本統治下的“斗爭幻象”。由于不再滿足于價值的實踐邏輯和批判邏輯，鮑德里亞轉向“符碼決定論”,即是說，“鮑德里亞對內在批判與外在批判關系的理解充分暴露了他的‘結構主義’立場，當然與阿爾都塞不同，他是‘帶負號的結構主義’”[9]。

　　階級之讀-經濟之讀說到底是對資本之讀的命名，《資本論》一以貫之的是“價值編碼”。哲學家迷戀于資本編碼的解釋學之讀，執行的路線是閱讀資本，而不是書寫資本；這使其樂于主持資本讀書會和充當熱心的讀書會成員，卻往往看不到《資本論》是書寫歷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著作。每一種哲學家都在《資本論》中尋找屬于自己的思想標簽，這其實是政治實踐——是“需要與體現在《資本論》中的‘科學’分析明確區別開來的眾多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實踐”[10]115。

　　哲學術語關心如何讓結構顯現——解釋世界和知識，而決不行動，這恰恰是哲學本身的在場；而《資本論》如何讓歷史顯現，卻和哲學的退場有關。兩相對照：從結構之讀推向后現代之讀，再轉折為呈現之讀，圍繞《資本論》的阿爾都塞——鮑德里亞——詹姆遜路線的哲學再生產，實為歷史唯物主義之辯護或對歷史唯物主義認識論哲學實施再生產。

　　其表明：阿爾都塞的哲學迷霧始終體現在結構問題能否獲得認識解決。答案在歷史中，然而毋庸置疑，阿爾都塞們只將其作為認識論自身的問題。

　　歸根結底，阿爾都塞式問題始終在于結構和歷史的關系能否獲得認識解決，又在于結構編碼重新融入價值編碼能否獲得實踐解決。

　　【注釋：阿爾都塞的后繼者普遍嘗試解決問題的新方案，鮑德里亞的“后現代之讀”無疑是加深“走出結構”之認知動力，“人們永遠都不能通過一場直接而辯證的經濟基礎或政治基礎革命來摧毀系統”,它強調的是“人們永遠不能在真實層面上戰勝系統”,所以，“這個場地永遠是系統的場地”(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頁)。詹姆遜“呈現之讀”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承認階級社會的工作區間使“結構之解決”具有階級性。這樣，似乎哲學術語表本身要被改寫，即“如果說再現問題是后現代的、歷史的，那么也可以說，歷史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再現問題”(詹姆遜：《重讀〈資本論〉》(增訂本),胡志國、陳清貴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然則，“任何統治都必須被贖買……經濟學成功地實現了這一奇跡，它通過顛倒權力定義的詞項，掩蓋了權利的真正結構……(以致)事實上，勞動、工資、權力、革命，這一切都應該倒過來重新閱讀：(1)勞動不是剝削，它是資本給予的；(2)工資不是爭取的，它也是給予的——它不是購買勞動力，而是贖買資本的權力；(3)勞動的緩慢死亡不是命定的，它是毫無希望的未遂行為，是資本單向饋贈勞動的挑戰；(4)對權力的惟一有效反擊是把它給予你們的東西還給它，這只有通過死亡才能以象征方式實現”(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頁)。】

四、《資本論》是怎樣的無產階級哲學著作：馬克思革命辯證法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超越

　　關于《資本論》的學科定性，詹姆遜語出驚人：“不是一部關于政治的書，甚至不是一部關于勞動的書。它是一部關于失業的書。”[10]2同時，他宣稱：“價值編碼可以‘轉碼’為階級斗爭編碼，這一點在《資本論》中只能斷斷續續地看出來。”[10]114看來，他意圖顛覆這一基本事實：“馬克思從來都不想做一個純粹的哲學家或者經濟學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馬克思的學說也從來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一種能夠轉化為物質力量的革命理論。”“毋庸置疑，雖然《資本論》沒有明確地關于政治方案的討論內容，但這并不意味著《資本論》沒有政治立場”。至于《資本論》是否“為其推翻資本主義社會提供堅實的實證科學基礎”,這一說暫且不論，詹姆遜“科學的書”論斷只是“抓住了《資本論》中的‘絕對的、一般的資本規律’”“運用辯證法去表征資本主義總體性”“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現實”,歸根結底，“詹姆遜以一種‘再現’的方式解讀《資本論》,試圖在晚期資本主義的語境中重新激活《資本論》,實現《資本論》的符碼轉換”[11]。

　　用詹姆遜的觀點看，《共產黨宣言》確實成了針對《資本論》而論的“予欲無言”。和《共產黨宣言》相比，《資本論》展開了范疇生產，“在這里，我遵循阿爾都塞的觀點。他將生產方式的結構理解為基本上是通過‘生產關系’組織起來的，或換句話說，通過剝削的結構建立起來的。因此，統治不僅是這個結構‘次要’的結果，而且是其再生產的方式，而非生產的方式”[10]120。因為，“在認識論上，只有‘范疇’才能實現存在與意識的統一”;在《資本論》中，“批判的路線落腳于對現實進行改造，因為唯有改造，才能改變世界，進而唯有牢牢抓住存在與歷史、存在與本質、本質與現象的矛盾，才能最終獲得存在與意識矛盾的解決，徹底改變現存世界的秩序”[12]。

　　堅持《共產黨宣言》是針對資本的階級之讀，那么《資本論》必然是歷史之讀與階級之讀的統一。這樣，“詹姆遜難題”就被化解了，化解的理由在于范疇對客觀和主觀的統一，即如果人們對寫的生產和讀的生產不刻意加以混淆的話，那么就應該認識到：《資本論》哲學化解讀沒有進行任何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的范疇生產，仍舊是直接的哲學式翻譯或對《資本論》的特殊哲學的再生產。

　　【注釋：須知，“馬克思恩格斯往往不把他們的理論明確稱為哲學，多稱為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恩格斯依然需要哲學，但這種哲學存在的領域、方式和功能轉變了。它是一種新的辯證哲學，在思維領域存在；在自然領域和歷史領域，其存在方式不再具有獨立性外觀，需要通過現代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體現和確證；在功能上，它必須運用于解釋說明人的感性生活世界和現實生活過程，揭示其普遍聯系、矛盾運動、發展過程及其一般規律”(韓慶祥：《論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辯證法的總體性——兼談辯證法、世界觀和歷史觀的邏輯關系》,《哲學研究》2022年第2期)。】

　　因此，《資本論》研究史客觀存在讀寫分離乃至讀寫分裂的學術現象，這部分影響了對《資本論》頂層設計的判斷與認知。說到底，人們不能滿足于執行批判任務，還要依據新時代的實踐適時提出新的批判任務和要求。

　　全部的問題在于如何正確對待《資本論》中客觀存在的“哲學生產”。其有兩個基本特征：(1)用對象把握存在，堅持存在方式和狀況決定思維方式和狀況；(2)堅持存在與思維的同一，從存在-思維中把握存在同一于思維的認識規定性。因而不同于《大學》——《精神現象學》學術路線的主奴辯證法，《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學術路線對應的哲學主張乃是革命辯證法。

　　如何言說歷史?歷史為一本來規定。本來則有“六象”,曰：“生殖(生產)象、器質象、形態象、主體象、表面象、虛假象”;“六象”即“六身”,曰：“元身、亨身、利身、貞身、末身、變化身”,在“六身”當中，“元身、亨身、利身、貞身”是為本身。就《資本論》而言，之所以將資本放置于唯物史觀的“元、亨、利、貞”結構加以考察和解讀：既為求取資本“本身”,也為了考察主體邏輯(勞動過程、直接生產者及個人所有制等歷史實體內容)與統治邏輯進行階級化合條件下的具有反抗性質的主體發展關系及其社會行動，藉以求取“本身的解放”,是為對資本本質所開展的全維度的歷史研究：有關資本生產的歷史形式或社會形態的本質，以及有關階級形態、經濟形態、思想形態的諸種本質，等等。

　　在諸本質規定中，資本生產本質是始源。故此，如果說與主奴辯證法對應的路線是主體知識論，那么，與革命辯證法對應的理論路線直接是勞動價值論(對歷史剝削過程的理論化)。

　　這表明：馬克思一直堅持沿著歷史二重性前進，不是簡單地拋棄主體知識走向知識客體，而是尋求揚棄辯證法基礎上的知行合一。

　　在所謂“三綱”(“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指導下，《大學》率先明確了主體知的路線：格物(物識)→致知(知識)→正心(心識)→誠意(意識),以及主體行的路線：修身(身象)→齊家(家象)→治國(國象)→平天下(天下象)。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首次以主體系統知識形態合成了它們，又使之成為同一邏輯——自我揚棄的主體邏輯學。

　　【注釋：黑格爾的定義方式可謂對象邏輯學意義的“識之”。在此之前，以“心學”為理學的明朝王陽明在其逝世前兩年留下“四句教”作為自己學說的一個總結，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委實揭開了主體邏輯學序幕；這可謂是對象思維學意義的“象之”。而完整規定的對象，正是“象之”與“識之”的統一。所謂“意之”(對象定義),正是由此界定而來。】

　　從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連同其《邏輯學》,可以說是勞動價值論的現代出場。在主體的經濟價值觀上，由于黑格爾根本上是用抽象的精神勞動作為本體的范疇全面改造了斯密的交換勞動價值論，致使他能夠完全克服斯密的性相分裂觀。同時如上所論，由于他的主體同一邏輯，使得“黑格爾把一般說來構成哲學的本質的那個東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學，看成勞動的本質”。這導致“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并且在“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的同時，“黑格爾惟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因此，他的科學是絕對的”[13]101-102。繼而在黑格爾看來，“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惟一的行動。因此，只要意識知道某個東西，那么這個東西對意識來說就生成了。知識是意識的惟一的對象性的關系”[13]108。

　　然而，抽象勞動并非黑格爾本人的主觀產物，而毋寧是用精神現象學對階級社會的勞動統治進行客觀認識反映的結果。那么，把人類的最大部分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在人類發展中具有什么意義?其意義是，“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壓迫特別沉重是由于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壓迫則是由于社會狀況。而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13]13-14。

　　在勞動者整體遭受階級統治而不得自我解放的境遇下，針對勞動，一旦運用形式邏輯，則無產階級哲學必須用“非A的A”句式。

　　【注釋：不同于資本辯護者將同一邏輯僅僅說成是肯定的邏輯，“非A的A”表達式乃是堅持將同一邏輯認識還原為否定的邏輯——如可變資本(社會再生產勞動力的方式)和不變資本(社會再生產物質資料的方式)。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堅持把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區分開來，將后者視為否定的過程。正是由于黑格爾把對象化和異化混為一談，其強調資本惡與普遍永恒資本(統治的普遍秩序)的邏輯共生性，“結果不是揚棄異化，而是肯定異化，即證明異化是不可揚棄的”(孫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頁)。】

　　抽象勞動從而簡單勞動價值論，不過是指導工人階級斗爭的科學理論；所謂抽象勞動(簡單勞動)是非勞動，“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13]62。

　　“蒲魯東從這個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勞動而不利于私有財產的結論”,然而事實真相是，“這個表面的矛盾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13]62。

　　勞動二重性作為階級斗爭哲學，當然就醞釀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但是馬克思本人強調，它源自于對黑格爾哲學和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成果的清算。無論黑格爾本人還是整個資產階級古典學派都謀求對勞動與非勞動之間邏輯真相關系的把握，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毋寧是對黑格爾主奴辯證法的一個經濟學的注腳。

　　“對社會主義的人來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可見“社會主義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揚棄為中介的積極的自我意識，正像現實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財產的揚棄即共產主義為中介的積極的現實一樣，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一句話，“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在目前，“共產主義本身并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并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13]92-93。

　　既然勞動二重性是價值的發生，那么，它相應是勞動價值論當中最核心的斗爭規定，勞動價值論由此而成為主體斗爭哲學。

　　馬克思規定斗爭起點是主奴辯證法，從而，它的路線是從爭奪A-B對A-ā邏輯形式的領導權開始。為此，馬克思著力改造了黑格爾的正題、反題、合題，使之成為沿著自然歷史過程方向前進的“揚棄的辯證法”。方便起見，可直接稱為“馬克思的三段式”。

　　由前面的例子可知，馬克思是用G-W=G’(G-W-G’)來領導商品流通公式W-G-W以及貨幣流通公式G-W-G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嚴格區分資本總公式與流通公式的不同邏輯形態：一者是A-B類型(I-II是其衍生形式),一者是A-ā類型(即W-G和G-W的邏輯關聯)。B與A是亦彼亦此，ā與A則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關系，就實質而論：一者著眼于矛盾狀況的考察，一者旨在驅除矛盾性，旨趣殊異。這就要求同一性邏輯必須以非同一性邏輯為根基，確保呈現運動向發生規定行動回歸，其超越了“阿爾都塞式問題”。

　　所謂統治規定，含義之一是：統治在剝削中，剝削在統治中，既然為同一過程，就注定相互拱衛，這是“封-建”的道具總性質；含義之二是：既是統治主體的邏輯，又是主體反抗的邏輯，使矛盾發生，又令其歷史在場，這是階級道具指向的工作總內容。階級斗爭狀況越是嚴重，主客觀就越是不一致!于是在規定性上，研究對象表達為“ww∶JJ-jj = WW·WW′”(正是有機構成的剝削器官導致了唯物史觀工具與它的思想器官的相反相成、彼此制約)。其同時作為引導我們的運動的工作邏輯，乃至于作為統治結構視角的觀察主客觀一致性狀況的“無產階級道具”。

　　這是革命辯證法。在統治(結構)關系形成上，階級剝削謂之“封”(所謂商品起點即階級的開端),勞動二重性謂之“建”;“建”同時又是階級矛盾關系的歷史發生，這就將階級斗爭規定歷史動態化乃至現實行動化了。知識邏輯(形式邏輯)本能地排斥矛盾，繼而也就要求由勞動二重性支持的革命知識同時是行動邏輯。這表明：在技術構成內部，不僅發生著A和Pm的知識矛盾，而且產生勞動發展與勞動統治的實踐斗爭；在價值構成內部，不僅發生著c和v的知識矛盾，而且也必然存在圍繞勞資關系進行的各種社會斗爭。

　　然則，“《資本論》原理的意義在于實現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斗爭)原理的合而為一”,以致，“實踐(行)、理論(知)的統一說到底是以‘行’(歷史之行、階級之行)為第一性，以‘知’為第二性，確立對階級性內容的科學研究路線和表述——此所謂唯物辯證法的工作定義法”[14]。

五、主體邏輯與辯證邏輯之讀：《資本論》為什么不是現象學

　　革命辯證法堅持否定的辯證法與揚棄的辯證法的有機統一。揚棄的辯證法始源規定是“無、有、玄”,它的特征是以玄名為范疇的規定(因玄命名) 。

　　【注釋：在老子看來，相比概念，范疇在意義上混沌而不分。所謂玄之又玄，正是識道的不二門徑——眾妙之門；其不便識之，唯能象之。故玄者，取幽昧不可測知之意。】

　　經由黑格爾的“正、反、合”(即主體知識論的“道路-系統”敘述法)中介，馬克思成功獲得它的全體意義：道路、系統、范疇。這是沿著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性路徑，在黑格爾以合(正和反的統一)為名基礎上所進行的范疇改造。

　　依據這一觀察視角，在A-B階段，肯定和否定僅僅作為矛盾關系的雙方被提示出來；在I-II階段，伴隨系統和它的道路母體的分立，肯定和否定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規定：質和量，因而矛盾的構造不是一種純解釋，而是生成的境界。從使用價值(質)和價值(量)的相互關系來看，言揚棄的使用價值是價值，其間已經包含否定辯證法的規定性，使用價值與價值在質和量之間發生的系統矛盾只是否定辯證法的矛盾本身的呈現。

　　正是誤解乃至根本忽略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里所包含的主體行動的革命意圖，導致鮑德里亞同樣以資產階級的知識論解讀馬克思，產生鏡像之物的認識迷霧。它抵擋不了符碼操持和物象操縱，蓋因“勞動力不是一種力，而是一個定義，一個公理，它在勞動過程中的‘真實’操作，它的‘使用價值’只不過是這個定義在代碼操作中的重疊。正是符號層面上，而從來不是能量層面上，存在著基本的暴力”[2]9-14。

　　在這個方面，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資本之讀必然是逆向運動的，即如同鮑德里亞指出的，其極力掩蓋剝削是針對于勞動力(商品)使用價值的效能發揮。要而言之，資產者的資本理論執行經濟現象之讀，推進理論廢墟之路，持有現象主義的經濟解釋觀。

　　馬克思主義視角的辯證的結構形態學試圖解決革命辯證法的邏輯與一般形式邏輯如何兼容問題，于是有如下序列：對象思維學→主體邏輯→辯證邏輯→形式邏輯(工具)。這迫使資產階級工作者進行更大的理論操作，并嘗試用這樣或那樣的現象學工具(各種變形的黑格爾邏輯學甚至包括為資產階級統治道具的性質進行直接辯護的辯證現象學)改造形而上學知識理論和形式邏輯。

　　階級存在決定階級意識。資本現象學是資產者最初的本能的理論意識，隨著上述操作的日益頻繁，而演變為具有邏輯狡辯特征的理論辯護體系。如在實用主義者看來，必須用要素替換主體的位置，乃至宣布“要素=主體”。然而，資本從來不是現實的生產條件，包括生產對象、機器、廠房和原材料等；相反，生產條件一旦要成為對應的生產要素，則必須表現為資本的存在形式。中性論者從效用發揮的角度，將資本規定為人類所有能夠有效調動和運用的生產條件和經濟條件的總和，包括一切自然物質和社會關系。這恰恰說明資本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現實的生產要素，社會就在多大程度上遭受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拜物教生產關系的統治。再如所謂的數理現象學(它本身是個矛盾用語),就實質而言，不過為了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重新聯合的實現，而用特別手段強制性地將要素知識羽化為各項具有特定理論用途的經濟數學知識。新古典主義于是創造了一種新邏輯(社會物理學),并不遺余力地將之鼓吹為普世工具。

　　這表明，不是辯證的現象學而是形態學本身才能真正面對辯證的現象。現象并非對個例的直觀，乃是因應事實和源自本質規定的形態總和。和通常的認識相反，現象是表象和表象進行連結的非獨立的運動，本質是現象背后獨立的實體關系。這樣的理解方式超出了“現象-本質-現象”的單純實證領域，將思維觸角引向以實踐和批判為背景的邏輯，引向以之為基本依托的知行合一意義的辯證法知識。

　　所謂：“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盡管形式邏輯的東西一再被使用，可是它們和以往的邏輯主義道路卻不相同。單憑書本上的那些邏輯學知識，是無法理解黑格爾或者馬克思的；必須反思其后的實踐經驗內容，才能體會他們所說的深刻含義。”[15]

　　然則，其委實在于指示辯證法知識必由的生產路徑。絕對剩余價值是實體，相對剩余價值和工資恰恰是揚棄實體本質的兩極形態——道路形態和系統形態，然后有資本積累的形態總和的產生，是為資本現象(現實)范疇。根據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實踐，現實的構造是實體-形態，卻不是本質與現象。形態是有機的群落，現象是混成的星叢。因而現象無法還原，真正能夠還原的對象乃是事物(運動和發展)形態，或者寧可說，站立形態背后的正是“格象意義的認識”(象者格象而生出“象格”)這一規定，由此促成本質與現象的對立統一，這就是《資本論》中資本獲得統一形態學(象格)的根由所在。

　　就實質而言，辯證現象學的解釋模式是著眼于將辯證法還原為“實例的總和”的辯證分析、把認識論還原為“直觀”的反映論的產物。設若范疇-概念是一真假同體規定，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上，基于范疇的形態學與基于概念的現象學即形成真假共相關系，蓋因一者刻畫真矛盾(發生)的規定，一者則刻畫假矛盾(呈現)的規定。

　　【注釋：真矛盾是對物自體的真正瓦解，指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奧德賽之旅，是立足勞動的歷史形式對于哲學存在的現實超越。因而矛盾對于規律的揭示，決不意味著僅僅把它看作沒有人的意識參與或不依賴于人類意識活動的一個客觀過程，與之相反，是將其肯定為主體時刻意識到這一過程并關注自己在其內所處地位的運動方式。所謂假矛盾，則是人為地制造A和ā的不一致關系，以滿足“概念的真理性”(是論);拿黑格爾邏輯學來說，由于堅持始終如一地把非同一性消溶在純粹同一性中，概念便成了對象物及其實例活動的保證。】

　　以資本形態學為例，其刻畫資本的歷史和系統的形態(本身包括生產形態、階級形態、經濟形態、思想形態等規定)之所以作為個人具體生活方式的實例的總和，在于和歷史矛盾的特殊類型學和結構學相對應。在這里，生產本質產生階級本質，階級本質又產生經濟本質，最后的產物形式是思想本質。

　　就地位與作用而論，生產本質著眼于考察資本本質的由來和根據，階級本質著眼于考察資本本質的運動的內部形態(如v、c和A、Pm對應),經濟本質著眼于考察資本本質的運動的外部形態(如循環形態、周轉形態、競爭形態),它們的共同結晶——思想本質——著眼于考察資本的思想器官及其運動形態。資本形態是各個獨立本質的鮮活的運動展開和生活呈現。一旦離開本質，也就脫離了鮮活的形態有機體，針對個體現象或個人行為的還原即是普遍主義和形式邏輯中心主義的；其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單一目標和單一手段的嚴格地一一對應，追求超時空的抽象演繹。以原子還原論為導向的認識論恰恰是忘記了：現象是無法認識還原的。由此，它要虛擬矛盾的形式，借助現象學的花招和對商品的現象學洞識，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有意識的體系化。現象學——作為不同于形式邏輯(表象學)的星叢假象學——對于事物的形態學，或者說真相學具有天然的仿真要求；這導致《資本論》也被說成是現象學：不同于黑格爾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和“同樣非批判的唯心主義”的“批判的實證主義”。

　　《資本論》中，資本作為形式規定的分析是破解價值形式具有謎一般的性質，實質上是把附加在資本身上的各種假象一點點剝離開來，藉以還原歷史真實、澄清矛盾與認識真相的過程。蓋因抽象統治所憑借的是價值的神秘形式，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發展是通過資本首先得到發展而迂回進行的。資本邏輯學是否定的辯證法與肯定的辯證法的統一。作為針對勞動(發展)而言的否定規定，資本具有自己特殊的認識規律(關于道路和系統相統一的認識)——真假同體、形態共相的理論認識生產。資本現象學通過探究資本與非資本的關系，目的在于通過否認資本的統一形態學，將籠罩在資本身上的顛倒虛幻和神秘的外在假象認識永恒化，藉以強調與之相契合的普世價值觀。

　　由此，真相學決不能被認識混同于假象學，至少在語義學上是如此。《資本論》對實證的考察沒有局限于現象學的呈現，而毋寧是形態發生-呈現的意蘊，發生所指示的也并不是邏輯運動，而針對于歷史和矛盾規定性。一旦將勞動二重性設定為事格的本質規定，那么，主體與客體的矛盾正是對主體發展本身的客觀實證。形式上的呈現是認識在現象域內兜圈子，無助于揭示本質和現象的矛盾。有關于生產關系的形態呈現有助于深層地揭示發生在經濟運動形式中的物象遮蔽與過程顛倒，便于將現象和本質嚴格區別開來。這說明現象學批判的目的也就在于現象祛魅與本質返歸，將認識重新拉回到生產關系的批判領域。這決不是什么生產關系現象學，而是從生產關系出發的現象學批判。資本工作者一味地將生產關系唯心主義化，人為制造了從主觀意識出發的唯心主義的生產關系現象學理論；其在給認識帶來混亂的同時，也產生語言霸權，走出霸權的出路在于堅持由矛盾的方法論實現向矛盾的世界觀的羽化。

　　然則，政治經濟學批判將迎來真正的復興，呈現現代社會的亦就不再是形式的邏輯，乃是主體的邏輯，是將辯證法工具掌握在主體手中而作為現實批判力量的主體邏輯。

六、理論展望：歷史走出資本惡的主體邏輯學問題——從勞動過程文明規劃中定格“解放的秘密”

　　“消滅勞動”乃針對于勞動內容和勞動形式結合關系之歷史重建而言，其必定沿著“存在的秘密→認識的秘密→改造的秘密→解放的秘密”路線前行。然則，“馬克思對勞動作為資本主義中的社會中介活動所具有的歷史特殊性的分析，處于他對這一社會特有的社會關系和主體性形式的考察的核心。”[16]445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是勞動的二重性，而非市場與生產資料私有制，建構了資本主義的本質核心。”[16]447

　　馬克思這一分析同樣“是他理解資本主義及其廢除的后果的核心”,也是實現“勞動哲學”(把勞動問題作為理解具體辯證法的一個中心);“依據這一路徑，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是歷史地建構起來的……是一種歷史特殊的辯證發展，起初源自于特定的、偶然的歷史條件，但隨后便具有了抽象普遍性和必然性。”[16]446-447

　　這導致，“他將商品處理為一種既為社會所建構，又建構了社會的社會實踐形式：既是‘主體的’,又是‘客體的’。”[16]445-446

　　顯然，關于歷史走出資本惡的實踐理性的判定是理論澄清了勞動時間將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衡量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或產品的社會尺度。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是在黑格爾基礎上的再前進，并從呼吁“革命主體”的角度將其納入勞動辯證法工作范疇。所謂重建行動，指示這一歷史路徑：既在消滅中重建，又在重建中消滅。

　　這意味著，勞動始終在內容和形式的互看中成立。真正的消滅規定是重建，連結階級的開端和階級的結束的則是宏大的歷史敘事。繼而消滅謀生形式，走向主體樂生活動，是對勞動本質的真正復歸。這里，勞動工藝內容第一次以“自視形態”向自我發生、綻放和呈現。“如果共產主義想消滅市民的‘操心’和無產者的貧困，那么，不言而喻，不消滅產生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滅‘勞動’,這一點它是不能做到的。”[17]

　　說到底，主體邏輯是立足主體、立足實踐、立足歷史，這樣就有了主體反抗算法統治的堅實階級動力。

　　解放的秘密，即主體審美的歷史復歸之路。走出異化，必須揚棄主體統治，揚棄勞動時間的社會算法統治。馬克思以歷史二重性原則(勞動二重性)對黑格爾邏輯二重性的不足進行了理論克服與思想揚棄，意味著主體在規定性上不是工具，不是系統的某一器官，甚至不是勞動器官。所謂“消滅勞動之說”,又在于消滅簡單操作的勞作概念，將勞動真正由“理念的知識概念”拉回人類工藝學的實踐場域，回歸主體審美意義的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從中定格走出謀生活動的“勞動解放的秘密”。這意味著，勞動不再是價值的實體，換言之，價值實體(形式)將不再成為統治勞動自身的經濟必然性的方式或外觀上的經濟統治形式。由是在這個階段上，改造的秘密同時是解放的秘密。“樂生內容”將從對勞動過程歷史形態原理的揭示與解讀中全部綻放，共產主義將走出理論家對它的歷史虛構，替代單純“物質的歷史”的將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主體靈魂的能動生產史。

　　資料來自知網：【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25(02),166-179】

　　文章全名“資本惡的歷史二重性命題及其政治經濟學批判讀法——兼論《資本論》的哲學改造”，作者許光偉，責任編輯李丹葵。

　　——————————————

　　【跋】《資本論》總標題是資本惡，乃由政治經濟學批判落實資本之讀。勞動二重性作為資本惡的邏輯起點，開啟“以歷史解世界”辯證法的思想航程，而以主體邏輯貫串資本邏輯。從歷史觀層面看，這不啻就是馬克思的“哲學改造”，定格“工人階級的圣經”歷史理論的偉大品格。

參考文獻

　　[1] 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 李其慶，馮文光，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77-79.

　　[2] 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M]. 車槿山，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3] 張梧.《資本論》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透視與重構[J]. 哲學研究，2019（4）：10-17.

　　[4] 仰海峰.《資本論》的哲學[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5] 袁蓓.辯證法與主體：馬克思和青年盧卡奇論黑格爾[J]. 哲學研究，2020(3)：42-51.

　　[6] 路易·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M]. 陳越，譯. 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221.

　　[7] 高超. 略論對《資本論》的越界闡釋[J]. 哲學研究，2017（8）：11-17.

　　[8]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

　　[9] 姚順良. 鮑德里亞對馬克思勞動概念的誤讀及其方法論根源[J]. 現代哲學，2007（2）：5-10.

　　[10]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重讀《資本論》（增訂本）[M]. 胡志國，陳清貴，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11] 王慶豐.《資本論》的再現——詹姆遜對《資本論》的解讀[J]. 學術交流，2014（7）：18-24.

　　[12] 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M]. 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4）：29-42.

　　[13]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4] 許光偉.知行合一與《資本論》原理——階級社會及其經濟形態知識狀況考察[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1）：5-27.

　　[15] 吳曉云. 辯證的現象學——從黑格爾到梅洛－龐蒂[J]. 學術論壇，2009（3）：25-28.

　　[16] 莫伊舍·普殊同. 時間、勞動與社會統治：馬克思的批判理論再闡釋[M].康凌，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17]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4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