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活資料所有權之間的關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活資料所有權之間的關系是有顯著不同的,有些學界人士往往容易將兩者之間的這種區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鬧出笑話而不自知。這種區別在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方法看問題的人那里其實并不難分辨,但是曲解或不懂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人,特別是長期受西方經濟學洗腦,思維已經固化了的人那里,要準確區分兩者之間的關系,確實是存在很大困難的。
在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生產資料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就國家的經濟體制或政權性質而言的,意味著生產資料是屬于國家或集體所有的,不能量化、分配到個人頭上,不能將生產資料分光吃盡,否則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就沒有了任何經濟基礎做保障,就會出現一切私有制社會所出現的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的情形,王朝興亡的歷史周期律(也是政治周期律)又將周而復始,卷土重來。
在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也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生產資料所有權,但與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是私有制,其生產資料是屬于資本家財團集體(或個人)所有的(最終由資本家之間再進行剩余價值的瓜分),雖然不能量化分配到老百姓個人的頭上,但能為資本財團集體所占有,他們以國家的名義,用所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底層人民的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從而聚斂了大量資本,雖然資本家個人及財團發財致富了,而勞動人民卻永遠貧窮,富裕不了,更談不上共同致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體現了資本財團占有生產資料用于剝削的事實。在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所擁有的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包括全部四項權能: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利用這個所有權,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從而控制了國家政權和其它權力。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沒有王朝興亡的歷史周期律,但是由其經濟制度所決定的經濟危機卻會一再爆發,也有周期性的特點,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周期律表現為經濟周期律而非政治周期律,但是與政治周期律一樣,也是具有極大的破壞性,甚至全球破壞性的特點,無法通過自身的政策和制度調整來克服,所以這也是一種不治之癥。
下面這篇文章《這份萬民摁下的紅手印書,羞紅了誰的臉?!》反映了河北省省委書記李爾重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活資料所有權之間關系的看法,我認為是非常準確的。李爾重省長語重心長地寫道:“用‘解雇相威脅’,用‘金錢為誘餌’,用‘激發個人利己主義為經典’,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支配奴隸的辦法。用這種觀點觀察公有制生產體系,當然不可能懂得‘個人之所無,正是眾人之所有’,當然是看不出光明的前景。”我理解這里的“個人之所無,正是眾人之所有”與前面那本書《當說則說——曹思源演講錄》中曹思源的“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所無”意思恰恰相反,李省長是真正領會到了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一全民與二全民)的真諦。所謂“個人之所無,正是眾人之所有”,即個人沒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之所以不能明晰與量化到個人頭上,其目的是在維護國家和集體所有權的同時,保障人民群眾長期和永久的生活資料所有權。曹思源的“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所無”將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活資料所有權混為一談,認為生產資料如果不能量化到個人頭上,明晰最終的產權歸屬,而是由國家或集體所有,對老百姓來講就最終什么也沒有。事實上,這種理解不論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都違背了毛時代的實際情況,與事實不符。雖然曹是學哲學的,在中南海機關里待過六年之久,但是通過他的演講內容和大忽悠來看,他對哲學問題的理解是僵化的,機械的,是為了迎合政治喜好的,歸根到底是一種投機主義哲學,不能實事求是的看問題。
所有人都能夠擁有足夠的生活資料,就是全民所有,全民所有是指生活資料的所有權,而非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生產資料被瓜分或量化到每個人的頭上,那體現的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是極其短視的,沒有長遠眼光的。公有制能夠保障人人都有生活資料,而不是將生產資料量化到個人頭上才叫全民所有。如果全部生產資料都量化到個人所有,產權雖然十分明晰(就是改開以后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干那樣的做法),而公有財產最終將變成零(沈浩剛上任的時候,小崗村的集體資產就是負兩萬,還是沈浩自己拿錢出來墊付的),被徹底的瓜分掉,那還有公有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嗎?沒有了經濟基礎,公有制的國家還會存在嗎?人民的福利還有保障嗎?所以,所謂全民所有制雖然是就生產資料而言的,但并不是要將生產資料都分給私人所有,而是以國家或集體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將生產資料所得的收益(生活資料)由全體人民共享,以生活資料的形式發放(分配)到個人,滿足個人的需要。這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活資料所有權之間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的根本特點。
總體來講,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區別國家政權根本性質的標準,可以劃分為公有制與私有制,除了社會主義國家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外,歷史上一切舊國家都是建立在舊制度,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而生活資料是屬于私人的范疇,無論什么社會或國家形態,無論生活資料的多寡,個人(私人)對生活資料都享有完整的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故此,生活資料是不存在所有制即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劃分的,而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所決定的。換言之,生產資料所有制屬于經濟基礎(即經濟)的范疇,生活資料所有權屬于上層建筑(即法律)的范疇,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了生活資料所有權及其來源。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通過由國家或集體來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共同勞動,按勞分配,來體現其公有制性質的,是公正合理而又高瞻遠矚的,與資本主義國家生產資料實行私有制,由極少數人占有全部或大部分生產資料,以此來剝削、壓榨勞動者,少數人發財致富,大多數人永遠貧窮,從而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既不公正合理,又非常短視,最終必將走向死胡同,被證明為是行不通的,是一條死亡之路。
202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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