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旅法十年對民主倍感失望”說起

——推薦河清先生專著《民主烏托邦》

司馬南/文

——事實證明，批量生產的所謂“最牛的官腔”僅僅是“媒體報道的事實”，而非“客觀事實”。林嘉祥醉鬼說的一堆醉話，被人任意抽取剪裁放大，現場并沒有錄音佐證；逯軍的那句激起天怨人怒的話，除了記者一口咬定，迄今沒有證據證明逯軍本人講過；北川縣政法委書記張同凱親口告訴筆者，他根本就沒有說過那句話，客觀條件限制也不可能講出來，即使講出來了外邊的人也不可能聽到；何祚庥院士更是被不良媒體有意詬病陷害，有人移花接木旨在搞臭何老頭……這類怪事在中國層出不窮，原因深刻復雜，值得人們警惕。但是值得我們一說的更怪的事情在法國，民選的薩科奇總統辱罵“選民”“最牛的官腔”為什么沒有人理會？為什么沒有人被激怒？為什么沒有人將其上升到“體制問題”的高度來分析？

——我似乎完全能夠理解“旅法十年“先生撰文時的感受，作為一個對法蘭西制度文化絕無偏見，相反抱有自由派浪漫幻想的中國年輕人，在法國所遭遇一切，好比是被人家以十年為一學期，堅持免費用案例教學的方式進行培養，愣是把一個親西方的中國人培養成了具備政治鑒別力的鑒定的愛國主義者。這個經驗十分重要，比講關于民主的任何大道理都管用，比課堂上的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效。

——我認識的一些持自由派主張的人，他們比較迷信選票，十分相信“選票的力量”，他們的腦海中有“票決一切”、“票決勝于他決”的主觀臆想，甚至把“票決”當成了民主的全部。殊不知，“票決”不過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一種手段而已，絕不是全部，更不能夠替代其他。沒有共識，投票只會撕裂族群；沒有法制，投票只會加劇沖突；沒有寬容，投票只能積蓄非理性；沒有建設性，投票只能帶來毀滅感。沒有投票后面“民主所服務的價值”，投票只能是陰森的跳動的鬼火。

——關于民主的啟蒙，很多人都在奮勇爭先：有人為抒發情緒而作，有人為簇新思維而作，有人為行救國救民而作，有人為鬧顏色革命而作……謀民主大旗下，人們觀念和行動是如此之不同。難怪一會兒“好東西”，一會兒“壞東西”，一會兒“怪東西”，搞得“民主”頗為神秘吊詭。必須“供奉著當個東西”，“當個東西”又不像個靠得住的東西，“靠不住的東西”到了別人手里，竟有摘葉飛花勾魂攝魄的力道——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豈止僅僅存在于“旅法十年”先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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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這樣的民主的確不咋地

偶讀某文，饒有趣味。文題《旅法十年對民主倍感失望》，作者自述在法國呆了十年：“2000年尚以自由派自居的我，是帶著無比的期待來到法國——終于從“理論民主”的思索、向往，跨進實際的民主生活”。然而十年以后，“自己已經成為西方民主堅定的反對者”。文章作者斷言西方民主光環不再：西方民主“雖然它在西方仍能運轉，而且在可見的未來還可以運轉下去，但它的光環不復存在”。作者進而根據自己的親身實踐得出了“與有俄羅斯良心之稱的索爾仁尼琴同樣的結論：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

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為什么民主不適合中國？是民主不適合中國，還是作者在法國感受的法式民主像法式面包一樣不適合稀罕吃饅頭和米飯的中國人？作者開篇辭引發了我的好奇心。

來到法國不到一周，就遇上了民主社會的第一個考驗：罷工。

還記得是一個周六，幫一個同學搬家，結果在公交站牌下等了一個小時也不見一輛車影。后來還是一個路人告訴我們：罷工了。原來法國由于人口老化、福利支出沉重，政府希望延長退休年齡，結果遇到法國受薪階層的強烈反對，認為剝奪了他們的退休權，便發起了全國性的罷工。不料，這還只是一個開始，自此以后，法國罷工便成為生活中的常態。就是我現在寫文章一刻，巴黎地鐵罷工已經進行一周。雖然罷工已是家常便飯，但還是有幾次罷工令我印象深刻。一次去外地，遇到交通罷工，只好打的。不料回來時沒有任何回程車的消息。不僅如此，機場也罷工。所有去巴黎的方式完全陰斷。而我當天必須返回巴黎，因為第二天要乘機回國。好在最后一刻，終于有一班回巴黎的火車，算是救了自己一次。

僅僅因為罷工，便得出結論說民主不適合中國未免武斷。

司馬南在法國也看到過罷工，非但不覺得有什么不好，反而發現其實很有趣——那是本人第二次到法國，陪同友人參觀埃菲爾鐵塔，法國人告知，可以參觀，價格不變，但是不能到頂層。為甚呀？原來人家在鬧罷工。法國的罷工家常便飯，不是你死我活的，而是斗智斗勇，專注于拿捏分寸，給對方心理施加壓力，以求達到目的。那天罷工方面只要求工人在三層（大約，時間既久，記不清了）以上實施罷工，三層以下一切照常。你說逗不逗？

當所謂捍衛權利的罷工，導致整個國家喪失尊嚴的時候，當國家的整體利益因為罷工遭到損害，從而國民個人利益也遭到損害的時候，法國是什么樣呢？

與倫敦一起申辦2012年夏季奧運會，對法國是個考驗。

巴黎申奧最后一刻，奧委會來巴黎視察，巴黎的交通部門認為天賜良機，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最好機會來啦，便發起大罷工。最后，一直領先的巴黎，敗于英國的倫敦。如果我是奧委會成員，也會把票投向英國。試想，如果開幕時發生罷工，奧運會還舉行的下去嗎？

哈哈，法國的民主有特色吧？申辦奧運會居然也來這一套，分明是不愿意讓奧運會在法國辦成啊。不過，畢竟是開個運動會，只關乎面子，不關乎性命。并非要命的大事，鬧鬧也就鬧鬧吧。也許，某些國人會認為，法國人不在乎面子，很有實事求事之意，某種意義上還值得中國人學習呢。可是，看了此文作者的敘述，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民主的確不咋地。

在2005年酷暑第二次襲擊巴黎時，那是最需要醫護人員作出努力的時候，法國的醫護人員卻發起聲勢浩大的罷工，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利用酷暑之時緊壓政府迫其讓步可能性最大。須知兩年前的一場酷暑導致法國上萬人死亡，政府被逼無奈做只好緊急召集在校醫學系學生當志愿者以度過危機。

第二段:從切身利益中感受西方民主

如果僅僅是以類似的事例來講解法國的社會文化國民性尚可，但是，據此得出其民主不適合中國未免牽強，人們畢竟是更習慣從個人的而不是從集體和社會角度來判斷制度的合理性。

鞋擠不擠腳丫子，只有自己知道，大街上的人，黑壓壓一片，到底他們的鞋擠不擠腳我怎么知道呢，這話十分在理。文章作者不厭其煩地列舉了一些生活場景，給我們判斷法國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一組測試題。

民主帶來“低效率”，人們似乎通常可以理解，但是要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們所能承受的低效率的底線是多少呢？首先說看病，如果到醫院看病至少要兩周前，甚至兩個月前開始預約，不預約就看不上，您受得了嗎？

“我可以掛急診，不必等候那么久”。

就是看急診至少也要等三、四個小時，您受得了受不了呢？

其次，說辦居留證，如果遞交居留證申請，沒有一個月斷無可能的，現在時間更長了，平均時間為三個月，最長可到半年，而居留證的有效期只有一年。而只有居留證下來之后，學生才能申請住房補助等相關事宜，房補沒有個三個也是辦不完的，您的感覺又如何呢？

其三 ，說小事釘鞋釘吧。在專制的中國釘鞋是立等可取的，修鞋的人就在旁邊站一會事情就完了。可在如果民主了，釘法蘭西鞋釘，修鞋掌要一星期時間，您又會感覺如何呢？

其四，再說更小的事情，買褲子鎖邊。如果在民主社會買一條褲子鎖邊也要等一個星期，這種民主，你要不要呢？

其五，“低效率”并不是法國民主社會的致命處，真正致命的是浪漫民主的法國社會“出錯率”太高，似乎人人都是馬大哈。這位“旅法十年”第一年申請房補，材料就被弄丟了，平時買機票、買火車票常常會弄錯時間，甚至去超市購物華人都相互提醒仔細核對清單。所有新到法國的朋友第一課的內容就是“一定要核對所有法國人交給你的材料、文件”。09年有家鄉的學生到法國來，法國使館寄給他們簽證，按規定都附帶一個必須蓋使館章的表，結果發現就這個表重要法國使館就偏偏忘記了蓋章……如果是您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您作何感想呢？

第三段：民選政府為什么對人民如此冷漠

文章讀到這里，筆者依然沒有被“旅法十年”說服，畢竟所舉的例子太小、太細碎，不涉民主政治民主社會的要義，難免被其他讀者認為有以偏概全之嫌。

    作者接下來舉的例子漸漸地有力了。

2003年法國發生百年一遇的酷暑襲擊。由于時逢假期，上自總統下至各級官員都在度假，無人應急。總統希拉克是假期結束后才悠然回到巴黎。此時已有一萬多人喪命。而當時的情況則是：醫院里不僅病床緊缺，人手告急，就連日常搬運尸體的人都不夠用，進行安葬前祈禱的神職人員也嚴重缺乏。而法國面對造成一萬多人死亡的災難，僅有一名衛生總局局長（呂西安·阿本哈伊姆）在衛生部長發表電視講話批評衛生部門反應無力之后才宣布辭職。而民選出來的總統絲毫不受任何牽連。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讀到這種故事，我下意識地蹙起眉來。

原來在法國社會竟然有如此“令人無法接受的民主政府對人民的冷漠”。

不是說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官吏最怕選民嗎？不是說民主社會里最大的好處就是選民對誰不滿意，就可以行使政治權利可以把他選下去嗎？不是說民主票決制的情況下“拜票”的政治家像一個孫子低三下四，而選民才是真正的國家的主人嗎？看來事情并非完美如傳聞或如理論。

為核實此類事情的真偽，筆者專門致電當年的同事(在法國居住十幾年且在上流社會時尚圈混得如魚得水的)南希小姐，她幾乎不假思索地給了我肯定的回答：“當然是真的”，“這就是法國，有什么奇怪的？”

同是2003年，中國也發生非典。在人人懼怕傳染，事態最危急的時候，胡錦濤、溫家寶出現在在大學里居民區里；北京代市長王岐山一聲令下，七天之內北京小湯山搶出來一座達標的、夠規模的、足以應對更嚴重事態的傳染病醫院；衛生部部長等一些列高官因為督導不力慮事不周被火線撤職；白發盈盈的鐵娘子親帥衛生部及各級官員在一線指揮全力抗擊SASI；全國所有醫院按照一級預案晝夜加班犧牲了一大批醫護人員……臨陣叫板脫逃誰曾見？罷工提條件要待遇誰曾見？越到危機，中國人越是齊心，越是大難，中國人越是提氣。比之法蘭西民主制度下的作為，我們毫不遜色：科學組織、精簡效率，領導身先士卒、全國一盤好棋。余獨獨不解，成績有目共睹的中國政府為啥偏偏被人家咀咒為專制，而人家法蘭西卻不管怎么樣都披著一件漂亮的民主外衣？現在，根據“旅法十年”的感受，“民主外衣”也不那么漂亮了。

法國的政治家，個個都是角斗士——政黨政治，票決民主，口頭演說，暗箱補齊。“民主傳教士”忽悠中國民眾：西方的政治家，清廉為人，公正做事，絕不徇私，舞弊自斃。事實如何呢？

看看“旅法十年”是怎么說的吧。

希拉克的接任者薩科奇則更為令人瞪目。

他選舉獲勝當晚入住巴黎最豪華的一家酒店，隨后即應朋友----工業巨子、法國最富有的人之一文森·博洛雷----的邀請率妻子、兒子、隨行人員和5名保鏢前往地中海小島馬耳他度假。其乘坐的長為60米的“帕洛馬”號豪華游艇，僅租金就高達11萬歐元。相當于總統薪金的13倍。面對反對黨的質疑，他做如下回應：我沒有花納稅人的一分錢。只是他欠這位朋友的人情要如何還呢？是拿他自己的收入去還，還是拿納稅人的錢去還呢？此外，他還有另一套國家利益說詞：他到馬耳他島是為了就競選活動中的一次“失言”作出“補償”。薩科齊在一次講演中曾談及有必要加強歐盟地中海國家的聯合，但他卻沒有提到馬耳他的名字。馬耳他駐巴黎大使注意到了這一疏忽。

薩科奇第二件震動法國政壇的是：他上任不到半年，即決定大幅上漲其工資：漲約140%，由原來的8300歐元上漲至2萬歐元，而且是由執政黨占優勢的法國國民議會投票決定的。而這個時候，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發生，正在向全球蔓延。要知道做為一個發達國家的總統，他實在什么都不缺：擁有6所總統專有住處，他所在的總統府愛麗舍宮，內有約1000名工作人員、365間屋子，一個電影院和大量美酒佳釀。他還有總統專機、一個直升機編隊和數架私人噴氣式飛機。而且無論住在哪里，他的用餐都由四星級大廚提供，并且全部免費。不過更令人起疑的是，何以民選的議員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興師動眾為一個民選的總統進行一次單獨表決呢？難道沒有其他更重要的國事要解決了嗎？

看了上文，也許有人會發出別樣的感嘆：薩科奇無非要求自己不嚴格性格過于張揚，有點“標新立異”而已，他的家族他的子女，沒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啊，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一名年僅23歲尚在法律系讀大三的年輕人，功課極為繁忙，而且因為上學年成績不理想已經重修過一年，就因為是薩科奇的兒子，已是訥伊市議員的讓.薩科奇要競選巴黎拉德方斯商業管理區----歐洲最大的商業區號稱“歐洲最大的生意場”、寸金之地，包括許多跨國集團和大銀行總部在內的2500多家公司在此安營，占全法總產值的一成---- 機構EPAD的主席。這是薩科奇成為總統前曾擔任過的重要職務。薩科奇立即毫不猶豫的給與公開支持，還辯解說這根本不是裙帶，更不是腐敗。雖然對外聲稱這是讓.薩科奇自己的決定，但誰都知道，這是薩科奇總統的安排。他為了讓現任主席離職，修改規定，將擔任此職務的年齡從70歲降至65歲。由于要競選主席，就首先要成為董事會成員，于是，省議員、董事會第二把手馬賽便“很巧地”在今年7月被任命為法國經社理事會主席，他辭職后的空缺由總統之子“填補”。只是一個沒有實際經驗又要上學的小伙子怎么有時間、有能力管理全歐最大的商業區呢？

哈哈，對的 ，這不是腐敗，更不是裙帶關系。而是，而是老鼠兒子會打洞，是基因遺傳，是光榮世襲，是父子情深，是老爹憐子。

咱隔壁的金正日大叔，繼承其父金日成的遺志，路線先軍，政治獨立，在美國日本重壓下，艱難然而堅決地做自己，頗遭輿論詬病，據說那叫專制。但是薩科奇兒子法律沒有學好，奶味沒有脫去，寸功未立，寸望無得，要在占全法總產值十分之一的大商業區當頭兒，如何就民主了呢？法國民主到這種地步，有什么理由笑話人家朝鮮的金正日？民主竟然鬧到這步田地，當年有什么必要鬧法國大革命，讓那樣多的熱血青年為理想斷頭捐軀？薩科奇又有什么臉面覲見民主教父盧梭先生呢？

法國，據說是特別優雅的浪漫的國度。中國人在包括法國文化在內的西學、西文東漸的過程中，莫名其妙地形成了自我輕賤美譽別人的固定的印象模式：凡涉法國，必是浪漫地；凡涉德國，必是嚴謹地；凡涉美國，必是開朗樂觀地……其實，這不過是文化殖民的印記而已，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甭說一般的法國人，即使天天在電視上講壇上炫技表演的政治家也不例外，他們并不比中國人更優秀更文明更儒雅。

第四段：薩科奇最牛的官腔為什么那么牛

在巴黎舉行的農產品會上，由于一位農民不贊成他的政策而拒絕與其握手，于是遭到薩科奇的怒罵：可憐的傻瓜，滾吧你。一個民選的最高領導人在清醒狀態下對一個選民如此失態而不受任何懲罰，令人非夷所思。還有一篇雜志采訪薩科奇，后來才知道此文是重金換來的。

反觀中國，有些官員和名人的言論，動不動就會被國內的某些媒體當成“最牛的官腔”放大并加以批判，這種批判在南方周末一類崇尚普世價值的自由派媒體上，通常會上升到“體制高度”來表現深刻。

譬如深圳海事局干部林嘉祥那句“你算個屁”；

譬如河南土地局逯軍副局長那句“你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譬如北川縣政法委書記張同凱那句“我是書記，先救我”；

譬如何祚庥院士那句“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呢”。

等等。

事實證明，這些批量生產的所謂“最牛的官腔”僅僅是“媒體報道的事實”，而非“客觀事實”。林嘉祥分明是醉鬼說的一堆醉話，被人任意抽取剪裁放大，現場并沒有錄音佐證；逯軍的那句激起天怨人怒的話，除了記者一口咬定，迄今沒有證據證明逯軍本人講過；北川縣政法委書記張同凱親口告訴筆者，他根本就沒有說過那句話，客觀條件限制也不可能講出來，即使講出來了外邊的人也不可能聽到；何祚庥院士更是被不良媒體有意詬病陷害，有人移花接木旨在搞臭何院士……這類怪事在中國層出不窮，原因深刻且復雜，此文不再追議。值得我們說一說的更怪的事情在法國，民選上臺的薩科總統奇辱罵“選民”的“最牛的官腔”為什么沒有人理會？為什么沒有人被激怒？為什么沒有人將其上升到“體制問題”的高度來分析？

這位“旅法十年”的朋友對西方民主失望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國生活使他強烈地感受到法國媒體對中國的不公正，法國民主政治總是很自覺地給在法的中國人免費上反面教育課。每每到了大選時，他們忘不了對中國進行羞辱和攻擊。

本來法國人選總統，是內政，和他國無關。不料政黨候選人就是非要把他國當作替罪羊，非要把它國當作自己賺取選票的犧牲品。2007年法國大選進入雙方候選人電視辯論階段。年初剛剛訪問中國回來的社會黨候選人羅亞爾對中國無理指責，公開提出要抵制北京奧運會這種冷戰時才有的建議，超出世人想象！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當天法國電視臺就舉行辯論會，題目是：中國是法國的威脅嗎？看看這種冷戰色彩的題目，就知道這是一場什么性質的辯論會了。

部分國人對西方民主抱有幻想的最后一個論據是新聞自由。

克林頓、貝盧斯科尼等政客的性丑聞被媒體曝光產生的刺激感、節日氣氛，令許多人感到口渴眩暈，有人由此得出結論：西方的媒體真的是自由的。

關于西方媒體自由的虛偽性，“旅法十年”沒有從理論上加以闡述，他的切入角度很實際。

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法國，希拉克打破外交慣例親赴機場迎接。警方更是高度警惕，守在地鐵口，任何抗議者出現都被強力拖走或者干脆就地封鎖。期間不乏暴力相向，然而，所有的法國媒體都保持沉默。僅僅四年之后，2008年，奧運火炬巴黎傳遞，法國媒體的表現再次令人驚訝：眾多的歡迎場面不見了，只有抗議的藏獨人士。后來中法關系嚴重倒退，損害到法國的國家利益。

這場抗議中跳的最高的記者無疆界創始人、秘書長梅納爾被迫辭職。在這場風波中，也有許多旅法學者、留學生寫投書媒體均石沉大海。曾有一位留學生堅持給第一免費報紙《地鐵報》投稿，后終有一篇被采用，但第二天就接到編輯電話，由于不符合他們的價值觀以后不會再用，而且他本人也受到上面的嚴厲指責。

今年“七五”新疆騷亂，中國空前透明和及時的進行報道，仍然無法改變法國媒體的偏見，把一個恐怖色彩濃厚、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演變成中國政府對和平游行的鎮壓。法國不僅對中國，就是對美國如果有不符合它的價值觀的觀點也同樣被清除。美國總統奧巴馬到中國訪問，演講時提出“我們不尋求把任何政治體制強制給任何國家”，結果齊刷刷被媒體過濾。法國百姓根本不知道奧巴馬在中國說的是什么。

   我似乎完全能夠理解“旅法十年“先生撰文時的感受，作為一個對法蘭西制度文化絕無偏見，相反抱有自由派浪漫幻想的中國年輕人，在法國所遭遇一切，好比是被人家以十年為學期，堅持用案例教學的方式進行培養，愣是把一個親西方的中國人培養成了具備政治鑒別力的鑒定的愛國主義者。

這個經驗十分重要，比講關于民主的任何大道理都管用，比課堂上的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效。

第五段:吳思的“潛規則”放之四海而靠譜

我認識的一些自由派觀念主張的人，他們比較迷信選票，認為選票高度重要，十分相信“選票的力量”，他們的腦海中有“票決一切”、“票決勝于他決”的主觀臆想，甚至把票決當成了民主的全部。殊不知，票決不過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一種手段而已，絕不是全部，更不能夠替代其他。

沒有共識，投票只會撕裂族群；

沒有法制，投票只會加劇沖突；

沒有寬容，投票只能積蓄非理性；

沒有建設性，投票只能帶來毀滅感。

沒有投票后面“民主所服務的價值”，投票只能是陰森的跳動的鬼火

……

 “旅法十年”告訴我們，他本人在在巴黎大學上政治學課，“一位來自英國的專門研究選舉的教授，當堂詢問愿意候選人以何種方式和他們接觸：電話、信件還是登門拜訪，結果所有的學生均搖頭。教授驚訝之余繼續問道：誰參加過投票？結果沒有一個人舉手”。

政治系的學生，尚且對選舉如此冷漠，更何況其它群體？看看，這就是西方選舉民主類似生活方式病一樣的無法根治的毛病——人們沒有選舉的熱情，根本不去參加什么民主選舉，投票人的比例在逐年下降。

如果投票的人還不到應該投票者的百分之四十、五十，這個民主的意義在哪里？憑什么不到一半的人決定另一大半人的命運？按照盧梭“人民最高主權不可分割”的原則，如此民主豈不可笑、豈不尷尬？

筆者曾經寫文章，一條一條地反駁南方周末評論員文章為代表的“票決論”觀點。如果我們善意地分析，他們的問題主要出在“理論與實踐脫節”上。一個試圖要我們“讀懂中國”的媒體評論，其作者完全不了解實際工作，只讀了幾本西方關于民主的小冊子，主要靠瞟著美國的臉色，來“指導”中國的民主實踐。這就好比在駕校，剛剛讀完交規，便駕著超長、超大、超人多（13萬萬之眾）的公共汽車上路，大家想想，如此魯莽，焉有不翻車撞人的道理？

“旅法十年”告訴我們，旅法十年，最大的反思就是知道了“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法國民主的實際運作在理論教科書上是看不到的。他認為，這就是“為什么國內盛產自由派而海外則正相反（除了被西方提供資金扶持的群體）”的道理——最后這個括號加得十分必要，因為這個括號，我與“旅法十年”便有了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因為括號之前的話，我與這位“旅法十年”在民主政治方面也有了共同的語言。

在法國，有些蹊蹺的事情，不了解背景很難看得懂。

非洲一個小國總統去世了，法國新聞狂轟濫炸反復渲染，您要是將其理解成這是法國對第三世界人民友好的舉動，你錯了。謎底在于“這位加蓬總統多年來對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都奉獻大量的政治獻金！”，非洲與法國有歷史殖民淵源關系的國家多達四十余個，奉獻政治現金的，加蓬總統不是第一個，更不是唯一的一個。我的朋友吳思先生謙虛地以為他僅僅發現了“中國歷史的潛規則”，殊不知，吳思的理論概括力放之四海皆靠譜。法蘭西的潛規則，吳思先生也順便給發現了。

“旅法十年”的這篇文章，不同于探討民主問題的嚴肅的學術論文，但是，因其生動具體，亦因其悉數來自于親身經歷和感受，所以有一種令人信服的感性力量。須知，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理性思維較差，而感性思維發達，這樣的文章，特別適合感性人群閱讀思考。

然而，必須指出，老百姓和知識分子明顯是不同的兩個群體，“旅法十年”作為案例教學，作為參考讀物，讓一般讀者見識一下西方民主是很好的教材，但是要從理論上，從源頭上弄清楚民主問題，訴諸理性思考，另一個“旅法十年”的學者河清先生的專著《民主烏托邦》值得仔細研讀。本人就是因為反復閱讀河清先生的作品，才與這位才子成了莫逆之交，進而對民主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的。

河清的專著寫于上實際九十年代初，那時，筆者像今天的許多人一樣，關于民主問題腦袋里只有一堆漿糊，難能可貴的是在法國本來是專注于法國藝術史研究的河清先生，竟然獨辟蹊徑下死功夫寫出了這樣令人耳目一新走在時代前面的東西。

關于民主的啟蒙，很多人都在奮勇爭先：有人為抒發情緒而作，有人為簇新思維而作，有人為救國救民而作，有人為顏色革命而作……謀民主大旗下，人們理解和行動是如此之不同。難怪一會兒“好東西”，一會“壞東西”，搞得民主頗為神秘吊詭，必須“供奉著當個東西”，“當個東西”又不像個靠得住的東西，“靠不住的東西”到了別人手里，竟有摘葉飛花勾魂攝魄的力道——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不僅僅存在于“旅法十年”先生的心中。

今天，我們不能不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繼之從盧梭、孟德斯鳩那里著眼，梳理歷史的脈絡，聯系中國的實際，好好看看民主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今天，至少是我本人對于民主的若干新認識，河清先生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完成了。作為無神論者，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萬能的大神、上帝，但是在經驗論層面，確有智者先知而先覺。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關于歷史進步性問題的研究，關于現代性問題的研究，河清先生比我們領先一步，他的深刻洞見，或因為深刻，令我們心悅誠服，或因為過于深刻，我們接受起來還有一個過程。但是，只要是對民主問題、人類進步模式問題愿意作深入的理論思考，《民主的烏托邦》這本書就值得在枕邊桌上擺放上一段時間。

（20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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