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于中國改革與轉軌： 我們的社會斷裂了嗎？ | |
| [矯正] 于 2004-11-06 21:13:10上貼 | |
綠水青山 之一：“斷裂”中國vs轉軌中國 我們國家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呢？顯然，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國家。今年4、5月歐盟便以種種理由拒絕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國雖然2001年“入世”了，但還沒有真正“入市”。我們在埋怨他人的同時，不妨清醒地認識我們自己。可以看到，經濟生活基本上已經完全突破了計劃體制的藩籬，但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還有很大差距。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轉軌時代，不要以為我們已經現代化了（可能人家真正地走向了后現代化階段），所以我們的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中國特色”。我們的國家仍然處于非均衡狀態——一個“非均衡中國”，有人說“兩個中國”——城市中國與鄉土中國。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警示中國面臨“斷裂”，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認為中國政府目前所作的努力正在彌合已經出現的“斷裂”！［1］中國正在由一個二元結構社會正在轉向多元結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偉大變革階段。 之二：效率優先vs公平至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分配指導思想對于當初的改革開放起步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生產力意義。但是，公平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底線，是終極價值和理想類型，是不能視之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顧”而論之的。公平既有時間上的，也有空間上的；公平既有起點式的，也有結果式的（但目前中國主要欠缺的是機會公平）；公平既有代內的，也有代際的。不論如何，公平也只能是相對的。羅爾斯在《正義論》中便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普惠原則，一是差異（補償）原則（分稀飯的故事說明絕對公平是不可能做到的）。一直以來，效率和公平都成為了爭論的話題，實質上“文化大革命”的爭論就是效率和公平兩條路線的斗爭。我認為，在當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比較適宜地調整為“以公平為基礎，以效率為導向”［2］。 之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vs為經濟建設服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一個中心”一直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打破了原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執政理念，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但是，政府作為第一部門，企業或市場作為第二部門，到底經濟職能誰最重要？政府作為公共權力機構，要協調統籌的事情很多，以前我們的政府不是管少了，而是管多了，管了不該管的，而該管的則沒有好好管，所以經常出現政府缺位、越位和錯位的現象。因此，“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府必須明確自己的邊界。我認為，政府的邊界就是市場之外、人民之下、陽光之中，SARS危機的出現已經顯明了政府的有限性。［3］試想，政府去辦夜總會和私人去辦夜總會，你說誰占優勢呢？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要求政府的合理模式必然是服務型政府、道德型政府、陽光型政府、績效型政府。所以，個人認為，“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提法倒是更為合理。 之四：金字塔型結構vs橄欖型結構 中國社會幾十年來所呈現的是單位社會、權力社會（官本位）、身份社會。個人的角色被他自身所處的位置和所擁有的資源所規定，人們所追求的就是在金字塔般的社會結構上攀沿，當然人人都想登上塔尖。比如，中國的教育好像都是把每一個人都往金字塔塔尖趕的教育——精英教育。在金字塔的一級或一個層次，擁有的權力、身份或資源都是有區別的。經濟生活更是如此，從中國社會學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主編的《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十個階層中，七八九三層的人數還是占大多數。何清漣女士說，現在中國的個人財富已經集中到了4％的人手中，這個統計數字是否可靠，我們將信將疑。但是，中國的基尼系數不低倒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假設基尼系數為1，國際機構統計中國為0.34，有些機構統計已經達到0.43，而國際警戒線為0.4）。因此，我們需要建構的社會必須是一個橄欖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要縮小兩頭最窮者和最富者，要擴大中產階層。要注意謹防變成“啞鈴型”——兩頭大、中間小甚至中間沒有，這是危險的。在建構橄欖型結構社會的過程中，國家的政策設計是最為重要的，比如對最富者和最窮者或弱勢群體的政策激勵與政策扶持［4］。目前，中央所提倡的“和諧社會”理念正是橄欖型結構的政策塑造所追求的目標。 之五：經濟貧困vs制度貧困 中國最缺的是什么？可能每一個人基于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答案。大多數人肯定認為，中國最缺的是錢，最大問題是經濟問題或經濟貧困。在底層中國，應該還有“三困”即“貧困”（經濟資源不充分）、“病困”（健康資源不充分）與“心困”（精神資源不充分）。在我的眼里，中國最缺的是制度。經濟的貧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的貧困。在2000年2月25日的《南方周末》上，本人撰文認為，中國目前最短缺的是制度，包括制度供給不足和制度執行失范兩方面。前者指一定時期內一定局域的制度缺乏，或制度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導致無章可循、無法可依或者有法有章不能依，依不了的現象和事實；后者指有章不循、知禁不止、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方面，導致信用滑坡甚至正義淪喪［5］。制度貧困是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的政策剛性與制度時滯已經嚴重地影響社會有效運行，本人兩年來正在研究的人事檔案制度便是一例。2003年7月的“湯國基檔案事件”與廣東的“孫志剛事件”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沿用幾十年的人事檔案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單位制的式微和社會流動的加快已經凸現其不可否認的缺陷。我們可以看到在現實場景當中，“死檔棄檔”、“人檔脫節”、“檔案克隆”、“人質檔案”、“虛假檔案”等現象隨處可見，因而制度貧困可見一斑。在轉軌階段，制度的跟進以及如何跟進確實值得好好研究了［6］。 之六：民主短缺vs民主技術 大多數人可能認為中國的民主化程度比較低，公眾的民主意識淡漠。特別是有些人武端地認為，中國的民主缺位或曰民主短缺，本人認為這是極端的觀點，從村民自治、社區自治政治文明建設以及黨內民主建設的制度設計等方面可以看到中國民主的努力和民主的生長。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民主可能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比如，公眾民主意識不強，民主的土壤還太不肥沃，對于民主還不太習慣，但絕沒有到“民主短缺”的地步。其實，中國的民主是不短缺的，短缺的是民主的關鍵內容——民主技術。比如，縣級選舉中，如何讓選民了解候選人，如何投票，投票站的設置等等。為了將個人偏好有效地轉化為集體理性，政治選舉與政治決策必須依據投票規則。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布坎南等公共選擇論者集幾十年學術之功力潛心研究了投票規則，這就是《同意的計算》，他們建構了多數票規則中的孔多塞標準、博爾達標準、淘汰投票、贊成投票等，因而民主技術的重要性就不要而喻了。應該說，民主既是一種理念、一種制度，也是一種實踐；在民主實踐過程當中，只有成熟的民主技術才能形成有效的民主制度。可見，中國的民主培育和民主操練最急需的應該是民主的技術。民主，我們正走在路上！ 之七：“民工荒”vs“技工荒” 今年以來，浙江、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用工大省都驚呼“民工荒”，招不到民工或民工短缺確實事實。但是，真正是“民工荒”嗎？不是！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一直以來就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有道是：中國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面對龐大的人口壓力企業怎么會招不到工呢？我想，“民工荒”的出現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的政策春風，取消農業稅、對農業實現補貼、減輕農民負擔；二是工資待遇低，幾十年來民工工資并沒有隨著資本的密集和增長而有所上升；三是物價上漲，民工的生活成本增高，理性的算計使他選擇回鄉。但是，還有一個重要而又關鍵的原因，那就是沿海的工業正面臨著產業革命和技術升級，民工的知識素養和技術能力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其實，民工是不“荒”的，真正“荒”的是有一技之長的技能型民工。可見，“民工荒”的根源在于民工的教育素養和職業技能缺乏！與“民工荒”遙相呼應的那就是另一種現象——“知識失業”，可以預測大學生的就業前景肯定會越來越悲觀，擴招而教育質量相應沒有提高、專業設置隨意、學生學卻不能致用——。因此，轉變當前的教育觀念、加強教育結構調整、建構教育預警機制已經成為了當務之急！［7］ 之八：改革經濟學vs改革倫理學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學術界最為強調的是經濟學的功用，此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必須承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在若干年來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水準，經濟學在回答中國轉軌階段所出現的許多問題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企業產權、公司治理、產業轉型等研究方面。可以說，中國社會的轉軌實踐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改革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說過，中國經濟現象是經濟學研究的大金礦，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有可能產生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我的信念源自經濟理論的作用在于解釋經濟現象，其貢獻大小由所解釋現象的重要性決定”［8］。今天，在繼續對改革經濟學或轉軌經濟學作深入研究的同時，改革倫理學或改革哲學研究的緊迫性也顯得越來越突出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等改革初期的思想信條對于當時的思想解放和生產力發展推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但今天看來諸如此類不擇手段、不計成本式的尋求所謂發展最大化的認識論確實有必須細細探究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等理念已經深刻地體現了改革倫理學或改革哲學的重要性了。與此相類似，學術界在對轉軌經濟學進行重點研究的同時，轉軌政治學的研究也應該走向前臺。 之九：“拉美化”、“西西里化”vs“國家”主義、“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要警惕兩種傾向：一種是“拉美化”傾向，一種是“西西里化”傾向。若干年來，中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外資第二大流入地，外資對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我們也要汲取拉丁美洲如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完全依賴外資以及外資抽走和外逃的教訓。同時，我們還要謹防黑社會資本的“西西里化”現象。從遼寧沈陽的劉涌案、黑龍江齊齊哈爾的“大地主”“小地主”案、湖南邵陽的“小紅寶”案等黑社會組織違法犯罪事實來看，我們發現了權貴資本之外的另一個毒瘤——黑社會資本在現實生活中的齷齪存在。黑惡勢力積累和滲透資本所形成的黑社會資本以及資本攀附黑社會組織導致的“西西里”傾向（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因黑社會一度對政府法制秩序與社會生活的高度滲透而聞名于世），都是市場經濟或法制經濟的最大敵人，是需要國家權力嚴加防范的社會亂象。［9］因而，強調國家暴力機器對市場經濟環境和社會秩序的整肅是完全有必要的，特別是在急速變革的時代當中。但是，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內部和社會生活場域中，政府或國家的適當退出也很有必要，這就是新公共管理模式所要求的“以政府為主導”應逐步轉變為“以社會為主導”。在處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中，歷史與實踐再次表明“強國家－強社會”的所謂“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邏各斯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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