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出現強弱分野的階級對立——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簡報總第479期
————————————————————————————————————————————
中國已出現強弱分野的階級對立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簡報　總第479期

      諱談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卻是強烈的階級分野的形成：改革是一種利益調整的過程，但最近幾年的改革與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處在利益調整的過程當中，而最近幾年利益調整的結果已大體定型。即誰是窮人、誰是富人；誰是強勢、誰是弱勢已基本定型，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了。我把這一過程稱之爲結構定型化的過程，這個定型化的過程對社會産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階層間的門坎開始出現，階層內部逐步出現認同意識。同時也出現了不同階層間的對立意識。對內來說是“我們”的意識，對外來說是“他們”的意識。

　　再談政治原因，我們黨內的成員結構出現問題，在黨內，工人、農民的聲音非常弱小,而知識層、權貴層占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地位降到了歷史上最低點。我們既沒有工會，也沒有農會，勞工階層沒有維護自己權利的任何方式。這就是“趕超”的結果，導致貧富兩極分化。所有的精英、所有的財富都會集中到最發達的國家，而剩下的是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殘破的、貧窮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就出在資本的力量太大，勞動者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因此，必須嚴肅地提出這個問題。

     防止干部平庸化。黨的第一代干部是打出來的。第二代是投繡球。在特定群體內，繡球扔到誰手上，誰就是。這些接到繡球的人比周圍的人并不一定有可以計算的明顯的優勢。現在還有一個傾向，就是隱規則。隱規則産生干部的趨勢已經很明顯，隱規則産生的干部就是“妖魔化”，所以要有一種機制解決它。

      一方面，改革嚴重地損害了原來的工人、農民這些基本群衆的利益，他們已成爲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改革觸動了上層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也反對改革。當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上層利益集團，二是人民群衆或說弱勢群體。我同意吳敬璉教授的看法，我們現在有一種走向“壞的市場經濟”的危險，當然不是說已走到這條路上去了，而是說存在這個危險。干部制度中的“裙帶”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因爲這種干部制度會産生干部之間的一群、一伙買官或賣官。這是很危險的。

1日上午，我院以“改革面臨挑戰”爲主題，在海口舉辦了第四次改革形勢分析會。遲福林執行院長主持會議，來自北京有關研究機構、高等院校以及地方政府的20余名專家學者和官員參加會議并發表意見。現將與會部分專家的主要觀點整理如下：
 

　　孫立平（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中國已出現強弱分野的階級對立

　　第一，社會的階級、階層結構在這幾年發生了變化，未來幾年可能遭遇挑戰，需要做出安排，這是重點考慮的一個方面。

　　首先，社會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終的結果是形成兩個越來越大的集團，即強勢集團和弱勢集團。強勢集團大體包括權力的擁有者和上層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一個集團，并已基本形成穩定的聯盟，這個聯盟決定著中國社會的基本走向。另外一個社會集團：弱勢群體，包括農民、下崗職工等。由于這樣一個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們對一些基本問題不得不放在這個格局當中去考慮。

　　其次，這種格局趨勢已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種利益調整的過程，但最近幾年的改革與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處在利益調整的過程當中，而最近幾年利益調整的結果已大體定型。即誰是窮人、誰是富人；誰是強勢、誰是弱勢已基本定型，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了。我把這一過程稱之爲結構定型化的過程，這個定型化的過程對社會産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階層間的門坎開始出現，階層內部逐步出現認同意識。同時也出現了不同階層間的對立意識。對內來說是“我們”的意識，對外來說是“他們”的意識。

　　三是社會流動出現新的趨勢。由于社會在不斷地尋求變遷，與此同時就面臨著城市化的進程，階層之間的流動有降下來的趨勢，這與階層間邊界的出現、門坎的出現是有關系的。在一些比較弱的階層上出現凝固化的趨勢，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還有一些流動的機會，如提干，提不了干還有從機關到科室的機會。但是這幾年工人想發生變化已非常困難，機會越來越少。這種流動減少的結果導致對未來的期望發生變化。社會流動減弱的趨勢還包含著一層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動，向下流動是這幾年逐漸形成的。大部分農民(不是小部分農民)生活水平是絕對下降了，還包括一部分失業下崗的職工，以及部分農民工，這是中國社會出現的一個新的現象。

　　四是從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會心態發生變化，開始産生挫折感。80年代社會資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個體戶、工人、知識分子，每個階層有它的不滿，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卻存在著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別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變成了一部分群體嚴重的挫折感。因此，我們應當關注社會層面上發生的這些變化。

　　第二，失業問題。我提出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是老失業群體，主要是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失業群體。就這個群體來說，第一個判斷是已經到了最高峰。第二個判斷是從年齡結構來說，大體在40-50歲之間，由于年齡的變化，利益需求也發生變化。我在遼寧和吉林做過調查，我認爲，不要過于強調解決這些地方的就業問題，因爲很多就業的數位還沒報到中央，這些人又失業了，就業是非常短暫的。政府應當主要考慮養老和社會保障這個低限度的安排問題。第三個判斷從我們的調查來看，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問題，但生活艱難。對弱勢群體來說，我覺得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價。第四個判斷是，包括一些30多歲的技術工人在內的一部分人現在對自身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家里的積蓄可能都會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們就不會徹底的絕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發展也已經成爲問題。

　　另一個概念是新失業群體，指沒有在國有、集體企業工作經歷的待業人員。首先在數量方面，新失業群體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爲失業群體的主體，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爲失業大軍的主要組成部分。其次，這些人原來高中或初中畢業后沒考上大學，在社會上閑蕩，當時只有16-17歲，主要靠父母維持生活，但是現在有的人父母已經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結婚生子的年齡，生活變得很艱難，將來他們的前景更需要社會關注。然而現在一提起失業下崗的問題，社會更多的是關心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問題，對新失業群體則缺少關注。再次，新失業群體比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更爲弱勢。根據我們的調查，他們連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備。如果將來老的失業群體抗拒的方式是上訪、靜坐、攔車，那麼新失業群體將會是擾亂社會治安，甚至是犯罪。　　

　　第三，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問題。

　　我認爲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利益的分化形成利益的沖突，特別是弱勢群體爲了自身利益而進行抗爭，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例如自焚事件，政府應該看到大部分鬧事是由利益分化導致的，地方政府處理此類問題時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傾向，不利于用法治手段維護社會穩定。二是由于這樣的處理方式，導致這些弱勢群體的抗拒行爲出現一種跳躍性，從默不作聲到溫和上訪，接著發生極端事件：自焚、殺人等。這里，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搭臺階。比如建立工會、農會和請愿等機制。應該在溫和的抗議和極端的抗議之間架設一個臺階，不要讓他走向極端，這樣才可能會使這些矛盾和問題得到一些緩解。

　　仲大軍（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我們的社會存在這麼多問題，關鍵是思想理論問題不清楚。

　　從政治方面講，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民權利喪失的結果。平民的權利越來越喪失，勞工的地位越來越低，越來越沒有保障。我們的發展戰略出現了非常大的失誤，這種發展戰略是在“趕超”政策的基礎上進行的。我們在不遺余力的“趕超”時又實行了過度開放，而對國內的保護缺失。我們太傾向開放，使中國的産業結構出現了畸形化；太急于打造高精尖、高科技、高端産品，而忘記了我們是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結果是：機器和資本大量替代勞動力，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失業現象。針對這些，我們要采取“以中爲重”的戰略，不能再搞這種爲精英服務、爲少數人服務的高精端的戰略。

　　再談政治原因，我們黨內的成員結構出現問題，在黨內，工人、農民的聲音非常弱小,而知識層、權貴層占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勞工地位降到了歷史上最低點。我們既沒有工會，也沒有農會，勞工階層沒有維護自己權利的任何方式。這就是“趕超”的結果，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并且我還要提醒大家，中國正處在資本積累階段，出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兩架發動機在搞資本積累，一架是政府創造政績。而政績的來源，只能來源老百姓身上；第二架發動機是資本家剝削的動力。

　　我們要有清醒的理論和思想認識才能校正當前社會出現的問題。精英路線最大的誤區是理論誤區。我們必須要澄清“全球化”的宗旨是什麼？就是資源向發達國家或環境好的地方配置。就象呂日周所說的話：“創造好的環境，所有的資源就到我這邊來”。如果我們過度開放、自由交流，那麼，所有的精英、所有的財富都會集中到最發達的國家，而剩下的是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殘破的、貧窮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就出在資本的力量太大，勞動者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因此，必須嚴肅地提出這個問題。

　　魏加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

　　改革的形勢現在是亦喜亦憂。

　　喜：我在入世之前提出，加入世貿組織我國面臨最大的考驗恐怕是政府。提出這個觀點時，學術界討論的還是對某一行業的沖擊。現在，我覺得大家已基本形成了共識。

　　憂：有二。其一，機構改革最不應該做的是把國家體改委撤銷。現在可能看不出來，但再過10年、20年就會顯現出來。其二，大家對未來的改革表示擔憂。我對長期的預期效果并不樂觀。關于蘇聯解體有很多解釋，我看一個說法最有說服力：蘇聯解體不在于后期戈爾巴喬夫公開化的改革，而在于勃列日涅夫時期相當長的“穩定”。就是因爲表面上的穩定，把各種矛盾掩蓋了，等于一個大廈被蛀空了，一觸即倒。我們應該引以爲戒。包括清朝的解體，就是因爲很多事情積攢下來后，一個突發事件沒應對好就完了。實際上，問題并是哪一天才發生的。因此，我對改革形勢的判斷是：近期樂觀，中長期不樂觀。

　　下面談一談制度變遷的問題。制度變遷有幾件事情是最關鍵的：

　　第一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關鍵在于中間領導層。新一屆領導人想把事情做好，但是沒有一批好的領導干部不行。

　　第二是決策機制。想往東走，就請主張往東邊的專家來，想往西走，就請西邊的專家來，這種決策機制的隨意性太大。

　　第三是監督機制。監督機制分爲幾個方面：一是事前監督，二是過程監督即事中監督，三是事后監督即結果監督。結果一定是可問責的。如果一個決策出臺沒人負責，大家都在耍滑頭，保護自己，最后整個大廈垮了，這種事最可怕。

　　沈榮華：（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第一，政府改革面臨著決策民主化的問題。過去80年代搞改革是政府請一些精英提方案，那時大家都爲國家著想，政府一推行，就這麼走了。現在決策的基礎不一樣了，因爲社會的利益主體已呈現多元化。政府機構都是利益主體，并且連有些專家學者也實際上已依附于某一個部委或領域，并不斷爲這個領域呼吁。作爲政府決策的領導人，不管在改革中間還是決策中間，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造成翻船，而且會造成很大的負面效應。現在每一項改革都涉及到不同的部門、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利益集團，因此在做決策時應盡可能把利益相關方都請到。比如拆遷，不能市政部門單方面做決定，而是主要請拆遷地區的居民參與；企業改制應該請職工不能只請管理層等幾個人。現在事業單位改革跟過去政府改革一樣，是自身改革。事業單位也是利益群體。國外最典型的是行政聽證制度。必須把利益相關群體的人都請到而且公開化，那樣做出的決策才能公平公正。

　　第二，社會穩定和應急管理問題。SARS問題是現代社會突發問題中的一個大問題，但是偶然問題。大量的突發事件是社會群體性問題。現在反映和解決這些問題有一個渠道就是信訪，信訪只是一個中轉站，基本不起多大的作用。另一個是法院。法院已成爲權利、關系和利益角逐的場所，判案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如何妥善處理突發事件是當前的一個焦點問題，而這些問題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也越來越多。我認爲，處理突發事件包括自然災害、事故這些問題，應該確立一個“屬地化原則”，發生事情不要一下就往上報，應明確地方政府的責任，由它來統一協調處理。

　　第三，我國應對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和決策信息系統問題比較大，各個部門象公安、勞動、司法等各個口的信息沒有聯網，政府所掌握和了解的信息是遠遠不夠的。

　　鮑克明（海南省原常務副省長）：

　　第一，現代改革要換乘“三駕馬車”。經濟學界過去是一枝獨放，但現在連吳敬璉教授也感嘆拉不動了。它能夠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不能夠建立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需要請社會學界“上套”。還有一部分是大文化界，要讓他們也參加到改革的過程中去。命令他們“上套”不行，規定主旋律效果也不大，要讓經濟界、社會學界和文化界積極交流，從政策制定到學術研究互相參與，使他們知道在中國的改革中應當擔負的任務。

　　第二，防止干部平庸化。黨的第一代干部是打出來的。第二代是投繡球。在特定群體內，繡球扔到誰手上，誰就是。這些接到繡球的人比周圍的人并不一定有可以計算的明顯的優勢。現在還有一個傾向，就是隱規則。隱規則産生干部的趨勢已經很明顯，隱規則産生的干部就是“妖魔化”，所以要有一種機制解決它。

　　第三，從隱型逐漸走向透明。首先輿論媒體要放開，不能害怕輿論媒體的監督，人民要享有知情權。有一種提法我很同意，就是杜絕大動亂，控制中動亂，不怕小動亂。如果把穩定提高到壓制改革的程度，穩定就失去了意義。

　　第四，把政治體制改革化整爲零，分解開來。干部可以分爲政務公務員和業務公務員，政務公務員由組織部去通過，業務公務員由一把手提名、人事部門任命。要允許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存在。毛澤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呂日周（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從我的判斷來看，經濟體制改革存在和遇到的問題單從經濟體制改革層面來解決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配套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套，經濟體制改革的任何問題都難于解決。因爲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特別是干部制度改革的滯后，使得現在的改革與初期相比，發生了導向性的變化。改革在初始階段是爲多數人謀利益，到后來有些改革又轉移到爲精英謀利益、爲少數人謀利益的傾向。這種多數人吃虧的現象，在有些基層單位出現了工農兵和領導干部相對立的現象。這里，我主要講三個問題：

　　第一，改革是危機導向性的改革。如果沒有發現危機，誰也不愿意改革。工廠不行了，才搞股份制。我們的責任就是把遇到的問題充分講出來。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出現這樣的毛病，大家不愿意公開問題，更不愿意講出問題，怕給自已丟臉，不知道公開問題就是自已的成績。因此，共產黨的優秀分子要把客觀存在的問題講出來，還要利用社會的力量揭露矛盾和問題。比如說我們研究的政府改革問題，第一是政府債務問題，要調查，使之公開。第二是政府拖事。10年前能解決的問題，或用三、五天就能解決的問題能拖10多年，應當從點面結合上揭露這類問題。第三是政府不能回避社會的尖銳矛盾。其它的都不講，但群衆上訪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四年前，我就提出上訪變下訪。第四是投資嚴重失誤。算算我們的政府有多少錯誤的投資，把群衆的血汗錢打了水漂。任何一個地方錯誤投資的數字都是驚心動魄的。第五是政府的招待費支出太大。我曾經去過一個鄉鎮視察，鄉鎮干部給我拿出一包煙來，我不抽煙，悄悄問他們：就只買了一盒煙？他說：不是，我們沾了領導的光了，我們買了一條中華煙，你們抽一盒，我們抽九盒。第六是投資嚴重不足。這里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一個村支部書記給中央寫信要求借款。他說：現在沒錢搞義務教育，我知道縣里也沒錢，向省里要錢也不給，那麼我想讓縣里省里寫個證明，向中央財政借錢，因爲我們做了貢獻，你們爲什麼不給義務教育款。只要揭露出這些問題，大家就會認識到政府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第二，要解決干部導向和體制問題。

　　大家都說我們的干部體制有問題，能不能具體化？有什麼問題？干部體制性造成的問題面上有多大?個別人的具體遭遇有哪些?一具體化，就有爭議，說不明白，這就不會有改革的積極性。我認爲現在最好當的是干部，有人不同意我的這種說法。但我要問：爲什麼有人要“跑官”，而不跑“工人”、不跑“農民”？不把干部體制問題具體化，很難進行干部制度改革，很難找到要害的地方。我在1983年開始提出“轉業干部”這個概念，在實踐中也多次提出這樣的辦法，執行過程中也較行之有效。即象轉業軍人一樣，國家拿出一部分錢給干部，讓他徹底離開干部隊伍,去做自已能做的事。此外，關于干部福利貨幣化的問題。現在爲什麼干部拿走了福利而丟掉責任呢？本來責任和福利應是相配套的！人們之所以愿意當官，是看到福利這一塊，而不是看到責任這一塊。因此，處理事情要把最要害的問題抓住，政府的問題說到底就是干部的導向問題，政府的問題就是由干部體制造成的。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一下。解決的辦法全國有很多實踐，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要加強新聞輿論監督，這在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都提出來了。這是中央的號召，也是人民的要求，我在長治市實踐了三年，效果也很好。還有很多好辦法，比如說黨內測評和人民的測評相結合。

　　最后，要廣泛動員民間力量支持上級黨委和政府的改革。因爲，任何一個改革者都需要得到社會的支持。我認爲政協的體制最不到位，中國有四套班子，我做了個比喻，四套班子好象人的兩條胳膊和兩條腿。市委叫左手，它的體制也不行，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要改革和完善，但是它掌握了人權，好多人在推這部車，所以速度還好；另一只手是政府，它的體制也不行，但是它掌握了最稀缺的資源——錢，錢的潤滑作用使車子速度也不錯。剩下的一條腿是人大，人大雖然步履艱難，但是畢竟還掌握了法律，還可以舉手，行動也還可以。最差的就是政協這條“腿”，體制最差，好比得了小兒麻痹癥擡不起來。進行政協的體制改革最迫切，首先要變成一套權力班子，發揮民主監督作用的權力班子。

　　我發現民間出現三種趨勢：一是民辦企業，二是民評(獎)干部，三是民辦黨校。這個勢頭已經出現了。昨天我對遲院長說中改院應該設立一個改革獎，像諾貝爾獎一樣，錢不要多，但非常有權威，以此獎來肯定一個政府，肯定一個領導，樹起中國改革的政府和干部導向。現在想改革的人不少，但是得不到認可，得不到評估，得不到支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黨號召的事情，有人做了沒人理睬，甚至有人磨難你，所以就變得越來越少了，使號召變成一句空話。我認爲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關鍵在落實。

　　榮敬本（《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社主編）：

　　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國有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而俄羅斯沒有。俄羅斯面對的是嚴重的兩級分化問題。相對來說，中國有許多middleclass（中間階層）發展了起來，在民主改革、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我認爲要充分重視中間階層的發展在中國經濟政治改革中的意義與作用。中國不能走俄羅斯的道路，改革應該從地方、從基層開始比較好，這叫“零敲碎打式”的改革，而不是整體改革。但改革要有總體目標，我認爲中國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注意：一是保持中央的穩定和權威。二是堅持地方自治、地方放權。三是中央管地方靠的還是放權，靠放權給老百姓來管。

　　有三個走向決定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一是中央的權威，二是地方自治，三是人民的民主。這是一定要發揚的。至于采取何種形式的民主，我們也在不斷地研究這個問題。我主張地方民主選舉，但難度看起來很大，選舉有成功也有失敗。

　　再一個問題是如何改進領導方式。過去我們的政黨是工人階級占主體的政黨，現在中間階層占有很大比例。浙江的中間階層——鄉干部是做慈善事業的，黨的威信很高。延安爲什麼能成功？一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二是反對共產國際的那種話語模式、教條主義。延安對中間階層的作用十分重視，開明紳士做得特別好，保護産權、保護人權在延安都有詳細的現成的條例。

　　最后，我覺得中改院做了很多工作。這里是一個很好的基地，各個學科都可以進行思想交流。我比較喜歡制度分析學中較有影響的模塊式理論，一個大的系統怎麼改變，從最新的科學方法講，改變一個模塊，系統就改了。俄羅斯改變了一個大系統，結果搞得不好。爲何中國的改革能成功，就是因爲改的是一個模塊。這符合熊彼特理論，是創造性的改革，叫正負反饋，可以是負反饋式的改革，也可以是正反饋式的改革。

　　林凌（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副會長、四川省社科院學術顧問、博導、研究員）：

　　我們的改革現在已經走到了難度很大的一個關鍵時刻。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著重搞經濟體制改革，那時，經濟體制不論對國家發展、對老百姓的利益都是巨大障礙，因此改革的基礎非常強大，阻力很小。因爲改革符合整個國家發展的利益，符合廣大農民、廣大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利益。但是改革發展到今天，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離開了政治體制改革，離開了社會改革，經濟改革幾乎是推不動了。因爲一方面，改革嚴重地損害了原來的工人、農民這些基本群衆的利益，他們已成爲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改革觸動了上層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也反對改革。當前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上層利益集團，二是人民群衆或說弱勢群體。我同意吳敬璉教授的看法，我們現在有一種走向“壞的市場經濟”的危險，當然不是說已走到這條路上去了，而是說存在這個危險。干部制度中的“裙帶”問題值得我們去研究，因爲這種干部制度會産生干部之間的一群、一伙買官或賣官。這是很危險的。

　　我覺得現在的改革與改革初期相比，缺乏動力。現實中，某些黨政領導把政績作爲自己的唯一目標，卻并沒有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許多政府都在做計劃、做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規劃，但這個規劃不是爲了老百姓在幾十年后達到小康目標而做，而是爲他本身樹政績的。改革就要改到這些人的頭上了。在此過程中，人民群衆確實在抗爭，確實存在許多不滿，但他們沒有力量組織起來推進改革。

　　陸建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改革已進入系統性風險增加的階段。表現爲以下幾個標志：

　　第一，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提出新的發展觀，包括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和公報上提出的五個兼顧，我認爲，這是一種壓力型的判斷，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讓我們覺得政治與經濟的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包括城鄉關系等等，都面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第二，改革已深化到觸及重大利益格局調整的階段，這也是系統風險增加的最主要的標志之一。因爲這種利益格局的調整會涉及到國家治理統治的一些核心概念和準則，包括我們一直在說的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到底怎麼調整的問題。核心準則的調整會引伸出一些傳統的管治方式和統治手段的調整，這也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在利益格局的調整方面我們談的比較多，我認爲這里有可以往下討論的空間。

　　第三，社會中各個人群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受益程度比較高的人群也是如此。

　　第四，政策效應遞減。現在社會中出現了很多矛盾，應該說政府只是部分地作了響應。一些官員的談話表明，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還在繼續拉大，前幾年采取了措施，但效果不好。比如控制社會治安惡化的問題，無論是采取嚴打或專項斗爭，還是警務改革等，我們會發現主動出擊的政策調整對緩解這種壓力和矛盾不是最理想的，這個系統風險也很大。包括腐敗就更不用講了，這也是一個系統性風險。

　　第五，系統性風險中，我們引進了新的緯度，就是國際、國內因素的互動。開放社會也好，改革也好，到了這一步，如果不考慮種種因素的交織性，很多問題不一定能解決。全國政協正在作一定范圍內臺灣問題的民意調查，我覺得應該做，而且做得晚了，這個問題已很迫切了。我們應當了解不同人群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什麼預期，是怎麼想的，希望中央政府采取什麼政策措施。如果某種政策措施出臺的話，我們的民意會作出什麼反映。

　　第六，系統性風險增加的另外一個標志是大家對近一兩年的局勢保持穩定基本上比較樂觀，但對中長期能不能走下去不樂觀。這也是系統性風險非常典型的表現。就是說，我們現在積累的一些現實的矛盾和壓力本身也在延伸。現實的5年、10年中能不能很好地緩解這種壓力，大家心中沒數，不太樂觀。

　　所以我的一句話是，改革面臨的挑戰就是系統性風險在急劇上升。

　　鐘偉（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第一，要發揚黨內民主。黨內民主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黨內民主的發揮，可以使得我們清晰地看到黨內派別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用黨內競爭代替黨與黨之間的競爭，這是有效的。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在日本黨派形成過程中需要學習什麼，爲什麼其潛規則會變成顯規則，這是比較重要的。

　　第二，行政層級的改變。總結多年來政府職能轉變失敗的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我們過分注重了機構而忽視了職能，或者說我們不清楚政府要做什麼。失敗的典型就是政府機構精減。它是減人不減權不減事，導致公務員非常疲倦。實際上，如果我們撤人然后再撤機構，養人不養機構，定權、定職能，然后再定機構，問題就會好得多。在行政層級的改變過程中，有若干方面是需要重視的。一是行政內部的分權極其重要。三權分立的框架很重要，在行政體制內部進行決策、執行、監督的分權是有效的，這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能夠漸進推進的重要步驟。二是很長時間以來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有很多爭議，我認爲，區域間的競爭是改革的動力之一。但這種競爭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清晰而在弱化。因此要改變這種情況，五級行政和五級財政的鏈條必須縮短到三級。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從現在的“吃飯”財政和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轉變，五級的框架是沒有辦法實現的。五級行政向三級行政轉變的含義，一是增加直轄市的設置和細分行政區域。二是對于農村的縣以下機構加速撤并。其實城市也是五級而不是四級，因爲街道、居委會、社區也形成準政府部門，因此街道這一級應全部撤掉，形成自治的格局。還有一個含義就是把地級虛化，只形成三級：中央、省、縣。省直管縣，地一級虛化成只管本身一塊，沒有下轄縣。這樣的三級行政和三級財政框架，才能使財政體制有一個大的轉型，才能定完職能定機構，把公務員隊伍削減下來，才能使基層政權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而不是成爲社會動亂的因素。

　　第三，關于合法暴力的問題。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現在的警察系統是不是有效地保護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二是對私人部門的紛爭，我們的司法體系是否有效。就這兩點來講，情況都不容樂觀。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經費的平行拔付導致的，即同一級政府對同一級司法機構拔付經費，如果經費不足將會采取其它的額外措施予以補充，以及建立警察隊伍和公安隊伍之外的其它隊伍補充。如果要解決合法暴力問題，要注意兩個錯位：一是經費拔付的錯位。指對公、檢、法經費的拔付不是由平行的同級行政機構拔付，而是由上一級機構拔付，這是一個借位。二是在司法審判跨省或跨地(市)、跨縣時應該提交上一級法院來審判，這樣才能避免行政的割據、司法的割據和市場的割據。這是行政層級的問題，側重點就在于縮短這個鏈條。三是要強調社會救濟制度而不是社會保障制度。中國沒有能力支撐一個足夠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真正出問題的是暫時失去勞動能力的、生病和年邁或者沒有勞動技能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的一部分人，這是反社會情緒的一個根源。下崗職工雖然有怨言，但還沒有到這一步。社會救濟體系的主要問題是農村社會醫療體系的垮臺，這是非常糟糕的。如果社會救濟體系不能馬上鋪開的話，至少要進行試點。我的判斷是，中國今后出問題不是出在東部，也不是西部，出問題的在中部的人口大省，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湖南、湖北、江西、山西，這四個地方的情況相當糟糕。如果不在這些地區加快建立救濟制度，恐怕問題就很嚴重了，這也是現在上訪的主力隊伍。四是要有一個文化復興的過程。中國人缺乏信仰，馬克思主義在經過這些年的教條主義宣傳后，對廣泛的民衆已失去吸引力，反而是極右的東西更容易被青年接受。極右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結果導致民族主義情緒、民粹主義情緒高漲，這也許是好的，但更有可能是壞的，因爲在發生一些很尋常的事情時，民衆會跟政府站到反面去，會反應過度。比如說珠海的“買春事件”，西安的日本人污辱事件，或者臺灣的“公投制憲”事件，政府和民衆的反應都有非常大的落差。如何重建中國人的信仰，靠強制的教化是沒有用的。有兩點值得考慮，一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解放之初毀壞殆盡，它有其優良的一面，比如說傳統儒家，不是董仲舒和程朱理學后的儒家，而是回到最本源的儒家去。如孔子講對君要“直犯之，莫欺之”，“民爲重，君爲輕”。如果回到傳統的諸子百家，我們可以用現代理念進行再闡述。這也是西方進入文明世界之前，有一場文藝復興運動的根本原因。第二就是信仰問題，對宗教要有足夠的容忍度。其中至關重要的就是對基督教的態度。任何一個政權如果忽略了對民衆的教化，而是強調對民衆的教條的話，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

　　我想從法律的角度談談改革面臨的形勢。

　　第一，從修憲的角度來談。我認爲，修憲的過程至少在體制內應該是允許討論的，但現在沒有特別好的渠道。我在修憲過程中曾給中央提出過五條建議。

　　一是關于私有財産的保護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産權制度。我認爲，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産權的法律框架。這是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界定産權，界定中央與地方國有資産的界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缺乏三個層次的法律保護，一是憲法層面的；二是一般法律制度層面的，包括國有資産法、物權法；三是具體操作層面的，包括什麼叫集體企業，什麼叫事業單位。我覺得在事業單位改革的大潮下，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律框架，會帶來大量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只能通過三級法律的方式來解決目前所謂建立現代産權制度可能出現的問題。憲法在保護私有財産權方面只是解決了第一層的問題。

　　二是關于稅法方面的問題。1993年我國進行了中央稅和地方稅的改革，但一直沒有法律依據。如果從法律上確立這樣一個框架，即國家有一個基本的、統一的稅收法，那麼地方是不是也應當有一個相應的地方稅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對抗的機制，這個對抗的機制要在憲法里得到反映。而我們目前的憲法沒有修改這一條。我們通過大量的行政行爲特別是收取稅外費的方式來彌補不足，彌補補法律上的漏洞，搞得民怨沸騰，稅種非常混亂，百姓私權被剝奪，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次立法規劃把稅收基本法的制定放到5年以后，我建議應該提前。

　　三是政協的問題。我提出搞成一府兩院制，在憲法中專門辟出一章。修憲要把政協加進去，對政協功能的改變會産生比較大的影響。

　　四是建立雙層司法結構的問題。改變現在的司法審判體系，建立國家層級的法院體系和地方層級的司法體系，與經濟財政聯邦相配套，與政治結構演變的方向相配套。我覺得中國現在特別像美國，從很多角度來講，30個省和50個州，許多資本市場的要素，包括中美高層政治家的思維，都非常相像，只不過我們沒有美國的分權體制和一個對抗性的兩黨的傳統。這種博弈已經形成，如城鄉、貧富之間的博弈和目前各種原有利益集團的博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接受這樣一個聯邦。接下來，法律聯邦主義應該提出來，實際上法律聯邦主義可以打擊的最主要的對象就是地方司法保護主義。現在地方司法保護主義非常嚴重，所有領域的案件地方都可以審理。前幾天有一個案件，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有一個法官叫李惠娟，她判了一個案子，涉及到河南省地方法規與國家法律相沖突的情況，最后這個法官判河南省地方法規違反國家總執法。這個判決做出后，河南省人大立即給洛陽市人大發函，要求洛陽市人大把這個法官撤掉，說她沒有權力來判河南省制定的法律是違反國家總執法的。她可以判總執法有效，但她不能說河南省地方法規錯。這個案子引起激烈討論。這說明一個問題，中國沒有一套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違憲的事情比比皆是，有大量的地方性法規和政策是違反以憲法爲母法的法律體系的。目前我國監督憲法實施的主體是人大，如果人大不履行這個職責，或者說履行的不夠的話，怎麼辦？如果每個案子都出現法律沖突的問題，誰來解釋哪個是正確的。在西方發達國家有這樣的機制，中國沒有這樣的機制。這與我們雙層司法體制沒有建立起來是有關系的。涉及到憲法的案件和全國性的案件，如果由國家層級的法院來審理，就不會出現今天洛陽的問題。應該說河南省人大也沒有錯。目前這是一個法律的空擋，是改革當中存在的比較大的矛盾和沖突。所以，我一直倡導創造一個雙重的司法體制與目前的經濟體制相配套。

　　五是檢察、公安、司法三個部門應該合并。憲法里規定，檢察院是一個司法監督機關。但實際上，政府和老百姓對抗時有一個第三方就是法院，法院是一個仲裁人的身份。但現在第三方不獨立，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本來檢察院代表政府一方作爲公訴人，是政府的代言人，但實際上在憲法里規定它又是和法院平行的司法機關，而且還具有監督權。這就把整個司法的獨立性、公正性，因這樣一套程序性的配置、體制的配置給打亂了。我認爲，檢察院應回歸到政府部門。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政府部門中司法部、檢察院和公安部在職能上是有所重迭的，或者是說有重復和相互交叉的，這三個部門完全可以合并成一個部門。政府在資源的配置上是不節約的、沒效率的。

　　第二，市場經濟法律面臨的挑戰。我主要講一下《破産法》。《破産法》有三個關鍵問題。一是如何解決“歷史勞動債權”問題。剛才孫立平老師講的大量下崗職工問題，還有振興東北的問題，破産當中的問題等等，關鍵就是解決“歷史勞動債權”問題。吳敬璉教授曾算過一筆賬（政協有一個專門的國企研究小組），目前解決下崗職工問題大概需要6000億元人民幣的投入，我覺得這個賬算得還不是很準確。如果新《破産法》出臺，可能會導致現有的國有企業破産。實際上，這些國有企業聚集的人力資源會馬上面臨失業的問題。在歷史上，由于中央政府一直給工人比較低的工資，利潤大多數讓國家拿走了。在這些被拿走的利潤當中，包含著應該給職工的福利、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可到現在國家沒有給這筆錢，這就積聚了巨大的歷史債務。目前，在破産當中解決“歷史勞動債權”的辦法，我們采取的是拿債務人抵押的資産先拍賣后再用來安置職工的辦法，引起法律系統和整個債權、債務關系的混亂，引起地方保護主義大行其道，引起了在呆、壞賬核銷過程中，大量的省委書記、省長帶隊到北京去爭取這筆呆、壞賬準備金的現象。我認爲，國有企業破産問題不是一個法律問題，國有企業不應叫“破産”，應該叫“關閉”，實際上應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拿出一筆錢來安置職工。我個人認爲，現在振興東北的新政策實際上就是解決“破産”的問題，解決下崗職工的安置問題。東北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所謂振興東北就起來了。然而目前的“破産”不得不是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有組織地來搞。我們說，按市場經濟的解釋，“破産”指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就應該清算，或是重組，或是重整，或是核減，怎能采取國家包辦的辦法？但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一個非常不規范、依政策破産的狀況。二是銀行破産問題。在《破産法》起草過程中，銀行是非常急迫的，四大資産管理公司把這些資産放出來后卻又産生新的不良資産，如何來解決？有意思的是，有些政府官員和學者表示，銀行破産不要依據《破産法》，但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又極力贊成應該把商業銀行的破産放到《破産法》當中，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第三，建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問題。在破産當中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建立專業審判隊伍。這涉及到法律教育從律師到檢察官到法官這樣一個職業共同體如何建立的問題。比較典型的是司法考試。我們的法學教育現在是本科教育、大衆化教育，不是一個精英和科學化的教育。而法學本身是一門科學。現在出現的大量社會不公正與我們的判決書比較糟糕有著直接的關系。有的判決書就是一張紙，而不是一個通過科學的、嚴謹的、推理性的論證過程得出的法律文件。這跟我們的法學教育的大衆教育和草根教育有關。我反對統一司法考試把法官、檢察官、律師放在一起。法官不應當從轉業軍人里選拔，也不能隨隨便便什麼人都能參加法官考試，并且，不能僅僅通過一次考試就任命法官。法官應該從資深的律師中選拔。我們要建立“法律職業共同體”，由法官、律師、檢察官等組成，作爲社會公平的最后防線，我覺得這是非常關鍵的。

　　阮崇武（海南省委原書記、海南省原省長，中改院顧問）：

　　我談談機構改革的問題。政府體制的改革牽扯到一個很重要的監督機制的問題。我認爲要加強“人大”的監督作用。政府內部監督應當轉移到外部監督，即“人大”的監督上。這里最關鍵的是兩個部門，一是把審計放在人大，監督的力度就大大強化了。二是把監察部放到“人大”去，這樣監察就到位了。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回事。三是簡化稅收部門。海南最早只建了一個辦稅大廳，然后在計算機上分開哪個是中央收入，哪個是地方收入。本來一下子就解決了，現在卻弄成兩個辦稅大廳，給納稅人帶來極大的不便。這種稅收機構設置純粹是給納稅人找麻煩，希望能早點改。

　　我主張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産稅。那麼大的農業補貼，直接補給農民就好了。現在是這邊收400億，那邊補3000億，有一部分給了糧站，這不合理。在這個環節上苦了地方，肥了部門。部門手里都掌管著一大筆錢。爲什麼要“跑部錢進”，因爲不跑沒錢，越往下越苦。到縣、鄉一級的財政更沒法說，你讓它精減機構，它就只有把學校、衛生站給減了，最后還是老百姓倒霉。所以，稅收政策不改不行。

　　我們說，民主政治的基礎是什麼？就是“納稅人意識”。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首先要把“納稅人意識”培養起來。民主政治的建設就在于“納稅人意識”的建立。建立“納稅人意識”首先要“富民”，我講一講“富民”政策對改革的重要性。現在所有銀行都從農村撤出，農民越來越借不著錢。所以出了孫大午事件。農民儲蓄都到郵政所去，而郵政沒有貸款權，它把所有儲蓄都交給中央銀行。等于說農村最窮，但最沒錢用。這就造成兩極分化，“富民”政策行不通。我認爲至少應當把相當一部分貸款貸給農村的帶頭人，貸給中小企業，貸給就業中心，那樣就帶起一方就業和農民的富裕。我覺得社會矛盾的關鍵就看這個時期老百姓生活的改善程度和老百姓有多少錢，這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指標。靠中小企業和農民增加不了多少財政收入，財政收入主要是靠大企業，但就業和老百姓的富裕要靠中小企業。我覺得小額貸款和支持中小企業貸款，還有支持風險創業貸款應該大量增加，才能穩定社會。要允許建立一些私營的擔保公司來爲農村服務。所以，現在銀行系統撤離農村是錯的，銀行應當進入農村，廣大老百姓才能有一個發家致富之路。大家可以去看看浙江。浙江沒有這麼多動蕩，就是因爲老百姓富了。他們有各種各樣拿到貸款的路子，不完全靠銀行。

　　羅時祥（海南省人大副秘書長）：

　　我建議中改院明年上半年開四個會。

　　第一個會：“中央和地方事權與財權關系國際研討會”。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兩次提到這個問題。建國以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模糊的。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也論述過這個問題，但實際上處理得不好，現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明確這個問題。這個會議重點是研討三個問題：(1)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都負責什麼事情？必須明確。現在是中央財權很大，但事權不明確，比如：社會保障、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全社會公共保障，中央財政承擔較少，而省以下政府如縣鄉政府承擔很多，它無力承擔又不得不承擔，這個壓力轉移到誰頭上？轉移到農村，轉移到老百姓頭上。這樣導致農村負擔加重。(2)研究中國市場經濟條件下和現代化進程中跨行政區的經濟社會問題。80年代，曾提出以城市爲中心帶動區域經濟發展。這個思路未能有效實施，因爲沒有市場經濟。現在條件成熟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灣、北部灣，西部要發展，東北要振興，東部要率先實現現代化等等，這些問題不是一個省的問題，也不是純中央的問題，而是需要各區域內部交流、協調整合，然后由中央指導加以解決的問題。(3)行政區劃的微觀調整。首先在保障現有省的格局下，增加3—5個直轄市。我不同意把省擴大到50個左右，這樣行政成本可能增加很多。增加幾個直轄市，對國家生産力發展和布局有好處。如沈陽、深圳、西安、武漢等，深圳建直轄市，有利于港深一體化，這樣珠江三角洲有一個大龍頭，對中國經濟拉動作用會更大。

　　第二個會議：召開“執政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國際研討會。把研究這個問題的國內外專家請來，就執政黨的一般規律進行研討。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共產黨要提高五種能力，即科學判斷形勢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總攬全局的能力。執政黨有執政黨的一般規律，中囯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又有自身的特殊環境和特殊規律。要結合中國實際研究執政黨和人大、黨和政府、黨與司法、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形成科學化、規范化的機制。

　　第三個會議：開一次“反腐敗制度與方法國際研討會”，與國際透明組織合作，把別人的好方法拿過來。腐敗作爲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普遍性問題，必然有一般規律，反腐敗也必然有共同的規律和方式方法，我們要結合中國國情認真研究，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法。

　　第四個會議：開一次“城鄉統籌國際研討會”。農村問題不跳出農村解決不了。現在講“統籌”，從哪些方面“統籌”？國家出臺哪些政策措施？給農民哪些權利？在稅收上，我認爲應立即免掉三、四百億農業稅，給農民3—5年的時間休養生息。這必將極大地緩解城鄉矛盾，舒緩“三農”問題壓力。這個問題應盡快解決。3—4百億，惠及9億農民，應當早下決心。否則就會脫離實際，脫離農民。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