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教授對“人民經濟”進行了重新闡述,立刻就遭到了向松祚、任澤平、馬光遠、趙建、逆行齋主等一干人的瘋狂圍攻:扣帽子、打棍子、揪辮子、謾罵、人格侮辱等等,無所不用其極,沒有一絲一毫的學者風范。那么,“人民經濟”究竟觸碰了誰的逆鱗?
其實,中國現時許多“公知”和“精英”都有雙重人格或者說有兩張“皮”:一方面他們是腦力勞動者,在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內為國家和人民做了點事情,也積累了一定的知識、成果、人脈和光環;另一方面他們又與權貴、官僚階層、壟斷資本、既得利益集團、中外買辦勢力、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長期受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的熏染,在思想、個人收益方面高度依賴依附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對西方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充滿了幻想,并渴望迅速融入進去;他們極度排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極度反感社會主義和公有制;他們極度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而且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已經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他們極不愿意看見資本和私有制之外任何新生力量的生長;他們胸懷狹窄、妄自尊大,自以為天下第一,容不得任何中肯的反對意見和理性的批評;他們否認人民利益、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看一切問題都是從個人利益或者所在集團利益出發,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贊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堅決反對。現階段,只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存在,只要共同富裕的目標還未實現,他們在中國就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明白了這些,就會懂得向松祚等人為什么要喪心病狂地圍攻溫鐵軍教授了。
溫鐵軍教授所詮釋的“人民經濟”包含:自主性、在地化、綜合性、人民性四個特征。
“自主性”,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要高度重視國家的戰略安全,要高度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關鍵與核心技術不能受制于人,關鍵環節不能被外資控制,要立足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創新攻關。“兩彈一星”、中國3艘航空母艦、東風系列導彈研制成功就是最好的正面例證;從命運多舛的“運十”到C919大型客機國內艱難領證,再到“芯片”技術處處受阻,負面慘痛教訓尤為深刻。
“在地化”,就是說本土資源的開發及其形成的收益要為本國服務,也就是說要形成“發展-良性開發-收益-占補(補償)+反哺-跨越發展”的良性循環運行機制。這方面的慘痛教訓如“稀土之痛”:中國稀土資源大量賤賣給美國,不僅打破了我國在此項高新技術領域內的技術壁壘,造成核心研發技術的外流和稀土資源的驚人浪費,而且還中了美國佬“吃別人的省下自己的”的奸計。
“綜合性”,是指企業不能片面追求短期利潤增長,而要認真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促進社會發展,要忠實地盡企業的社會義務,為共同富裕做出應有的貢獻。絕不能向任澤平顧問的“恒大”那樣,把天量的利潤揣進個人腰包,而把天大的“爆雷”甩給了國家、地方政府、合作商和廣大購房者。更不能向“柳教父”那樣把“聯想”化公為私,造成國家控制權的喪失。
“人民性”,是指國家的經濟主體選擇問題,也就是所有制問題,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堅決捍衛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要以做大做強做優做精做專國有企業為核心,堅決筑牢夯實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堅決維護好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打破“精英治企”的藩籬,讓廣大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企業生產、研發、管理和改革中去,真正公平參與到企業和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去,不能讓改革的紅利一次又一次總是只落到少數人頭上,而卻把改革的陣痛一次又一次地無情地甩給廣大勞動者,這不公平也不合理!中國房地產改革就是一個生動而鮮活的例子:背離了人民性,無論孟曉蘇、馬光遠、任澤平、董藩之流房地產專家多么起勁地為房地產經濟站臺,縱使把“房住不炒”喊破天,即使全國各大中城市“差生文具再多”,調控工具箱里釋放的政策再多,也無法徹底扭轉中國樓市的尷尬現狀。
幾十多年來,中國的政界、學界、官宣,尤其是“公知”和“精英”們,一直像向松祚和胡錫進之流熱切期待的那樣,沒有炒作中美分道揚鑣,也沒有挑戰美國,更沒有挑戰美元的霸權,而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中美夫妻關系,但是我們的妥協退讓又換來了什么?!是8次一次比一次難以忍受的羞辱,是一次又一次超極限的經濟施壓和貿易絞殺,是在臺海問題上一次又一次地“切香腸”,是在國際分工和全球產業鏈最低端的“鏈—網”雙重鎖定,是帝國主義國家傾銷商品的市場、原料基地、修配和組裝車間,是美元收割的韭菜地。
“人民經濟”雖然不是一個新名詞,也不是一個新概念,但其內涵和外延完全可以與“人民中心”理念一樣,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完善和發展,“人民經濟”理論完全可以吸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優點,摒棄二者的弊端,形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新的經濟理論體系,而且完全可以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煥發出不竭的動力、無限生機、勃勃的活力。
“人民經濟”完全可以對中國現有的民營經濟、混合制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抑制其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使之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當然在改造的同時,別忘了對向松祚、任澤平、馬光遠、王富重、董藩、趙建、逆行齋主等中國“公知”和“精英們”的思想進行改造,祛除他們身上的資產階級利己思想,使他們真正樹立起“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徹底脫胎換骨,重新做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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