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

作者：林炎志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我國的經濟基礎和階級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事實上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如何看待新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我們黨面臨的重大歷史課題。

一、 中國已經出現了資產階級

事物的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人們還沒有完全從否定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歷史任務中脫出時，私營企業主群體迅速崛起。他們以不到2%的人口占有一多半的民間金融資產，資本規模直追國有企業的凈資產，國內生產總值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如此龐大的資本規模，其人格化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存在的事實無從回避。

共產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采取“鴕鳥政策”，閉眼不承認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這個事實，不是共產黨人的品格，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承認這個事實，正確認識新的資產階級，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來對待新資產階級，使之為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服務，用其“利”而將其“弊”降到最低程度。否則只能模糊我們自己的認識，迷失黨和人民的政治方向。

什么是階級？列寧說：“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 （《列寧選集》第4卷第11頁）簡言之，是否出現了對立階級，一看是否出現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二看剝削者、被剝削者是否各自形成了“大的集團”。如果只有個別的、少量的資本家雇傭少量員工為他們勞動，剝削雇工雇員創造的剩余價值，那還不能說是“形成了資產階級”。如果資本家的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形成了“大的集團”，那就形成了資產階級。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條例》的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這種企業的主人叫“私營企業主”，也就是資本家。

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時，我國的私營企業只有16萬戶，總資產33億元（若按1比10折算成現在的人民幣，不過330億元），雇工250萬人，我們稱他們是“資產階級” （全稱是“民族資產階級”，以區別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他們也承認這個名稱。2000年， 我國的私營企業達到176萬戶，比1956年多十倍；雇工2011萬人，比1956年多七倍；資產總額達 13307.7億元，比1956年多三四十倍，說今日中國沒有出現資產階級，講得通嗎？

有的人只承認中國出現了大量的“資本家”（因為這是明擺著的事實），卻不承認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理由是：他們沒有形成一個“有組織的集團”。

這個理由不能成立。

一、列寧說的“集團”是指生產關系中的“利益集團”。資本家都擁有本企業的產權（掌握著生產資料），都雇傭員工，剝削雇工雇員，他們與被雇傭的員工是利益矛盾、相互對立的。因此，不管有沒有形成嚴密的組織，被雇傭的員工是一個利益集團，資本家們是另一個利益集團。解放前的中國并沒有“地主聯合會”這樣的組織，能說中國沒有地主階級嗎？今日的美國也沒有全國性的“資本家聯合會”，誰也不否認美國有一個資產階級。

二、事實上，我國的私營企業主已經有了各種名目的組織（如“民營企業協會”之類），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國性的。他們在各級人大、政協中所占的席位，數倍于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他們還有很多代言人如主張私有化的著名經濟學家”。還有許多報刊（特別是刊物）自覺不自覺地充當私營企業主的代言人。毋庸諱言，黨和政府內部的某些干部，已經是他們的代表。今日中國的資本家們的“組織程度”，以及他們的思想家、理論家和輿論工具之多，遠遠超過建國初期的民族資產階級。

我們黨宣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是“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私營企業（資本主義成分）是“多種經濟成分”中的一種，既然承認我國已經出現“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順理成章地應當承認資產階級的存在。如果承認前者，而不承認后者，那豈不自相矛盾？

這里要特別強調，有的人把個體工商戶與私營企業主混為一談，那是不對的。

個體工商戶是指企業屬私人所有，自己參加勞動，帶學徒、請幫工不超過7人的營利性經濟組織。他們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剝削收入，但剝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他們不是資本家。他們是既不同于雇工又不同于資本家的“另一個集團”。

個體工商戶的地位不穩定，在發家致富比較順利的情況下，有些人可能是資產階級的后備軍；在經營不景氣的、致富受阻的情況下，他們中的多數有可能成為工人階級的后備軍。個體勞動者和個體經濟，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里都有一定的比重。我們有些部門、有些地方制定經濟政策時，混稱“個體私營經濟”、“民營經濟”或“個體經濟”，致使我們在對社會現狀作政治、經濟分析時，往往不能科學地估量現實的階級結構。

二、 新資產階級的由來

我國現在的私營企業，是多種渠道發展、演變而成的。

我國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人口眾多、勞動力眾多，而人均資源遠低于世界水平，大量富余勞動力一時還不可能全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吸納，黨和政府只能鼓勵他們發展為個體工商戶。我國人民解決溫飽問題后，消費需求趨于多樣化，許多消費品（特別是小商品）的生產無法納入國家計劃，也不適于由國有大企業來生產和經營，需要一批個體工商戶來生產和經營，起拾遺補缺的作用。當今世界正處在壟斷資本主義在國際上占據整體強勢的時代，我國的國有企業要參與國際國內經濟競爭，必須改變產業結構，采用新科技新設備，提高勞動生產率，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于是有大批職工下崗、失業，轉向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發展到一定程度，其中的一部分發展成為私營企業主（資本家），大量的富余勞動力、失業下崗工人和破產的個體工商戶，成為私營企業主雇傭的職工。

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承包、租賃、改制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讀者注：種種原因是指不能說、不敢說、說不清的原因。），許多企業變成了私營企業；少數人成為私營企業主，多數人成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工、雇員。還有一些人通過非法的、不正當的手段，挖國家的墻腳、化公為私而暴富，成為私營企業主。

為了扶持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發展，在十多年的時間里，黨和政府給他們種種方便和優惠，他們的稅負比國有企業低得多。這些措施，促使一些個體工商戶發展成為私營企業，使許多私營企業迅速擴展。對這樣的新資產階級來說，“致富思源、富而思進”，就是要“思”這個“源”。中國的新資產階級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是黨和政府允許的，甚至可以說是黨和政府的政策培育的。確認這一點，有重要的意義。因為能否正確對待和處理有關新資產階級的問題，關系到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可以說是理論上的試金石、政治上的分水嶺。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有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對于安置就業、活躍城鄉市場、提供多種多樣商品的服務方面，有積極作用。但是，私營企業畢竟屬于資本主義范疇，資本家畢竟是資本家，他們既可以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之一，又有可能成為侵蝕共產黨、吞噬社會主義制度、擾亂經濟秩序的破壞力（讀者注：特殊時代，不得不諱言）。共產黨應該“駕馭”這股力量，用其“利”而盡可能避其“害”。

三、 新資產階級與老資產階級的異同

存在決定意識。我國的新資產階級與當年的老資產階級本質上相同，但又有所區別。

老資產階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新資產階級是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中國新老資產階級的本性都是剝削，都追求剩余價值，搞資本雇傭勞動，這就使他們在人生觀、世界觀上沒有本質區別。新資本家“下海”前，他們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公有制單位中，有的可能還是共產黨員，他們曾經以共產主義價值觀為依歸，按照共產黨的工作思路工作。但“下海”以后，他們評價事物的標準逐漸變了，一般都變為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價值觀和個人主義人生觀。“下海”的共產黨員尚且如此，更何況從其他社會成分演變而來的人？

因此，要以唯物史觀對中國新資產階級的歷史特征進行深入分析，比較他們與中國過去的民族資本家、老資格的西方資本家之間的異同。比如，新資產階級也受到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排擠，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直接遭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由于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保護，他們對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認識，不如老牌民族資產階級清醒。又比如，老牌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曾與我們黨長期合作，解放后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新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卻想把中國推向資本主義道路。我們駕馭和領導新資產階級，就是要他們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并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協調，而不是相反。歷史證明，中國老牌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同樣，歷史也沒有給今日中國的新資產階級以執政的機會，盡管他們很想執政，或者通過改變共產黨性質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如果他們的這個愿望真的實現了，中國將會經歷長期的社會動亂和經濟衰退，因為一個統治階級成熟起來不是容易事，要進一步強大起來，還需要有特定的國際、國內條件。歷史將證明，今日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已經沒有成為統治階級的條件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允許，作為愛國統一戰線的主體、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的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知識分子也不允許。今天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居于強勢的時代，資產階級在中國執政，其條件是必須成為他們的附庸。共產黨如果蛻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一定會讓新的權力資產階級甚至是“黑道資產階級”執政，而絕不會讓民族資產階級執政的。俄羅斯正在經歷這個痛苦的過程，吞食自已釀成的苦果。中國不能再用國家、民族的未來作這種嘗試了，代價太大了。

四、 確認新資產階級才能正確對待新資產階級

黨中央多次指出，我們在理論上是“一脈相承”的。“一脈相承”的主線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其政治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分析。如果我們丟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否認現實中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資產階級的存在，就無法客觀地分析當前的實際情況，正確估量社會的形勢，也就無法自覺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無法自覺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在生產關系層面確認了資本主義成分存在的客觀性和合理性。與此相聯系，我們就應該確認現階段資產階級存在的客觀性和合理性。這樣，才能使我國生產關系的構成和社會階級關系的構成相一致，符合歷史和邏輯的統一。因此，講清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產生了一個新資產階級，不僅是承認了一個客觀事實，也是當前思想理論戰線的一個重要創新。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廓清了這個問題，在實踐中制定出正確的措施，能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搞得好，可以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留下寶貴的經驗。

有些人不承認今日中國存在資產階級，實際上是受“左”的或右的思想的束縛。在“左”的觀點看來，既然是資產階級，就得把他們“滅”掉，所以要采取“不承認主義”。右的說法是不承認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認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說私營企業在中國叫社會主義，在美國叫資本主義。這種“指鹿為馬”的說法，會給私有化大開方便之門，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就保不住了。也有人說，確認當代中國存在資產階級，會把社會主義與新民主主義混為一談，客觀上淡化了黨在現階段的歷史任務。這是忘記了我們黨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始終堅決貫徹的一個原則就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而新民主主義是在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關系中發展的，兩個“主義”的區別是明顯的。還有人認為，確認中國現在產生了一個新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的定義不一致。這個“不一致”其實是對的，我們現在搞的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用馬、恩當時設想的成熟社會主義標準來衡量，確實是“不夠格”的。

承認出現了一個新資產階級，并且對它實行正確的議會方針政策，不僅可以使我們在政治上保持清醒頭腦，而且也是我們黨的自信心的表現。一是說明，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體制層面上容許資本主義成分。為了發展生產力，我們曾經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老的資產階級；為了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我們現在又允許出現一個新資產階級。這里邊有一個“誰怕誰”的問題。我們不要怕資產階級。不怕，才能利用它，才能從容地學習它的某些優點、長處；不怕，才能清醒地認識它所帶來負面作用和影響。二是說明，我們黨不但能夠駕馭市場經濟，而且能夠從容駕馭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和資產階級。

我們確認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資產階級，就有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大框架的前提下，讓一些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但我們是在不損害社會主義大原則（即四項基本原則）下，允許出現這些新資產階級的（為此，我們犧牲了很多社會主義小原則）。我們決不能像資產階級那樣，到頭來不能支配自已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這是共產黨清醒的地方，也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非常害怕我們的地方。可以自豪地說，在中國現階段，我們不僅可以允許資產階級出現，而且能夠駕馭資產階級。

我們承認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正視它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出來的階級性，才能夠與它劃清界限，才能夠防止它把勢力范圍擴展到黨內、政府內。現在不僅有干部個人“傍大款”，而且出現了個別基層組織“傍大款”的現象。“傍”誰啊？其實“傍”的是資產階級。這就涉及共產黨和資產階級“誰領導誰”的問題，涉及愛國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反腐敗斗爭不能簡單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單靠高薪養廉、廉政公署那一套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是駕馭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駕馭資產階級的關鍵，是黨內沒有資產階級和他們的代理人；黨內沒有資產階級的關鍵，是認清新資產階級。

五、 共產黨如何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

我們認為，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是實現共產黨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的理論基礎和政治前提。

共產黨駕馭市場經濟、駕馭新資產階級，首先必須按憲法的規定，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牢固樹立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國有經濟能夠引導、控制整個國民經濟；必須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使公有制經濟的分量、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分量在國民經濟中居于主體地位。私有制經濟不能超過公有制經濟，這是底線。在這個前提下，讓私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大框架內存在和發展。孫中山尚且要“節制資本”，共產黨領導的政權豈能無節制地“大力發展私營經濟”？

要實現上述目標，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堅持黨的純潔性。共產黨不能吸收資本家入黨，黨內不能有資產階級代理人。有組織上的純潔性，才有認識的徹底性，才有指導思想的一元化，黨才有凝聚力和戰斗力，才能有本事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共產黨有兩個基本性質：一是階級性，二是先進性。這個先進性是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是這個階級性規定下的先進性。這個先進性與階級性的純潔程度成正比。現在，提出能否“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的問題，反映了新階級力量壯大后提出的政治要求，具有全局性的影響。這是當前中國工人階級與新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制高點”，是兩軍志在必得的政治“上甘嶺”。

私營企業主是新資產階級，他們的人生觀是自私自利，追逐最大利潤。私營企業主不能加入共產黨，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理論上講，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當然不能允許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資產階級入黨。政策上講，我們黨早有明文規定。1989年8月28日，中央發出的中發1989年第9號文件明確規定：“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 江澤民同志在同年8月21日發表過不贊成私營企業主入黨的講話。問題在于有一些地方黨委不執行，有一些人想改變中央的決定。

如果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會在黨內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破壞全黨團結和統一的政治思想基礎，突破黨在階級先進性上可以容忍的底線。如果這個底線被突破，其它的問題就不可能再依靠黨內和平討論的方式來解決。黨內階級成分的多元化，就意味著政治多元、思想多元在黨內獲得了相應的組織基礎。多元的政黨必定分裂。一元化的資產階級政黨也會分裂，資產階級必須由兩個以上的政黨來代表，國家才能穩定運行。只有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大公無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產黨，才能夠領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多元成分和多個階級。

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就意味著承認剝削思想、剝削行為在黨內的合法性。黨員如果把剝削當成主要生活來源，當作思考問題的基本出發點，那么，教育黨員要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等等，就會成為空談，黨的名稱、黨章、黨綱都要改變。并且，用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要求私營企業主，也是完全脫離實際的。這樣做，等于否認了黨的階級性，否認了黨的階級純潔性，否認了黨的階級先進性。

有些人說，資本家想入黨是好事啊！其實，如果共產黨不是執政黨，資本家才不會想方設法加入這個黨呢。我們共產黨，是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小平同志要我們膽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前提是“政權在我們手里”。私營企業主入了黨，能量會比大多數工農出身的普通黨員大得多。以我們目前工人、農民黨員單個的物質能量看，與私營企業主沒有可比性。近十年黨內生活的變化說明，共產黨內的民主集中過程也可以被收買。不管設計出多么復雜的制約機制、多么高級的民主程序，只有把剝削者及其代理人擋在“圈”外，才會好一點。如果在黨組織的成員中出現經濟能力的巨大差別，有的窮得一無所有，只能當打工仔，有的很富，擁有企業產權，雇傭一大批員工，這樣的“黨內民主”肯定會向金錢民主發展。就連美國也不敢讓大資本家直接參與最高層的“民主圈”。如果資本家進入黨內，會很快削弱工人、農民黨員的權利，使黨的一些基層組織從工人階段的先鋒隊蛻變為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如果作為一種政策，讓私營企業主入黨，那就意味著我們黨已接收改變性質，“我們”變成“他們”，“政權在我們手里”變成“政權在他們手里”。這樣，我們的黨權、政權就會被新資產階級所掌握。到那時，共產黨就成了社會黨。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歷史上工人階級政黨改變性質，比如德國社會民主黨蛻變為改良主義者政黨，意大利共產黨蛻變為社會民主黨性質的左翼民主黨，其組織上的突破口就是允許“任何人”都可以入黨。這條道理不但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所證明，而且也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心里明白、眼睛盯著的一條政治標志線。所以，我們不能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對于共產黨員成為私營企業主的，要按1989年中發第9號文件的規定，要求他們 “除應模范地遵守國家政策法令、依法經營、照章納稅外，還必須堅持黨的理想和宗旨，嚴格履行黨員義務，自覺接受黨組織的監督；在企業的收入分配方面，領取作為經營者應得的收入，而把企業稅后利潤絕大部分用作生產發展基金，增加社會財富，發展公共事業；要平等對待工人，尊重工人的合法權益。做不到這些的，不能再當黨員。”這是保持黨的隊伍純潔性的需要，是捍衛黨的基本綱領和根本宗旨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千秋大業的需要。

作為小私有者的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現在都盯著共產黨對新資產階級的態度。小資產階級的數量大，但從來就不可能是掌握國家領導權的階級，也很少有參政的歷史與經驗。他們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選擇，除了自身利益的考慮，最重要的就是觀察共產黨與新資產階級的關系，觀察共產黨黨內階級性的變化，跟著風向走。允許資本家入黨的信號無疑會告訴龐大的小資產階級，不用走社會主義道路了。中國力量一旦向右靠，國內階級力量對比會迅速發生變化。

還有人說，新資產階級有文化、有能量，是能人，是社會精英，發展他們入黨，可以更全面地代表他們的利益，增加黨的社會能量。其實，這些人如果真入了黨，其能量首先會用于在黨內爭奪領導權，改變黨的性質。并且，這種改變會具有不可逆性。在“我們的黨”沒有完全變成“他們的黨”之前，他們會積蓄自己的社會能量，用于向黨的性質進攻。他們的能量不會用于增加黨的工人階級社會能量，只會增加黨內的資產階級能量。以為功能上有什么代表性，機構上就一定應該有什么成分的看法，是把共產黨理解成一種無機化的拼盤式組織了（比如議會）。資本家中確實有“能人”，黨可以通過統一戰線組織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他們還可以在人大、政協里參政議政，發揮他們的作用，不必把他們吸收到共產黨里來。20世紀80年代黨內并未吸收資本家入黨，不是也成功地領導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嗎？新世紀充滿新曙光，共產黨越是徹底地工人階級化，就越能真正代表全國人民長遠的、共同的利益，越有能力應對新世紀的挑戰，利用新世紀的機遇。

我們利用資本主義成分發展生產力，不等于資產階級也是“三個代表”的力量。私營企業主發展生產力的功能是建立在“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僅僅根據他們有發展生產力的功能就發展其入黨，恐怕還達不到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標準。

共產黨不讓資本家入黨，不是在道德層次上有成見。階級是政治層次上的整體概念。不可否認，有些比較進步、開明的私營企業主，他們樂善好施，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從歷史上看，偉大的革命導師恩格斯就曾在他父親的公司中擁有股份。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是為了資助馬克思從事革命事業。我們從他與馬克思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對這種“雙重生活”的厭倦和極度反感。1870年，恩格斯離開曼徹斯特來到倫敦，就不經營企業了，因為那時他已經有了支持他們兩人從事理論著述和革命活動的財力了。解放前，我們黨曾吸納過個別資本家身份的人，這些人已經具有共產黨員的覺悟，達到了黨員的標準，不但把自己的財產交給黨使用，還冒著生命危險為黨工作。這些黨員之所以還保留資本家的身份，是因為特殊工作（如掩護地下工作的身份、解決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等）的需要，一旦這種特殊的工作和身份不需要了，這些所謂的“資本家黨員”都自覺地交出了私有資本。上世紀50年代，還出現過一些自覺轉變階級立場、放棄個人財產、積極投身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紅色資本家”。

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這些年，由于工人群眾在改革過程中承受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致使當前有相當一些工人群眾對新資產階級抱有復雜的心理。一方面，在新資產階級的財主生活與優越感面前，產生了強烈的被剝奪感；另一方面則是失望、不滿甚至是仇恨。更值得我們警覺的是，一些工人群眾已經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國家的主人、黨是否可信、政府是否在為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撐腰。

工人階級是黨的階級基礎，是任何時候都必須依靠的主體力量。如果這個基礎發生動搖，黨就會失去賴以存在的條件。所以，黨必須向工人階級解釋清楚，我們為什么要允許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和資產階級出現，我們黨如何領導和駕馭資產階級。

發展私營企業主入黨有重要的“離間”作用，離間黨與工人群眾的關系。目前來看，最緊迫的，是要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中給予工人階級以實實在在的地位和利益，使他們確實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是黨依靠的對象。只有政治地位鞏固，公有制經濟強大，思想認識上清晰，工人階級才能以正確的心態面對新資產階級，并逐漸摸索出領導和駕馭資產階級的有效辦法。回避這個本質的問題，不是在哄資產階級，而是在蒙蔽工人階級，是依靠不依靠、相信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問題。

共產黨要駕馭新資產階級，首先要掌握黨對新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要教育新資產階級，使他們認識到自己不同于老牌資產階級，使他們在認同社會主義方向、接受黨的領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覺性。但是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公有制、自私自利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分水嶺”上，新資產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本質上不可能把資產階級教育成無產階級。因此，階級分析的方法、既團結又斗爭的原則，仍然是我們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的基本點。要讓工人階級在與資產階級的共存與斗爭中，實現階級對階級的領導，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不是在模糊與回避中，實現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不是在這個過程中喪失自己的階級主體性。不做到這一點，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很有可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在新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帶來了社會繁榮和進步。如果在取得成就的同時，我們的國家制度發生重大改變，變成了一個由資產階級領導和統治的國家，就說明中國共產黨沒有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的本事，就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此路不通，就說明社會主義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失敗了。

現在，黨的實際狀況與黨章規定的標準出現了較大的差距。如果我們還真心想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話，就應該通過“三講”，通過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開展工人階級階級性和先進性的教育，或大討論；就應該正確解決黨內已有的資產階級成分問題，使黨的實際狀況向黨章標準看齊，而不是修改黨章去適應現狀。在黨的性質問題上，不能“不爭論”就去改變，不能開小口子“摸著石頭過河”，不能拿黨的命運做試驗。這里是底線！退過底線，一切變化就成為不可逆過程。一方的歡笑會變成另一方的痛苦；“不爭論”的民主會變成一方開除另一方的過程。現在，在這個問題上，一些人可能還存有天真、善良的幻想，少數人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新資產階級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我們要正視新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這一客觀現實，既要承認它、利用它，通過這個途徑學習資本主義的某些先進東西；同時，又要規范它、領導它，把它引向正確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鞏固我們的階級基礎，使工人階級牢牢掌握國家的領導權，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任務。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成功，會使人類歷史“再度沸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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