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燈照霧都　精神傳千秋

——紀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2009-07-29 《光明日報》

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南方局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黨中央設在重慶的秘密領導機關，負責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在黨中央領導下，南方局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創造性地開展以統戰工作為中心的各方面工作，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南方局是黨中央領導南方廣大地區黨組織進行革命斗爭的前線指揮部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在部署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的同時，為了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的領導，決定在武漢設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創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初步打開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局面。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根據相持階段到來后的形勢變化和現實斗爭的需要，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其主要職責，一是延續長江局時期的工作，周恩來、董必武等南方局領導人以中共代表、國民參政員等公開身份，與國民黨當局談判、交涉，與各黨派和各界人士交往，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是領導云南、四川、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上海、江西、福建以及港澳地區的黨組織和黨的工作，領導華南、西南地區的敵后武裝斗爭;三是領導設立于上述地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

南方局自成立到1946年5月東遷，改稱中共中央南京局，實際存在約八年的時間。在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王若飛先后主持下，南方局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全面領導所轄區域的黨組織和黨的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在特殊政治環境中創造性地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南方局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會議上曾指出:“過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軍事和戰區，對南方及日本占領區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須用大力加強這個方面”，“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國民黨統治區域，第二是敵后城市，第三是我們戰區”，今后“國民黨區域的黨，均由恩來全責管理，以統一黨的領導”。黨中央和毛澤東把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提到如此重要的戰略地位，充分說明了南方局工作在黨的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南方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抗日戰爭時期，南方局大力推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統戰工作、文化工作、群眾工作、軍事工作以及黨的建設工作，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礎。

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堅持抗戰到底。南方局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哨陣地。面對險惡的工作環境和復雜的政治局勢，南方局在黨中央領導下，為維護國共合作抗日局面作了不懈努力。南方局一成立，就同國民黨當局的“溶共”圖謀進行堅決的斗爭，保持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同時，為了推動國共合作抗戰，派出葉劍英等一批軍事干部到“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幫助國民黨培訓開展游擊戰爭的軍事干部。1940年10月，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南方局從抗戰大局出發，建議黨中央先取緩和態度，中央采納建議后明確表示堅持團結抗戰的立場，從而在政治上爭取了主動。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后，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縝密分析形勢，決定堅守重慶陣地，爭取時局好轉。黨中央決定實行“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南方局代表黨中央同國民黨當局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談判斗爭，并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公諸于眾，爭取國內各界和國際反法西斯陣營的同情和支持，使國民黨頑固派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迫使國民黨當局作出“以后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的承諾，從而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直到抗戰取得最后勝利。抗戰勝利后，為配合國共兩黨重慶談判、爭取政協會議召開等重大斗爭，南方局做了大量工作。

團結爭取中間力量，發展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南方局根據國民黨統治區的實際，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8月，毛澤東指示南方局，在鞏固黨、深入群眾的同時，把向中層階級發展統一戰線作為“今后南方局的嚴重任務”，以“適應新的環境與黨的總任務”。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進行民主運動，要求各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的策略方針，在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基礎上，日益密切同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關系。皖南事變后，各民主黨派迫于國民黨頑固派的壓力，要求加強團結，并尋求中共的支持。南方局對此“極端贊同”，鼓勵和幫助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對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民主黨派的建立，南方局也給予積極支持。為了團結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南方局領導人與其上層代表人物建立經常聯系，鼓勵他們積極為抗戰作貢獻，并通過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小工廠聯合會等團體開展統戰工作，支持民族工商業發展，幫助民族資本家進步，使許多民族工商界人士在爭取抗日民主的斗爭中成為黨的同盟軍。正如周恩來所總結的:“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攏我們，1945年民族資產階級也靠攏我們了。”在爭取地方實力派的工作中，南方局將爭取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龍云等代表人物作為重點，經過多年工作，最終使他們中的一些人逐步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陣營。南方局還積極開展對宗教界人士和華僑的統戰工作，團結和推動他們支持抗戰。南方局通過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聚集在黨的周圍，最大限度地爭取了中間勢力，孤立了頑固勢力，開拓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格局。抗戰勝利后，南方局積極團結和推動愛國民主力量掀起反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拉開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序幕。

凝聚愛國知識分子，推動抗戰進步文化運動。抗戰時期，大后方聚集著眾多著名學者和文化界人士。南方局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同文學藝術、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科學技術等各界進步知識分子和以大中學生為主的青年知識分子保持聯系，注意發揮他們的作用。南方局利用公開的文化機構，廣泛團結進步文化人士，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文化運動。南方局關心愛護知識分子，組織了被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香港大營救，并鼓勵和幫助進步知識分子開展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為新中國蓄積了一大批人才。南方局領導《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堅持“抗戰號角，人民喉舌”的宗旨，成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進步文化，教育和鼓舞群眾的重要陣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團結了最大多數的愛國進步知識分子，造就出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斗的文化生力軍。

開展對外工作，爭取國際反法西斯國家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貫徹執行“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方針，把開展國際交往、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特殊使命。南方局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利用各種機會，廣交朋友，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相，爭取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團結抗戰的支持，努力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南方局的對外工作，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空間，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領導敵后軍事斗爭，創建和發展華南、西南地區人民武裝力量。南方局協助黨中央加強對新四軍的領導，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和江南根據地的鞏固，為反擊國民黨頑固派限制新四軍的陰謀，做了大量工作。皖南事變爆發后，南方局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發起強大政治攻勢，配合黨中央完成了新四軍軍部的重建工作。抗戰時期，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南方局具體參與領導了東江縱隊、瓊崖縱隊以及南路人民游擊隊等人民武裝的建立，從政策上、組織上、干部上為建立和發展東江、瓊崖等敵后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南方局還參與領導了湖南、廣西、云南、貴州和閩粵贛邊等地的抗日斗爭，并在云南、貴州、四川等地建立了農村武裝斗爭據點。南方局領導的軍事工作，發展和壯大了人民抗日武裝力量，不僅為打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貢獻，而且為后來的人民解放戰爭積蓄了力量。

貫徹隱蔽精干方針，建設更加堅強、更能戰斗的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在統一戰線的特殊環境中，如何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成為南方局“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南方局成立后，十分注重從加強黨員思想教育、整頓黨的組織、建立健全領導機關、轉變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等方面，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南方局按照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鞏固黨”的方針，堅持“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的原則，采取切實措施鞏固黨的組織。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嚴峻形勢，南方局貫徹執行黨中央“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及時進行黨組織和黨員的隱蔽疏散工作，使各地黨組織迅速轉入秘密狀態。南方局提出把西南的黨組織建設成為更加堅強、更能戰斗的黨組織的口號，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要求，使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深深扎根于群眾之中。在深入社會、依靠群眾的基礎上，將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結合起來，使南方局所轄區域的大多數黨組織保全了領導機關和主要骨干，成為摧不垮、打不散的戰斗堡壘。南方局重視加強黨組織的思想政治建設，采取多種形式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以堅定黨員的理想信念;加強對黨員的革命氣節教育，要求黨員干部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經受住考驗，永葆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南方局和國民黨統治區各級黨組織成功開展了整風運動，使黨組織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凝聚力和戰斗力得到進一步增強。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南方局全面推進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的工作，與解放區戰場相互配合，共同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譜寫了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壯麗篇章。南方局的創造性工作，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獨特貢獻;為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的形成，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從而為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三、南方局培育的紅巖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在風雨如磐的艱苦歲月里，南方局以重慶紅巖村為依托，帶領國民黨統治區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氣節結合起來，培育形成了紅巖精神。紅巖精神凝聚著共產黨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黨的優良傳統，推進黨的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必須樹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貞、對共產主義事業終將勝利的堅定信念，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抗戰時期，南方局注重加強對黨員的理想信念教育，要求戰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人，自覺加強黨性修養，永葆革命氣節，以實現美好未來的前景相激勵，以生命不止、戰斗不息的革命意志相鼓舞，使崇高的理想信念成為堅持艱苦斗爭生活的重要精神支撐。皖南事變后，周恩來鼓勵堅守重慶的南方局人員說:“只要大家堅守信念，不顧艱難向前奮斗，并且在黑暗中顯示英勇卓絕的戰斗精神，勝利是會到來的。”正是憑借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才能在特殊環境中經受住金錢美色的誘惑，經受住生與死的嚴峻考驗。

必須始終堅持黨的根本宗旨。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無往而不勝的重要法寶。抗戰時期，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各界群眾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最廣大、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南方局注重發揮黨的群眾工作的政治優勢，通過進步群眾團體、學術機構、學校、新聞機構，通過組織各類文化活動，對群眾進行愛國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宣傳教育，引導和主導了群眾運動的方向。南方局重視宗旨教育，要求黨員干部從事每項工作都必須牢記宗旨。南方局的共產黨人，有的暢游商海雖成“富翁”卻兩袖清風，深入虎穴雖位居“高官”卻紅心向黨，以自己清廉的道德操守和自律的人格修養，在大后方各階層人士心中樹立了中國共產黨的良好形象。

必須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南方局能夠在險惡復雜的政治環境中長期堅持，獨當一面地開展工作，圓滿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根本原因就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要求，以及建立沒有固定組織形式的“據點”等活動方式，不僅體現了貫徹執行黨中央蔭蔽精干方針的堅定性，而且體現了從實際出發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靈活性。這些創造性的原則措施，使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更能深入社會、扎根群眾，既保存了黨的力量，又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必須牢固樹立大局意識和全局觀念。樹立大局意識和全局觀念，集中體現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保證黨的中心任務的完成。抗戰時期，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戰最后勝利，是黨在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為了抗戰大局，南方局善于通過政治方式處理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磨擦，善于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開展統戰工作、群眾工作、文化工作、軍事工作和黨建工作，盡可能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凝聚到黨的周圍，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從而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大局，直至抗戰最后勝利。

南方局的歷史，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偉大歷史的光輝篇章。在八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南方局成為在黨中央領導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典范，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正確應對和處理各種復雜局面的典范，適應新的斗爭需要充分發揮共產黨人政治智慧和政治優勢的典范，在統一戰線特殊條件下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典范。今天紀念南方局成立70周年，就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承和發揚南方局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紅巖精神”，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繼續譜寫新的壯麗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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