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不平等領域

戈蘭·泰爾朋 著吳萬偉 譯

摘要：

本文探討了研究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性。“最貧窮和最富裕者之間越來越大的社會差距削弱了社會的黏合性，反過來，這意味著更多的集體問題，以及在解決現有其他集體問題時可用的資源更少”。

關鍵詞：

不平等、剝削、等級體系、排外性、拉開距離

Abstract:

"Increasing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poorest and the richest diminishes social cohesion, which in turn means more collective problems and fewer resources for solving all our other collective problems." Göran Therborn on why inequality matters.

Key Words:

Inequality, exploitation, hierarchy, exclusion, distantiation

區分差別和不平等有三種主要的方法。第一，差別可能是水平性的，任何人或任何東西都分不出高低或好壞，而不平等總是垂直性的或涉及到等級差別。第二，差別是口味問題或者不過是分類問題，而不平等則不僅僅是分類，而且是破壞人類平等的道德常規的東西（提出這種主張并不是預先假設任何形式的完全平等，而是指出差別過大或者不公不義的問題，如錯誤的人得到最好的獎賞）。第三，只有可以消除的差別才能稱為不平等。平均20歲的人如果和平均60歲的人相比，體力更強，但這不是不平等。而男性女性社會生活的機會差別，或黑人工人階級子女和白人銀行家子女的差別則被看作不平等。簡而言之，不平等是可以避免的、沒有道德合理性的等級差別。

不平等至少存在三種基本形式，它們都對人類生活和人類社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

健康和死亡方面的不平等，我們稱為“根本性不平等”。不錯，人人都會死，身體都很脆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生命之樹是由某種神秘莫測的抽簽來決定的。但是，不斷堆積起來的確鑿證據說明健康和預期壽命的分配存在明顯的、看得見的社會模式。貧窮國家和貧窮階級的孩子在一歲之前、一歲至五歲之間死去的幾率比富裕國家和富裕階級的孩子更高。在英國，社會地位低的人比社會地位高的人在退休前死亡的比率更高，即使僥幸活到退休，他們的退休生活時間也更短些。如銀行或者保險公司的退休職員預期比威特布萊德（Whitbread）或零售商特易購（Tesco）的退休工人能多享受7到8年的退休生活（《金融時報》2007年10月20、21日）。通過預期壽命和存活率，我們能很容易地證明根本性不平等每年殺死（在字面意義上）世界上的數百萬人。

“存在性不平等”影響你作為個人的生活。它限制某種類型的人的行動自由，如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的英國女性不能進入公共空間和場所，當今有些國家的女性仍然如此。“存在性不平等”意味著否認“平等的”承認和尊重，這是造成黑人、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社會的女人、貧窮移民、卑賤的種姓和污名化的種族屈辱的潛在根源。存在性不平等不僅呈現公然歧視的形式，而且通過更微妙的地位差別有效表現出來。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

第三，存在物質或資源上的不平等，意味著人們可利用的資源不同。這里我們可以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接觸機會的不平等，如教育、職業生涯、社會交往、以及我們所說的“社會資本”。在主流媒體的傳統討論中，這些往往被稱為“機會不平等”。第二種是獎勵的不平等，常常被稱為“結果不平等”，這是最常用的不平等標準，如收入分配，有時候指財富的不平等。

這三種不平等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但是把它們區分開來還是有用的，因為不同種類的不平等對人的影響不同，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軌跡。這說明管理它們的因果關系機制是不同的。

不平等以四種最基本的方式產生。第一種是拉開距離，有些人跑在前面，有些人落在后面。第二種是排外性機制，通過這個機制豎起一個壁壘使某些類別的人根本不能或者很難獲得好的生活。第三是等級機構，也就是成立作為階梯的協會或者組織，有些人在上面，有些人在下面。最后是剝削，其中富人的財富來自窮人和弱勢群體的勞作和臣服。

這些機制在現代世界的構造中所發揮的歷史性重要作用是引起熱烈爭論的話題?，F在的不平等主要是北大西洋國家通過科學和工業革新跑在前面的結果嗎？或者是像大英帝國阻礙印度的工業發展這樣的排外性的影響？經過1500年的“現代世界體系”產生了一個由核心、半邊緣和邊緣組成的世界嗎？西方的崛起主要是通過武裝剝削、美國金屬的掠奪、奴隸種植園、南方被迫的低工資的商品生產而實現的嗎？這個辯論還沒有結束，不僅因為證據的模糊性，而且因為涉及到很高程度的道德和歷史利害關系。雖然存在實證性的證據支持所有這四種機制，但是很難評價相互的關系。

不過，在本文中，我們將考察當今不平等產生的一些方式。

剝削

剝削不是根本性不平等的直接起因，健康者的健康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疾病或者死亡基礎上的。但是其中存在一個很明顯的聯系，為了獲取利潤，資本家剝削在危險和不健康的崗位上工作的工人，所以造成了健康和壽命上的不平等。比如，南非、中國和烏克蘭的煤礦，或者更籠統的說，世界各地“經濟特區”的工廠工作都是以嚴重危害生命和健康而臭名昭著的。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中國人和波蘭人的預期壽命一樣長，比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印度長八年。

籠統地說，過去30年里世界上以剝削性父權制形式出現的存在性不平等一直在迅速退卻，即使偶爾出現反彈，正如1980年代及以后阿富汗的反共圣戰者那樣。但是，在車臣、庫爾德斯坦、阿富汗斯坦，西亞觀念的傳播仍然很廣泛，男人的榮譽取決于其姐妹、妻子、女兒、母親的順從和隱居。對許多人來說，這仍然是不平等的根源。

如果你不信服勞動價值論，很難說有多少經濟不平等是因為資本家的剝削。最近，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迅速擴大，已經遠遠超過了印度和俄國。非常清楚的是，這和資本家使用廉價勞動力有關。但是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逐漸拉大的差距不是因為非洲遭到越來越多的剝削。美國和英國貧富差距的擴大也不能歸咎于工人遭到的剝削越來越多，雖然大量廉價移民勞動力流入美國已經造成了兩極化的勞動力市場，服務于所謂“創意階級”的“雇工”階級、“服務”階級死灰復燃。

剝削---最惡心的不平等根源---被看作當今世界不平等的重要推動者，但它不是主要力量。

等級體系

一段時間以來，明顯的等級體系一直是管理大師們攻擊的對象，許多組織已經被“扁平化”了。從歷史上看，下屬的權利，如集體代表的權利得到增強，不僅在歐洲大陸公共和私人管理領域，而且更廣泛地應用在教育領域。在這種趨勢的背景下，工會的對抗性力量總體上處于衰落中。

但問題在于，即使組織上的金字塔被扁平化，整個組織和社會仍然充斥著微妙的社會地位差別。通過對承認和尊重的不平等分配、不同程度行動自由的存在、自我尊重和自我信心的等級差別影響等，社會地位等級成為持續存在的健康和預期壽命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社會等級差別產生存在性不平等，這反過來造成嚴重身心疾病的后果。

在20世紀，雖然像英國這樣的國家里出現了收入平等化的巨大進步，但預期壽命的階級差別一直在擴大，尤其是在男性中。1910-12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20-44歲之間的非技術性體力工人比專業人士死亡的風險大61%，1991-93年，成年初期死亡的風險增加到186%。對于半技術性工人而言，額外的死亡風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6%，在1990年代初是76%。^[1] 地位差別對死亡的影響的最有力的證據可能是邁克爾·馬莫特爵士（Sir Michael Marmot）對18000名白廳公務員的研究。^[2] 該群體工作人員早死的風險與職務等級差別密切相關。在25年的研究中---控制了包括年齡、抽煙、血壓、膽固醇集中度在內的一些變量，他發現等級體系底端者死于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比率比頂端者高50%(p45)。

排外性

在過去50年里，排外性的壁壘一直在降低，雖然這里的畫面也是混亂的。在世界許多地方，女性被排斥在公共空間、勞動力市場、職業階梯之外的情況都在減少。種族主義普遍受到譴責，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已經消除，印度出身賤民的候選人當選邦政府行政長官和美國黑人總統的出現等都是重要的里程碑。美洲的“原住民”最終也被納入到國家政治中，包括最近玻利維亞原住民通過民主手段贏得中心地位的成就。100年前的集體移民在20世紀后期重新出現意味著更多的吸納。中國和印度在二戰后重新獲得國家主權的事實終結了它們被排除在發展之外的可能性。在1913年到1950年，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速度幾乎是零。但是在1950年到1973年，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是4.9%，印度是3.5%。^[3] 在最近幾十年，有機會接觸美國市場一直是東亞經濟增長和全球平等化的主要發動機。

不過，雖然排外性降低了，但它依然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世界被分割成具有排外性的民族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國民獨享的權利。其他的排外性也在起作用，包括廣泛存在的貿易保護主義，如美國的棉花保護主義打擊了非洲熱帶草原的貧窮國家。在當今危機中，雖然存在有關保護主義的官方禁忌，“英國工作應該給予英國工人”、“購買美國貨”之類語言表現出的國家排外主義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拉開距離

談到因為拉開距離造成的不平等時，我們遭遇時代的矛盾。在地域意義上，距離已經大幅縮小。電子通訊和人造衛星傳輸使整個世界能同時觀看奧運會或者奧巴馬就職大典，也能讓遠在中國、阿根廷或者莫桑比克、加拿大的朋友通過電話相互交談。通過電郵你可以和意大利（在意大利電郵前幾乎是不可能的）的同行交流，也能和孟加拉的同行交流。正如我們上文看到的，種族和民族、男人和女人的存在性距離也在縮小。但是世界不同地區的以及許多國家內部的收入和根本性差距卻在增加。

1970年代上半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出生的人的預期壽命和高收入國家的差距是25.5歲，30年后，這個差距變成了30歲。^[4] 在英國，窮人和富人的預期壽命差距自1980年代以來每年增加0.15年。^[5]在大城市格拉斯哥，卡爾頓區（Calton）和蘭芝區（Lenzie）的男性壽命差距是28 年，比英國和非洲在1970年代的預期壽命差距還大。來自卡爾頓的格拉斯哥人的壽命比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壽命還短。^[6] 資本主義的俄國和前蘇聯其他地方在預期壽命方面也落在后面。在1970年代初共產主義“停滯”階段，他們的預期壽命比高收入國家少2.5年，但在2000年中期，這個差距幾乎是15年。^[7]

1973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人均GDP是美國的8%。在2005年它下降到美國的5%（根據國內購買力計算）。^[8] 在美國，最富裕的1%的家庭的收入占整個家庭收入的比例在1980年是8%，在2000年達到17%。在英國，最富裕的1%的家庭的收入在1980年占家庭總收入的6%，到了2000年達到12.5%。^[9] 第99位（99th percentile）的稅后收入在1997-98年比第10位（10th percentile）的收入大10.2倍，在2006-7年大12.8倍。^[10]

現在，頂端者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比前現代時期更大了。在1688年，英國準男爵的年收入比工人和外出雇工高100倍，比住在小木屋的人或者乞丐高230倍。在2007-8年，金融時報100指數（FTSE）的前100家公司的總裁的報酬比英國全日制職工平均收入高141倍，比在“銷售和服務業”工作的人高236倍。^[11]

看待新經濟差距的另外一個角度是當今世界的財富分配。在2008年3月泡沫破裂前，《福布斯》雜志公布了世界上1125人的億萬富翁名單。他們總共擁有4.4兆美元的財富。這幾乎是一億兩千八百萬日本人的國民收入的總和，或者三億兩百萬美國人的財富的三分之一。到了2009年3月，億萬富翁數量下降到793人，擁有2.4兆美元，這仍然等于法國的國民收入。^[12]

拉開距離是造成當今不斷增加的不平等的主要途徑。它是最微妙的、最難從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確定的機制。雖然它的影響在奢侈品消費中非常明顯，但它更多是通過偷偷摸摸的原則而不是引起公憤的原則或公然違反人權的方式在操作。不過，拉開距離是不平等的機制或者渠道并非起因。那么，它的起因是什么呢？(在這時候應該強調的是拉開距離很少是特別勤奮或者單一美德的產物，它主要來自機會之窗或者人際關系網，或者相反，來自早就存在的機會或者社會孤立。)

全球根本性不平等差距加大的一個原因是有些國家落在后面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為艾滋病，預期壽命進一步下降，人們至今沒有完全明白為什么這種疾病對非洲的打擊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嚴重。另一方面，俄國和前蘇聯其他地區是無情恢復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因而造成大量人口失業、經濟不安全、貧困和生存的羞辱等。邁克爾·馬莫特爵士已經預測在19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時，死亡人數大概是四百萬人。^[13] 在英國這樣的富裕國家，預期壽命差距擴大似乎更多是特權者前進的結果，或許因為他們更開放、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生存壓力相對少些。當然，不能忘記的是，馬莫特爵士的白廳研究顯示，即使在控制了抽煙、膽固醇和其他“生活方式”指標之后，社會地位低和早逝的相關關系依然存在。

再次，全球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是非洲落后的影響。但是其原因比道德問題更隱秘，更多爭議性。這個大洲在政治上破碎不堪，在后勤保障上的聯系非常弱，嚴重依賴他們無法控制的國際商品市場。從殖民地變成民族國家的政治傳統的中斷奠定了常常成為功能失常的國家政治的基礎，在很多情況下又因為冷戰和“結構性調整”的干預政策而進一步惡化。前蘇聯的貧困和20世紀后期拉丁美洲的危機也加劇了全球收入水平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和人民及國家落后的這些情況相反，國內國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受上層的驅使，雖然美國（英國不同，至少在2006年7月到2007年8月之前，當時英國資本主義也在讓窮人變得更窮^[14]) 在過去10年最高收入者的瘋狂增長也伴隨著人口中五分之一的最貧窮者收入的緩慢下降。上層跑在前面，而不是窮人落在后面意味著來自低收入國家的競爭是造成差距的次要原因。有趣的是，收入不平等的180度轉變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現象，最明顯的是美國，但也體現在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這不能說是現代時代的后果，因為德國、法國、荷蘭、瑞士并沒有這種趨勢。^[15]

在過去幾十年里，造成經濟差距迅速加大的因素是什么呢？似乎有兩個主要過程在起作用。

一個是起瓦解作用的市場延伸，它增加了獎賞總量，加劇了對“杰出人才”的競爭。小企業的精英被提拔到迅速攀升的股票市場上去沖浪，因為得到1980年代取消資本運動限制的支持，從全球性管理和專業市場的出現中發財致富。類似的現象出現在體育界和娛樂界（為不平等辯護的人在越來越多地討論)，商業電視和衛星廣播在籠統意義上改造了體育和娛樂經濟，同時極大地擴大了觀眾群和明星的能見度和吸引力，擴大了報酬總量，增加了利潤。娛樂資本主義和明星形成共生共榮的關系。

第二個因素是從仍然被稱為“實體經濟”走向金融資本主義的越來越大的自主性趨勢，這個過程主要在華爾街、倫敦金融城和及其他盎格魯撒克遜模仿者表現出來。在過去10年，它已經把資本主義金融變成了由交易貨幣、“證券”和“延伸工具”組成的巨大的賭場，涉及到的名義金錢數量已經成為天文數字。在2009年3月初，亞洲開發銀行估計，在現在的危機中，世界金融資產的價值已經縮水高達50萬億美元–這等于2007年世界的總產值。^[16] 只要氣球繼續上升，失敗者很少，除非你被逮住做了違法的事情，否則你敢肯定即使失敗了也有相當程度的回報。獎賞文化在鼓勵迅速的擴張，根本不必擔心未來的損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和英國，因為金融使得它和經濟其他方面保持距離，同時更接近（雖然相對的）中間左派的政治。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最后階段，保守派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在《紐約時報》上悲哀地注意到投資銀行家支持奧巴馬的比例是 2:1。在英國，布萊爾-布朗政府一直很高興地受到充滿同情的金融城銀行家的包圍。高級賭徒、新民主黨和新工黨之間有什么共同點呢？他們都蔑視工業社會，連同其工人階級集體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作、節儉和克制的價值觀。

不平等，那又怎樣？

不平等是事實，而且在不斷加劇，那又怎樣？大衛·貝克漢姆比你賺錢多有什么關系呢？(托尼·布萊爾在一個場合好像提出了這個問題作為不討論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借口)

我的回答是它有很大關系，因為不平等破壞人權，祈禱明星花錢不過是煙幕彈。

可能很少人認為讓最貧窮的街區（格拉斯哥卡爾頓）的人的預期壽命比最有錢有勢的街區（格拉斯哥的蘭芝、倫敦的肯辛頓區和切爾西區）的人少28年的社會是個體面的社會。資本主義的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比古巴少17年是資本主義優越性的證明嗎？^[17] 社會地位等級差別在字面意義上是會殺人的。為什么那些在白廳階梯中位于最低層的人在退休前死亡的可能性比位于頂層的高四倍呢？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富裕國家中最不平等的美國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有30個國家中（排在墨西哥和土耳其后面）擁有第三高的相對貧困率。這種相對貧困意味著窮人被剝奪在社會中的大部分社交和文化生活。但是美國在絕對貧困率上的成績也很糟糕：最貧窮的10%的美國人的收入遠遠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貧困人口收入，美國這個群體的收入比希臘最貧窮的10%的人的收入更低。^[18]

資本主義金融轉變成巨大的全球賭場是造成當今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使得成千上萬人失業，導致納稅人需要以十億計的英鎊來救市。在南方世界，世界危機帶來更多的貧困、饑餓和死亡。如果提到“拜倒在放縱的明星裙下”的影迷，跑遠了的拉開距離的影響已經不再具有合理性，即使曾經可以為其辯護。

最富裕者和最貧困者社會差距的不斷擴大破壞了社會黏合性，反過來，這意味著更多的集體問題如犯罪和暴力，更少的資源來解決本已存在的其他集體問題如國家認同、氣候變化等。英倫三島以東，波蘭以西，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西歐地區仍然是世界上最少不平等的地區，社會融合程度相對較高。要感受不平等的全部力量，你應該看看許多南非人和拉美城市的暴力和恐懼。

應該做什么？

作為流亡海外的學者，筆者盡管明確拒絕政客或者預言家的衣缽，但或許可以大膽地提出幾個建議。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不平等是階級和國內種族不平等。雖然從總體上講，收入不平等仍然受到民族國家分界線的控制，但階級和種族的界限會穿透它們。如上所述，2000年代格拉斯哥內部的預期壽命不平等超過了1970年代英國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差距。對比“頂端和底端”比（具體某個群體的頂端10%和底端10%的比例）的國際數據，我們看到按人均GDP，世界人口最富裕和最貧窮的10%的“頂端和底端”比在2005年是39。但在國家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外，國內各階層的差距也非常巨大。2005年，頂端底端比在巴西是48，在智利是40，在南非是33。^[19] “全球化”不是不平等的有力借口。全球的平等化要求不平等國家加強大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現在已有嘗試過和檢驗過的平等機制和不平等的機制。不管是追趕先進還是補償弱勢群體，友好相處都與拉開距離相左。中國和印度在1950年代左右重新獲得國家主權后趕了上來。中國自1978年以來，與其說是轉向國家指導下的資本主義倒不如說是與過去決裂；印度在1990年代轉向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在國家內部，印度優待列表種姓和部落的贊助性行動，從南亞到北大西洋的優待女性，美國的優待黑人的行動都在縮小不平等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吸納（對應排外）在世界很多地區把女性帶進公共空間和勞動力市場。最近，尤其是在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它已經改變了拉丁美洲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共和國的克里奧殖民性，雖然在危地馬拉、秘魯等地遭遇了失敗。如何把“原住民”納入21世紀政治的議題仍然在智利及加拿大的議程上。歐盟最近通過把貧窮的東歐納入到它的繁榮區之內已經為縮小不平等做了貢獻。

回顧起來，從收入來看，在1980年代開始的等級體系的管理層動作根本不是促進平等化的措施，而是造成中層的消失，頂端和底端的兩極化擴大。我們或許可以預期后等級體系的非正式化利益，但似乎還是無法得到堅實的證據。

重新分配或重新補償也是處理不平等的強大工具。丹麥和瑞典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小的國家。^[20] 丹麥福利國家的社會開支占GDP的28%，瑞典占GDP的31%，英國占GDP的20%。^[21] 但是丹麥和瑞典都嚴重依賴世界市場：商品出口占丹麥國民總收入的35%，占瑞典的40%，占英國的17%。親市場人士或許擔心這種平等和慷慨在世界市場背景下是否能夠持續存在。無可辯駁的答案是能夠持續存在。多年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競爭力和平等方面都表現非常出色。他們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連同美國和瑞士）一直名列前茅。在2006-2008年報告中，丹麥在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中位于第三位，在2007-8年報告中，瑞典位于第四位，而新工黨領導下的英國排名第9位，在2006-7年報告中排名中還是第二位。^[22]

雖然嚴肅的觀察家總是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這些綜合排名，但北歐福利國家在世界資本家排行榜上的連續成功（芬蘭排名第六位，石油豐富的挪威在131個國家中排名16）當然意味著慷慨的、相對平等的福利國家不應該被看作烏托邦或者受保護的飛地，而是世界市場上有很強競爭力的參與者。換句話說，即使在全球資本主義指標體系下，同樣存在許多激進社會改良措施的自由空間。不平等在字面意義上的致命影響使得我們必須尋求減少不平等的措施。

注釋：

·                                 ^[1] Calculated from R. Fitzpatrick and T. Charandola, "Health", in A.H. Halsey and J. Webb (eds),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Social Trends, Macmillan 2000, table 3.8.

·                                 ^[2] M. Marmot, The Status Syndrome, Bloomsbury 2004.

·                                 ^[3] A.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ble A5.

·                                 ^[4]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8, Geneva 2007, table 10.

·                                 ^[5] A joint Bristol and Sheffield University study, reported on the BBC News 29.4.2005.

·                                 ^[6] WHO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Closing the Gap in a Generation, WHO 2008, table 2.1; M. Marmot,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equalities", Lancet, Vol. 365, issue 9464, pp1099-1104.

·                                 ^[7] UNDP 2007, op cit, table 10.

·                                 ^[8] Maddison, op cit, table A5; UNDP 2007, op cit, table 14.

·                                 ^[9] T. Piketty, "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ummary of Main Findings", in A.B. Atkinson and T. Piketty (eds), 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                                 ^[10]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Survey of Personal Incomes 2006-07, updated in December 2008, table 3.1.

·                                 ^[11] Historical data from Maddison, op cit, table 5.9b; executive pay, IDS Directors' Pay Report 2008, www.incomesdata.co.uk; median earnings from ONS, C. Dobbs, Patterns of pay: results of the Annual Survey of Hours and Earnings 1997 to 2008. In fairness,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in 1688 the very top, the temporal lords, appropriated 400 times higher income than labourers.

·                                 ^[12] www.forbes.com/forbes/2009, accessed 12.3.2009.

·                                 ^[13] Marmott 2004, op cit, p196.

·                                 ^[14]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report, release, 7 May 2009.

·                                 ^[15] Atkinson and Piketty, op cit.

·                                 ^[16] G. Tett, "Lost through destructive creation", Financial Times, 10.3.09, p11.

·                                 ^[17] UNDP 2007, op cit, table 28.

·                                 ^[18] OECD, Growing Unequal?, OECD 2008, p37.

·                                 ^[19] B. Milanovic, "Even higher inequality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a note on global inequality calculations using the 2005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resul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Vol. 38: 3 2008, table 2; UNDP 2007, op cit, table 15.

·                                 ^[20] OECD 2008, op cit, p52.

·                                 ^[21] OECD, Society at a Glance, OECD 2007.

·                                 ^[22] K. Schwab and M. Porter,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7-2008, World Economic Forum 2007, table 4.

譯自：The killing fields of inequality  Göran Therborn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9-10-02-therborn-en.html

作者簡介：

戈蘭·泰爾朋（Goran Therborn）,劍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譯注：本文的翻譯得到作者戈蘭·泰爾朋教授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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