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擊力：何新思想與歷史大格局
　　
　　一
　　
　　何新的思想之所以呈現一種宏大的景觀，是因為它對應著歷史的大格局。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何新是中國的“李斯特”。他是作為后進大國的中國在20世紀晚期的世界歷史格局中尋求強國之路的一個思想代表。
　　
　　二
　　
　　何新對近現代的世界歷史格局有著整體的把握，這確實是首要的。
　　自肇興之日起，資本主義就開始有力地重塑世界格局。簡而言之，這就是世界的兩極分化，和同時進行的一體化。所謂兩極分化，就是世界越來越分化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后的殖民地。前者剝奪后者，前者的先進以后者的落后為基礎，兩者相對相成。所謂一體化，就是整個世界日益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組織成一個統一的世界市場。這個市場被先進國家所控制，是先進國家控制后進國家的工具。
　　這個歷史過程是浪潮式的層層推進的，同時伴隨著激烈的爭奪和嚴重的危機。
　　這是客觀過程，也是先進國家主觀推動的過程。關鍵在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軍事、商業、金融、工業技術、意識形態等手段控制世界資源，掌握全球利益分配權。在其中，所謂一體化是指這個控制體系的全球一體化；所謂兩極分化，是指在這種權力主導下全球利益的兩極分化。
　　而激烈的爭奪，是指各個國家和集團對資源控制權和利益分配權的爭奪。在這過程中，爭奪的手段和方式不斷進化，規模和激烈程度也不斷升級。激烈的爭奪又必定帶來嚴重的危機，有時候危機是競爭的手段，有時候危機又是競爭的結果。
　　作為這種爭奪的一種具體形式，先進的國家必定要極力遏制后進國家的興起。因為資源是有限的，權力的壟斷性是厭惡分享者的。但是，由于競爭手段和方式可以不斷進化，所以如果后進國家能創造和運用更先進的競爭方式，那么就可以實現對先進國家的超越。英國對德國的遏制，以及德國對英國的超越，就是這種競爭邏輯的一種經典演繹。
　　
　　三
　　
　　這種歷史邏輯是不斷延續的，在何新看來，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質也是后進國家試圖擺脫先進國家的控制，掌握和運用自身資源，尋求國家現代化的一種新的制度方式。何新認為，蘇、中的社會主義體制是吸收了德、日的國家主義體制的優點，以更新的競爭方式來應對資本主義發展之歷史格局。
　　同樣，以美日歐為首的先進國家必定要竭力遏制蘇中為代表的新興后進國家。這不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問題，而正是基本的“競爭邏輯”問題。無論蘇、中怎樣變色改制，只要不放棄現代化的目標，不放棄強國的努力和可能，西方國家就會不依不饒地予以壓制和圍困。
　　這是中國現代化面臨的最大歷史格局，因為正是這些西方國家塑造和維持著整個世界格局！中國注定是這種格局的抗爭者，強國之路必定是一條突圍之路。即使在中國要對原有體制進行全面改革的時代，這種格局依然不變。何新屬于最早對此格局有清醒認識的少數之人，他代表了中國的不屈的強國意志對這個格局的一種思想抗爭，反壓制是何新思想的一種底色。
　　理所當然，何新自己也是一個思想上的突圍者。中國在世界的境遇與何新在學界的境遇有著驚人的相似，兩者都受到主流國家或人士的孤立和圍困，同時也都贏得草根國家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的必然，中國的境遇正是何新的境遇的原因，這又基于何新是尋求中國強國之路的一個自覺思想者，因此他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連在了一起。作為一個熱忱的愛國者，何新在自己的祖國受到如此的圍攻，這也表明那種壓制與反壓制的歷史斗爭深化滲透到了何等程度。
　　但是何新并沒有對“競爭邏輯”失去信心，何新深信中國能夠創造新的現代化模式，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等，即新的競爭方式，因而中國能夠成功突圍。他即孜孜不倦為中國尋找一種新的現代化模式。
　　
　　四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20世紀以蘇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引領，反抗殖民主義的運動風起云涌，亞非拉落后國家紛紛贏得政治獨立，開始推行國家工業化，舊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這正是20世紀前70多年的歷史潮流。但是，70年代之后，潮流發生了逆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面臨經濟停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逐漸陷入債務經濟的陷阱，新殖民主義興起，美日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重新擴張其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控制體系，重新建立了壓制后進國家的戰略優勢。
　　在何新看來，先進國家壓制后進國家的戰略戰術和方式方法有了新的進化和提升。
　　欲擒故縱的欺敵之術，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攻心之術，因利乘便、因勢利導的誘導之術，成為這套壓制戰略的核心。這套戰略讓對手在自以為奔向天堂的喜悅中奔向地獄。在這種戰略的推動之下，蘇聯東歐集團灰飛煙滅，中國也幾度岌岌可危。
　　而何新是最早識破這套戰略圖謀，并對之進行系統批判的主要學者。何新曾自言以一個人反抗一個世界。但是他又絕非僅代表一個個人，而是代表了一種宏大的歷史意志，這也正是他自己所揭示的，中華復興的偉大歷史主題！同樣也代表那個延續已久的歷史格局中必有的反壓制的力量，只是何新自覺地以一己之力擔當了這種歷史角色。因此，何新在此歷史格局中才獲得了關鍵地位，堪稱一個歷史的支點！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何新開始與西方新戰略斗法，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全方位思想辯論。
　　
　　五
　　
　　冷戰進行到70年代，西方國家認識到與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正面對抗并不能占到絕對優勢，于是另辟戰場。
　　（一）西方鼓吹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流，鼓吹經濟全面持久繁榮，政治世界大同，宣揚世界主義，宣稱國家和民族觀念已經過時。
　　但是何新認為先進國家壓制后進國家的格局不會改變。世界大同并非事實，這種宣傳別有企圖，這個企圖仍然源自那個格局。世界和平的宣傳正是先進國家對付后進國家的一種戰略工具，目的是麻痹后進國的抗爭意志，和平的攻勢仍是戰爭的攻勢。對于中國來說，首先要對世界格局保持清醒認識，保持對敵情的警惕。由于資源有限，全面持久的繁榮也不可能，危機是時刻存在的，居安思危是必要的。面對戰爭和危機，國家和民族仍是個人利益所僅能依靠的利益共同體。只要這個格局不變，對于后進國家而言，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就是永不可拋的精神武裝。
　　（二）西方還做出一副幫助后進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姿態，它們告訴后進國家，西方的富裕和發達是由其社會制度的先進造成的，而后進國家的貧窮和落后是由其制度的落后的造成的，只要按照西方的指導進行制度變革，后進國家就能很快達到西方一樣的富裕和發達。
　　但是何新首先懷疑西方的善意，他認為西方不可能樂意看到后進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實現現代化，因為這意味著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的出現。事實是，西方的富裕和發達并非真的由于其制度的先進，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依靠一個由其控制的全球市場，能夠從其他國家輸入大量資源，甚至通過跨國公司和債務鏈條，還能夠直接輸入巨額資金。這個原因同樣正是后進國家不富裕、不發達的原因，因為大量的資源流失了。而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因遭受西方的市場封鎖，面臨著發展資源的不足，自然無法如西方一樣富裕。而這些正是西方刻意造成的。因此，即使后進國家改變了制度，只要資源條件不改變，也就不可能達到西方的富裕和發達。西方之所以宣揚這一套不實之論，是要使中國一類后進國家對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從而跟著西方設計的方案進行制度改革，其結果并不是走向一個導致富裕發達的制度，而是走向一個更利于西方進行控制、進行資源榨取的制度，從而是更貧窮和落后的制度。
　　西方確實富裕，東方確實貧窮，但這是由綜合的歷史格局造成的，西方把這種現窮富局發揮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戰略優勢。東方的貧窮實際是西方有意造成的，這正是西方富裕的基礎，這是其一。但是西方又把東方的貧窮論證成東方必須按照西方的方案進行制度改革從而達到富裕的理由，這是其二。如果東方不知道其一，卻相信其二，那么結果是什么？只能是上當受騙，在奔向富裕的幻覺中，陷入更深的貧窮。
　　（三）西方把自己扮演成傳播和捍衛自由、民主、人權的道德衛士，它們宣稱自由、民主、人權是世界的潮流，是普世價值，是進步的標準。它們高舉正義大旗，居高臨下指責東方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自由、不民主、無人權，是不人道的罪惡的制度。同時，西方又宣稱自由、民主、人權是實現國家富裕和發達的條件，天下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東西了。
　　但何新認為，民主、自由、人權被西方當成了戰略利器。首先，沒有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權，而只有具體的。西方的較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人權是建立在西方優越的經濟、技術水平基礎之上的。沒有這個基礎，那種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權是不可維持的。即便如此，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也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控制的，有限度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的，西方國家的歷史也充滿著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踐踏，即使在現代也絕非一干二凈。何新贊同黑格爾的話：“人權并非天賦的，而是在歷史進程中產生的。”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作為后進國家追求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種制度，強調對有限資源進行集中統一的調配，強調中央權力對經濟社會運行過程進行整體的控制，以利于更快的資本積累，形成更強的整體競爭力，這是后進國家追趕先進國家所必須的，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同時這種制度中的整體主義、集體主義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對個人自由、民主和人權的限制和壓抑，同時，這也是由后進國家相對低下的經濟、技術水平造成的，另外還有舊制度舊文化殘余造成的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民主、人權水平確實相對低下，這是事實，但并不能要求一下子提高到西方國家的水平，因為缺乏相應的經濟、技術基礎條件，更不能要求絕對的自由、民主、人權，因為這樣只會沖垮正常的資源分配和制度運行秩序，造成社會大動亂。而這種動亂正是西方所期待的。西方國家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局限性為切入點，發動自由、民主、人權攻勢，期待以此廢掉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并順勢搞亂、瓦解其國家。何新譴責西方的偽善，西方一方面指責社會主義專制獨裁，一方面又扶持一些專制獨裁政府；西方死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問題，對社會主義國家在人權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卻只字不提，對于非洲戰亂和饑荒造成的人權災難則漠不關心。何新認為，民主分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西方的民主形式并非唯一的民主形式，中國自古至今自有一套實質民主，同時現代中國實行相當程度的集權主義是必須的。關于人權，何新認為，人權包括公權和私權，前者屬于國家和社會共同體，后者屬于私人，在某些情況下，當后者與前者發生沖突時，應該首先捍衛的是前者，這是任何國家和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法則；但西方完全無視前者，而一味鼓吹后者，并且用后者攻擊前者，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招牌踐踏他國主權；何新還認為人權首要的是人民的基本生存權，為了保證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國家有權利更有義務對一部分人的政治和思想等權利進行合理限制。實際上西方國家也是這么做的，并且這也是一國的主權。總之，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只能由中國在保持國家穩定的前提下，根據自身實際條件循序漸進地推進，西方沒有權利和資格在此問題上充當教師爺，中國也沒有義務遵循西方的指示。相反，中國要倍加警惕西方在此問題上的險惡用心。
　　（四）西方還積極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出謀劃策、開方抓藥。西方極力推薦一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宣稱計劃經濟會導致低效率，導致短缺，應該改用市場經濟，放手讓市場的看不見的手去調節經濟運行，政府應該放棄對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宣稱國有企業由于產權不清，無法調動經營者和生產者的積極性，只有推行產權明晰的私有化改革，建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才能提升企業效率；宣揚經濟全球化、世界主義，宣稱國民經濟觀念過時，國家應該放棄對國內市場和民族產業的保護。
　　何新斷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付后進工業國的一種戰略工具，他對之進行了全面的駁斥，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新國家主義經濟學。何新認為“看不見的手”能自動實現效益最大化只是神話，因為它必需四個條件：“1.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及時進行投資的轉移，是無需支付成本的；2.既成的社會生產力結構（資本存量）是非剛性的，因此隨時可以自由轉變或拋棄；3.投資轉移和生產力改造所必須的新資源、新技術要素是無限自由供給的；4.生產能力的過剩是永遠不發生的”。這四個條件在任何經濟體中都是不能具備的。在現實的經濟中，若放任“看不見的手”的自動調節，必定造成大量的投資不良和生產過剩，調節的過程必需付出巨大代價的經濟震蕩和危機。社會主義經濟的短缺，和發達資本主義的富足，并非完全由雙方的制度差異造成，而是由于發達資本主義能夠憑借在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和特權地位攫取巨大利益，相反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沒有這種地位，反而受到發達資本主義的外部圍困。因此，轉換體制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何新認為計劃經濟是應對短缺的一種手段，而非短缺的原因。何新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并非自由市場體制，而無不是計劃控制和市場自動調節相結合的體制。這種體制要求國家積極有力地干預和管理經濟運行。關于國企問題，何新認為國企低效主要是由市場有限造成的，市場有限和資源有限是市場經濟的根本規律，市場有限造成生產過剩，資源有限造成成本遞增、效益遞減，因此解決國企低效問題的主要途徑是擴大市場，不是堅持內需主導，而是擴大出口市場。在不解決市場有限問題的情況下，所謂積極性不高正是生產過剩的表現，單純改變經營體制和所有制，并不能解決整體效益低下的問題，反而造成大量的失業，危及社會穩定。同時國有企業是中國民族產業的主體，私有化改革將使之瓦解、渙散，最終被國際資本所擊敗、吞食。關于全球化，何新認為全球化仍然只是一個神話。“少數發達國家所鼓吹的經濟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資本市場的開放，僅僅要求資本項目的自由流動。發達國家始終嚴密封閉自己本國的勞務市場，同時又以各種非關稅壁壘保護著自己的商品市場；而只要求全球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自由開放。這里實際確有一個陰謀，有一種陷阱。它是單方面有利于國際壟斷金融資本集團的。”在此種全球化中，國家應該加強對國內市場和民族產業的保護，特別要謹慎金融安全，防止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金融突襲。
　　
　　六
　　
　　以上簡略列舉何新與西方戰略之辯論要點。實際上，這涉及更深的邏輯。西方實行的一切戰略戰術仍是要推進其主導的分化、統一世界之進程。而西方對付競爭對手的根本戰略正在于自覺取法此進程：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體系整合之、統一之。而競爭成敗的規則也在于：集中的統一的力量戰勝渙散的分化的力量。力量又來自于資源，而資源又是爭奪的根本對象。
　　在此格局中，只有那些能夠擁有一定規模的資源，并且能夠有效動員自身資源，造成集中的統一的力量的競爭實體，才能突破由先發國家控制的格局，首先是保持自身的主體存在（獨立自主），進而走向崛起之路。德日是奉行較之英法更加集中的國家主義體制實現趕超，美國則一方面奉行國家保護另一方面憑借豐富的國內資源實現后來居上。而對于蘇中而言，起步更晚，起點更低，所以只能選擇更加集中和統一的社會主義體制，并且巨大的國土和人口資源還要作為一個必要條件，在此體制和資源條件下，蘇中崛起為第三代工業化國家的代表，同時也必然成為先發工業國所要打壓的主要對象，而這一點又加強了其集中化。可見，越是后起的國家，要在競爭中勝出，越需要高度的集中化。不可否認，蘇中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確實是高度集中化的體制，并且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工業化的歷史性成就，但恰恰是在這快速取得的成就面前，高度集中化本身遇到了困難，實際上是它無法適應它自己的成就，因為它的成就已經大大改善當初使它成為必要的那種基礎和條件。在此新的基礎和條件上，原先的集中化就成為僵化和沉悶了。在此意義上，改革成為了必要，應該適當地降低集中化，以發揮部分及個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增強體制的活力。但是也恰恰在此時，改革容易走向過度地取消集中化，改革的失誤無不集中于此。實際上，適度的集中化仍是蘇中的立國之本、強國之道，是核心競爭力之所在，這是改革必須保持而不能廢除的，這是由最宏觀的資源競爭大格局決定的。
　　西方對付蘇中的戰略同樣是：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體系整合之、統一之，從而將戰略對手化為自己的資源。這戰略的箭頭正是對準了蘇中體制的集中化！西方必欲取消蘇中的集中化而后快，其誤導蘇中改革的也正在于此。
　　在政治文化方面，自由、民主、人權、世界主義等等是對準蘇中的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造成的集中統一的政治文化意志，以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兩方面瓦解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在經濟方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開放化等等就是對準蘇中的計劃化、國有化的集中化的經濟體制。顯而易見，這些戰略工具都是瓦解性的！西方戰略特別要對準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和管理權，因為，實際上政府是造成政治經濟文化集中化的把手！廢除了這種控制和管理權，也就廢除了一國的集中化，從而可以從容插手，施行分化和瓦解術。
　　而何新的反擊也正好針鋒相對，他明白揭露西方的分化瓦解戰略意圖，并激烈反對之。他提出新國家主義，試圖將在西方戰略沖擊下日趨渙散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結構重新整合和統一。新國家主義特別強調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控制和管理，集中全國的意志、資源和力量，維持中國的主體存在和統一，進而實現崛起。根本上，何新的努力正在于維護中國必要的集中化，保持國家的核心競爭力。而過度取消集中化就是中國改革的失誤所在。
　　何新提出新社會主義是對國內弱肉強食、兩極分化的非人道的資本主義進程的反對，實際上是新國家主義的一種深化，后者是在國際關系領域反抗同樣的分化、統一進程。共同的意志都是反抗兩極分化和資本壟斷（統一）。在何新自己看來，這都是一種歷史正義。而資本主義所主導的歷史進程盡管來勢滾滾，但并非歷史正義。歷史必須有另一種方向，這又是一個更為深遠的主題。
　　
　　七
　　
　　中國的改革之所以取得與蘇聯、東歐不同的成果，是因為中國人關于世界格局有一種不同的思想。因為有這種思想，西方的分化瓦解戰略沒有能夠輕易得逞。20多年來，何新擔當了與這種西方戰略進行頑強抗爭的重要角色。說他曾是一個歷史的支點，這并非虛夸，而是公平之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公平被沉埋得太久了！今日，那些曾經光鮮無比的肆意圍攻何新的主流們已經黯然失色，這正是對何新之光輝的最好映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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