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需要做政治哲學的反思

作者：趙修義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眼下的這場20世紀大蕭條之后最深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提出了許多問題。不僅有技術層面的問題，而且有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其中包括了社會思潮的問題。危機發生之后，國際上許多學者和政界人士認為，它與自撒切爾、里根以來的新保守主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不無關系。左翼學者如哈貝馬斯認為，它預示著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右翼的如索羅斯等也有類似的看法。這種分析的一個理由是，人們的經濟活動，尤其是政府的經濟決策都是離不開社會思潮的。如凱恩斯所說，“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說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更何況當代的有些實行家，是自覺地運用某種學說的。比如格林斯潘就在自傳中坦陳自己與艾因•蘭德的哲學有不解之緣。所以，從思潮的角度來反思和總結危機的教訓，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這件事在中國也是必須要做的。無可否認，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脈動已經與國際上的思潮息息相關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中國也影響深廣，當今亦然。有些論者還是在堅持新自由主義，認為走出危機的出路還是要回到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不僅要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還要徹底拋棄凱恩斯主義。但是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也已經開始。現在的問題恐怕不是要不要反思，而是如何反思。
筆者以為，不僅需要從經濟思想的角度進行反思，而且需要從更為廣泛的視角進行哲學的反思。凱恩斯在大蕭條時代寫過一篇《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的論文，其中提出了一個頗有特色的主張，認為自由放任主義最主要的是一種政治哲學。他所說的政治哲學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社會哲學”，相當于以往英國的廣義的道德哲學。
在凱恩斯看來，這種哲學是由哲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提出和倡導的。最初在17、18世紀，哲學家為推翻國王和教士而提出了各種政治哲學，其中包括洛克、休漠、盧梭、佩利、斯密、邊沁等人的學說。到了19世紀，這些各具色彩的學派匯合成了一種個人主義與自由放任主義的潮流，幾乎成為各派哲學和社會精英的一種共識。在19世紀的后期，這種哲學又受到了作為科學的達爾文主義的支持。這股潮流的基本信條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讓我們自己干”，“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數公眾的心聲”。而與達爾文主義結合在一起的這股思潮，強調的就是個人之間的生存競爭式的自由競爭。凱恩斯通過對思想史的考察得出結論說：“上百年來哲學家們統治著我們”。
那么經濟學家又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凱恩斯認為，經濟學興起于這個時期，受到這種哲學的導引，而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從經濟理論的角度論證了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自然和諧的，從而為自由放任主義提供了經濟學上的論證。從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到巴斯夏的“經濟和諧”論，都想說明，不僅“勞動者及其雇主之間顯然存在著利益的和諧”，而且“人的利益如不受約束就能和諧地彼此結合，就能促進公共福利逐步優先增長”。只要個人的利益追求不受到妨礙，自由放任，那么“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動機、所有的行動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這個結果是，所有的階級都在一個不斷提升的水平上無限地相互接近；換句話說，即普遍進步過程中的平等”。而政府人為的干預和破壞則是人們利益彼此沖突的根源所在。
應該說，凱恩斯的這個考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他所提出的“對思想觀點進行歷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的命題，也是發人深省的。
凱恩斯在論文中對這種政治哲學和相應的經濟理論做了一些哲學的分析。其中的一項工作就是，揭示了這種學說所設定的幾個主要的推論前提都是不可靠的。主要的結論是：第一，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有“天賦自由”的假定是不真實的。第二，世上不存在賦予權力的擁有者和獲得者永恒保證的契約。第三，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必定相互一致是沒有根據的。第四，說自利是開明的，也是沒有根據的，個人追求其目標的時候常常是太愚蠢、太懦弱。第五，經驗并未表明，當人們組成社會單位來行動的時候總會不如他們各自單獨行動那樣目光敏銳。
此外，凱恩斯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所采取的假設演繹方法，也作出了哲學的分析。認為這些假設的一個特點是，它們之所以被采納，“是由于這一假設是最為簡單明了的，而不是因為它最接近事實”。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前提之外，自由放任的經濟學還蘊含著兩個不真實的假定：一個假定是，生產和消費過程根本不是有組織的；另一個假定是，對于環境和必需條件有充分的預見并存在獲得充分預見的機會。所以，嚴謹的經濟學家在論證其觀點的時候，后半段就涉及復雜性，而一旦涉及復雜性的時候，他們對上述假設就有所保留。尤其是那些第一流的權威的經濟學家，往往對自由放任主義采取保留的態度。即使是斯密、李嘉圖和馬爾薩斯，都沒有使用“自由放任”這個概念，也沒有把自由放任作為一種教條，反倒是那些二流的經濟學家在教科書中不遺余力地張揚自由放任主義。
凱恩斯的這些分析自然有討論的余地，但是它的確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那就是不能就經濟學說來談論經濟學說，需要對它所設定的那些前提做出哲學的分析和反思。只有這樣，才能對包括自由放任主義在內的各種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想做出恰當的分析和評判。凱恩斯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學說上有所突破，不僅為走出大蕭條提供了理論的依據，而且給西方國家帶來了制度上的調整，與他從哲學上對一度作為經典理論的自由放任主義做出的反思是分不開的。今天要走出危機，也需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潮做出認真的分析和反思，包括哲學上的反思。
這種反思不僅僅是學界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學術的問題，還涉及廣泛的社會輿論。這是因為，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它之所以成為潮流，如梁啟超所說，乃是國民“因環境之變化，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于一方向，于是相與呼應洶涌，如潮然”。
凱恩斯在分析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初自由放任主義的政治哲學在歐洲流傳的情況時指出，一些二流的經濟學者的教科書和一些專門從事普及教育的人士，已經把這種自由放任主義觀念灌輸到公眾之中，以至于“這種教義已經掌握了教育機構，并成為習字帖上的箴言，17、18世紀為了推翻國王和教士而鍛造的政治哲學，已經成為嬰兒的乳汁，并且確實已經進入了幼兒園”。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說。按照這種學說，個人在金錢的驅使下，以摸索的方式獨立行動，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無情的生存競爭，淘汰、擊敗那些低效率者，并把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會的頂層，對于那些低效率者、失敗者則不應給予任何的同情和憐憫。生活的目標就像一些長頸鹿那樣，是不斷地嚙取樹葉，直到夠得上最高的枝干，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讓脖子最長的長頸鹿活下來，而餓死那些脖子較短的。而所謂的自由放任就是讓那些長頸鹿自行其是。凱恩斯的這個分析也為美國在大蕭條發生前后的歷史所印證。當時胡佛總統所主張的、一度為社會廣泛認同的就是一種被命名為“粗礦的個人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其要旨是：聰明能干的人總會在美國出頭；而一般的民眾則只有感情而沒有頭腦，不會想辦法，只會亂花亂用，怨天尤人；失業群眾是罪有應得。不僅如此，作為一種思潮，對自由放任和生存競爭的推崇在一些地方甚至達到了迷信的程度。凱恩斯認為，這種學說之勢力可以“比之于其種宗教”，因為可以讓常人否認明顯的事實。而一旦某種學說成了像宗教那樣的東西，就會帶有極大的情緒性。對它的冷靜的思考和辨析，實踐和事實的檢驗，都會被置之度外。這樣也就喪失了科學所必需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
近30年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在西方發達國家似乎也達到了達爾文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在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初那樣廣泛傳播的程度。哈貝馬斯于2008年11月在德國《時代》周報的訪談中指出，芝加哥學派的學說，在里根和撒切爾時代被轉化為現實的權力。由于蘇聯的解體，在西方導致了一種勝利主義的情緒。在這種背景下，“一種經濟政策，被吹噓為一種世界觀，滲透到所有的生活領域”，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所必定附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許多人的生活信條。人人要成為競爭者，而在“競爭社會的自由獵場上，強者可以把成功看作個人的成就”。那些成功的經營管理者的閑言碎語被當作金科玉律，他們則覺得自己是精英，“在精神上比其他的社會階層高出一等”。
這就是我們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所面臨的國際上的思潮背景。盡管我們一直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像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的東西也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到處泛濫。只要看看各式各樣的廣告，就可以明白。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就是所謂的“成功人士”的標志。凡是豪宅、香車以及各色各樣的頂級奢侈品，都在使用這樣的廣告語，這就在不斷地告誡人們，只有在市場中牟利最多者才夠得上“成功人士”的標準，凡是與這些高檔的奢侈品無緣者，則不論對國家對民族有多大的貢獻，無論他們默默地為維系社會的正常運行做出多少努力，事實上都不屬于“成功者”，潛臺詞則是他們都是不成功的“失敗者”。于是“強勢”和“弱勢”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語言，就成為權力話語，廣為流傳。還有就是高價的早期教育的廣告“贏在起跑線上”、“不要輸在起點上”也是鋪天蓋地。其意蘊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場生存競爭，號召家長們把自己的后代從小就培養成脖子最長的長頸鹿，并把這種觀念植入幼兒的心中。看來，凱恩斯當年所說的將自由放任主義的觀念當作“嬰兒的乳汁”的事情，當今中國也有人在付諸實施了。
這種觀念在一些干部中則表現為所謂的“三個依靠”的觀念，即要發展就要“依靠資本而不依靠勞動，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眾，依靠強勢而不依靠弱勢”。據此觀念，就會去親近資本，尤其是大資本，好像惟有企業主才是最值得尊敬和依靠的社會力量。有的時候還會把幫助企業克服困難的政策解讀為政府要幫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對于勞動者和改革中那些“最少受惠者”的訴求則置若罔聞。在他們的心目中，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那是一種低層次的行當，普通勞動者只是一些平庸之輩，沒有能力在競爭中勝出。至于那些處于金字塔底層的人，則被自命為“精英”和“強勢者”的某些官員視為無足輕重的“弱勢群體”和經濟發展的包袱。于是就把落實國家對他們實施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救助的政策視為自上而下的恩賜或者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麻煩事，非但不盡心盡力地去體察民情、舒緩民困，反而對下層百姓的訴求百般推倭、敷衍塞責。這就使得他們實際上把“為人民服務”這個黨的宗旨拋到九霄云外了。
至于學界，對于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持有不同的觀點而展開爭論，這本來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有的時候，我們也會看到一些情緒化的反應。有的論者信奉某種觀點幾乎達到了凱恩斯所說的“宗教”的程度，凡事都從一些抽象的原則進行推論，而無視客觀的事實。如有的論者就多次斷言：只要有貨幣有市場何需擔憂中國會買不到糧食，買不到石油。有些主張新自由主義的論者，往往聽不進不同的意見，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前提的分析，根本不屑一顧。至于網絡上各種情緒化的言論更是令人擔憂。
凡此種種都說明，我們迫切需要做冷靜的、理性的哲學反思。也許危機之“機”，就在于我們能不能充分利用這個將各種矛盾尖銳地充分地展現出來的時機，對這場源發于華爾街的經濟危機及其思想根源——自由放任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做深入的反思，以提高我們的認識指力，推進哲學和經濟學的發展，同時也為尋求科學的對策，奠定一個扎實的學理基礎。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