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只該拿“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嗎？

　　——與李惠斌先生商榷（之四）

　　古家林

　　李惠斌先生認為勞動者平時只該拿到“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這樣他們就可以再通過“利潤分享制”，享受到“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這樣的話，筆者在《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2022-6-16）一文中已經(jīng)引用過，但為了便于今天文章的論述，這里想再抄錄一次，敬請大家能夠諒解筆者的啰嗦。

　　那段文字是這樣的：“所謂按勞分配就應該是勞動者按照自己提供的勞動量，不但拿到用于保證它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部分，而且參與分割一定份額的、由他自己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李惠斌《企業(yè)勞動產(chǎn)權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頁）

　　有關勞動者的工資只該是“保證最低生活必需”的說法，在李惠斌先生的《企業(yè)勞動產(chǎn)權概論》一書中不止一次地談論過。比如，在談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工資，說的的是“工人得到的只是維持他們最低生存條件所必需的工資”；在說到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工資時，用的還是“保證他（勞動者——引者注）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參見李惠斌《企業(yè)勞動產(chǎn)權概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頁）兩種表達字面上好像稍有差異，但從具體內(nèi)容似乎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不同，不管是“最低生存條件所必需的工資”，還是“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核心的內(nèi)容就是勞動者的工資都應當“只是維持或者保證勞動者的最低生活或生存所必需”的，不管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情況差不多。

　　至于什么是勞動者“最低生活或生存所必需”的？筆者以為，肯定不可能是吃香的、喝辣的，住則小別墅，行則小汽車，但也不至于是吃盒飯、睡工棚，餓不死、凍不壞吧！不過，我們現(xiàn)在也無法排除“最低生活或生存所必需”的，就是吃盒飯、睡工棚，餓不死、凍不壞，因為這樣的情況歷史上有過，在現(xiàn)在的生活中也不是沒有發(fā)生過，而李惠斌先生又沒有具體說明，這就給我們留下充分想象的空間。

　　既然吃得上盒飯，睡得了工棚，餓不死，凍不壞，只是我們對“勞動者最低生活或生存所必需”情況的一種想象，而非李惠斌先生所言，我們在這里就不能作為與李先生進行商榷的依據(jù)了。不過，馬克思恰好也有個“最低工資”的說法，和李先生有關“最低生活或生存所必需的工資”，意思相差不大，李先生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因此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準繩來討論有關問題無疑是恰當?shù)摹?/p>

　　馬克思在《雇傭勞動和資本》一文中這樣說道：“簡單勞動的生產(chǎn)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xù)工人后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xù)后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這種最低工資也和商品價格一般由生產(chǎn)費用決定一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所得，千百萬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xù)后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范圍內(nèi)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1頁）

　　很明顯，李先生關于“保證最低生活或生存所必需”的說法，與馬克思所說的“維持工人生存”的說法，可謂異曲同工，但是，李先生所言“保證（勞動者）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中，似乎漏掉了馬克思所說的最低工資中應該包括的“延續(xù)工人后代”的費用。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一文中強調(diào)：“工人除了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一定量的生活資料以外，還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來養(yǎng)育子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并且還要延續(xù)工人的種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同上，第80-181頁）

　　李惠斌先生所言和馬克思的話的不同之處，似乎還不僅僅是所謂“工資”中有無“延續(xù)后代的費用”的項目。馬克思在討論勞動力的價值時，在說到“延續(xù)工人后代”的費用后，緊接著又說道：“此外，還需要花費一定數(shù)量的價值，使工人能夠發(fā)展自己的勞動力和獲得一定的技能”。（同上，第181頁）這個問題李惠斌先生好像也沒有提到。

　　如此說來，李先生所說的“保證（勞動者）最低生活必需”的工資，比馬克思說的那個“最低工資”還要低。是馬克思所說的“千百萬工人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xù)后代”的，那個真正的“最低工資”，因而也更像我們前面所說的“吃盒飯，睡工棚，餓不死，凍不壞”的最低工資！真不知道拿這么低的工資，勞動者在約定時間內(nèi)勞動所消耗的體力和腦力何以補償，又怎么能“養(yǎng)家活口”，這不是太狠了！

　　也許有人會說，勞動者工資確實是低了一點，但不是還有利潤“利潤分享制”嗎！有了“利潤分享”，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就會增加，工資低一點又有何妨。這種把增加勞動者收入的希望寄托在資本所有者的恩賜上，實在是天真幼稚得可笑。不要說“利潤分享制”未必能夠普遍實施，即便實施也未可以必惠及企業(yè)的普通員工，即便可以惠及每一個員工，普通員工得到的也未必不是克扣工資所形成的利潤，（參見2022-06-16《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筆者的《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按勞分配’？》一文）普通員工的工資收入哪可能真正增加！

　　自上世紀末企業(yè)改制的浪潮席卷全國，大批國有（集體）企業(yè)，特別是中小型的國有（集體）企業(yè)紛紛私有化，隨之而來的就是用勞動“合同制”的企業(yè)內(nèi)部配套改革，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明顯減少。一度時期，社會上對子女“生不起，養(yǎng)不起”是怨言四起，對工資收入“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也是議論紛紛。

　　據(jù)《360百科》介紹，2003年12月我們國家頒布了《最低工資標準》，2004年3月施行。最低工資標準是國家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在勞動者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而強制規(guī)定用人單位必需支付給勞動者的最低工資報酬。確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要考慮當?shù)爻擎?zhèn)居民生活費用支出、職工平均工資、失業(yè)率、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還有職工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并且不管是用比重法還是用恩格爾系數(shù)法確定最低工資標準，都要乘以就業(yè)者的贍養(yǎng)系數(shù)，加上一個調(diào)整數(shù)。由此可見，國家規(guī)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明顯高于李惠斌先生所說的“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工資”，因為國家頒布最低工資標準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基本生活”，而李先生所說的工資只是要保證勞動者的“最低生活”。考慮到李惠斌先生的《企業(yè)勞動產(chǎn)權概論》是2006年出版的，晚于國家決定頒布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這種時間上先后順序的巧合不能不令人頓生疑慮，李先生意欲何為？

　　當然，筆者無意把勞動者工資偏低的責任歸之于李惠斌先生，但又不得不承認李先生的所言體現(xiàn)的是一種社會思潮，代表的是給勞動者發(fā)工資并無償占有勞動者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那部分人的利益，這與李惠斌先生的身份似乎很不相稱，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共產(chǎn)黨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話，說的是：“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shù)人的或者為少數(shù)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chǎn)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shù)的、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頁）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廣大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翁”，為人民謀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歸宿，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理所當然不應太低，并隨著經(jīng)濟的增長而不斷有所提高，這應當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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