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需要超越西方模式

陳學明

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

當前中國主要面臨以下三大問題：第一，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當一部分人通過各種途徑“暴富”的同時，另一部分人被迅速地推向社會底層。城市與農村、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差距日益拉大。第二，自然環境越來越惡劣。中國這些年自然環境遭到的破壞之嚴重令人難以想象。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推進到哪里，自然環境的破壞就擴展到哪里。粗放型、高消耗的生產方式肆無忌憚地發展著，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肆無忌憚地發展著。高污染的工業生產不斷從世界各地轉移到中國，中國人感覺到自己的生態容量已快接近底線。第三，人越來越成為“單向度”的消費機器。本來中國人是比較重視精神因素的民族，中國人講究“正己”、“內修”，追求“和諧”與“平衡”。但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不少中國人都已把“消費主義”作為自己的生活準則，一心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資本邏輯無情地把中國人驅趕到“你爭我奪”的競技場上，價值、道德已嚴重失范。
上述三大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剛開始時它們可能還不是那么嚴重，可能還被欣欣向榮的經濟發展所掩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再也不能熟視無睹了。面對這樣的現實，一些中國人對目前中國所走的道路重新開始反思是理所當然的。中國再次處于歷史的拐點上。

兩難選擇之外是否有“第三種選擇”

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現代性的問題，中國目前所處的危機實際上是現代化的危機。中國這些年向西方學習，努力“西方化”實際上也就是努力“現代化”，“西方化”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現代化”的過程。所以，處于新的“歷史拐點”上的中國所要探討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如何面對“現代化”。
處于新的“歷史拐點”上的中國，似乎只有以下兩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因為現代性給我們帶來了磨難，使我們失去了諸多美好的東西，所以憧憬起前現代性的生活來，竟然產生了干脆放棄對現代性的追求，使中國成為一塊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現代化的圣地”的意念。有些人開始主張中國需要停止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西方化、現代化歷程。在有些人看來，既然現代化的弊端已暴露無遺，我們為什么不馬上懸崖勒馬呢？
第二種選擇：現代性是人類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過的道路，我們中國人也得跟著走。現代性的正面效應與負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們只能置現代化所帶來的種種負面效應于不顧，繼續沿著原先的路走下去，讓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徹底經歷一次西方式的現代性“洗禮”。只有等到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基本完成之后，才有可能解決這些負面問題，倘若現在就著手去解決，只能干擾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實際上，以上兩種選擇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國重新走回頭路，而倒退無論如何是無奈之舉。后者則遲早會葬送中國，很有可能中國人民現代化的成果還沒有充分享受到，現代的代價就已把中國拖垮了。
那么，處于“歷史拐點”上的中國，還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呢？還有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呢？

“治療”而不是放棄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中國國門的打開，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在中國流傳了近40年。可是，在這將近40年的時間里，“西方馬克思主義”一直是作為一種學術思潮主要在學術圈子里被人們關注和研究，它對中國的現實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應。進入21世紀，特別是到了中國再次面臨歷史轉折的2009年，一些中國人終于發現了它的真正價值之所在。這就是它能夠為中國走出當下的困境、作出新的正確的歷史選擇提供啟示。
我這里主要說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的特點在于，它在激烈而憤怒地揭露當代社會里現代性的負面效應時，并不全盤否認現代性對當代人的積極意義，并不把現代性的負面效應完全歸結于現代性本身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不希望現代人放棄對現代性目標的追求，而是要人們對現代性加以“治療”。它努力地把物對人的統治追溯到人對人的統治，而不是把人對人的統治掩飾為物對人的統治。它深信，只要換一種社會制度，換一種社會組織方式，換一種價值觀念，現代性理念以及作為這一理念具體實施的現代化運動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現的各種弊端。它強烈要求現代化運動不是與資本主義而是與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實現現代性的資本主義形式與社會主義形式之間的區別，這樣它就把對現代性以及現代化運動負面效應的揭露和批判變成了對社會主義理想追求的必然性論證。

哈貝馬斯的“救治”方案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直接強調要辯證地對待現代性，反對把現代性視為不可救藥，從而提出現代性“救治”方案的是哈貝馬斯。哈貝馬斯批判現代性、現代化運動、現代文明社會，但不認為現代性、現代化運動、現代文明社會已不可救藥。他說，我們要像馬克思對待黑格爾那樣對待現代性，“務必小心翼翼，切莫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他認為，現代性是不能拋棄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開宣布自己“不放棄現代性計劃”，“不屈尊于后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哈貝馬斯認為，拯救現代化的唯一出路是由主體哲學轉向語言哲學，由工具理性批判轉向交往理性，“把研究的重點從認識的、工具的合理性轉向交往的合理性”。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為理解現代性的普遍范疇。在他看來，交往行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們真正了解了現代性出現危機的根源，即不是由現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交往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不平衡關系造成的，而且使人們找到了擺脫現代性危機的道路，即發展交往理性。他認為，到目前為止，現代性是以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為其實現形式的。而現代性之所以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無法完全釋放現代性的理性潛能。正是從這里，他引出了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必要性。

高茲的“生態學”視角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最新形態的“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在對待現代性的問題上，完全繼承了哈貝馬斯和一些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不像后現代主義那樣，對現代化運動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從批判現代化的各種負面效應，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開始，進而否定整個工業文明的發展觀和價值觀，主張反增長、反技術、反生產，而是把現代化運動中的負面效應與現代性本身區別開來，要求走向“更現代主義的世界觀”。它具有強烈的修復已經崩潰的現代性，繼續追求文化、社會和經濟領域現代性可能性的動機。最負盛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高茲在其著名的《經濟理性批判》一書中提出要為現代化確定一個界限，認為現代性的問題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圍。他說道：“我們當今所經歷的并不是現代性的危機。我們當今所面臨的是需要對現代化的前提加以現代化”，“當前的危機并不意味著現代化的過程已經走到了盡頭，而我們必須走回頭路。倒不如說具有這樣一層含義：需要對現代性本身加以現代化”。他還指出：“‘后現代主義者’所說的標志著現化性的終結的東西，以及所謂的理性的危機，實際上是那種選擇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們稱之為工業主義的東西賴以確立的準宗教的非理性的內容的危機。”高茲強調現代化的過程并沒有完成，而業已確立的現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斷突破。危機的不是現代性本身，而是其準宗教的非理性的內容。高茲認為，如果堅持當前的危機就是現代性危機的觀點，那么我們就必然處于對過去的懷舊傷感之中，而不能賦予那些引起我們過去信仰崩潰的變革新的含義和方向，從而也就不能從危機中走出來。現在關鍵的是要改變對現代化的觀念，即那種把現代化視為是沒有界限的、可以漫無邊際地加以突破的舊觀念。他說，“我希望證明現代化具有本體論的和存在論的界限，證明這些界限只有偽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這種偽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給我們能加以現代化的領域劃定界限”。所謂劃定界限，就是確立在現代化過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像現在那樣什么都可以做。

“西馬”與“后現代”批判的區別

有比較才有鑒別，只要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與“后現代主義”的相關理論作一對照，其言之有理、鞭辟入里就會更清楚地呈現于前。在一定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都源自于對現代性理念，特別是對作為這種理念在現實生活中實際體現的現代化運動的危機和負面效應的憤然不滿與激情批判。問題在于，這是沿著兩種不同的路向所展開的批判。“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理念和對現代化運動的批判有四個最顯著的特點：第一，無視現代性理念和現代化運動對人類帶來的福音，而對之持全盤否定態度；第二，不對現代化運動作歷史的分析，看不到現代化的一些負面效應有一個發生、發展的過程；第三，把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一切問題都說成是現代性理念和現代化運動本身帶來的，是現代化運動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第四，強烈要求回到前現代化狀態去。“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可能比“后現代主義”者更早、更深刻地覺察到了現代化運動的負面效應，但他們在對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展開揭露和批判時，“后現代主義”者的所有這些特點在他們身上很少體現。他們在批判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又謳歌現代化運動給人類帶來了物質文明，為人類開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使人類擺脫各種自然和歷史的束縛。他們肯定現代化運動是推動近兩百年來人類歷史變革的主要動力。他們仔細地剖析了現代化運動中各種負面效應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富有說服力地向人們揭示現代化運動中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并不是現代化運動本身、現代性的理念帶來的，而是由目前推進現代化運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在他們那里，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一致的。他們相信，當人類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在一種新的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時，就有可能充分展現現代性的積極意義，而與此同時大大地消除其消極作用。

超越“西方化”的“現代化”

聯系“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來反思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我們絕不能放棄對現代性的追求，因為現代性對人類有積極意義，即使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那也不是現代性本身造成的。其次，我們也絕不能放棄對追求現代性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負面效應的關注與消除。既然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所出現的負面效應不是根源于現代性本身，那么我們就不應當對這些負面效應持無能為力的態度，而應當積極地尋找出現這些負面效應的真實原因，并且想方設法消除這些原因，使負面效應降到最低限度。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基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啟示，這第三種選擇在中國的大地上正逐步變成共識。中國將不會停止“現代化”的腳步，但將不會把“現代化”與“西方化”混為一談，當下的中國一定會走出一條并非完全“西方化”的“現代化”新路來。而當中國一旦踏上這樣一條新路，也就意味著中國再次順利地越過了2009年新的“歷史拐點”。
在一定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啟示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啟示。欲知當今中國人是如何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以勝利地實現新的歷史轉折的，我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目前中國國內所興起的兩股熱潮：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熱潮；二是重新反思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通過這兩股熱潮，人們會深切地感受到當今中國人民正在充分挖掘和利用優秀的思想資源，在思想上武裝起來，確立新的發展路標，決心把自己的國家引向無限美好的明天。
“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這些概念和理念昭示了中國發展新的路標究竟是什么，也昭示了中國究竟該朝哪一方向前進以及如何前進。確實，在這些概念和理念中隱含著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一種新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狀態，一種新的人類文明樣態。處于歷史“拐點”上的人們可能都明白，人類的命運或許正取決于究竟能否找到新的發展模式、新的人類生活方式和存在狀態以及新的文明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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