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戰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

曹天予

    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之后，代議民主和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幾近跨國共識，再捎帶上發展主義、消費文化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倫理學說，征服全球、不容挑戰。隨著信息技術的頻頻突破，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借助其控制的國際貿易、借貸機構的政策壓力和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敲開發展中民族國家的大門，在日益整合的國際市場上橫沖直撞，追逐超常利潤而不必承擔由此引起的種種（生態、資源、社會、政治等）后果。新一波的經濟一體化浪潮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洶涌壯闊、勢不可當。

    面對這一全球化大潮，世界主義者認為，只有擺脫過時的民族主義情結，順應歷史潮流“全面接軌”，落后國家才能實現現代化，匯入人類文明主流。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則不同意，認為全面接軌的道路不能走，也走不通；只有站在堅定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的契機實現本民族的現代化。以下就兩股思潮對抗涉及到的幾個問題作些簡短的評論。

一. 中國民族主義從何而來？

以民族國家為依托的民族主義本身是現代化過程的產物。現代性的本質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及每一領域內的）功能分解及（循工具理性[經濟理性和政治-科層理性]、認知理性和批判理性原則的）理性重組；而其在歷史上的首次充分實現形式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包括其所必需的資源、勞力、市場、法權，特別是契約關系，只有得到一定領土范圍內的政治權力的保護和組織，才有可能。霍布斯的利維坦，表達的就是這個必要性。因此，現代化與民族國家的興起是一個同步的過程。

    然而以追逐利潤擴張資本為驅動力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結構性問題：資源短缺、生態破壞、市場飽和、階級矛盾激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廉價勞動力的消失和社會趨于動蕩。這些問題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和制度框架內不可能得到解決。但是，它們可以通過轉移、輸出而得到中短期的緩解。按鮑曼（Zygmunt Bauman）的說法，歷史上資本主義生存發展的基本手段和指導思想就是內部矛盾，外部“解決”；局部難題，全球“解決”。于是，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擔負起了新的歷史功能，即推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政策的功能；必要時不惜以戰爭形式來為“內部問題外部解決”鋪平道路。

    殖民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把全球化說成是一個旨在建立新世界帝國的陰謀，權作比方可以，經不起認真推敲。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后冷戰時代的全球化本質上仍然是“內部問題外部解決”，卻是定而不移的事實。全球化中走得最快的是經濟。其具體表現是國際分工。當今國際分工的基本特點是，發達國家中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嚴重的生產部門大量轉移到落后國家或地區；與此同時，不管世界主義者在道義上可以從人權角度提出多少自由主義的論辯，勞動力的反向“自由流動”受到的嚴格控制，明白無誤地宣示了經濟全球化的內在限度。換言之，撇開社會經濟之外的其它內容，全球化只是發達國家民族主義的另一表現形式。借用世界體系的語言，新一波全球化不過是中心對外圍加緊壓迫掠奪以緩解其內部結構性困境的一種更加有效的手段而已。

    有發達國家針對欠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就有后者的回應。正向現代化奮進的中華民族，從中國革命繼承了、又在二戰后和冷戰后國際關系的擠壓中發展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二．為什么放棄民族立場的“全面接軌”不能使中國現代化？

    首先，“全面接軌”意味著無條件接受發達國家強勢資本制定的游戲規則。也就是說，就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言，落后國家必須接受資本的自由流動，而發達國家卻可以不接受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按比較優勢實行國際分工而言，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下的高附加值高科技產品與落后國家以廉價勞動、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生產出來的低附加值初級產品實行“公平交換”、“分工合作”。其結果是，富國愈富（打入它國市場、主宰全球經濟、并享受進口的廉價消費品），窮國愈窮：廉價勞動的惡性（國際國內）競爭迫使勞動力價格趨于底線。盡管窮國中依附外資的買辦階層可能迅速致富，甚至人民生活也可能因經濟發展而有某種總體性的提高，但人口中的大多數卻不可能長期受益。

    其次，在上述游戲規則限定的格局中，落后民族的依附經濟即使有所發展，也必然受到其內生的結構性矛盾的制約，并為發達國家轉嫁進來的種種困境付出沉重的代價。由此，全面接軌的結果不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改變，而是該秩序被不斷重新肯定和強化：落后民族將繼續處于國際分工階梯的底層而不能自拔。

更何況即使這種高代價、低回報的經濟發展也必難持久。來自資源、環境、生態等方面的壓力很快會逼近極限；在業廉價勞動及無業游民在社會轉型期的承受力，也將難以為繼。于是，比較優勢消失，資金回報率下降而風險率（社會-政治危機）卻在增加。當投資環境惡化到一定程度時，著名的“拉美現象”就會出現：外資撤離、經濟崩潰、社會動蕩。

社會一旦動蕩，穩定就會壓倒其它一切考慮，包括民主政治的建設和某些基本的人權民權。如此，落后民族的現代化就象海市蜃樓一樣，可望而不可即。表面上的燈紅酒綠、高樓大廈乃至整個社會屈從于市場力量而進入“風險生活”，不過是一種扭曲的、畸形的、依附性的現代化。

     三．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

    后冷戰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其出發點既不是某種種族意識，也不是特定的文化認同。在相當重要的意義上，它是對全球化浪潮的回應。以美資為主的跨國資本要求中國對外開放，為的是占領其廣闊的市場和剝削其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為了使其強大，成為一個有力的竟爭者。因此，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長期戰略目標，是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各方面遏制中國的發展。這一戰略必然會在其對華關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但由于錯綜復雜的實際情勢，有時難以看清。面對表面友好實質敵對的外部環境，民族意識的高漲，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這一意義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只是西方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翻版；與東亞拉美發展型國家的民族主義，也無實質性區別。后者在操作上有別于西方，在目標上卻并無二致，即向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看齊。目前國內有人主張發展海上力量、促進海外投資，等等，也想走“內部問題外部解決”的道路。但是，這是一條極其危險、并且絕對走不通的道路。首先，美國日本不會容忍。全面對抗乃至軍事解決將是極大的災難。更重要的是，它沒有道義基礎，因而不能得到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如要一意孤行，勢必先得對內壓制、實行軍事獨裁，然后才談得上對外擴張。除了少數極端分子，誰也不愿看到中國采納這樣的民族主義。

實際上，后冷戰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與此極不相同。為了看清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它不僅是對全球化的回應，而且更重要的是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深刻反思的結果。

文革結束后，經過長達十五年對四九年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刻反省和理論創新，中國最終選擇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方向：市場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在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以這樣一種堅定的（與其它所有民族不同的）民族立場和特定的民族角色參與國際市場，以我為主，振興中華，這才是后冷戰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更具體地講，傳統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在經濟方面主張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因為私有制被認為是剝削和社會不公正的根源；而盲目的市場力量將導致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勞動者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相反，由利潤驅動的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不但誤導或忽視這些需要，還勢必導致無法解決的生態資源危機。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它堅持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強調集體主義和公眾利益。在原則上，它并不反對主體自由和個性解放。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與獨立思考的個人互不相容。

傳統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表現極為復雜。黨的領導蛻變為以黨代政、包辦一切。憲政民主成了一紙空文。政治運動不斷，公民的基本人權缺少法制保障。由于生產領域內的實際控制權，從而利潤分配權，集中在少數干部手中，名義上的公有制并未帶來實際上的經濟平等。政企不分造成以長官意志為準的指令經濟。軟約束和大鍋飯等種種弊端，使國民經濟失去了內在的動力。更由于長期推行行政權力控制下的群眾路線，中國經濟既無市場經濟的活力，又少蘇式計劃經濟的秩序和平衡，導致災難重重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就生產目的而言，外部壓力迫使決策者全神貫注于國防工業以及為之服務的重工業；落后民族的趕超心態又促成了高積累和大躍進。于是“滿足勞動者的物質文化需要”成了一句空話，實際上出現的是一種極為粗糙的發展主義，以及與之形影相隨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不可避免。問題只是什么樣的改革。反思社會主義傳統、發展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其出發點仍然是馬克思主義。這里說的馬克思主義，既不是斯大林毛澤東的解釋, 也不是個別論點, 而是主要由馬克思創立的理解人類社會以及中國現狀的一個批判的、歷史的和辯證的概念框架。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 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和資本(及其人格化身)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 它堅決批判，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其它方面的一切肯定或否定的分析, 都是為這一基本批判目標服務的。放棄這一批判態度, 就是放棄馬克思主義。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任何社會現象，只有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例如, 市場經濟，既有其一般特點 (契約與競爭)，又有其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特殊表現形式, 特別是資本雇用勞動時形式平等的契約的特定歷史含義。馬克思主義者不接受任何脫離歷史實際的“個人理性”、“自由交易”、“最佳平衡”等抽象概念作為立論的出發點。

方法論上, 馬克思主義關于主觀客觀的辯證法, 為理解社會結構及其歷史演變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透徹、清晰、靈活而又邏輯嚴謹的解釋。比如, 市場或其它任一社會經濟結構,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 都是人類社會交往的產物, 是客觀化了的人類活動。這種結構, 作為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集體理性, 通常表現為一套規則, 制約著人們的活動。但是, 人們在活動時, 又總是對規則不斷地進行重新解讀甚至改寫。當這種重新解讀和改寫，導致某一經濟制度的基本規則發生了變化, 就出現了所謂的制度變遷。這樣的解釋, 既避免了意志論, 承認既存結構對行為的制約, 又避免了經濟決定論, 承認文化、政治和法律等因素在結構轉型中的能動作用。

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勇敢地承認，市場具備有效處理經濟信息、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生產效率、保持活力與創新精神的潛力。但與右翼自由派不同，他們同時又清醒地認識到，市場作為一種特定的制度安排，其結構特色是剝削、競爭與不穩定；其相應的社會風氣是貪婪與恐懼。即使僅限于生產力的發展，市場也只是一個必要條件。沒有其它條件（恰當的發展戰略、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以及政府干預）的配合，它的作用或者極其有限，或者反具破壞力。

就發展戰略而言，既然出口導向的短期收益無法抵償依附性帶來的長遠損失，中國要在國際分工中占據一個與人平等的位置，就得提高民族經濟的整體效率（而不僅是單個企業的競爭力）。為此必須立足于本土企業和國內市場，通過擴大內需，使民族產業形成規模體系、實現科技升級。這里的關鍵是擴大內需。同時，生產率的持續提高，有賴于勞動者在組織管理工藝技術等方面經驗的積累和增長、學習和創新。勞動者的學習創新能力，與擴大內需一樣，又取決于收入的增長。

但在雇傭勞動市場條件下，大量失業阻礙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按照現有的產權制度，勞動者收入的增加會影響產品價格和出口競爭力。這在整個經濟極度依賴出口的情況下，勢必對生產的發展和就業壓力的緩解產生消極的影響。由此可見, 改變（勞動力）市場規則、調整產權結構，對選擇恰當的發展戰略、提高勞動者的學習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對發展生產力，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在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沒有勞動者的活勞動, 就不可能創造剩余。因此, 勞動產權，即勞動者因其付出勞動（投入生產的人力資本）而享有的剩余索取權，應在產權結構中享有核心地位。理論上，勞動產權概念并不否定作為市場經濟哲學基礎的自由主義，反而正是其道德責任理論的推廣和邏輯結論。勞動者作為自主自決的道德主體, 對自身行為和活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享有不可讓渡的權利。勞動產權是勞動投入這一道德行為的法律表示。因此, 對它的侵犯, 構成了對社會經濟生活道義基礎的挑戰。

確認勞動產權，意味著確認勞動者在企業或其它勞動組織形式中的主體地位及其應享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這 將極大地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學習創新能力、提高生產率；同時也從資源和制度兩方面為參與民主和社會公正提供了牢靠的基礎。民主的實質不在程序 (如事事得人人投票), 而在自治，即治理得到被治理者的同意和授權 。在得到員工授權和監督的情況下，等級制集中管理完全可行。這樣的治理結構, 當然會比在資本控制下、勞資對立、容忍剝削壓迫的委托-代理結構有更高的管理效率。

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 可以接受市場, 甚至接受產權社會化條件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但絕不向剝削和壓迫妥協。勞動產權的實施使私有的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剝削的手段，從而使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與剝削壓迫脫鉤成為可能。當資本主義的市場規則, 由于勞動產權的引入, 從根本上 (在雇工契約的意義上) 被改寫時, 資本主義制度就演變成了社會主義制度。

就政府干預而言，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對于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及其社會主義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從微觀調控撤出，政府的職能在于制定發展戰略、建立市場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并積極主導經濟的宏觀平衡、公共物品的提供、外部性的處理和民族產業的保護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及其貫徹實行。對于勞動產權這一勞動者的基本權利, 政府必須動用法律武器，予以全力保護。這樣，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結構性不平等才能真正消除，市場經濟才能沿著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前進。

    應該指出，中國民族主義綱領中的社會主義不是國家主義。它在政治文化與制度層面上突破了黨國一體、高度集中、家長制等國家主義傳統。個人自由和人權民權，包括獨立的民間組織維護自身權益的政治權利，必須得到充分的憲法和法律保障，不受任何干預。政府應大力資助文教科技醫療保健等社會事業的發展，但實際工作卻必須由非政府的專業機構去組織推動。政治上，國家權威的合法性必須以民主授權為基礎，使之不受特權階層的操縱控制，從而根治專制腐敗。同時，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不可替代。不是以黨代政，指揮和包辦一切；而是經過一定程序的民主授權，指導政府活動，引導輿論，教育群眾，把握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社會主義方向。

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以現代性中個人解放與人類解放這一終極價值為依據來評價現存的制度文化，尋求適當的制度安排，發展相應的哲學、經濟、政治和文化理論。作為迄今為止最徹底的批判理性和人類精神創造力的最高表現，它是觀念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靈感源泉。

以社會主義為依托，中國民族主義者所追求的現代性超越了自由主義現代性所體現的資本擴張邏輯。它以徹底的人道主義為歸宿，把平等和公正原則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核心領域，即生產的民主控制和剩余的公正分配，從而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物質前提。它與傳統社會主義的區別，在于經濟上的市場導向，政治上的民主理想和思想上的自由人權民權信念。

 四．新型民族主義的普遍正當性

    近來有論者對“利用全球化實現現代化”的民族主義綱領提出質疑。首先是可能性：面對跨國資本的全球擴張，單個或幾個發展中國家能否成功地“各人自掃門前雪”？更重要的是它的正當性：既然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加強剝削、損害生態和人性、阻礙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那么為什么不聯合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和人民予以反對，而是采取民族主義的立場，默許它在其它地方繼續為害？（見董正華：“全球化：歧義紛沓的解說與真實的歷史進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5、第6期）。

    可能性問題涉及到對全球化的認識。全球化在為跨國資本開道的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發展民族經濟、提升產業結構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機會。面對全球化大潮，隨波逐流固然會受人宰制、難以翻身；但拒絕參與、自我孤立，即使可能，也會不利于技術-經濟層面上的現代化。

    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加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堅持民族立場的中國究竟有沒有可能頂住跨國資本的壓力、掙脫其強加的分工格局、獨立自主地解讀、修改乃至參與制定游戲規則、跳出依附陷阱、實現民族經濟的現代化？應該看到，中國如此之大，有建國五十多年來形成的頗具規模的產業科技基礎，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又有強大的人力資源和組織資源，在與跨國資本周旋時，有著極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能以明確的民族意識，在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以本國發展為目標，以本土企業和國內市場為主要依托，以主權國家為后盾，并運用適當的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利用跨國資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渠道，學習其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有選擇地移植其為規范的市場經濟所設置的法律金融框架，那末“利用全球化實現現代化”并不是不可能的。

民族主義綱領道義上的正當性或普遍性則涉及它所追求的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就自主個人的自由發展這一終極價值而言，在理性地組織社會生活、特別是按價值目標判斷一切的批判理性的發展方面，兩類現代性沒有本質的區別。但依此為準，即使是在西方現代性取得最高成就的美國或歐盟，理念與現實也相距甚遠。西方社會在經濟上的嚴重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掏空了其法律政治上平等的實際內容，使民主徒具形式，并使個性發展和積極意義上的自由成為僅供少數人享有的特權。而中國的民族主義，盡管源于中國特殊的民族處境，但其綱領卻超越民族界限，與其他民族的利益發生聯系。這是從特殊情境中衍發出來的一種處于萌生狀態的普遍原則。由于中國民族主義追求遠比美國自由主義更徹底更普遍的價值目標，它所實施的體現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各種政策舉措，勢必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指責和壓力。這一以中國民族主義對世界主義（或“文明主流”）形式出現的對抗，實際上是兩種現代性的對抗。國際范圍內的對抗和斗爭，反映到國內，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與向往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之爭。

澄清了這一點，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在國際談判和國際組織中有必要聯合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就沒有疑問了。但由于各國情況不同以及各種利益沖突，在當前情況下，很難想象能夠組成一個在全球范圍內有效地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民族國家聯盟。中國民族主義的正當性只有在其綱領獲得成功時，才能為其它發展中民族所借鑒、所仿效，得到普遍的承認。中國的民族主義，不過是社會主義現代性走向世界、成為普遍原則的第一步。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現代化、全球化和中國道路》，社科文獻，2003；原載《勞動產權和中國模式》375頁，社科文獻，2006）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