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是全體納稅人投資形成的?
——與李惠斌先生商榷(之六)
古 家 林
李惠斌先生在其《企業勞動產權概論》一書的序言中,表達了這樣一個及其重要的觀點:“關于國有企業,我們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國有企業的投資人是這個國家的全體公民。在納稅意識逐漸強化起來的今天,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其投資人是全體納稅人。今天的國有企業,是全體納稅人稅款的一部分在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得到批準以后,投入到那些事關國計民生大局的企業性組織,從而形成的。”(李惠斌《企業勞動產權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這一觀點可謂“發人所未發”,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仔細一思量,深感問題并不簡單。
李先生的這段話涉及到好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梳理梳理才能弄明白。
第一,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我們國家,剝削階級是沒有法律地位的, 每一個公民從理論上說都是勞動者。對于那些擁有一定資本的私人,即便存在某種程度的剝削行為,但只要他們的經濟活動對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發展有利,在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條件下,其行為本身客觀上也就在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條件,因此可根據其在經營管理中發揮的作用,將其視為腦力勞動者,屬于人民中的一份子。(參見筆者《消滅剝削與承認和遏制剝削——與李惠斌先生商榷(之五)》,烏有之鄉網刊2022-06-24)
第二,全國人民能夠成為國有產權的主體,正是因為他們的勞動者身份,而不是因為他們是納稅人,是投資者。一切社會財富歸根結底都是勞動者創造的,私人資本的存在有賴于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所以,剝奪剝奪者,消滅私有制,建立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公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正如《國際歌》中所說的那樣:“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
第三,我們的國有企業是在沒收官僚資本、贖買民族資本、以及自我積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并非納稅人的貢獻。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國家將部分稅收用于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可能,但是國家稅收保證的主要是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以及公共產品的提供和社會福利的保障等,國有企業的發展應當說主要還是來自于國有企業自身的積累,把國有企業的發展說成是納稅人的貢獻,是不準確的。這豈不是在暗示公有制本身沒有自我再生能力,它需要借助外在“納稅人”的投資才可能實現(擴大)再生產,那么公有制還能發展壯大嗎!
第四,國有企業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國務院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政府有關部門,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責任、享受出資人權利。這一點有關法律法規說的很清楚,這里無須贅述。所以,國有企業的投資人并非“納稅人”,國有企業的投資人也不是根據“納稅人”的委托而進行投資的。國有企業的出資人是政府的有關部門,他們根據國家的委托,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委托履行出資人責任、享受出資人權利的,與是不是“納稅人”無關。
第五,納稅人和人民群眾分屬于不同的范疇,并非同一關系的概念,全體納稅人并不等于全國人民。在我們國家,納稅人指的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為納稅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條)。而從現有五大類十八種稅收來看,基本上都與生產經營活動、財產和行為、資源使用等有關,可以說是屬于社會法人,以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的私人所有者的事,一般勞動群眾應該不在“納稅人”之列。筆者不了解全國到底有多少“納稅人”,但從自己周圍的親戚朋友、鄰居同事的情況看,具備“納稅人”資格似乎很少。就以涉及面比較廣的個人所得稅來說,工資額達到起征點的普通勞動者好像也不多。按照國有企業是納稅人投資的說法,并且是“納稅越多的個人,其在國有企業中所占的投資額就是越多的人”,(同上,第6頁)普通人民群眾豈不是理所當然排除在國有產權主體成員之外了。
第六,稅金屬于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勞動者(包括從事技術和管理工作的腦力勞動者)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納稅人作為稅金的解繳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稅金(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的收賬人和轉賬者,是稅金(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從創造出來到周轉使用的一個中間環節。說國有企業的投資人是“納稅人”,事實上就否認了勞動者在創造剩余價值(包括稅金)中的作用,從而也就是對我們國有企業“全民所有”的否定。
如此看來,在李惠斌先生的眼中,稅金(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純屬“納稅人”的貢獻,國有企業的存在靠的是“納稅人”的投資,國有企業就應當屬于“全體納稅人”所有。總而言之,“納稅人”最重要,“納稅人”也就是“投資人”,應當成為國家的主人;什么“勞動創造世界”,什么“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統統是不準確的,也是不合時宜的。
李惠斌先生的說法,實際上否定了我們建立公有制的理論基礎,否定了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否定了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法律依據,并進而也就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學說,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很具顛覆性。而李惠斌先生寫《企業勞動產權概論》這本書時,正在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的崗位上。此情此景,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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