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X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 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 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

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寫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

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

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

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第五點，鬧事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

社會上的事情總是對立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也是對立統一的，有人民內部的對立統一，有敵我之間的對立統一。在我們的國家里還有少數人鬧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人們，對立的意見。

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還有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們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會上還有那樣的人，罵我們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們的省委根本就沒有死，怎么僵呢？罵省委是“僵尸”跟我們說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對立的。

在我們黨內，也有各種對立的意見。比如，對蘇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對和擁護兩種對立的意見。黨內的不同意見是經常發生的，意見剛剛一致，過一兩個月，新的不同意見又出來了。

在人們的思想方法方面，實事求是和主觀主義是對立的。我看那一年都會有主觀主義。一萬年以后，就一點主觀主義都沒有呀？我不相信。一個工廠，一個合作社，一個學校，一個團體，一個家庭，總之，無論什么地方，無論什么時候，都有對立的方面。所以，社會上少數人鬧事，年年都會有。

對于鬧事，究竟是怕，還是不怕？我們共產黨歷來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不怕，現在倒怕學生鬧事，怕農民鬧社，這才有點怪哩！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我們對于少數人鬧事，應當采取積極態度，不應當采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準備著。怕是沒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來。不怕鬧，有精神準備，才不致陷于被動。我看要準備出大事。你準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準備出大事，亂子就出來了。

事情的發展，無非是好壞兩種可能。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么辦？大家就嗚呼哀哉，痛哭流涕？當然，我們現在并沒有打算回延安，來個“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于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少數人鬧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這又是個難免論。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線錯誤，全國性的大亂于是不會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線錯誤，出了全國性的亂子，我看也會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國。當然，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歷史走一點回頭路，有點回歸，這還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國性的大亂子，那時總會有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來收拾時局，也許是我們，也許是別人。經過那樣一次大亂子，膿包破了以后，我們的國家只會更加鞏固。中國總是要前進的。

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急于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硬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

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

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接受，不對的部分加以批評，不能步步后退，毫無原則，什么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
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么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面教員。清華大學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我們鄧小平同志去講話，就請他當教員。這樣的人，又沒有武裝，又沒有手槍，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開除，你那里很干凈了。但是不得人心。你這個地方開除了，他就要在別的地方就業。所以，急于開除這些人不是好辦法。這種人代表反動的階級，不是個別人的問題，簡單處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員的作用沒有盡量利用。蘇聯大學生鬧事，他們就開除幾個領袖人物，他們不懂得壞事可以當作教材，為我們所用。當然，對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樣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就必須實行專政。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斗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后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

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對壞人壞事的斗爭，是長期的，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將在斗爭中取得經驗，受到鍛煉，這是很有益處的。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壞事里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只看成壞，是片面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面是壞，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面教員的好作用。同樣，好事里頭也包含著壞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來的大勝利，特別是去年這一年的大勝利，使有些同志腦筋膨脹，驕傲起來了，突然來了個少數人鬧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

斯大林在一個長時期里不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才吞吞吐吐地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說如果政策不對，調節得不好，是要出問題的。但是，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作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役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他以為他那個天下穩固了。我們不要以為天下穩固了，它又穩固又不穩固。

按照辯證法，就象人總有一天要死一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總有一天要滅亡，要被共產主義制度所否定。如果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滅亡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是不會滅亡的，那還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那不是跟宗教教義一樣，跟宣傳上帝不滅亡的神學一樣？

怎樣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斗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如果一萬年以后地球毀滅了，至少在這一萬年以內，還有鬧事的問題。不過我們管不著一萬年那么遠的事情，我們要在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認真取得處理這個問題的經驗。

要加強我們的工作，改正我們的錯誤和缺點。加強什么工作呢？工、農、商、學、兵、政、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現在大家搞業務，搞事務，什么經濟事務，文教事務，國防事務，黨的事務，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險。現在我們的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也請你們大家都出馬。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同志，都要親自出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共產黨，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黨與群眾的聯系，這些他們都不講了，空氣不濃厚了。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每個省市自治區都要把理論工作搞起來，有計劃地培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評論家。

要精簡機構。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階級不等于國家，國家是由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出一部分人（少數人）組成的。機關工作是需要一點人，但是越少越好。現在國家機構龐大，部門很多，許多人蹲在機關里頭沒有事做。這個問題要解決。第一條，必須減人；第二條，對準備減的人，必須作出適當安排，使他們都有切實的歸宿。黨、政、軍都要這樣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問題。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都這樣做。聽說現在許多負責同志不下去了，這不好。中央機關苦得很，在這個地方一點知識也撈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識，蹲在機關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工廠怎么辦，合作社怎么辦，商店怎么辦，在機關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層越沒有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請下面的人上來，就不能解決問題。我建議，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兼一個工廠或學校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要兼一個下級單位的書記。這樣可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

要密切聯系群眾。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領導人，沒有調查研究，不了解群眾情況，等到大亂子出來了，還不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現在我們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不了解群眾的思想動態，有人醞釀鬧事，醞釀暴動，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們一定要引為鑒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區、各部的主要負責同志，一年總要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等基層單位去跑一跑，進行調查研究，搞清楚群眾的情況怎樣，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們的群眾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數。要依靠工人階級，依靠貧農下中農，依靠先進分子，總要有個依靠。這樣，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樣的事件。”

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談鬧事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51-35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