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進
陳 寒 鳴
(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 天津市 300170)
一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使得中國民主革命取得成功。而透過對58年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全面總結,尤其是對近30年來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的科學反思,則可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進。
曾有些人反復鼓倡毛澤東開功有功,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有卓越貢獻,但毛澤東只懂革命而不懂建設,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有過而無功。而事實上,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擁有“兩彈”、“一箭”、“一星”和以電子技術為中心的現代高科技國家,而且更在理論上積極探索,留下了極其宏富的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為中國在毛澤東身后能為繼續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毛澤東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極其宏富,筆者很難在本文中詳盡闡述,而只能就筆者的體會略略舉述下列十點:
(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完成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就會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
(二)不能教條主義地硬搬外國經驗,而應根據本國國情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要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要以農業為國民經濟的基礎;要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農業,如果沒有這個決心,帝國主義還是要整你的。
(三)中國是一個大國,又是一個窮國,要使我國富強起來,就要勤儉建國。“只要我們仍然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只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我們就能在經濟戰線上迅速地獲得勝利?!?/p>
(四)要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個,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
(五)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要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之間、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階級還未消滅,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要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如果我們和我們們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六)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實行和平共處,爭取較長的和平時間以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但在實行和平共處的政策中,同帝國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著矛盾。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它們們策略是:準備用戰爭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手;準備用腐蝕、演變方法消滅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手。
(七)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但必須有分析有分析地學,不要全盤西化。
(八)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同時,又必須忘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
(九)要發揚民主,用憲法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同盟軍問題仍然是極端重要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要尊重知識分子的勞動。要團結各界民主人士,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相處的方針。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要誠心誠意地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斷言論和行動的是非是有標準的,最重要的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這兩條。
(十)既然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那末,關健是要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好。要維護黨的團結;發展黨內民主,“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如果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就不能掌握住國家政權”;要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要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要重視錯誤,找出犯錯誤的原因,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黨內矛盾的方法;要認真讀書,不能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要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
以上十點遠非全部,且只能提綱式地舉述,無法在這文中展開分析。即便如此仍不難看出,毛澤東是建構了一個體系嚴整、內涵宏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而那些刻意抹黑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人給我們提供了些什么?他們提出的思想理論主張又在實踐中產生了什么樣的后果?
近30年來不時興風作浪的以全盤西化(甚至是美國化)和私有化為目的自由主義思潮就是這些人鼓倡的,而自由主義思潮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造成的危害最大最烈。如由自由主義西化思潮主導的國有企業改革,使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呈現出“五化”狀況:一是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多職工在個體、私營和“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約占全部職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具有雇傭性質的。不少集體企業和絕大多數鄉鎮企業,名為公有而實為私營,在這類企業中勞動的職工自然也是雇傭勞動者。至于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改革舉措,實行了“小賣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賣給了中外資產者,變成了私有企業;一部分經營者或管理層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質也有了部分變化。在后類企業“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也搞點“工人持股”,這其實不過是蒙騙工人的手段,因為即使每個工人分得幾百、千把元人民幣的股權,也絕不可能改變其實際的階級地位;有的,甚至還要工人給企業投入現錢以作為其參股的必需條件,不投便不能上崗。這樣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些“改制”,很多由少數人“暗箱操作”,并不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議決,遭到工人群眾的強烈反對。在改制過程中,不認真評估,甚至有意低估企業資產,在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同時,人為造就了一批資產者。2000年8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新華社記者關于國有中小企業“改制”的調查報告,題為《“新百萬富翁”震蕩大江南北》。該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被認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界的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相當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驟然擁有數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股份,社會生活領域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群體。這些人在經營管理國有企業時無所作為或很少有所作為,并把國企衰敗的原因歸咎為“產權不明晰”,工人素質低下,而一到化公為私式的“改制”時,便各顯神通,想方設法地破解籌資難題,有的向親朋好友借款,有的以個人資產做抵押向銀行借貸,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獎,讓其“虛擬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錢或只出很少錢的經營者卻搖身一變成為持大股者。還有的經營者居然動用職工工資節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額。這樣一些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了,從此為自己好好干!而在經過如此改制后的企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其身份亦有了本質性變化,即由原來的企業主人翁淪變而為雇傭勞動者。此外,國有大型企業實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國內私有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則強調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作為產權代表的經營者及以之為核心的管理層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獲高額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從事生產勞動的職工群眾,實質上也成為雇傭勞動者。更重要的是國家勞動制度上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利務的協議。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边@就從根本上取消了職工企業主義的地位;即使是完全國有企業中的職工,也只是雇傭勞動者了。二是貧困化。比之于私營企業主、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上層,我國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處于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狀況。20余年來,我國私營企業能夠迅猛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愿意來華經商辦企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狀況。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連最低生活水平都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或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高過最低工資線,但同他原來的工資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災害,基本難以維持下去,陷入絕對貧困的窘境。絕對貧困的職工究竟有多少?這似可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數目難以統計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處于最低生活水平線以下的人當遠遠不止這2053萬。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養老撫幼、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消費等等負擔。在他們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發生過“賣血”“賣淫”之事,甚至自殺身亡的慘劇也并不鮮見。三是無權化。當今社會輿論和傳播媒介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這主要是就其生產狀況而言的;又有“弱勢群體”的稱謂,這則就其政治生活狀況而言的。本來,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具體說來,職工群眾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權力乃是其在企業有參加管理之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在實際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職代會和工會組織在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等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廣大職工群眾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主人的地位。但現在企業中的職代會則普遍存在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召開職代會,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棄置不用。像企業如何改制、企業對職工實施“買斷工齡”或“一刀切”的舉措等諸如此類直接關系到企業和職工命運的重大事宜,很少讓職工參與討論,職工幾無知情權,更遑論參與日常管理和參與企業經營方針、發展方向的討論決策了。至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據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一書披露,1993年以來,私營企業主階層中的共產黨員比例逐年上升,而產業工人中黨、團員比例則不斷下降。現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崗失業者,與黨組織幾無聯系,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或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思想理論上諱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把私營企業主等新生資產階級界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實質上是要磨滅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本質區別,掩蓋剝削者同被剝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又反反復復地強調“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社會主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未來的事情有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有人甚至說,中國究竟是否要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得讓如“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樣一個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決定。這樣一些“主流”性的鼓倡,嚴重地動搖和渙散了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成員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企業基層黨組織很少對職工群眾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而是聽任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享樂主義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眾中傳播,工人群眾、尤其是青年職工難以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在這種情況下,說普通工人群眾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情感淡化,絕非毫無事實根據。此外,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為511名,僅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有人認為,工人、農民民主意識薄弱、素質能力低下,缺乏參政議事能力,不能當選為代表,而只應由那些“精英”或中產階級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去參與討論決策國家事務。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更根本的是:企業已為資本所有,由資本主自己或其代理人------經營管理人員掌權,他們用資本購買無產階級的勞動力。要買你、不買你,買來了怎么使用你,勞動力價格、工時、勞動強度、安全衛生條件等等,一切都由出資購買者決定,無產者只能服從,如不服從,就不買你。無產者連組織工會的權力也得不到保障;工會也無權發揮作用。四是分散化。工人階級本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并最富有戰斗力的隊伍。企業是工人階級產生的基地和成長的搖藍。工人階級在企業中通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鍛煉成長。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既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企業基層組織把職工群眾緊密而又有層次地組織起來,職工群眾也形成以企業為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優良傳統。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依靠一紙合同來維系,契約存續期已無多少親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職工群眾就與企業了無關聯,再也找不到組織了。所謂“減員增效”的改革舉措導致數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無依無靠的職工群眾只能另尋生路,個人顧個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為雇傭勞動者,有的做點小買賣而成為個體勞動者,工人階級隊伍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個體化傾向。大慶職工被“買斷”工齡后,黨員連組織關系都不知往哪里轉,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被買斷了!而這種狀況絕非僅見于大慶,而是在全國范圍。中國工人階級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十年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下,經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鍛爍本已建玫成為特別能戰斗的先進階級,但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開放,工人階級的戰斗力不斷被削弱。特別是“減員增效”、“下崗分流”,把這支隊伍中的數千萬人剝離出來,強行把他們拋到社會上,渙散掉了。這是對中國工人階級最慘重的摧殘,從而也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體力量和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職工群眾主要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和捍衛國有資產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工、團組織,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抗爭。而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共勢力正虎視眈眈地妄圖插手我國的工人運動,試圖顛覆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一方面利用國際勞動組織等向我方施加壓力,另方面或通過海外的所謂“民運”分子、或在我工人群眾或其他社會人士中豢養工賊和特務向我進行滲透,企圖挑撥工人群眾同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關系,建立并發展非法組織,制造事端,破壞我國安定團結的社會局面,干擾乃至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在國內腐敗未除、階級矛盾有所發展,相當一些地方黨、政府和工會又都并不真正認真代表和維護工人群眾利益的情況下,有些工人群眾確有被利用的危險,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式人物的出現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險并非絕對不會在中國出現。至于在新補充進工人階級隊伍的上億農民工中,工會的組建率和入會率都很低,其維權亦多采取分散的、個體的形式進行,黨和工會更不對他們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難以組織化、整合化為工人階級的生力軍。總之,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上看,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漸地被社會邊緣,并積累著社會矛盾。既然無產階級被迫到這樣的階級地位上,他們終將覺醒起來,為爭取新的解放而斗爭。五是災難化。這些年,不僅“包身工”和童工這些1949年后滅絕了的現象均驚現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現了為數不少的“血汗工廠”、“人間地獄”式的私有企業。私有企業主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強令工人超時加班,許多工人經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時,嚴重損傷工人體質。許多工人難以支持而離職不干;許多中途病倒;許多工傷事故正是在過度疲勞中發生;有的力不能支,暈倒車間;還有過勞猝死。許多工廠企業、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外資企業,廠房、工作場地不合標準,狹小擁擠,通風、照明、降溫、保暖不全;車間、倉庫、宿舍混處;通道不暢、門窗鎖閉,消防設備不達要求;機器缺少應有的安全防護裝置;生產使用有害有毒物質,不采取保健防護措施。煤礦等采掘工業,安全防護措施百病叢生,違章操作,帶病超產,管理混亂。在此情況下,煤礦特大、惡性事故接連發生,愈演愈烈,毫無改進。許多工廠有害有毒物質傷害工人,塵肺病、血液病成群發作。機器軋斷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許多工人因工致傷、致殘,許多終生喪失勞動能力,許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圖的企業主不顧職工死活。出了事故,瞞報、以多報少,威脅利誘,強使職工家屬私了,給點錢,推出不管之類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工廠企業后勤供應極不重視。工人宿舍常常讓數十人擠在一幢簡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溫,冬不保暖,人多噪雜,又臟又亂,工人無法安穩休息。企業食堂,伙食質量低劣,工人勉強充饑。許多工廠、特別是那些私有、港臺和外資中小企業,任意奴役壓迫工人。許多工廠在雇傭保安專門用于鎮壓工人;管理人員;保安人員,亂罰工人,打罵工人;進出廠門,實行抄身制;一旦認為廠里丟了東西,亂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職工脫衣裸體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隸勞動,要求辭職,還不容許;逃走被抓回來,就遭毒打、罰跪、禁閉,甚至把女工關在狗籠里恐嚇;侮辱婦女,有的資本主在女廁所中安裝攝像境頭。至于二億多農民工更普遍遭受著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嚴重剝削、壓迫和賤視。
這些年,那些試圖將毛澤東思想擯斥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的人又大肆鼓倡起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如,劉吉在為《與總書記談心》一書所作序中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代表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方向”,“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徐景安在由其網文匯集而成的《中國走向》中講:“中國改革的實質是什么?我認為,就是社會主義與西方現代化的嫁接?!薄拔鞣绞浆F代化,中國有必要補上這一課”;現在,我們要“按照西方現代化的目標繼續前進”。他在“創新”社會主義理論的名義下提出“社會主義的三大目標或三大標準”:“第一,社會成員共同富裕,或者社會能提供覆蓋面廣、水平高的公共產品”;“第二,個性自由和解放,有實現自我的自由、條件和空間”;“第三,實現社會和諧,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和諧”。并謂:“用這個三個標準來衡量,我得出如下結論:‘我國改革開放前,實在稱不上是社會主義’,‘我國改革開放后,有了社會主義因素,歐美似乎更象社會主義’?!苯⑸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社會主義“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嫁接”。厲有為提出要“形成一個有產的勞動階級的大平臺,社會上最富有剝削階級和最貧窮的無產階級兩頭是極少數。這樣我們共產黨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目的就實現了”(轉引自《交鋒》第364頁)。辛子陵在他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的結束語中大談:“瑞典社會民主黨雖是小黨,但它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典范,它的經驗具有普世價值?!边@“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為辛子陵這書作序的謝韜亦頌揚道:“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薄吧鐣裰鼽h人對人類文明的歷史性貢獻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共戴天的仇恨?!彼€說:“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生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貧富差距”,“工人階級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安皇遣魉固埂拚笋R克思主義”,“倒是列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理論,提出了在落后的東方國家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因此,“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又作出這樣的判斷: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一系列新政策屬于民主社會主義,但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我們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在江澤民主持下,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廢止計劃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002年加入WTO,與世界經濟接軌。胡錦濤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志著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與謝韜的判斷無獨有偶的是趙生暉,他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說:“改革開放就是拋棄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把反了幾十年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再‘請’回來。在國內是解散人民公社,改造國有經濟;在國外是引進外資,允許外商在國內投資、辦企業,等等。……這樣的社會主義,叫作‘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公正與資本主義的先進文明相結合。這場巨變是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實現的,鄧小平在指導這場巨變中作出了前人所未有的貢獻,所以很自然地人們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稱作是‘鄧小平理論’。由此我們黨獲得了新的指導思想。這個理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但它卻是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一個是絕對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是全面借鑒資本主義。”“在深入的改革開放中,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也得到了發展。這就是江澤民2000年2月在廣東考察時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它把發展生產力作為黨的第一要務,而不是不斷的搞上層領域的革命,搞階級斗爭;它以一切先進文化(包括資本主義的、傳統的)武裝自己,而不是沒完沒了的搞意識形態斗爭,排斥異己文化;它宣稱自己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擺脫了傳統的‘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狹隘提法?!玖宋覀兊狞h是全體人民的黨,是為發展生產力和先進文化而奮斗的黨?!笔蠛蟆鞍腰h的新的指導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推向新的境界,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新的思想。這就是說我們黨的立黨宗旨和一切活動都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為依歸,是全體人民的政黨;它最終拋棄了(說好聽點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僵化教條式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使經濟社會發展轉入科學發展軌道;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階級斗爭思想轉入到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新思想上來,徹底拋棄了人斗人、世界革命的過激思想。”趙生暉還依據他的判斷及其所謂“馬克思主義觀”提出四條建議,試圖對將要召開的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產生影響:“一、將黨的各稱中國共產黨改為中國社會黨。”“二、這個黨的性質為全體人民的黨,即全民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薄八摹Ⅻh的奮斗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成為先進的發達國家,現階段是在數十到一百年內使中國成為小康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目標夠我們黨奮斗幾百上千年的了。以后是什么目標,隨著社會的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進步,后人自會予以確定,用不著前人予以圈定了。”如此等等,林林總總,難以盡舉。正是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重要影響之下,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在當今中國涌生了。據美林集團統計,2003年中國內地有百萬美元以上富翁23.6萬個,比上年的21萬個增長12%,擁有總財富9690億美元(合80204億元人民幣),相當于中國2003年GDP117390.2億元的68.3%;每戶平均財富410.6萬美元,合3398.5萬元人民幣,相當于當年全國人均GDP9101元的3934.2倍。到2005年,中國內地擁有百萬美元的富豪已達32萬個,比上年增長6.8%。這些富豪們是如何發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國青年報》刋載的洪巧俊《還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該文先引述別人的文章道:“相當部分中國富豪并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發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并且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利益?!苯又e了一些事例后說:“富豪們極富戲劇的暴富經歷,也使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弊端暴露無遺。追溯原因,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其個人主觀因素的考量上,更應該注意制度層面的思考?!弊T雄偉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高素質的新富豪是“呼吁”不來的》一文說:我們的改革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政府掌握著絕大部分的資源,資源主要由政府來配置,可是我們又缺心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同時又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于把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這當然就給了當權者以權力尋租的機會。這意味著,誰能夠與權力掛上鉤,誰能夠與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關鍵人物建立“關系”,誰就能發財,權力關系決定著誰能夠成為富豪。這種權力格局逼著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之路。在上世綸八九十年代社會上流行的一句話:“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钡湫偷卣f明了某些人發家致富的背景。某些善于鉆營的“膽大”者利用時代提供的“機遇”,拉擾關系、依托權力迅速發財。這也造成了發展機會的不平等,當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時,他們也會利用極力與金錢將其他人擠出發財的“快車道”。此外,富豪們又主要是通過剝削廣大工人勞動者發起家來的,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部門有關人士曾詳細揭露了部分企業克扣工人最低工資的多種違法手段:(一)將不屬于最低工資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資,這是支付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案件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況,在勞動密集型企業比較普遍。如某服裝廠職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大約1000元,看上去企業支付的工資超過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690元,但實際上該企業加班現象嚴重,在1000元工資里面加班費大約要有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實際工資只有約500元,低于上海市69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某電子廠規定職工工資是690元/月,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規定,但其中包括飯貼30元、車貼50元,而根據有關規定,飯貼和車貼都不作為最低工資的組成部分。(二)試用期人員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如某金屬制品公司規定所有新進人員工資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經過一段時間不等的“試用期”并經單位考核為熟練工后,再按照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底薪。(三)計件定額過高導致職工收入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某制衣廠實行計件工資制,所規定的計件定額奇高,根據規定的計件定額標準,職工在提供正常勞動情況下所得的月工資僅為420元。(四)實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兌現的出力動者,企業預付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如某銷售公司對部分職工采取的是按考核周期兌現工資的工資支付方式,公司規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后計發工資,平時則每月預支500元給職工作生活費。(周凱:《誰動了我的最低工資》,2006年9月2日《中國青年報》。)在盤剝工人以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資本家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呵!而與資產階級、權貴階層的暴富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工農勞動群眾處于貧困化之中。在當今中國是哪些人構成了貧者呢?“低收入者主要包括城市下崗職工、退休職工、進城務工人員和大部分農民及其家庭,是人口最多、錢袋最癟、競爭能力最弱而又最不應忽視的群體,如果加上勉強擺脫衣食困擾的更低收入者,這個群體更龐大?!保┳樱骸蹲尩褪杖胝哂心芰οM》,載2004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其實,這里沒有提到的全國在職的工人階級群眾,月工資平均到不了1000元,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就算夫婦倆都工作,供應一個三、四之家的生計,還要解決老人的瞻養、子女上學、購房、看病等諸多問題,同樣緊吧吧的。這樣加起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的絕大部分都成為了當今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貧者。
30年來的事實教育了以工農勞動者為主體的廣大民眾,使他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進,而丟棄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社會只會只倒退、中國民眾必然遭罪。于是,一波高過一波地“向往毛澤東”熱潮出現在神州大地了:
人們所懷念和憧憬的,至少包括:沒有官僚、買辦、資本家作威作福,而是工人、農民、知設分子為主體的勞動人民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主人翁地位;沒有崇洋媚外、奴顏媚骨,而是不怕鬼、不信邪,為保衛國家的獨立和尊嚴而戰斗的昂揚斗志和民族自豪;沒有為一己私利,爾虞我詐、互相傾軋,而是為革命、為人民,進行勞動和創造的奮斗精神和改天換地、奮發圖強的建設激情;沒有物欲橫流、烏煙瘴氣,而是平等、友愛、公正、廉明,全國上下同心同德、各族人民團結一致的政治氛圍和社會風尚……
人們所期盼和追尋的,是認真學習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全面回顧歷史和總結歷史經驗,深刻研究、分析和理解毛澤東根據國內外經驗作出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和在實踐中的大膽探索,從而對我國社會主義的出路和發展道路能夠有科學明晰的認識……
人民所企望和呼喚的,是在中國的發展中,在尋找解決中國一系列深層次矛盾的出路中,在放人民群眾的創造性斗爭中,把毛澤東開創蹈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寶貴遣產,偉大的中華民族潛藏著無限的這種可能性。
(盧之超為《向往毛澤東》一書所作“代序言”,《向往毛澤東》一書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
是呵,在本階級的先鋒隊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工人階級曾翻身得解放,由雇傭奴隸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和企業的主人翁,如今經歷了近二十余年的演變竟又由主人淪落為雇傭勞動動者,這怎不使人浮想聯翩,感概萬端,格外向往以工農勞動民眾為主體的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事實已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所作論斷的利學性:“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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