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公共性的重構

對談人：呂新雨、趙月枝

統 稿：呂新雨、趙月枝*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2 期（2010）

2008 年6月27 日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British Columbia），就一系列學術理論與社會現實問題，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傳播學院趙月枝教授與前來參加學術會議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呂新雨教授進行了訪談。正在那邊訪學的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王維佳也同時出席，并根據錄音編輯整理了訪談初稿，經趙月枝修改后，2009 年8 至9 月間呂新雨做了最后的補充和修訂，形成此文。本刊發表的是精要本。

呂新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趙月枝，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趙月枝簡介

趙月枝，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傳播學院教授、副院長、全球媒體監測與分析實驗室主任，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中國傳媒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傳播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全球化與傳播、意識形態與話語理論、媒體分析等。

主要著作包括Sustaining Democracy? (1998, Broadview; 中譯本：《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Roman & Littlefied, 2005)，傳播政治經濟學英文讀本（2007，上、下冊），Global Communications (Roman &Littlefield, 2008)，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and Conflict (Roman & Littlefield, 2008) 等。

呂新雨簡介

呂新雨，1993 年獲復旦大學文藝美學專業博士學位文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廣播電視系主任，復旦— 金史密斯紀錄影像研究中心（Fudan-Goldsmiths Documentary Research Centre）主任、復旦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出任美國富布萊特基金會高級訪問學者及其它多項基金訪問學者。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新紀錄運動、影視理論、文化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等。

著作有《書寫與遮蔽：影像、傳媒與文化論集》（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紀錄中國─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03）等。即將出版的有《鄉村、革命與國家—歷史與理論的辯證》（北京三聯書店，2010），主編和作者（與Chris Berry 和Lisa Rofel合作）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主編和作者《大眾傳媒與上海認同》（上海書店，2010）。論文曾被翻譯為世界多國語文。《紀錄中國—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2006 年獲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趙： 趙月枝

呂： 呂新雨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工農的主體性問題

趙： 我最早是因為你對中國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研究而逐漸熟悉你的。你2005 年發表在New Left Review上的文章，“Ruins of the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1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共鳴。同時，你還在研究農民問題。然而，在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中，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工人階級及其主體意識一直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 而對鄉村社會和農民主體性問題的研究也很邊緣。那么，是甚么促使你研究這些問題，在研究中又有哪些主要的發現呢？

呂： 九十年代中國最大和最觸目的社會問題就是大批工人下崗、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國社會中數量最龐大的兩個人群：

工人和農民，他們的命運因社會轉型而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工人階級曾經是社會無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農聯盟是由憲法規定的國家政治主體，但是他們今天卻變成了大眾傳媒和影像中的「社會底層」和邊緣人群，其命運變化對于中國到底意味著甚么？

《鐵西區》這部紀錄片關注的就是曾經是主流的工人階級的命運。鐵西區所在的東北承載了朝鮮戰爭和民族國家工業現代化的歷史，與蘇聯、日本以及東北亞之間存在特殊的地緣政治關系，因此，這一地區的工人群體在社會轉型中的命運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在這部歷時九個小時的「史詩性」紀錄片中，導演王兵將工人階級主體性破碎的過程放在一種歷史凋零的狀態中來敘述，給了我一個反思的機會，使我可以把很多歷史與社會的問題整合起來思考。有學者批評我對這部紀錄片的分析是「過度闡釋」，特別是不能同意用「階級」的視角來進行解讀。他們寧可將其視為一個純粹的「藝術性」的作品，而不愿將其與更廣闊的世界性的歷史和政治關系聯系在一起。可是在我看來，《鐵西區》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它所折射的社會、歷史問題，它寓言式的工廠的廢墟場景，以及作為人的主體性的崩潰，揭示了一個我們曾經擁有的過去和一個似乎是無法改變的現狀，并且向著未來發問。在這個基礎上，我試圖去探討新中國工業化的歷史與整個人類工業文明發展之間的關系，并重新理解所謂「藝術」與時代、社會以及人的主體性的關系。

我個人近十年來一直關注中國鄉村問題，在我看來，鄉村和城市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中國社會不可分割和互相制約的整體性存在。沒有鄉村視野的城市研究必然有嚴重缺陷，而鄉村社會是理解中國近代以來歷史和社會變革的關鍵和秘密，這才是中國最大的現代性問題。

在我所梳理的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中，其主題大部分涉及的是所謂「邊緣群體」和底層，也就是從主流媒體中日漸「邊緣」和消失的工人和農民的群體。今天的主流傳媒中，這個人群主要出現在社會新聞中，與礦難、犯罪、兇殺等等血腥的事情聯系在一起，已經淪為「物」和「他者」的存在。與此相對照，在紀錄片中，他們的命運構成了對社會、時代的強烈質疑與反思，他們的情感訴求被充分尊重，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生活圖景才有可能轉化成「我們」的生活圖景的一部分。今天，大寫的工人與農民作為階級的政治地位已經被分散的、小寫的農民工、下崗工人等作為個體的「邊緣人群」所代替。在我看來，中國工人階級主體性的解體必須和中國的農民問題聯系起來討論，他們的命運是歷史性的，也是彼此關聯的。

趙： 你如何看待中國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底層社會運動問題，用甚么樣的理論來解釋這些問題？中國的大眾媒介與工人農民主體性的關系怎樣？

呂： 社會運動的出現，與資本主義市場關系的確立有密切的關系，按照波蘭尼（Karl Polanyi）的敘述，資本主義在它擴張的過程中，必然會引爆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但是，中國今天底層出現的社會運動不同之處在于，它的合法性政治資源是以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遺產為源泉的，這就構成了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我們雖然目睹了大量此起彼伏的工人和農民的社會運動，可是知識界和官方的話語體系并不承認這是一種主體性的體現，而是將這些社會運動定義為「群體性事件」。這意味著我們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不承認它是傳統社會主義工農主體性的某種延續，而是用另外一種「去政治化」的話語將其遮蔽。另一方面，中國底層的社會運動很容易被放置在市民社會維權運動的解釋框架下，被解釋為中國在形成「公民社會」過程對國家專制主義的抵抗，是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的體現。這種解釋遮蔽了資本主義市場關系在形成過程中對社會產生的暴力作用，以及這種暴力與國家暴力的結合，在當代中國特別體現為城市化過程中土地資本化的殘酷進程；同時也取消了國家—特別是一個以社會主義為認同的國家—對于社會底層保護性作用的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解釋簡單地套用西方冷戰的思維定勢來處理中國的國家問題，喪失了對中國國家內部復雜性的分析，也拒絕了對國家「左手」的鍛造。它一方面用以私有產權為前提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要求中國社會，但是當這一由國家主導的私有化進程引爆了劇烈的社會矛盾的時候，它又把國家推出去做替罪羊，宣稱自己站在社會的立場上。

但究竟甚么是中國社會？中國具有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嗎？簡單搬用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不過是把中國的問題收縮為城市的問題，而離開鄉村視野，城市問題的根源其實是無法厘清的。我仍然認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斷言，他說中國是鄉土社會，國家是融于社會之中的，不具備西方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結構。

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不能簡單地從西方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出發。西方的民族國家來源于早期意大利城市國家，所謂市民社會的起源是與資本主義從城市國家到民族國家的發展相匹配的，因為權力是從這里出發去控制外在于它的殖民地和財富。早期的資本主義需要海外貿易與軍事制度的配合，之后的資本主義需要工業主義和軍事制度的配合，而現代信用制度則為超時空的資源聚合提供了條件，這就使得都市必然成為資本主義權力樞紐的聚集中心。中國傳統的國家是建立在鄉土結構上的，而不是城市之上，它的市場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相結合的非軍事化基礎上的。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和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這些傳統的社會結構在何種程度上發生了轉化？今天，究竟怎么樣理解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否則，我們宣稱的社會立場就是一個可疑的立場。中國目前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關鍵在于是否能夠為這個社會實質性民主的實現開辟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去尋找各種理論資源來重建和更新我們的話語敘述，其中，理論與歷史、現實的互動尤其重要。

今天中國的大眾傳媒理論研究的貧弱，尤其體現在它面對中國現實的時候。主流的新聞傳播理論界沿襲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但是當用這些理論去解釋中國風云變幻的傳媒變革的時候，往往又陷于無語。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與如何解釋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整體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新聞理論則陷入教條和僵化，往往淪為國家輿論宣傳的傳聲筒。而大眾傳媒本身卻在經歷著劇烈的變動，國家、市場、利益集團等等不同的權力都以不同的方式滲透到對媒介的爭奪中，愈演愈烈。在這樣的局勢下，大眾傳媒與中國工農主體性之間的關系是曖昧的，也是消極的，甚至是否定的。比如，最近幾年，政府開始加大對鄉村的投入和反哺，包括廣電系統在鄉村的延伸和覆蓋。但是這個過程存在著一個悖論，一方面「村村通」工程對鄉村的投入是很大的，可是當農民們能夠看到電視的時候，他們得到的卻是城市中心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他們的改造。由于中國電視的市場化發展，其財政收入完全依賴廣告，因此廣告商的目標受眾日益成為電視的追求，中國大眾傳媒市場化發展的結果就是媒體的城市化和中產階級化。投入卻強化了鄉村的解體，摧毀了鄉村主體性的基礎。所以，大眾傳媒并非一個獨立的存在，而是深刻地受制于整個社會進程。因此，研究中國的大眾傳媒就無法脫離對這個社會的總體性的追問與分析。

大眾傳播、新紀錄運動與社會「底層」表述

趙： 談到大眾媒介與鄉村的文化建設和農民的主體性問題，我們需要反思的是中國大眾媒介的市場化改革造成了哪些社會后果？在西方話語主導下的市場化的，城市化的大眾媒介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和文化政治產生了何種影響？

呂： 在中國當前的媒介研究里面，媒介經濟管理的研究占主流地位，它的目標是幫助媒體做強做大，學術研究成了利益集團的某種合謀者。這些研究與中國大眾傳媒的市場化改革相互呼應，其結果是大眾傳媒日益轉向城市中心化，為追求廣告目標受眾而中產階級化，這構成了中國社會整體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工人、農民變成了被遺忘的人群，成了大眾媒體中被表現的「他者」，而不再是主體性的存在。這樣的媒介市場化改革，本身就是一個城市中心化的改革，也是城鄉斷裂的原因與后果。如何真正建立大眾傳媒對鄉村的反哺或者是支持，是一個新的課題，它關涉到文化與意識型態上的重構。中國的大眾媒體在所有制上是國有化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有責任和義務為鄉村服務，前提是需要有足夠的共識前提和輿論壓力，在這一點上，中國新聞傳播理論界幾乎沒有甚么作為，是令人痛心的。

以中國的電視媒體為例，CCTV（中國中央電視臺）是中國電視的旗艦，其廣告市場占據了中國電視廣告市場的三分之一強。

它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公共電視，但是卻需要承擔公共性的職責；不是商業性媒體，但是它的生存和發展卻日益強烈地依賴市場。

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首先，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等同國家專制主義機器，這是西方意識型態最容易認同的觀點。如果是這樣，我們就無法解釋為甚么央視會出現《新聞調查》這樣嚴肅的調查性新聞欄目，而《焦點訪談》可以讓一個省部級領導丟烏紗帽。就如同國家本身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不同力量的角逐，民主的空間是需要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的，對于央視這樣的國家級媒體，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促使它朝向有利于社會民主的道路走，而不是聽任它以政治權力與市場的力量合謀尋租（rent seeking）。這就需要有足夠強大的批評聲音，正是由于它的國有性質，就有足夠的理由給它壓力，讓它必須承擔社會的公共性責任，而不是陷入自身作為利益集團的訴求中。其次，我們需要打破媒介的市場化是通往民主之路的幻象，打破為市場化改革進行合法性辯護的意識型態力量，才能為實質性的媒介民主化發展開辟道路。

趙： 對媒體的批評的確很重要，但最關鍵還有一個批評的立足點與角度的問題。如你所言，重要的是要通過對媒體的批評與改革強化它的公共性與代表性，而不是簡單地用市場自由主義、甚至是市場民粹主義的邏輯，盲目地「反壟斷」，甚至認為市場化「不徹底」是中國媒體問題的根源。事實上，市場邏輯的深化與過度市場競爭往往導致媒體話語對消費主義價值和有高消費能力的城市受眾更進一步的偏向和對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的忽視。你如何評價記錄片在關注社會「底層」方面中的作用？

呂： 與主流大眾媒介的市場化改革不同，中國的紀錄片從一開始就因為與社會「底層」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使得我所界定的「新紀錄運動」成為歷史的重要見證。而新紀錄運動在發軔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由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力量共同推動的。我的研究一直強調這一點，而不是僅僅關注「獨立導演」和「地下導演」，是不希望落入某種西方的冷戰思維來解讀中國的現實。新紀錄運動的第一代導演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地下」，他們說不是地下，只是不同。而第一代即便是獨立導演，也和電視臺有著各種公共和私人的關系，原因很簡單，他們需要利用電視臺的機器設備來做自己的片子，也因此，他們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體制內紀錄片欄目的出現。九十年代，正是在體制內和體制外交界的邊緣，是中國電視最富有活力和創造力的交互地帶，這是我的研究不同于很多西方學者的地方。九十年代是中國電視的黃金年代，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評論部是圣地延安，全中國有志于電視理想的同道從全國各地奔赴這里，而體制的彈性也為他們提供了成長的空間。今天在央視起中堅作用的骨干們，很多是來自那個時期。但是從九十年代中后期，媒介市場化全面鋪開，制度日益朝著所謂「現代化」管理的企業目標發展，這樣的空間就萎縮乃至消失了。

2008 年末原《生活空間》的制片人陳虻因病逝世，他創立的《生活空間》最早在央視確立了電視紀錄片欄目的合法性，并培養和感召了一大批有激情、有理想的電視人。他的去世震動四方，因為很多人把他的去世看成是中國電視理想主義時代的消失。但是，2009 年6 月以來，央視重新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實驗，被撤銷的新聞評論部又恢復了，這次改革的動機是復雜的。但是有一點，就是它并不是以單純市場為導向，而是有著強烈的政治訴求，在這個意義上，是對媒體商業化的某種調整。雖然結果尚待觀察，但是對新的可能性和轉機的出現，是不應該放棄的。我認識的央視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朋友又開始積極建言建策，新的空間永遠是需要去爭取的。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現「新紀錄運動」的精神在體制內的影響并沒有消失，而是成為新的改革推動力量。2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電視媒介的市場化推進幾乎扼殺了紀錄片在體制內生存的空間。隨著DV的出現和技術的發展，新紀錄運動開始不依賴電視臺的力量而發展壯大，更加具有草根性、「底層」性 。但是「底層」并不是被當成「他者」和奇觀來表現，而是建立起了一種「 他者」與自我的對話關系。所以新紀錄運動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當它關注「他者」的時候，是試圖讓「他者」自己出來說話的，是試圖賦予他們一個主體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很多紀錄片導演自己就來自「底層」，導演自身的平民化和多元化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現象，它使得紀錄片在很大意義上成為社會的自我表達。這些「自我」正是社會客體性的體現，它使得為改革開放的宏大敘述承擔犧牲和社會陣痛的群體，這些社會的「客體化」的存在，擁有了一個進入歷史的可能性，并在這個意義上，使民主有一個實現和敞開的機會。

很多紀錄片表現「底層」，不是帶著憐憫的或者廉價的人道主義的關懷來表現苦難，而是對處于苦難中的人們的尊嚴致敬，并試圖用鄉村的視野來反思性地批判城市。這樣一種「鄉愁」式的視野在今天重新出現，實際上是對中國的城市化、市場化過程的一個抵抗的姿態。這使得我獲得一個批判性的視角去反觀主流媒體，如果媒體中只有城市、消費主義和強勢權力的聲音，那么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不民主的社會。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只要脫離官方就意味著新聞的自由和民主，這就太簡單化了。一方面，我們需要正視主流媒體的存在，這個空間是永遠不應該放棄的，很多體制內的媒體工作者以頑強的理想主義精神在堅守；另一方面，新紀錄運動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壓力，它逼迫主流媒體和主流社會無法忽略這個社會「底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訴求。

其實，在新紀錄運動崛起的時候，我們并沒有使用「底層」這個詞匯。1993 年陳虻為《生活空間》寫的廣告語是「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陳虻對他的編導們的要求是：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對待你的拍攝對象，這樣才能建立信任，才能讓拍攝對象不在你的攝影機鏡頭前發抖，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文」關懷。不久，批評者開始指責說當時的電視紀錄片過于關注「邊緣人群」。即便是「邊緣」，也是在一個社會空間關系中。但是「底層」則意味著社會空間關系的塌陷，我們和「他們」的分離。在我的印象中，這個詞開始被大量使用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情。此時電視紀錄片的欄目化生存由于激進市場化改革已經萎縮，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法制類節目，充滿了犯罪、兇殺和血腥，這是作為「他者」的「底層」及其「奇觀」浮出地表的時候。其背景正是中國社會加劇分化，社會「底層」開始形成規模巨大的結構性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底層」概念的出現是對已經完成的社會分化的追認，它內在的視角和立場是中產階級和城市中心主義的。因此，在使用「底層」概念的時候，需要對它的前提進行必要的清理。在我看來，「底層」作為概念的出現，是需要追溯它的前世今生的，所謂「底層」表述的人群，正是毛澤東時代的主流人群，從主流到底層，包括了太多的歷史內涵，需要讀解。從人口數量來說，這個「底層」依然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為甚么他們卻成為底層了呢？是甚么樣的力量和意識型態把他們推向底層的位置呢？

西方中心主義、階級與公共性問題

趙： 你曾經提到，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的現代化敘事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問題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論偏狹。那么造成這種偏狹的原因是甚么呢？為甚么這種西方中心的思路在這些目睹了了反帝、反資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心中這樣根深蒂固？

呂： 經濟問題與意識型態問題是結合在一起的，在中國為甚么「市場化」能夠如此激進地被推進？這恰恰是新自由主義被信仰的一個過程，自覺地把自己放在西方／美國中心主義的位置上來理解中國和世界。比如央視2006 年播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討論為甚么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美國九個世界級強權大國相繼崛起，歷史腳本的撰寫是由中國的歷史學家擔任的，這些強權大國相繼崛起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世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發軔到完成的過程。這些過去的大國和現在的大國為甚么會成功呢？怎樣才是成功呢？因為他們發明了很多好的制度，民族國家、市場、股票、銀行、信用等等，而殖民主義和軍事主義的歷史只是輕輕一筆帶過。撰寫《大國崛起》的一位歷史學家在和我討論這個問題時認為，今天不需要再討論殖民血淚史了，這個東西我們從前已經說過很多，現在就是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要把別人最好的制度建設的東西表現出來。可是西方的制度創新不正是和殖民歷史、軍事主義互相配套才得以完成的嗎？我們山西晉商的票號制度與現代金融制度非常接近，可是他們最終并沒有變成現代金融制度，因為他們背后沒有一個殖民、軍事的國家力量的支持。在一廂情愿的想象里，我們把資本主義的崛起看成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把西方以自由民主為表征的一套意識型態看作是普世價值，而丟掉了我們自己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百度百科上網民對這部紀錄片的評論是：「以前在歷史書上學到的和老師講到的說中國落后完全是由清政府的閉關自守所造成的，其實我們換一種思維來看問題，其實中國在19 世紀末到20 世紀初被列強蹂躪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3帝國主義成了歷史的必然，資本主義成了世界大同的必有之路，這就是改革開放30年建立起來的「常識」。在這樣的世界圖景中，討論中國的崛起，是一件讓人擔憂的事情。而這樣的「常識」的確立，知識界與傳媒界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沒。

在內部的民族關系問題上，我們強調所有民族要建立平等的關系。當然不是說現實中完全沒有民族歧視，但是從政治正確性的角度上，是絕對不能有歧視少數民族話語的，這在今天依然是高壓線。從媒介再現的角度來看，西方的一些電影研究會說中國的少數民族電影都是展示少數民族的奇異風景，好像是內部東方主義。我覺得這完全是用錯了理論，我們是努力把少數民族文化中美好的一面展示出來，而且是用它來批判漢族中心主義和城市中心主義，恰恰是好萊塢一些電影種族主義再現的反面。不是說這個模式沒有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是「內部東方主義」。西方用來形容東方的那些東西，在中國內部的民族敘事中是正好反過來的，它的政治性前提是所有的民族是平等的。這樣一種對內和對外的平等關系的訴求是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性的內涵。

趙： 近些年來，中國開始逐漸興起「新儒學」，相關的討論也越來越多。你是如何解釋大眾媒體和官方意識型態擁抱新儒學的動機和影響的？

呂： 有很多學者指出，大眾傳媒中關于《論語》等經典儒家著作的解釋存在很多謬誤。但是問題并不在這個層面上展開，而是這個社會對這些價值觀產生的強烈反響成為社會危機的表征。與此相類似，當代中國的城鄉，各種宗教和類宗教以非常快的速度擴散。

這是因為傳統的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源處在一個崩解的過程中，這個社會本身在經歷著極大的陣痛，這就是這類「心靈雞湯」在大眾傳媒中流行的社會原因。保守主義的出現是這些社會問題的一個結果。大眾傳媒中，媒體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宣傳本身是有價值的。但當傳統文化被本質主義化，變成了社會的安慰劑，就恰恰消解了傳統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性的價值層面。今天大眾傳媒與媒體知識分子對新儒學的擁抱，迎合了這個社會釋放心靈痛苦的需求，也起到了規勸這個社會桀驁不羈的反抗因素的「和諧」要求，官方意識型態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它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遮蔽和麻痹問題的「麻沸散」。指出這些動機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回顧和反思傳統，而恰恰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我們怎么樣去重新理解中國的儒家思想、知識分子與中國政治哲學的關系？意味著需要重新清理這些傳統，而不是用本質主義的方法將其遮蔽，或者重建一個顛倒的「西方中心主義」。

趙： 在你的研究和思考中，你經常使用階級分析理論。在西方，階級分析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學術的核心內容；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這曾經是主流的分析框架。雖然階級分析不能解釋一切，更不應被庸俗化和簡約化，從學術探討來講，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視角。而你剛才提到，一些學者偏偏是因為你使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而不認同你對《鐵西區》的解讀。那么，你能否解釋為甚么「階級」在當前中國學術界成為一個很少使用的，甚至招致反感的詞匯？

呂：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毛澤東時代，國內的階級已經趨于消滅，「階級斗爭」卻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在改革開放30 年后，階級分化加速形成的時候，「階級」卻似乎變成了一個禁語，凡談及階級就被認為是要回到過去的時代。但是，由于社會分化已經是現實，我們無法回避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思考階級的問題。上海的學者王曉明總結說，八十年代的關鍵詞是個人主義，九十年代的關鍵詞開始出現階級，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字則是國家。4其實，這三個階段是有著內在的聯系性的。正是因為有八十年代「個人主義」的合法化，才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鋪平了道路，而市場化改革正是社會分化、階級分化的動力和原因。但是，消解階級分化的動力，卻無法建立在對市場的崇拜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一點并開始吁求國家的介入；與此同時，中國的出口導向型市場經濟卻遭遇到海外持續的貿易摩擦，全球化和市場化背后的國家角色也已經無法隱藏；而隨著西藏和新疆的相繼騷亂，海內外更聚焦在如何理解中國作為國家的存在__________。也就是說，改革開放30 年到今天，我們發現所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沖突與危機，都是圍繞著全球化過程中的國家角色而展開的，媒介生產也不例外。在這個意義上說，個人、階級與國家作為關鍵詞的相繼出現，其實是問題不斷走向縱深化的過程。

趙： 從1999 年在西雅圖爆發大規模的反WTO社會抗爭運動開始到后來的在巴西、印度等地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Forum），大多數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社會正義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都很少涉及中國。中國工人農民的抗爭無法跟這些運動和思潮聯接。你認為這樣的情況最近幾年是否有所改變？另外現在我們中國的社會運動跟全球社會正義運動的聯接有甚么樣的可能，又有甚么樣的阻力？

呂： 中國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促使很多批判的知識分子關注第三世界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保護運動，這一工作在中國正在逐步開展。中國農民和工人的社會抗爭運動，應該說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里問題的復雜性在于，一方面這些運動很容易被納入到西方國際人權保護的政治框架中去認同，并直接置放在與國家對立的位置上，從而很容易喪失對其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的分析，以及糾纏其間的各種社會力量、權力關系的分析，這就限制了而不是豐富了這些社會運動的政治可能性；另一方面，西方的左翼社會運動很容易簡單判定中國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化，從而反向地隔絕對中國工人和農民這些底層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運動的理解。因此，如何從一個廣闊的、有縱深的歷史和現實的視野中，勾連今天中國底層的工人和農民的社會運動與全球正義運動的聯系，是今天批判的知識分子的任務。

趙： 如何理解中國今天的社會運動性質，它們與歷史上的社會革命承接關系，以及它們的公共性問題？

呂： 今天中國的社會運動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層面。正是因為社會運動本身有其復雜性，它也有可能是中產階級的特殊群體的利益保護運動—而這一類運動特別容易被界定為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市民社會的形成，相比較于工農運動而言，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和大眾傳媒會認為這才是「民主」運動。而工農運動，不是民主問題，只是「人權」問題。這其實是很奇怪的論調。

從十七、十八世紀開始的世界革命的視野中看，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在歷史的某一個特殊階段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率領社會去挑戰王權，這個階級是具有公共性的。也就是說，當它以一個階級的力量聯合各階級共同創建民族國家的時候，它具有公共性、正當性和普遍性。但是，資產階級和公共領域的重合只具有歷史性和階段性的意義，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討論的西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也是一直是揭示和批判這個問題的。在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尋求民族解放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的普遍性、代表性就變成了復雜的、非自明的問題。資產階級本身弱小，對帝國主義的依附性很強，社會分裂，資產階級并無力量整合國家與社會，因此資產階級與公共領域即便是階段性重合都是困難重重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建國動機主要來自于外來的帝國主義壓力，而不是來自直接的社會內部的要求。因此，甚么樣的政治力量可以代表社會說話，就成了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為甚么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國民黨、共產黨都共同關心的課題。這是中國革命中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在這里，國家的合法性、權力的合法性的關鍵在于階級的代表性，而政黨又是這一代表性的組織形式。

按照梁漱溟的分析，因為國民黨在1927 年之后，階級性和代表性的問題就已經曖昧不清，導致「黨」不成其為黨，「黨制」不成就變成了「個人制」，這是其腐敗和失敗的原因；而共產黨的成功正在于它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為基礎，成功地鍛造了階級本身，并以此為「主體」承接國權，完成了民族國家再造的大任。這個觀點是值得重視的。正是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這一階級以被壓迫的普遍性來伸張它的公共性和正義性，并逐漸贏得全社會的意志。這一奠基在階級性上的公共性和正義性是解放后工農聯盟的基礎。因此，以階級名義出現的階級斗爭和階級霸權又是歷史地、辯證地具有階級超越性的，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具有推動歷史和發揮主體性作用的歷史條件。

可是今天的情況已經復雜，政黨的代表性問題變得曖昧，各種利益集團的博弈往往也是圍繞著政黨內外來展開，公共性的問題成為當代社會民主危機的表征。如果社會運動變成了各個特殊利益集團的爭斗，或者民主被界定為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但是不同利益群體對公共領域的進入并非平等和自由，而公共領域卻被理解成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那么這個博弈過程是無法形成公共利益的，這種博弈就永遠是強權的勝利，公共領域便是一個內部瓦解的公共領域了，并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當哈貝馬斯討論西方的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的問題時，其實并沒有能夠給出一個解決的方案。但是，有意思的是，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被用到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沒有人去說公共領域在資本主義世界里已經處于危機。哈貝馬斯說由于這種封建化的出現，國家和社會的界限趨于消失，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也已經消泯，這些很少被討論。我們熱衷于討論如何在中國形成公共領域，而形成公共領域的前提是先造就「市民社會」，擴大國家和社會的界限，發展私有產權，因為市民社會是由城市的中產階級構成的—這已經成為某種陳詞濫調，它來自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民主」的刻板想象。當然，這樣的對「公共領域」與「民主」的想象，無法進一步地提出對當代社會公共性危機的批判性反思。這樣的傳媒研究也無法揭示傳媒背后的權力博弈是如何限制了中國傳媒公共性的形成，無法去討論在今天的政治經濟的格局下，底層的工人、農民的利益訴求如何自由、平等地進入到大眾傳媒中？「鄉村社會」與所謂「市民社會」究竟是怎樣的關系？說到底，「公民」身份本身并不意味著他們就能進入公共領域，如果只是一個被描述的「他者」，他們在公共領域里就永遠是缺席的，而這個領域就不再是「公共」的領域。

趙： 歷史的發展的確充滿了挫折與反復。在理論上，共產黨以黨報為核心的新聞媒體制度許諾體現的是一種超越資產階級特殊階級利益的公共性，也即無產階級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在原則上不僅包含了工人、農民、婦女等社會群體的利益和主體性，而且包括了中國作為一個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獲得獨立的民族國家的主體性。今天，面對中國媒體公權重新封建化和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結合的現實，我們有些學者在希望推進媒體改革和重新構建媒體「公共性」的過程中，不僅忽略了「公共領域」與獨立民族國家主體性的關系問題，簡單地把「民主」意識與「民族主義」意識相對立，而且避而不談公共性與階級代表性的辯證歷史關系，進而在對中國媒體在建制之時的無產階級公共性宣稱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同時，把哈貝馬斯明言的作為一個「歷史范疇」的「公共領域」當作理想來追求，有意無意把這個公共領域前面的定語「資產階級」去掉了，仿佛這個公共領域的主體就是的媒體人和他們所賦予話語權的「公共知識分子」，最多包括他們所認同的、而且被認為是中國民主主體的「中產階級」。這里包含了甚么樣的匪夷所思的歷史與理論上的矛盾？

呂： 中國的黨報理論在中國革命與民族國家的鍛造過程中，為無產階級作為主體性的構建提供了空間和動力，其建立在階級性之上的公共性是這個國家合法性的來源，如你所說，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的體系中贏得了民族獨立，這在人類世界歷史中是獨特和重要的現象。而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本身就來源于對資本主義公共領域的抗爭過程，是對其公共領域意識型態霸權的批判 。但是這樣的傳統在今天衰竭了，原因在于「階級」話語在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和意識型態中的退場，但是階級問題本身并沒有在現實中消失，而是相反。「中產階級」成為市場主義意識型態熱衷構建的主體，而工人和農民作為「階級」主體的存在確實是崩解了，因為提供其主體存在的政治空間 傳媒空間消失了。我們總是控訴毛澤東時代的黨報是宣傳和欺騙，所以要建立西方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因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了普世價值，所以「資產階級」這個詞當然要心照不宣地隱匿，否則我們怎么能讓別人和自己相信其「公共」呢。但是，中國的媒體改革走到今天，我們公共性究竟應該如何在一個階級分化、利益分化的社會上重新構建？市場改革本身能完成這個任務嗎？這些都必須被重新追問了。

今天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是否再次具有代表全社會意志的公共性？且不說這個新興階級的「原罪」問題，代表性和公共性意味著超越本階級的利益，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我們并沒有看到這個階級表現出這樣的超越性動機，而是相反。一個背負著國有資產流失和灰色收入的新興階級，可以指望他們來代表底層工農的利益嗎？如果不能，我們關于民主的想象到底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就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問題而言，我們首先需要解決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底層群體接觸和使用大眾傳媒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才能夠體現出主體性的存在。這是中國民主的關鍵，因為這涉及到的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人群和他們的訴求。

在我看來，今天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依然是「三農」，是城鄉斷裂。只有占最廣大人口的農民獲得主體性，才是這個國家獲得主體性的時候。新農村建設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等等是有意義的，但這并不能代替農民主體性的鍛造，鍛造本身需要有意識型態的支持和文化建設的過程。歷史上看，中國工農獲得主體性的過程并不是自發的，而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農相結合的產物。今天的農民主體性的獲得，仍然需要知識分子、理論和農民結合的過程。如果我們回顧二十世紀知識分子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正是試圖超越自己的階級和利益局限，去和中國的鄉村結合，和工人結合。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或者梁漱溟這樣的無黨派人士，有追求、有思想、有擔當的知識分子都不約而同走了這樣一條道路。最早提出知識分子要與農民相結合的并不是毛澤東，梁漱溟先生二、三十年代就探討過知識分子是做「民之賊」還是做「民之師」。「師」的意思是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要幫助農民把疾苦喊出來，做他們的耳目喉舌，幫助他們把主體性建設起來。所謂主體性的形成是需要這樣一種結合的，鄉村和知識分子相結合是歷史性的。在今天，我們要自問的正是：知識分子何為？媒體何為？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使命

趙： 在當前中國傳播學界中，市場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話語，傳媒經濟學成為熱點，定量方法受到推崇。這一現象背后有著怎樣的知識— 權力結構？你覺得傳播政治經濟學面臨著甚么樣的挑戰，怎么樣才能使傳播政治經濟學重新得到重視？

呂： 今天中國的新聞傳播學有強烈的焦慮。從事新聞傳播實踐的人認為新聞無學，做新聞理論的人也覺得沒有前途。黨報理論已經過時了，西方的客觀性理論、自由主義報刊理論甚至「公共領域」理論，也介紹得差不多了，專業主義也被討論了一陣，再往下怎么走不知道了，看今天新聞理論方面的論文，翻來覆去就是這么一些詞。今天的新聞教育不教學生如何分析社會和確立自我，由文人辦報傳統而延伸的人文素質訓練和社會理想教育也幾乎蕩然無存，讓位于對傳播學「社會科學」方法的崇拜。而秉承美國實證主義傳統的傳播學，在八十年代中期通過把「新聞」客觀化為「資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就是為中國傳媒的市場化鋪平了道路。今天傳播學最大的憂慮在于如何成為被認可的「學科」，傳播學像個十字路口，不夠自治，不能形成自己的道統，無法劃地為界，別的學科可以隨意進入，而我們卻進入不了別人的學科，所以這個學科本身有合法性危機。但是，中國新聞改革的市場化推進的歷史卻正是由這樣的新聞傳播學界提供合法性支持的，回顧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互相配套的關系非常清晰。只不過，新聞傳播學界的這個取向并非由它們自己決定的，而是由這個社會主流的意識型態所確定的，那就是對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認同。今天，學界熱衷于從市場和技術的角度討論新媒體、媒介融合等，但其前提恰恰是傳統媒體完成了其壟斷和再封建化的過程，是傳統媒體在政治層面上的失敗，才是網絡上草根民主得以崛起的原因。是網民的民主需求促使了技術的發展，而不是相反。

這其中，專業主義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我們可以從《南方周末》的變化來看。《南方周末》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明確以底層關懷來豎立自己品牌。它成功地建立起弱勢群體代言、媒體良心責任與市場的「正相關」的關系，并因此成為中國新聞改革最高揚的旗幟。他們論證說，正是由于市場化的改革，才為這些尋求正義的聲音提供了可能，市場可以抵制專制，使我們走出「國家全能主義」。但是，這背后的重要因素并不被追究，那就是正是由于激進市場化改革，才使得九十年代中后期社會分化驟然加劇，社會悲情意識崛起，底層成為社會問題爆發的焦點，使《南方周末》的成功得以可能。但是今天，市場化導致的權力重組大勢已定，「專業主義」便開始談社會秩序，談社會規則和政治規則的重建。他們開始自我背叛這種「底層」關懷，他們說這是新聞民粹主義，是迎合弱勢群體對社會問題的不滿，現在該從這種「社會對峙」中走出來。所以，要轉變成「專業主義」。他們認為當時的報導都不夠客觀，太情緒化，太主觀主義，現在要寫「中性」的符合專業主義的新聞，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不過是一種行當。5 今天，的確可以看到中國主流媒體變得很「中性」，更多關注精英的問題，關注資本運作的問題，關注權力的博弈，但是這些資本、權力和博弈，對于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究竟意味著甚么，尤其對于社會底層意味著甚么？這些問題卻逐漸退場，他們即便關注底層問題也愿意更多是用「中性」的眼光。目前中國最主流的報紙都變成了金融類的報紙，上面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專業術語。專業主義本來被認為是對付「專政主義」最有力的工具，但是，在實際的運用中，它成為媒體以市場的方式確立霸權的合法性力量。我絕不是否認專業主義在具體的新聞生產中的意義，它可以幫助記者在面對復雜的現實問題時，避免個人偏見的過度介入，更多地呈現和揭示現實本身的復雜性和深刻性。但是，當專業主義開始宣稱與理想、激情和民粹主義脫鉤的時候，我就無法不懷疑這種「專業主義」在中國的使命了。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市場的發展，并沒有帶領我們走出「全能國家主義」，而是更深地陷入對國家角色在世界市場中的依賴，中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樣。

專業主義的問題與傳播學進入中國的命運很相似。八十年代，美國主流實證主義傳播學迅速接管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政治地位，并建立起學術霸權，一時間，新聞被「信息」所取代，信息滿天飛，恰恰是因為那個時代需要用「去政治化」的信息概念來抵抗新聞作為宣傳的功能，這給國家主導的媒介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合法性，它直接體現在關于新聞改革的官方檔中。目前傳播學界熱衷做的事情，不過就是用媒體的錢去生產數據，用政府的錢去生產資料，再賣給他們。在中國媒介市場化的過程中，并沒有足夠強大的批評聲音出現，這與傳播學與美國主流實證主義傳播學的成功「接軌」不無關系。我們過度沉浸在一種想象中，那就是把整個市場化改革看成是中國媒介解放或者自由的過程。一直到今天，我們突然發現，市場化給媒體帶來了這么多嚴重的問題，已經無法回避，我們卻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來應對，導致整個新聞傳播界在現實面前的失語。我覺得，這與我們缺乏一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直接相關， 這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缺乏一個反思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批判視野，無法把中國的問題與更廣泛的全球媒體正義與民主問題勾連起來。但，這正是傳播政治經濟學今天進入中國的使命。

趙： 我在Communication in China6一書中有關《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在報導不同新聞事件中對倡導性新聞和特定專業主義準則的不同運用的研究正好與你以上對專業主義的分析相輔相成。如我與合作者在《維系民主？》7 一書中所論，作為專業主義核心價值的新聞新客觀性不但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姿態，而且構建了特定的社會傳播權力關系與意識型態霸權。回到學術權力的問題上，以傳播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批判研究的發展遇到甚么樣的障礙？

呂： 有兩個層面，一個方面當然是學術權力的資源壟斷，已經占據學術資源的人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壓制「異端邪說」；另一方面還是有一些學者發自內心地相信資本主義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的東西是對的，是普世價值，這使得他們本能地不愿把視野打開，不愿意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納入到他們對傳媒的反思之中，而只是希望在媒體自律的角度里，從媒體的內部來解決問題。這當然只能是一廂情愿。

趙： 他們之所以不愿意把視野打開，接受批判的思想，是不是蘊涵了對回到「過去」的杯弓蛇影似的擔憂？

呂： 當然有這方面的因素。中國的新聞學有一個特殊性，就是因為其本身被壓制得比較厲害，所以它反彈的程度會比較大、時間比較長。這就導致了一個后果，我們總是處在一個本能的條件反彈的過程中，從而喪失了思考的深度。因為過去是那樣，所以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它是正的，我們就是反的，它是反的，我們就是正的。我充分理解這種「悲情」，但是如果不能脫離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就沒辦法進入任何另類視野來討論問題。這樣一來，我們看上去似乎一直為脫離「過去」而努力，但實際上是更深地陷入到被「過去」的控制中。這樣的一個二元對立的關系是亟需打破的。

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我的一個博士生做的畢業論文是以《人民日報》為案例來討論大眾傳媒與當代中國農村醫療衛生報導的轉變，做得很認真，也很謹慎，查找了大量的資料和文獻。但論文在盲審的時候被一位評審人槍斃了，所有的指標上給出的評判都是不合格。其主要理由如下，「論文首先在標題上就值得商榷，《人民日報》從創刊到現在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不屬于一般意義上討論的大眾傳媒」，「作為烏托邦經濟制度和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產物，合作醫療已隨著改革開放成為歷史，和那個年代所營造的制度神話『大慶』、『大寨』一樣」，「從大眾傳播的信息模式上來說，我們需要通過健康傳播的推廣來建構新的社會營銷模式，而不是把廉價的意識型態幻覺和社會民粹主義當作社會未來的路標。」黨報不是「大眾傳媒」？那么整個毛澤東時代都不存在「大眾傳媒」，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依托市場的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眾」傳媒，而「市場」的專制是不被看見的。毛澤東時代的合作醫療是烏托邦和神話？是「社會民粹主義」？那么我們今天重建的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設想從哪里來的？是從西方的「健康傳播」來的嗎？其實西方的所謂「健康傳播」指的只是健康知識的普及及其行為的研究。在新聞傳播學界既有的敘述里，《人民日報》已經被界定為宣傳機器，它必須被當作虛偽的、不可以相信的東西，否則你就是要回到左的過去，回到文革。這樣，任何重新理解的努力都會觸碰禁忌。我終于發現，對《人民日報》的態度是改革開放后新聞傳播學界建立自我認同的核心，這個認同的想象正是建立在上述二元對立的基礎上的。該評審書的結論是：「論文把西方左翼學者意在批判西方國家傳媒所有制結構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來分析中國執政黨機關報對群眾運動的宣傳性報導，既缺乏符合邏輯的論證過程，又沒有表現出對歷史的應有尊重。」如此「尊重」歷史的觀念，在新聞傳播界并不是個案。在這個意義上，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確是任重而道遠。

在我的理解里，中國的黨報系統是需要重新去理解的，這絕不是否認它們曾經存在虛夸、宣傳等問題，而是需要去追究為甚么黨報會變得虛夸的歷史條件。其實，《人民日報》很多記者對事實的尊重與群眾的聯系是大大超過今天我們市場化時代的記者素質的。我曾經建議我的學生去討論「人民來信」，在傳統黨報系統里，人民來信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政黨和群眾建立聯系的一個管道。這樣的管道在媒介進入市場化以后萎縮了，變成了對新聞線人有償獎勵這樣一種生產關系，這使得我們傳統的媒體和讀者的關系完全改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黨報和「人民」的關系？它是怎樣被轉變為今天媒體和「受眾」的關系的？《人民日報》的制度設計，它的上情下達的功能，是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及這個政黨的自我定位聯系在一起的。當時的制度設計本身有它歷史的意義，這個意義是需要重新被挖掘出來討論的。它的扭曲和改變，都與這個政黨自身的變化聯系在一起，而這樣的變化又是與熱戰、「冷戰」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聯系在一起的。我們今天討論黨報體系曾經出現的問題，是要探討為甚么當時制度設計的承諾沒有被實現？為甚么黨報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會變得僵化？這種僵化的歷史根源在哪里？這些都是需要分析的重大課題。簡單地否定，導致的必然是歷史的虛無。

今天，中國社會公共性的重構，既需要打破單純建立在對「市民社會」想象上的「公共領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總結「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人民與公共性的關系。中國社會的公共性并非只有等待「市民社會」來孵化。跳出這個框架，就可以發現，在任何歷史時期，都存在著不同的公共性的空間和方式，這些都是需要重新理解的政治遺產。今天的問題是，如何重申民主原則，重構社會主體，重新思考國家、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并在一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里構建新的公共性理念與實踐？這是我們面對的歷史任務。

注 釋

1. Lu, X. (2005). 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 New Left Review 31, 125−136.

2. 參見呂新雨為《新聞大學》2009 年冬季號編輯的「聚焦央視改革」專輯。

3. 見：http://baike.baidu.com/view/640455.htm 。

4. 見王曉明，〈中國之認同的現實與期望〉，《天涯》2008 年6 期，頁19。

5. 張志安，《記者如何專業—深度報導精英的職業意識與報導策略》，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 年，頁218−220、250−258。

6.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7. 羅伯特· 哈克特，趙月枝（2005）。《維系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沈薈、周雨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Hackett, R. A., & Zhao,Y.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Toronto: Garamond Press.）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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