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四續）——試論共產黨斗爭　　

第四章、沖刺法制的幣治思想，繼承毛澤東的文治精神　　　　

本章綜述　請參見網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001/123531.html　　　

以上網址是續三，在綜述中列出了本章三個部分的目錄：　　

第一節，法治經濟決定社會方向，權力關系統治生產關系　　

第二節，法治形式的權力，就是容忍暴力的契約　　　　

第三節，貨幣機制的運作邏輯，勞動體系的運動路徑　　　

由于這第一節論述的文章，也很長，所以再分A、B、C三次刊載，以下所刊內容，就是“續四”部分。若對文中所論概念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從上述網址，按前續的文章及其所附網址，查詢到本人全部文章內容。　　

第一節，法治經濟決定社會方向，權力關系統治生產關系

綜述  見續三　　

A、誰最恨工人政治對經濟權的鏈接？　　

在共和國領土上，到底誰最恨工人政治對經濟權的鏈接呢？這問題可以說簡單很，人民群眾都是明白的，也可以說不簡單，我確實是無法回答。因為全體工人階級，數萬萬沒有生產資料控制權力的勞動者，都同筆者一樣，不具有法定的權力，被允許在媒體上發布這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只能心中有數，私底下閑聊而已，不能作為工作研究那樣當真。所謂的“法定”概念，無不是跟那種依仗強權暴力的“官定”觀念所聯系，許多勞動人民之痛恨咱們所遵循的國家法律，并非真的不想遵守這個法律，而是這樣的法律，以“人民權力”的名義，把組成人民的每一個工人，視為沒有政治能力，沒有思想資格，甚至視作沒有靈魂的“生產工具”，像商品一樣被隨便支配，統統屬于跟法律目的相反的動物概念，不屬于形成法律目的之人類范疇。每一位群眾，都只能受官權所約束，都不能有約束官權之執法。

現在的法律，執法的主體只能是官權或金權，這就越來越明顯地表演在現實意義上，人民并不真正是主體，恰恰是被法律所控制的一個受體。而且這種法律概念中的規范，與毛澤東革命精神中以理服人的基本原則是相互排斥的，是一種專門以強權手段來壓倒人民的制度，由不得勞動者對于生產過程發生的種種矛盾，存有什么講道理的地方。真要有可講的情況，也只是由于這法律主體，所達犯罪的程度，讓勞動者處于忍無可忍的地步，但也不一定具備講理的條件，不一定有可以把道理講得清楚的程序。十多年來，筆者就政治跟經濟的程序鏈接，盡管有諸多的理由要陳述，也是投訴無門。有幸在網上一小角，少許發點言論，也生怕隨時觸發那根敏感的和諧神經，被傳導至法律主體的中樞，引發出強權系統的肌肉組織，一陣陣地抽搐。與其在抽搐中把咱們的腦袋擊昏，還不如在和諧系統的智障麻木中，讓咱們靜下心來保持沉默，或許能在必要的沉默與思考中，也來點“韜光養晦”。我堅信，馬克思主義者的勞動努力，絕不會白費，是真理總會閃光的，只不過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所以，筆者雖然把這個問題做了文章標題，現下恐怕只能是個回答不了的問題擺設，只好在此談談這個問題之提出的一些緣故，有心關注國計民生的讀者，自會明白這原因。但我要查究原因的原因，還得讓咱們回到上文所述的WG定理，討論那個“法權”之治，要想不給人以害怕的恐懼心理，只能依賴WG運動的“人權”之理。本文重在說理，不重武治之硬拼，也出于這個基本看法。　　

自會有一些人要對左翼同志發難說，這提倡文化革命的運動，是不是要讓中國退回到七十年代的經濟水平呀？怎么能隨便否定或忽視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呢？主流媒體常常以生產中的新技術新產品新發展，來證明三十年的改革成果“不容忽視”。如果這種證明可以成立的話，那可以說，咱們中國連資本社會也不需要，因為封建皇朝也在發展生產力，也有許多的奇異珍寶不斷問世，也有說李世民創下了唐朝盛世，朱元璋開了許多發展農業的水渠，難道說這創造輝煌歷史的，真是靠著這些皇帝了嗎？中國三十年的生產發展，難道真是改革家的法治功勞，而不是勞動人民所創下的勞動業績？難道中國改革之許多方面的失敗，真的是工人階級的素質不高，在阻礙著體制改革的社會進步嗎？　　

什么叫社會的進步呢？如果沒有歷史進化的坐標系做參考，那樣的空談“進步”，就毫無意義，即便勞動技術的很快提高，也無法區分人們的相互關系，是在原地踏步或是退步的社會情況。那么，怎樣揭示出人類發展的歷史坐標呢？毋庸置疑，只有充分掌握各社會形態發展資料為研究的依據，拋棄歷史定見的束縛，才能抽取從原始態到現實中的規律性認識。而當人們苦下功夫的真知灼見，達到了相當理性的高度上，都會情不自禁地匯總到人類關于唯物辯證法的最高智慧中。有著真功夫的社會思想，真正領悟到人類勞動機理的人民，都將嘆服馬克思對于唯物辯證法用之于改造社會理論的偉大貢獻。所以說，馬克思研究人類社會所發現的歷史唯物論，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不但是一種數千年歷史運動的機制注釋，更是明確了人類發展的社會方向，是以他嚴謹的科學邏輯，論證了全體勞動者獲得根本解放的社會路徑，正好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是一致的。　　

因此，要判別中國改革的三十年的改革成果，只能看勞動者人權的解放程度，只能依照企業員工的政治權和經濟權綜合起來的“人權”態勢來判斷，而不是僅僅憑著少數人發財致富的主觀感受作為依據的。如果憑少數人的物質感覺也可以評判社會的發展水平，那么歷朝歷代的宮廷宴會，歌舞升平，仍然可以標志中國生活的富麗堂皇，標志中國社會的高度發達，何來什么“一窮二白”，“底子薄”的東亞病夫問題呢？國家的強大，生產的發展，能夠與勞動者群體的發展態勢相脫離嗎？　　

以勞工為主體的“人權”概念，本來屬于社會主義的范疇，本來建筑在取締資本權的前提下，但由于盲目否定WG運動的歷史意義，引起了構成“人權”范疇的真實主體，原本應當屬于勞工階級的基本認識，也因為寡頭主義思維而被糊里糊涂地否定了，以致迷失了社會進步的歷史航線，才有“摸石頭過河”的瞎指揮論調。既要貪圖省力，又要急于求成，也就瞎摸到中國體制的復舊程序中，恢復了“資本權”主宰中國社會運行的法律地位，大大壓制著“勞動權”主宰社會經濟的“人權”新思想，從而開始了以“幣治”勢力為核心的法治過程。其實沒有決定市場主義以前，中國這時侯的法制建設，早就淪落成依賴資本階級領導社會的體制復舊。而“貨幣權力”得以形成的基礎制度，就是從法定的管理權力，可以被私人所壟斷這一個制度化過程中開始建筑起來的。這就是“公共權力”被授予管理者個人使用之同時，也就產生了“擁有公權”視若“私人所有”的官僚階級，這其實正是WG運動所要革除的法定權力，現在重新被歸屬私人所有的那種體制，得以在GG的名義下全面地恢復……　　

通常講，在社會主義體制內要繼續革命，最終是要革除官僚階級所固有的“法權”性質，革除那體制內所留存“公權”私用的合法性質或殘余空間，徹底鏟除“公權運作”程序中尚有的“私有制”性質。這種私有制性質的鏟除，是與企業員工的“生活資料私有制”問題是無關的。換言之，要想實現企業生產公有制，不僅僅是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范疇，更需要有一個“管理權力”公有制為根本性的運作路徑。共產主義的公有化理論，本身就是一種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文化，或者叫做意識形態，而其理論設計的社會藍圖，就在于這兩個公有化的制度骨架，凡是反對這兩個制度骨架的所有論調，都是反人類的思想文化。　　

所以說，咱們從政治經濟文化這三者關系中，來把握馬克思運營唯物辯證法的思想脈絡，就會知道科學共產主義與空想共產主義的本質區別，就會廓清人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從“空話連篇”中所獲得的模糊印象。……修正主義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知半解，大量地來自于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的形態之間不能掛接的脫鏈狀況。對政治的理解總是抱著“虛空”的不實觀念，說明這樣的掌柜沒有能力構造一個邏輯嚴密的治理環節，因而把整合人們勞動的政治概念，架空于社會鏈接被傳統鎖鏈所絞斷的經濟混亂中。　　

為了消除人們理解共產主義概念時所存在的虛空謬誤，為了明確共產主義理論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思想意識，就要明確弄清楚“公有制”骨架的上述兩個基本含義，并非被人所誤解的要消滅什么 “家庭所有制”。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針對“所有制”的具體性質而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這就充分表達了共產主義的理論，不是泛泛而論道的空洞概念，不把“所有制”看成為抽象的籠統的人權制度，充分表達了共產主義所有制，是依賴現實生活的“具體所有制”所進行的變革為基礎的。馬克思明確強調，只有在消滅資本家剝削這一個生產資料私有制度的意義上，才能概括成一句話，叫做“消滅私有制”。而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含義，本身就是由歷史唯物論的社會邏輯所推導的，緊密地與人類勞動的歷史過程相聯系的革命范疇。據本人學習的范圍所知，馬克思并沒有要以消滅家庭私有制，作為消滅企業私有制的前提條件或核心思想，倒是指出，只有在消滅了企業私有制以后，那種家庭私有制方面的種種弊病，也將隨之被消除，也將按照企業公有制的管理模式，受到了人倫道德的強力約束。　　

由于資本社會中，生產資料私有制，同家庭私有制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效應，所以要消滅企業私有制的各項權力內容，等同于消滅資本家的家庭私有權，這種十分必要的等同，卻容易被曲解為消除所有家庭的私有概念，從而擴張到生活資料方面的私人所有權，才有了對于受剝削老百姓的家庭制度，也要給予不切實際地進行消滅的種種誤解。那么，究竟怎樣來改變生活方式的家庭所有制呢？那都是隨著企業所有制這個決定性因素而轉移，并不能倒置過來，并不能由生活因素倒過來決定生產狀況的，生活需求只能對生產需求形成一種反作用，并不具有決定生產過程的作用力。所以說，關于家庭所有制的形式變化，得隨著社會生產的整體進步而演進，決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所喜歡猜測的。辯證唯物論者，是不喜歡憑空而論脫離生產過程的各種生活前景的。　　

因此，從唯物辯證法的推導出發，筆者并不贊同把咱們要求的“消滅私有制”概念，等同于“消滅家庭所有制”的那些誤解。這種誤解容易混同于俄國民粹派不良后果所帶來的舊公社思想，帶來了以精英主義為前提的平民主義理論，容易讓大家崇拜“抽象整體”的“人民”，而對組成“人民”的一個個具體“個人”卻不能獲得尊重的態度，容易讓精英分子塑造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作為社會共同體的人格化身、整體意志的代言人，并以“共同富裕”的“整體”名義，限制了個體在勞動過程中自由發展的權利。三個代表的謬誤也出于此類空洞的利益觀。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簡捷而明確的民主程序，緊密配合“家庭所有制”被取消后的辯證運作，才會給社會主義理論摻和了諸多脫離實際的空想成分，才會有著管理與被管理的分工狀況，混同于有權力與無權力的社會習慣，才會構成了傳統管理的復舊態勢。所以，咱們也得純清社會主義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民粹主義，必須明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勞動關系的程序調節，獲得了新技術的科學基礎上，絕無什么主觀猜測的空想成分，而是真正有著以平民個人自主權為基礎的平民主義，完全是指導人們必須緊貼勞動過程的一種“公權”理論，絕不是抱著“私權”思維的官僚們所理解的無序社會。　　

剔除共產主義理論中的空虛想像，回到現實社會的勞動過程中，這對于純清那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各種不實之言，意義重大。一方面，可以有力抵制“共產主義渺茫論”對于革命隊伍的思想侵擾，讓工人階級領導社會運行的政治權，由虛空飄渺的整體概念，回到現實中的具體勞動者身上，一改那種聽天由命的被奴役意識，可以振奮起來，從理性的科學認識中，振作自己的奮斗精神，自強不息；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明確工人政治對于社會經濟的鏈接路徑，就是體現著勞動者人權范疇的那種科學邏輯，可以破除資本統治在誘導人民時所持有的經濟迷信，明確了維護自身勞動的經濟利益，就在工人們對于“貨幣權力”共同實施管制的政治路徑中。　　

共產主義不但是新型的所有制理論，而且是優化資源配置的一種最經濟規范，可以將人類勞動從“有權”與“無權”的分裂態勢中，導入了以生產條件決定生活觀念的良性循環，個人生活的主觀因素，不再有了獨斷生產過程的控制方式；共同勞動所形成的公共權力，不再被私人所壟斷了。因此，只有在“企業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上，才會有條件清除“家庭制”對于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包括那些容易被家庭所控制的黃金古董之類的投機炒作，才會失去生存的炒作市場，除了把有關提高生活質量所必要的直接消費品，按程序進入家庭所有的私人范圍之外，所有資源都將真正引入生產活動或科學研究的領域，為生產或為研究所需要的勞動者所使用。獲得這種“使用權”的程序，不受金權關系所束縛，只跟本人的勞動能力有關，有著與其過去努力程度密切掛鉤的利益機制。　　

當然，對于社會機制向著公有化發展的趨勢，完全取決于勞動關系中所含“人權”思想的發展水平，或者說，取決于所有勞動人的權力發展所依賴的技術條件（包括由此技術條件所引來的運作程序），這是無需置疑的，咱們根據“生產決定生活”這一個基本思想，可以給予相應的確認。但是在新世紀的信息社會中，在今天技術條件獲得充分改善的資本社會，這勞動產生的人權思想，已經不再受制于技術條件所限，卻是受到了“幣權關系”的嚴重制約，又不得不讓中國的勞動在折回私有化的社會體制中停滯和凝固了。因為那種不敢面對勞工們的呼聲，并堅持要維護傳統的“幣權關系”，堅持面向資本體制的中國改革家，在毫無科學道理可以講得清楚的時候，總是硬性把他們自己的主觀愿望，強加于中國人民的勞動體系中，因而“勞動者人權”的發展，遭遇了官僚階級的殘酷打壓，全部歸于“管理者”個人所掌控的情況依舊，一切資源依舊處在“私人與私人”相互往來的路線中，其溝通渠道不得不被個人方式越控越狹窄。或斷接或膨脹，利益機制的運行是一片的混亂。　　

這樣不講理的運動路徑，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官道改革”，其“人道”的含量之低，由不得人民所議論的，必然要趨向于“單性貨幣運動”的邏輯鏈條，這對于所有真誠勞動的中國人而言，沒有其它路徑可以開放了，體現了改革后的利益機制，本質上不是開放的，恰巧是封閉的性質。誠實勞動的路徑受阻，投機勞動之路自由爭奪，奪路爭利者卻以“先富起來”的理論，贏得了法律保護的特權地位，也就取得更多條件限制他人與之競爭，可以封堵期望“后富起來”之大多數人的出路。這就是“共同致富”的“人道”理論，包含著少數人“先富”的“官道”謬誤和強暴觀念，讓特色改革者，可以強權實施其暴力控制經濟運動于私人所需要的意圖中。　　

所以說，在這樣的改革路徑中，勞動者的“人權”活動，或者說勞動者普遍存在于勞動過程的權益發展，隔著那些先行獲得“發展權”的管理者階層，根本無法插足其間。甚至對于勞動者的整個階級來講，已經被持有強權手段的資改派推送到了社會危機的邊緣，必須乞求老板階級才能茍活。所謂“不找市長找市場”的改革派輿論，轉移了人民授予其權力的責任關系，不但改制出一種分離于“勞動權”之外的管理權，改制出“管理權”中曾經被克服了的傳統劣根性，繼續維持著數千年歷史中“勞動者人權”與“管理者產權”之間的經濟對立，而且從思想界，從上層建筑方面，維持著多數勞動者被強迫去供養極少數剝削者的政治體系，無所謂封建不封建的行政，言必稱“改革”，都算是“開放”的意思。　　

受到貨幣約束后的企業，其內部的權力關系決定了企業外的權力布局，必然也是服從貨幣的權力關系，用資本家學者的理論來表述這種關系的政治學語言，就叫做“小政府大社會”，不論這類政治體系是不是符合生產力的主體訴求，都作為中國的改革家向人民所承諾的改革取向。這樣形成的政治體制，體現了資本社會的政治權力，集中在經濟概念上的貨幣權，體現了“貨幣機制”對于資本權的形成，對于壟斷性的資本權之產生過程，都是以勞動者管理社會的人權全面遭遇被封殺的法律規則為前提的。“依法治國”的官權言論，就是鼓吹著以剝奪工人政治后的私權概念，來治理勞工們對于生產成果所享有的政治關系，就是要打斷勞動人民的政治權力對于經濟體制的鏈接環節。　　

在勞工政治所發展起來的“工人階級人權”范疇被打碎后，勞工階級除了一個窘迫的吃飯問題之外，到底有沒有“人權”這個發展性概念，都已經令人懷疑了，根本無法讓知識階層整明白了，搞不清楚這被“物化”了的弱勢群體，究竟有多少“做人”的權力，哪里還談得上什么“發展權”呢？領導人搞不懂勞動者的人權意義，資本家又不允許“被統治者”有一個人權概念，不準備讓工人們有爭取權益的意識或動力————這樣缺乏政治思維的人權狀況，遠遠不及毛時代老百姓的政治思想水平，難道這樣倒退于毛時代而十分落后的人權態勢，還能反映三十年來社會文明有什么進步的程度嗎？　　

當然，官僚階級統治勞動的技巧方面，不是一點進步都沒有，而是有著諸多的技術思想在支撐，因而也就有了脫離勞工階級的成見非常之深。這種科技思想本無什么管理方式的重大進步，也沒有什么太大的法治問題，但拿在官僚階級手里，則跟咱的想法就大不一樣了，則是構成了一種排斥工人們當家作主的深深成見，被人民簡稱之為“精英論”，是以技術知識的功利性，進行偷天換日，把共同勞動的大眾觀念，換成了少數人控制的價值觀念。此類論調，咱們何曾忘記它對毛時代無產階級專政的大肆進攻，確實跟林彪一伙炮制“天才論”的用意是一樣的了，所以有著被WG批判的政治性問題，又必然在否定WG后所形成的“改革謬論”中死灰復燃了。一方面給人以錯覺，WG對于精英分子的批判，是不對的，生產力發展要靠科技，就得靠天才的精英階層，當然也包括官僚階級，才是發展生產力所靠得住的力量；另一方面給人以證明，要讓工人階級管理企業的WG思想，是與科技思想對立的，讓工人起來領導社會，等于讓無知識的外行人管理社會，那就不是解放生產力的正確方向，那就是讓落后分子擋住了先進分子的富裕政策。————這是多么荒唐的謬論呵，卻因為有著歪曲WG機制的一系列謬誤做鋪墊，因而得以成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領導思想，牢牢占據了中國的上層建筑，為資本的意識形態肆意打擊“勞動的思想觀念”，開辟了不分大是大非的思想亂局。　　

從三十年來的“官道改革”，可以看出中國精英，尊重知識是假的，尊奉金權是真的。他們不屑于無產者在社會科學方面所創的精神知識，不尊重科技發展來自于工人階級的實踐道理，更不愿承擔起讓科技知識回歸到工人階級手中的政治責任。他們只信奉低等動物中的貓眼觀念，信奉有權就是精英，有才就出財富，有錢就有科技。他們自認為思想是先進的，卻要拼命排斥毛澤東在社會科學領域所創下的最先進思想，這就不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一知半解問題了，而是嚴重背離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科學觀點，又在唯心論的主觀臆想方面，憑空杜撰了一個令別人捉摸不定的“實事求是論”，飄飄然于工人的現實勞動之外，遠遠落后于毛時代那勇敢挺立于世界之林的新中國意識。　　

純碎是唯心論的舊政觀念，之所以能夠被冒充為“先進性”的思想解放，是因為它偏偏又精心編織了“密切聯系群眾”的活動形象，表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這幾天（2009歲尾），政府的大領導又在媒體上露臉了，為自己所抱有的“改開”謬論，就如何如何進行政治活動，十分得志地答記者說:“7月上旬的一天，我在無錫參觀一家紡織廠。在紡織車間里，機器轟鳴，什么也聽不到。出來的時候，我跟廠長講，我說咱們到屋子里去談一談。我們幾個人就坐在一間小屋里….”請讀者記住了，您看他所有的活動，即便處在群眾那會兒，也不忘以“密切聯系老板”的利益為主導，以物欲主義的“消費杠桿”為權力分配的基礎。僅此一例就可知其價值觀，就算暫時停一下機器，他也怕給老板帶來了些微的失財，為什么呢？因為他支持老板階級把工人群體都“物化”為沒有頭腦的機器；因為他心中存有“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思想隔閡的深深成見，根本不會有一個維護弱勢群體“政治權”的起碼概念；因為他不僅反感于勞動群眾享有什么政治意義的“人權”言論，而且害怕此類工人呼聲的權益訴求，會不會動了官僚階級的奶酪？所到之處，不是挑選一些個別群眾瑣碎的生活小事，就是溫文爾雅地面向“生產資源”的壟斷階級，進行一番所謂“從實際出發”的“調研并精心論證”，以示其“應對金融危機出手”的“工作抓得扎實。”無非在論證他重大的政治表現或國家決策，“大部分都是從基層得來的”，他當然不會承認這個“基層”，也是謬論在掐斷政治聯系后所設定的經濟“基層”，也是由“精英論”所專制所假設所哄騙的虛擬性基層，跳不出“好大喜功”的基層人選所圍繞著的那些口是心非的官系怪圈，根本是一個狹隘的社會圈子，遠離著勞動者整個群體的實際狀況。　　

附注，本節內容，及后續一節，引號中用語，大多來自于2010年1月2日及2009年12月30日和27日人所共知的新聞　　

本文作為第一節的內容，還有文章B和C待續。文章寫作，有諸多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懇請網友們不吝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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