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社會積累結構（SSA）理論解釋了在單個資本主義經濟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交替出現的資本積累長期加速與放緩現象。根據這一理論，一系列相互協調的有利于資本積累的制度（即SSA），將啟動一段較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直至這一社會積累結構解體；而后資本主義經濟將進入較長時間的相對停滯。根據戈登、愛德華茲和賴克的論述，到目前為止，美國曾出現過三個社會積累結構，它們分別存在于19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一二十年，以及20世紀40年代到70 年代。
美國第三個社會積累結構的解體已近30年，但分析家們對是否已形成一個新的社會積累結構仍未達成一致。一些人認為美國人正生活在新自由主義的新社會積累結構的創建過程中。在過去的20年，不論是美國還是全世界，新自由主義的重構已在進行。由此產生了一套新的、配套的對資本積累造成沖擊的制度。社會積累結構被認為可以加速資本積累，然而，根據歷史標準，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美國與世界經濟的增長績效并不樂觀（見表1）。
本文認為，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在美國及其他一些國家形成并持續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已使說明資本積累的長期波動的社會積累結構理論陷入困境：在長期停滯后出現的新制度并沒有帶來長期增長。關于長期資本積累的歷史圖式，最好用相繼產生的"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縮寫為"IS"）概念加以說明。這些制度結構可能加速資本積累，也可能無益于資本積累。本文分析了這兩類制度結構是如何形成的，并為理解資本主義的當前階段做出某些提示。

自由主義的與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
制度結構，即一系列相互協調的經濟、政治及文化或意識形態制度，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一個框架。資本主義經濟活動是指資本循環（將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料及勞動力，生產過程，最終商品的銷售）以及與資本循環相伴而來的輔助經濟活動（如金融領域）。制度結構支撐了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而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又推動了資本循環。剩余價值具有許多用途，其中之一就是資本積累。資本之間的競爭迫使各個資本家進行積累，然而整體積累率卻是受多重因素影響的，各個時期有重大差別。盡管每個制度結構都會推動資本循環過程中對剩余價值的有效占有，但卻不要求制度結構在經濟長期運轉過程中能夠有效地提高積累率。從這里就可以看出制度結構的概念與社會積累結構的不同，后者通常界定為：可以加速資本積累的一系列制度。
制度結構在資本主義歷史上有兩類形式。一類是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另一類是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這兩類制度結構在以下四方面顯示出差別：國家與經濟的關系，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資本與資本的關系，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特征。在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下，國家在經濟活動的調節方面只發揮有限作用；資本在與勞動的關系中處于進攻的地位，不容忍妥協；資本間的競爭你死我活；自由市場被奉為主導思想。相反，在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下，國家積極干預經濟活動；勞資關系帶有明顯合作與妥協成分；資本之間的競爭較為緩和；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警惕無調節市場行為的危險，承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我們不應夸大國家干預的調節主義制度結構與放任的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之間的差異。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任何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都將無法進行。所有權畢竟是作為國家的附屬物而存在的。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在多大程度上積極參與經濟過程，仍有很大的變動空間。

1900年以來制度結構的交替
自19世紀后30年美國大企業產生以來，曾出現過兩次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階段和兩次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階段。第一次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階段是1900年到1916年，這一時期被歷史學家稱為進步時代。在這段時間，產生了許多新的國家經濟職能，包括監管某些行業（如食品加工，藥品制造，電力），出臺反壟斷政策，以及監管金融部門等。一些大資本曾尋求與美國工會建立合作關系，并設立了一項對受工傷者進行賠付的勞動者補償計劃。金融家JP摩根已成功地在其控制的許多行業與競爭對手建立相互關照關系。同時，也興起了一種新的調節主義思潮。當美國準備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一時期結束了。
經過20世紀第一個十年末期的幾年轉型，一種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在20年代初開始出現。國家放棄對經濟的調節，資本力圖奪回組織起來的勞工在"一戰"期間得到的收益，由摩根控制的相互關照體系大規模地解體了，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思潮開始成為主導。1929年，大蕭條取代了20年代的喧囂；1933年，羅斯福開始任總統，標志著向一次新的調節主義制度結構轉型的啟動。但是，經過了15年的實驗和"二戰"的結束，直到40年代后期，這種新的調節主義制度結構才真正發揮作用。
"二戰"后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所包含的許多制度是人所共知的，包括大量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新形式；明顯的勞動與資本的合作；高度的監管；主要寡頭行業內部的相互關照行為；居主導地位的調節主義思潮（但公眾卻把它與"自由主義"相混同）。"二戰"后的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是于1973年左右崩潰的，接下來便是一直持續到1979至1981年的轉型期。1979年，在卡特執政后半期，就已經出現了許多新自由主義的言論，包括放松企業監管，削減社會福利項目，緊縮貨幣政策等。1981年，里根執政，開始打擊有組織工人（解雇罷工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員），這標志著完整的新自由主義計劃的出現。直到目前，后繼執政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繼續推行著當前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正如在"二戰"后兩黨輪流執政都奉行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一樣。
本文認為，無論是基于理論思考還是歷史經驗，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都比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更有利于資本積累。有許多理由可以解釋為何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無法加速資本積累。第一，因為它具有降低實際工資與公眾消費的傾向，因此，從長期來看它將產生總需求不足的問題。第二，其通過一系列措施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這些措施包括放棄反周期的支出和稅收政策、縮減社會福利補助、放松對金融領域的社會監管，這些都將使整個經濟體系更易于遭受重大的金融危機及蕭條的打擊。第三，這種制度結構具有加劇階級沖突的傾向，這將潛在地降低資本家的投資欲望。第四，這種制度結構下令人窒息的競爭使得公司經理更傾向于注重短期策略，這與長期投資的實現背道而馳，而只有后者才能夠迅速提高資本積累率。
表1美國四種制度結構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
時期劃分增長率/
時期進步時代的調節
主義的制度結構"一戰"后的自由
主義的制度結構"二戰"后的調節
主義的制度結構當前的新自由主
義的制度結構根據制
度劃分增長率時期370
1900-16031
1920-32398
1947-73305
1980-2001波峰到
波峰增長率
時期364
1899-1916184
1919-37396
1948-73303
1979-2000波谷到
波谷增長率
時期332
1900-17032
1921-33365
1947-75305
1980-2001最佳的10年
（波峰到波峰）增長率
時期346
1903-13348
1919-29441
1959-69320
1990-2000資料來源：麥迪遜（1995）；美國經濟分析局（2002）；美國國家經濟調查局（2002）。

表1列舉了四個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四種不同估計值。由于經濟周期的作用，起止年份的選擇將對這些估計值產生重要影響。第一行給出了兩個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和兩個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起止年份選擇在這些制度結構交替的最恰當時間。第二行和第三行是根據經濟周期的特點，對起止年限進行調整后的時期。第二行計量的是波峰到波峰的增長率，第三行是由波谷到波谷的增長率，這里盡量地使每次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與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的時期緊密連接起來。由于大蕭條對第一行到第三行的相對數據產生重大的影響，第四行顯示了這四個時期中最佳的10年期由波峰到波峰的增長率。
從前兩行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到，兩次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時期相對于兩次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時期有著優越的增長績效。從第三行由波谷到波谷的計量，可得出相同的結論；只是進步時代的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相對于當前的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其增長優勢并不明顯。第四行所采用的計量方法將大蕭條排除在外，明顯地提高了"一戰"后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的增長績效。以這種方式計量，"二戰"后的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成為一個異常強勁的增長期而格外引人注目，而另外三個時期的增長績效則非常接近。
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時期在保證經濟穩定的同時，具有較高的增長率。"一戰"后的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導致了大蕭條，這是自大企業出現以來的一次最嚴重衰退或蕭條。經濟收縮持續了43個月，直到1933年才結束，并導致了金融體系的徹底崩潰。"二戰"后的調節主義的結構也出現過周期性衰退，但為時較短，最長的一次只持續了11個月。目前的這次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是以1980-1982年間密切相連的兩場衰退開始的，該衰退持續了34個月。它重演了金融機構與大型非金融公司的破產高潮，而這些在"二戰"后的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中幾乎是不存在的。進步時代的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的最長衰退期持續了24個月。
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對資產階級是非常有利的。在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的背景下，工資被壓低，收入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增加。相比之下，在"二戰"后調節的制度結構的情況下，實際工資穩步上升；從各個角度看，收入與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減弱。然而，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在推動長期資本積累與實現經濟穩定方面卻顯出不足。如果說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是發展生產力，看來在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條件下會更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如果說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可以更好地保證資本主義的長期生存，則會提出疑問：為什么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會周期性地出現呢？

對兩種制度結構交替出現的解釋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19世紀末出現的信用與國有企業，反映了通過選擇某些制度構件來克服資本主義矛盾而進行的努力，而正是這些制度構件折射出社會主義的特征。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通行觀點是，資本主義要經歷由競爭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再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在關于美國社會積累結構的文獻中，前三個社會積累結構都顯露出朝著更加有調節的制度結構演進的含義。
另外一些分析家則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在多調節和少調節的體制之間進行交替的；隨著每一時期制度結構的過度擴張與矛盾激化，使得這一制度結構朝著相反的方向轉化。認為這兩種制度結構自然相互轉化的觀點是與美國的歷史經驗相一致的。然而，在本文作者看來，這種解釋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對這兩種制度結構產生原因的解釋還缺少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競爭特征推動各資本家之間不斷進行相互斗爭。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為資本主義的競爭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同時它又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為提高剝削率提供了便利。雖然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對資本積累及制度穩定有著長期優勢，但對于資產階級，或對于它的最有權勢的部分來說，很難充分合作以創建并維持這種制度結構，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就得要求他們抑制自己的欲望，即抑制從對方及從工人階級那里掠奪的本能傾向。歷史記錄顯示，只有在某種歷史條件下才具備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可能性。
過去曾有四種歷史性變化導致了調節主義制度結構的出現。一是后起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得比較晚，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被當作一種手段，通過利用國家力量來加快資本主義發展，以達到有可能同已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競爭的程度。這一點，可以通過19世紀的德國和日本，20世紀的土耳其和韓國的經驗得以證明。
第二種促使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歷史性因素是出現對資產階級的重大政治威脅。美國進步時代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部分原因是那一階段不斷發展的反壟斷和社會主義運動。"二戰"后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應對一個更嚴重的政治威脅，即來自"二戰"后"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抗衡，以及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由此主要大資本會得出結論：無論怎樣，有調節的資本主義也會比可能根本沒有資本主義要強。
第三個促使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歷史因素是嚴重的經濟危機。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對資本主義的生存產生了致命的威脅，它迫使資產階級愿意接受高度的國家調控以實現經濟穩定。
第四個促使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歷史因素是在某一歷史時段，由于政治或經濟變化，競爭大幅銳減。美國1898到1903年的大兼并浪潮，同時出現的銀行對大型非金融公司的控制，突然形成了一個通過控制代理人以實現合作的寡頭市場結構。由此造就了資產階級的新興階層（新的金融資本家和那些已打入非金融公司的盟友），他們只是面臨有限競爭，并且認識到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對資本積累與經濟穩定的長期意義。"二戰"后，美國部分行業出現了相對穩定的寡頭結構，并由此產生了大資本階層，這都受益于這種制度結構的長期運轉。
盡管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有利于資本積累與經濟穩定，但事實證明，它只有在強有力的歷史因素推動下才會形成。在發展中國家，只有很少的能有效促使這種制度結構形成的范例。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中的某些集團或階級要考慮的是如何克服資本主義抵制中央調節的強大競爭性力量。這一角色是由部分往昔的封建統治階級（日本）、軍官（土耳其和韓國）來承當的。
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被許多階級和集團所共同建造和領導。比較典型的，如美國新政的聯合，就是部分大資本與部分工人階級的聯盟。單獨的資本家階級似乎是不勝任領導這樣的聯合的。在美國，兩次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時期都有一位羅斯福家族成員出任關鍵的政治角色（第一位是西奧多，第二位是福蘭克林）。
事實證明，一旦促使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產生的特定歷史因素停止發揮作用，將會出現向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時期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日益加強，削弱了美國工業以前的寡頭壟斷結構，大蕭條逐漸成為歷史，工人運動的力量迅速衰減，以及80年代末以來來自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的消失，使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再次出現了。

總結性評論
如果本文的分析正確，那么當前的新自由主義體制將會繼續存在一段時期。盡管目前的新自由主義結構不利于資本積累，但還沒有理由期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自動回到一個新的調節主義的制度結構，或新的社會積累結構。如果新自由主義體制繼續存在一段時間，我們可以預料，積累將會繼續緩慢、不穩定地進行，不平等以及剝削將會繼續增加。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渡過了嚴酷的早期并發展成為一種文明形式的觀點將不攻自破。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預見，不久就會提上政治議程?！觯ㄔd《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10期）

［劉祥琪：天津師范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