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嗎？　　

一、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生產力有什么樣的關系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xxx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其中一段這樣說：“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這段話后來也被表述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一九八０年五月，xxx同志在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又說：“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　　

xxx同志的話是有道理的，但不夠全面。因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僅與生產力有關，更與生產關系有關。歷史和現實都可以證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產關系的關系更大。中國封建社會有兩千多年，二千多年里生產力水平是有相當的提高的，但宋朝農民并不比漢朝農民的生活水平高，清朝農民也不比宋朝農民的生活水平高。而宋朝時國家的財富總量是比漢朝多的，清朝前期，國家的財富總量也比宋朝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為我們揭露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罪惡，——工人的生活是不比古代的奴隸好的，但其生產力水平卻是遠遠超過了奴隸社會。其實，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生產力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在他的工資理論上為我們講得非常清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工資永遠只夠用來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社會財富雖然在不斷增長，但大部分財富始終掌握在占人口少數的統治階級手中，人民只能為生存而掙扎。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生產力水平是相當低的，社會財富也遠不夠豐富，但人民的生存問題卻得到了很好的解決。為什么？因為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實行公有制；人民在生產中是一種平等的關系，不存在少部分人剝削大部分人的現象；勞動產品以按勞分配為主。同時，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做得很好。同和我國生產力水平相當或略高于我國的一些國家相比，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高的。比如和同時期的印度相比。　　

曾看到過這樣一篇文章，說為什么解放前市場上的肉類供應很充分而解放后一段時間內肉類供應卻相當緊張？文中這樣解釋，說那是因為，解放前吃得起肉的人太少，所以市場上肉類供應充足，解放后，大多數人民都能吃起肉了，而肉類生產落后于人民的購買力，所以，市場上的肉就少了。我覺得這解釋是很有道理的。也曾有人打過這樣一個比喻，說一個酒店里有一百個人在喝酒，他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萬美元，屬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時，比爾蓋茨同志進來了，如果蓋茨同志的錢分給這一百個人，包括蓋茨同志在內的這一百零一人的收入水平立即屬于超級發達國家。但蓋茨同志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他不可能這樣做，所以，按平均收入雖然這一百零一個人屬于超級發達國家的水平，但事實上只有蓋茨同志一個人屬于這個水平，其它人還是屬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僅僅由生產力決定，更重要的是生產關系。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在社會總財富的數量確定的情況下，按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財富分配，那么少數人會占有大部分財富，而多數人只能占有一小部分財富；按社會主義原則進行財富分配，財富會得到相對平均的分配。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一定比生活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收入高，這是毫無疑問的。而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收入也一定比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人民的人均收入高，這也是一定的。而我們判斷一個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不是看少數人，而要看大多數人。所以，我們說，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僅與生產力水平有關，更重要的是要看生產關系。　　

二、中國的改革開放　　

毛主席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毛主席所說的這種矛盾在現實中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與國家政權的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雖然生產資料在名義上屬于全民所有，但國家的管理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也就是說處理生產資料的權力實際上不屬于全體人民，而屬于少數人。這就是一種矛盾。建國后，毛主席窮其心力所作的就是要讓全體人民都參與國家管理。因為，管理權的私有制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巨大的威脅，擁有這種權力的人不可避免地會以權謀私，并會將屬于公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他自己所有，即私有。國家的產生過程能夠證明這一點：一個氏族公社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產生一些公共事務。某些人就參與了這種管理。最初，這種管理完全是公益性質的，管理者沒有任何報酬。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共財產在增多，私有財產也出現了。某些人漸漸壟斷了對公共事務及公共財產的管理權，也就是說管理權私有化了。這時，這些管理者就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始為自己謀利，并會把某些原本應該為公共所有的財產占有已有。為了保護自己的這種特權，他們就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逐漸地還會為此設立專門的暴力機關。國家就這樣產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也能夠證明這一點，改革的過程正是官員貪污腐敗逐步加深的過程，同時，某些人為了私利而將國營企業私有化，這正能說明國家權力的私有制一定會最終葬送生產資料公有制。　　

毛主席去世后，以xxx同志為首的領導集團，不再與權力的私有制作斗爭了。xxx同志在１９７７年提出對過去的各項政策進行“調整”，這種調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加強領導。xxx同志在各種會議上強調要加強領導，增強領導的權威性。多次提到要“敢”字當先，什么叫敢字當先？就是要敢于壓制不同意見。不能像文革期間，什么人都可以向領導提意見（如果有人認為我這種理解不對，希望能給予反駁）。事實上，從此以后，領導階層確實是按照xxx同志的教導做了。文革期間群眾享有的參與國家管理的權力完全被剝奪，國家管理完全成了少數官僚的特權。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人民上訪的權力都被剝奪了，民政局的任務就是剝奪人民的上訪權。二是強調物質刺激。科研搞得好，發獎金；生產搞得好，發獎金。在調整中，xxx同志雖然也提到了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但他沒敢提得太響。因為那時人民受毛主席的影響還太大。　　

xxx同志把社會的主要矛盾確定為“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他沒有直接否定毛主席對社會矛盾的判斷，甚至還表示毛主席的判斷是正確的。但這實在是騙人的話。“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難道不是一回事嗎？那時X對毛主席還是有顧忌的，他還不敢否定毛主席。但懂點社會科學的人都知道，他把毛主席對社會矛盾的判斷否定了。X確立了自己的觀點后，就把國家的主要任務放到了發展生產力上，不再搞階級斗爭。　　

那么，怎樣去發展生產力呢？X說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按說，X首先應該大力發展科技。但事實上X沒有這樣做。他首先做的是，調整生產關系。他的作法正驗證了毛主席對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即“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矛盾”。X首先就去改革農村的生產關系，把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變為家庭私有制。到這時，我們才突然明白，X實際上對毛主席對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是沒有異議的。只不過，他的理解和毛主席的理解正相反。毛主席認為，上層建筑中管理權的私有與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不適應，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要對國家管理權進行重新分配，讓人民更多地參與國家管理；而X卻認為群眾過多地參與國家管理對生產力的發展不利，所以要剝奪群眾參與管理的權力，即要加強領導。X在這里把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忽略了。他沒有意識到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影響，這種影響也必然影響到生產力的發展。毛主席為了快速發展生產力，對舊有的生產關系進行了改革。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二是人們在勞動中形成的關系；三是勞動產品如何分配。毛主席首先對第一方面進行了改革，也就是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６年進行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把私有制基本消滅，確立了公有制在經濟中的統治地位；然后，毛主席又對第二方面進行改革，也就是逐漸剝奪政府官員管理國家的權力，讓人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這樣，在生產中人們才能形成真正平等的關系。在第三方面，毛主席時期，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制度。但這里必須對這種按勞分配制度有個正確的認識。按勞分配本身包含有物質刺激的因素，這是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社會產品不夠豐富的條件下不得不實行的政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制度是要被消滅的，社會主義發展生產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制度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這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同時，當時的許多人又充分意識到它的消極影響，那就是如果過分強調物質刺激，就會使人們陷入個人主義的泥坑里，成為一個個人主義者，而這是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與公有制相適應的道德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道德，只有這種道德文化，才能促進公有制事業的發展。所以，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國家提出了在生產中要“政治掛帥”。政治掛帥正是為了防止“按勞分配”制度的消極影響而提出的。政治掛帥的意義比較廣，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人民進行“集體主義”教育。而由于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按勞分配制度的消極影響才被降到了最低點，廣大人民沒有把工作僅僅當作獲得報酬的謀生手段，而是當作了一件光榮的事情，是在為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這種思想正是集體主義的表現。毛主席時代的人民是最無私的，這一方面和生產資料公有制有關，而政治思想工作，我認為起了更大的作用。因為生產資料雖然是公有制，但在事實上人民并沒有支配的權力，人民能接觸到的物質資料僅僅是勞動所得，而這種所得又屬于私人的性質。如果沒有政治思想工作，在“按勞分配”制度下，人民的私心必然無可避免地會膨脹，集體主義思想是不可能樹立起來的。　　

xxx同志成為領導人后，對生產關系進行了這樣的改革。在第一方面，他倡導發展私有經濟，在農村將土地由集體所有轉化為家庭所有，然后在各個領域開始私有化改革，三十年后，私有經濟占國家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社會主義的根基不再存在。在第二方面，他強調加強領導的管理權，逐步剝奪了人民的管理權。從而，一個凌駕于人民之上的官僚階層出現了。私營經濟的發展，又使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廣大工人淪為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受雇傭者。在第三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人民在產品的分配上不再有任何權力，官僚和資產階級掌握和支配著一切財富，他們占有大部分財富，而人民為了溫飽而掙扎。　　

歷史證明，毛主席對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是正確的，X的理論修養不夠，對中國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三、一個村子在改革開放中的命運　　

下面，以我的家鄉為例，說明改革開放對人民生活的影響。　　

在《用什么挽救我們的未來》一文中，我對改革前村民的生活做了簡要說明，這里只重復一句：溫飽已解決，生存有保障，但生活資料不豐富。　　

我的家在河南省鞏義市回郭鎮，自從國家開始評全國百強縣（市）以來，鞏義市次次榜上有名。改革之前，鞏義市的工商業就很發達，擁有數量眾多的社辦企業（改革開放后更名為鄉鎮企業，屬于公有企業），化工廠、鋼鐵廠、制藥廠、拖拉機廠、水泥廠等，效益很好。這些工廠主要是在文革十年中建起來的，是“工業學大慶”的成果。回郭鎮工商業也很發達，有很多企業。１９７５年，毛主席對回郭鎮的社辦企業給予高度評價，１０月１１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發表了《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河南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但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到９０年代中后期，鞏義市所有鄉鎮企業全部改制為股份公司或私營企業。其中鞏義鋼鐵廠的命運是這樣：公有的鋼鐵廠倒閉的同時，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個新的鋼鐵廠建了起來，屬于私營，而新股東們主要是原鋼鐵廠的領導和政府部門的一些領導。　　

我家所在的村子在改革開放中經歷了這樣的變遷。　　

１９８２年，我們村遭遇了特大水災，１９８３年，村里實行“包產到戶”政策。在此之前，村里已有零零星星的家庭工廠出現，或者完全由家庭成員參加勞動，不雇人，或者斷斷續續雇一兩個人，并非長年雇工。我們家就辦了這樣的家庭工廠。８３年之后，家庭工廠在村子里迅速發展起來，基本上都是生產電線。有人說那段時間的市場屬于賣方市場。村子里生產的電線非常暢銷。生產的規模比過去大了，要長年雇工。我們家也生產電線，雇了好幾個人，工人實行三班倒的八小時工作制。　　

電線暢銷的原因，除了市場需求大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們村生產的電線全部是假冒偽劣產品。不僅我們村生產的電線是假冒偽劣產品，整個回郭鎮還有很多電線廠，生產的電線也全都是假冒偽劣，不僅電線是假冒偽劣，我們鞏義市私營工廠生產的化肥、機械等也都是假冒偽劣。　　

假冒偽劣的優勢在于價格。許多購買者只在乎價格，對質量毫不關心。　　

我們村生產的電線絕大部分賣給了國營或集體企業，——那時公有制企業的私有化還沒有開始。假冒偽劣電線打入公有制企業的武器是“賄賂”，向主管人員金錢賄賂，流行的說法是“回扣”。公有制企業中喜歡吃回扣的領導大有人在，由于xxx同志在經濟調整中加強了領導的權力，職工的管理權受到極大的削弱，已經無權監督領導。　　

我們村子的人就是這樣迅速致富的，還被評為國家的第一批小康村。到１９８５之后，外地到我們村來參觀取經的人非常多。放學的時候，我常見到外地來的參觀團。不知道他們能學到什么。　　

私營工業在我們市迅速發展起來，同時以家庭為單位的私營商業也蓬勃發展起來，其速度頗為驚人。我舅父一家從事商業，在回郭鎮建立的自由市場上賣布。他們謀利的主要手段是“坑和蒙”，進價十塊錢的商品，他們敢要價一百塊。依靠這種方式，他們也迅速致了富。　　

在這種情況下，鞏義的經濟快速發展起來，到１９９１年，由于經濟發展好，撤縣改市，——１９９１年之前，我們這里叫鞏縣，之后就成了鞏義市。　　

但我們村的經濟在１９９０年之后，迅速衰落了。有人說這時市場轉變成了買方市場。１９９０年，國家開始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質量萬里行”活動。村子里的家庭工廠很快就倒閉了許多。九十年代結束時，村里只有零星的幾家工廠了。一時之間，很多村民失去了生活來源。過去他們賺的錢在蓋房子、娶親中基本上消耗盡了。過了二十世紀，在今天，鞏義市小型的家庭企業已很少，出現了很多大型的民營企業。我們村有勞動能力的人大多成了民營企業中的雇傭勞動者。人民吃飽飯沒有問題，但他們的生存狀況并不好，醫療等開支使他們的生活毫無保障。　　

改革開放之初，村民們依靠不正當手段發了財。其實全國范圍內都是這樣。村民們發的是小財，有權有勢的人發的是大財，比如那些依靠“官倒”發財的高干子弟。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是依靠不正當手段實現的。有了積累后，擁有大資本的人開始關注產品以及服務的質量，在經營上也越來越正規（就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而言）。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小資本在很多生產領域被不斷地擠出去，資本的集中越來越厲害，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廣大人民在經歷了短暫的發家致富的時光之后，重新開始為生存而掙扎。　　

而此時，中國的生產力已遠遠超過過去，生產能力已大大過剩，不得不大量向外國出口商品。　　

在私有制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之后，我們的生產力大大發展，但人民卻在為生存而掙扎。　　

中國的歷史證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只由生產力決定，更重要的是由生產關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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