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與司馬南對于“揭露”與“歌頌”之爭已經呈現白熱化狀態。特別是在各自的支持者中蔓延。

　　莫言的“粉絲”們不要搞錯了，首先是莫言挑戰、排斥了他人的而不是司馬南的“文學觀”。說的直白一點，就是挑戰《延安講話》中提出的關于“暴露”與“歌頌”的觀念，從而引起了“反彈”。也可以說說，“反彈”來的猛了一點，激烈了一點，持續的時間也許長了一點。說來，是他咎由自取，怪誰呢？

　　必須承認，“揭露”與“歌頌”的“二元”對立，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莫言的一大發明。此前，沒有那個文學家、文學評論家像他這樣明確的將二者對立起來。而莫言的這種文學觀，早在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已經形成，已經成熟，與“國際接軌”了。在這次的“爭論”中，這個問題好像沒有特別突出出來。因此，再談莫言的文學觀。

　　莫言怎樣概括自己的文學觀？他在2009年法蘭克福的講演《感知中國》中說：“我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是屬于人的文學，是描寫人的感情，描寫人的命運的。他應該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具有普世的價值”。

　　當他發表自己的文學宣言的時候，是不是想過，且不說評判文學是不是優秀的標準怎樣確定。就是按照“普世價值”的標準，不那么優秀的、差勁的文學作品也應該是文學。那些文學很可能比“優秀”的文學作品還要多。那些文學作品中，難道就不是描寫人的感情、人的命運？

　　莫言直言不諱地否定魯迅、否定偉人的文學觀，這在新中國，筆者卻是最近才第一次看到。莫言之外，再無第二人。

　　這時的莫言，還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樣的言論，在西方發表，完全適合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言論，應該看做是他往西方貼靠的“投名狀”。這是他公開的、最早發表的關于“文學觀”的宣言。這個“宣言”，與《延安講話》的對立顯而易見，與偉人闡述的文學觀的界限劃的清清楚楚。一經對比，任何人都不會發生歧義。

　　無論是莫言的西方“同行”、“知音”，還是他在中國的擁躉，一個個恐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他的文學觀是針對誰而發。這，應該是他在國內外一片叫好聲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都有一個思想上的共同D人。他們的這個D人，就像一座大山，壓的他們喘不過氣來，必欲推倒而后快。

　　記得當年進入21世紀的時候，“狹隘的階級論”被批為“過時”了，“普世價值”甚囂塵上，公然出現在大學的講堂上，媒體上，公開出版物上，并以此而自鳴得意，還認為是“解放思想”的表現。

　　以“普世價值”衡量，偉人的著作都應該放進“歷史博物館”了。魯迅晚年的作品也應如此。當此之時，為某些人否定偉人提供了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莫言在外國說出那樣的話，奇怪嗎？不奇怪。到國外說，獲得的掌聲自然比在國內多。

　　對于莫言的“文學觀”，不想在此做過多的評論。因為偉人、魯迅闡述的夠清楚、夠深刻的了。所謂的“普世價值”雖然時髦于一時，為“公知”所鐘愛，看來，也是莫言的最愛。

　　“十八大”之后，伴隨著“非M化”歪風的被遏制，那種論調才逐漸有所收斂。看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莫言，仍然在堅持著，而且在2020年去香港這個多事之地進行宣揚他的“揭露觀”。殊不知，這只是莫言文學觀的一個點。他申明這一點，他那個神態，就是在表明其堅持自己文學觀矢志不渝。

　　莫言的世界觀、文學觀，乃至創作觀，即具有“普世價值”的那些觀念，無疑是符合西方價值判斷的觀念。早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已經向諾貝爾獎的“評委”們靠攏、看齊了。這個，相互之間都是心領神會，配合默契，也騙不了國人。

　　所謂的“文學觀”，應該是對文學的理解。它與文學創作的區別在于，一個是關于文學的理論，一個是關于文學創作的實踐。

　　如今，圍繞在莫言“文學觀”上的意見分歧，反映的是現實的社會矛盾。所謂的莫言的文學觀，已經不僅僅是莫言的，而是以莫言為代表的人們的文學觀。因此，并不是人們與莫言個人之間的分歧。

　　應該說，爭論越激烈，參與的人越多，說明分歧越嚴重，矛盾就越顯得尖銳。

　　關于文學觀，國人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不清楚，也沒有研究。由于文學，特別是現代文學中的小說，在中國出現的比較晚，所見關于文學觀的研究也常常在某些文學家中涉及，甚至發生爭論。比較著名的是三十年代魯迅與梁實秋的之間發生的爭論，影響深遠。

　　作為“文豪”的莫言，不知道是不是讀過魯迅的相關文章。以莫言的文學觀，老朽寧可相信他沒有讀過魯迅。

　　如果讀過了，那就是他自覺地站在了梁實秋一邊，反對魯迅。那么，他關于魯迅的一切“贊美”，就不是發自內心的“真話”，而是騙人的瞎話。如果是騙人的話卻偏偏當真，那就是更大的悲哀。

　　在文學與人性問題上的爭論中，關于“第三種人”的爭論中，梁實秋雖然百般辯解，在老辣的魯迅那里卻沒有撈到便宜。這是中國在三十年代文藝界中的一樁具有重大影響的“公案”。經過這一回合的爭論，文壇趨于消停。不同的陣營固守著自己的文學觀。在抗日的旗幟下，有的或許已經組成了“統一戰線”。

　　到了四十年代，有的文人從國統區投奔了延安。在延安及“座談會”上，發生了關于文藝的更廣泛、更深入的討論。偉人在兩次“講話”中就文藝工作做了系統的闡述。應該說，基本上統一了革命內部文藝工作者的思想。到偉人生前和身后，“主流”一直在申明堅持，沒有“去毛化”。

　　到了80年代，在偉人身后歷史虛無主義肆虐，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幌子下，西方思想、文化大舉入侵。“非M化”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滲透有目共睹，甚至到了猖獗的地步。文藝界發生了重大變化。

　　正是在那個時候，莫言直言：“偉人的《延安講話》，確實有較大的局限性，我們這一代作家早在80年代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幾乎所有的努力方向，就是要打破這個局限性”。

　　這難道不是公開向“延安講話”挑戰么？他不但有言論，而且貫穿于他們的文學創作的實踐中。他們創作的文學中是不是體現了他們的文學觀，那需要去看他們的作品?？床怀鰜淼模f明對他們還沒有理解其中的真諦。

　　莫言的文學觀，早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已經形成。按照莫言自己的說法，應該形成于80年代打破《延安講話》局限性的時候。

　　可能是有了諾獎護體，莫言在獲諾貝爾文學獎后，接受記者采訪時，不為尊者諱，直言不諱地說了出來?？串斀竦奈膶W家，還有誰比莫言說的更清楚，更坦白？

　　偉人的文學觀、共產黨人的文學觀、人民大眾的文學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就那樣被莫言他們那一代“人”踐踏在腳下了。

　　當莫言說“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之后，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立場上描寫那位往他母親的臉上打了一巴掌的看麥人；也不知道他是站在誰的立場上，懷著怎么的心情，看待那位向他家討要，不，是強討餃子的老乞丐。更不知道他在描寫那個做計劃生育的“姑姑”的時候，是站在了誰的立場上。只這三位，應該屬于“全人類”中的三位。莫言難道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上、描寫他們的的感情、描寫他們的命運的么？

　　當他在國際講壇上“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宣誓的時候，是不是忘記了自己是誰？即使是國人，他又能代表幾何？是誰賦予了他那樣的權利？自己嗎？

　　莫言的“全人類”的立場是什么，懷疑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那樣的立場，顯然不是偉人的立場、不是魯迅的立場。看來，能夠代表“全人類”的，只有諾貝爾獎的那些評委及其評選出的獲獎者的感覺了。

　　關于莫言“文學觀”的爭論，不是關于莫言的“文學”的爭論。有人卻竭力避開“文學觀”，而往莫言的具體文學作品的爭論。雖有必要，卻是舍本求末。

　　如今，圍繞在莫言“文學觀”上的意見分歧，反映的是現實的社會矛盾。分歧越嚴重，爭論越激烈，參與的人越多，矛盾就越顯得尖銳，越具有普遍意義。

　　關于莫言“文學觀”的爭論，不僅僅涉及關于莫言的“文學”的爭論。已經涉及到了執政黨的一個基本理論。這是爭論的意義。

　　據說，莫言是一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存在，足以證明階級的存在，證明莫言是具有“階級性”的人。人，決不會因為具有“階級性”而就成為怪物。不知莫言以為然否，也不知道莫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是如何“超越階級”的。

　　作為共產黨人，忘記了自己的階級、階級使命，忘記了自己代表誰，為誰服務，是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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