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西社會演化模式比較看中國和世界的前途

——從陳申申《中西方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一文說開去

文/陸壽筠

引言

陳申申先生發揮了梁漱溟、錢穆等國學大師的研究成果所寫的《中西方的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一文 ^[1]，從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結構與西方社會的團體結構的對照中，引伸出關于中西政治文化差別的許多深刻認知，對于認識和推進當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具有啟發意義。

在教條主義盛行的年代，對宏觀社會的問題只能從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以及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角度去分析，認為這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并將一切從別的角度對宏觀社會進行的分析一概稱之為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觀點加以批判和排斥，其中包括從自然環境的角度對各別文明社會特殊性的分析。實際上他們是“唯”社會內部物質生產之“物”，而無視社會外部自然環境之“物”，所以即使從“唯物”這一角度來說也并不“徹底”；再從“歷史”（“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角度來說，他們也無視一個文明體一旦形成一種特殊的傳統，這一傳統也會對該文明體以后的物質和精神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使其長期顯出其特殊性。教條主義的這種偏向，給世界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挫折。可喜的是，隨著近年來世界形勢的新變化，人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及其當代意義的關注和研究正在蓬勃發展，陳文就是一例。這對于擴展人們的視野、糾正教條主義的認知模式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實，教條主義所片面強調的“教條”本身，即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以及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的基本原理并沒有錯，錯的不是馬克思，而是教條主義者沒有結合東方特別是中國的社會歷史實際去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所揭示的、存在于一切文明社會的普遍規律，無視和否定此普遍規律在各別文明社會由于其所處的特殊的自然和社會歷史環境而形成的特殊表現形式。如何將這個特殊性與普遍性圓融地貫通起來加以理解和分析，是將認識推向深入、并對現實發揮真正的指導作用的關鍵。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提出問題，拋磚引玉，希望將討論引向深入。

陳文將中西社會結構和倫理信仰的區別概括為：中國是“農耕民族，家庭結構，親情關系，祖宗崇拜”；西方是“游牧民族，團體結構，契約關系，上帝崇拜”。這一概括并不錯，因為它點出了自然環境的差異導致生產方式的差異、生產方式的差異又導致社會結構和倫理信仰的差異，倫理信仰的差異又導致政治文化的差異。不過筆者有三點補充：（一）古代西方不僅是“游牧民族”，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羅馬位于地中海北岸，航海業自古就比較發達，而前現代西方所謂的航海業實際上是貿易和海盜劫掠的結合，在其掠奪性方面與摧毀羅馬帝國的歐陸“蠻族”（Barbarians）游牧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二）“家庭與團體的對立”這樣的概括還不能精確地區別中西社會結構的實質，因為家庭也是一種“團體”啊！而且，（三）這種結構的比較僅是一種靜態的比較；要認識中西社會演化方式的差異，還需要對中西社會歷史進一步作出動態的分析。下面就是一個嘗試。

西方傳統：利益團體的縱橫捭闔  頭二爭三的霸權輪替

兩類利益團體

所謂利益團體是指并不是純粹由于先天血緣關系而結合在一起的、如家庭那樣的團體，而是指后天出于個體利益的考慮而自覺或被逼選擇相互結合而成的團體。以其內部成員之間的關系來說利益團體可分兩大類：

      第一類是由對立利益者組成的團體，即對立階級的權宜結合，如由奴隸主和奴隸、封建主與農奴、資本家與工人組成的農牧工商生產運作單位（農牧場、遠洋商船、莊園/種植園、工場/工廠、公司等）。這些單位與其它同類或不同類的單位存在著普遍的利益沖突，所以應是一種利益團體。但由于向來被看作是奴隸主、封建主、和資本家的私人領地，因此在階級社會里從不作為“團體”看待，其內部的利益對立、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問題也就向來不屬于傳統主流話語的話題。這本身就是一個不能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是一種虛偽的詭辯伎倆。

      第二類是由共同利益者組成的團體，他們可以來自不同經濟、政治、文化運作單位、但具有相同的階級或階層利益、或其它某種共同利益。這就是通常所稱的利益團體。古代的不說，近現代的有行會，商會，工會，消費者協會，政黨，宗教、種族、文化團體，各種偏好團體等等。家庭在其（基本上）沒有階級對立、而只有共同利益這一點上應屬于這一類，但在其先天決定的血緣親情關系這一本質方面又有別于所有其它共同利益團體。不過，由于家庭結構及倫理在西方社會演變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很突出，所以不必另立一類。這類利益團體的成員之間也會有利益矛盾，但比起他們的共同利益來就比較微不足道。不過在剝削階級成員之間和被剝削的勞動階級成員之間情況仍有不同：前者占全社會人口的少數，加上他們一般來說比較貪婪，因此他們之間的利益矛盾比起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要尖銳、激烈得多，往往成為群體或社會內部或對外的主要沖突。

      以上兩類利益團體內外矛盾的交叉，也就是階級矛盾和剝削階級內部矛盾的交叉，使得整個西方社會自始至終只有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利益團體之間在不同層次上的的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縱橫捭闔，就像秦統一中國以前春秋戰國時期的局面，而從來沒有像中國傳統的“天下” 觀所提倡的那樣尋求各種對立利益之間的動態平衡、總體整合。他們也有有限范圍內的權宜平衡、“總體整合”，但那是為了在更大范圍內的爭奪、稱霸，所以他們始終沒有最大范圍內的所有各方利益的總體整合。從靜觀上來看，有的只是縱橫捭闔，爭奪、爭霸，混戰不斷。但在動態趨勢上，仍有規律可循，試析如下。

頭二爭三的霸權輪替

      “頭”、“二”，即實力最強的頭號、二號階級、階層或群體（基本上都屬于剝削階級）；“三”，即受頭、二霸爭奪、裹挾的“第三力量”，包括剝削階級中的下層、社會中下層的平民、乃至最底層的貧民。西方各種利益團體的相互爭奪引致社會演化的規律可以概括為頭二霸分別爭取、裹挾部分第三力量，爭奪相應層次上、相應范圍內（地方、國家、國際）的霸權；當雙方的力量達到某種暫時平衡的時候，就以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相當于社會契約的各種政治安排，達成相應范圍內外經濟政治文化利益的瓜分而實現聯合坐莊。但這種平衡是相對的：其中一方略占上風，為“頭霸”，另一方為“二霸”。這種聯合又是暫時的：爭取更多第三力量支持的努力永遠不會停止；當力量對比有了新的變化，矛盾沖突就重新公開化，各種社會力量會重新組合，或者是原來頭、二霸的力量對比換了位置，或者出現新的頭霸或二霸；當重新組合達到新的暫時平衡、全社會達成新的政治契約，就實現了頭、二霸的部分或全部輪替坐莊。

現將西方從古至今、從歐洲擴張到全世界的過程中，各宏觀歷史時期階級關系與政治爭霸的演變情勢約略概括如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

1.     處于頭二霸地位的從來都是剝削階級上層，被剝削階級永遠屬于第三力量、淪為剝削階級內斗爭霸派系的尾巴。頭二霸出于對最高政治權力爭奪的需要，永遠在爭奪第三力量中被剝削階級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以及剝削階級中較下層民眾的支持。

2.     為了爭取被剝削階級的支持，頭二霸一方面必然用“共同利益”、“全民利益”、“共存共榮”之類的漂亮言辭騙取國內下層民眾和國外殖民地人民的信任，同時不得不對國內廣大勞動人民作些非實質性的讓步，以小恩小惠換取他們的順從和支持，如，以現當代為例，經濟上的福利主義，政治上的選舉權從有產階級逐步擴大到工人階級、婦女、有色人種等。因此，正是在上述各種階級矛盾和斗爭相互交織的夾縫中，勞動人民逐步掙脫身上的枷鎖，從毫無人身自由的奴隸，成為稍有人身自由的農奴，到人身基本自由的工人；在物質生活水平上，隨著統治階級上升（打比方說）100倍，他們也略微上升相當于主子的1%。這就是西方社會迄今為止文明進步的演化模式。

3.     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對國內人民的讓步始終是有限的，而且是以對外掠奪的成果為前提的，所以在如下幾方面他們是堅守不讓的：

資本帝國的三項基本原則

（1）資本雇傭勞動、勞動依附資本這一基本生產關系；

（2）大資本對于主流媒體、文化教育、意識形態話語權的基本控制；

（3）對“非我族類”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武力威脅、控制、和無情掠奪。

這三條是西方民主的終極限制。有了這三項基本原則，他們就可以繼續做到矛盾輸出，內和外戰、以外養內，永保大資本的天下。因此，只要在世界上還存在著足夠的資本殖民地、半殖民地供他們搜刮、并用來收買工人貴族，其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和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他們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突破上述三項基本原則的終極限制，更不可能通過這樣的民主制度來改變這三種從根本上反自由、反平等、反人權的狀況，從而不免成為一種偽善的欺騙。（關于形式民主的可以借鑒之處，下文會講到。）

      在上述三條“堅守不讓”中，雖然第一條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初基本社會關系，但第三條卻是資本帝國主義的第一生命線，因為如果世界上沒有足夠的資本殖民地、半殖民地供他們搜刮，他們就沒有足夠的殘羹剩飯在國內進行福利主義的施舍、收買，國內的階級矛盾就會急劇升級，他們所散布的種種謊言就會一一不攻自破，那么前兩條生命線也會逐一崩潰。這就是說，盡管他們嘴上拼命推銷他們資本主義“成功”的那一套，似乎真心希望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像他們一樣發達，但上述分析說明那不可能是真心的（這里不是指一般善良的普通人民，而是指那些操縱著國計民生的大財團及其政治、文化領域的代言人們），因為如果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像他們一樣“崛起”成為資本帝國體系平等的一員，那么誰來充當這更多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殖民地、半殖民地呢？恐怕遠遠等不到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趕上他們，越來越多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爭奪越來越少的搜刮對象，第三、或第四次世界大戰就已經將世界毀滅得差不多了！！！

      可見，從西方傳統社會演進模式一脈相傳下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根本沒有最終的可模仿性和可持續性。如果人類不是自覺地改弦更張、改變社會演進的軌道、模式，那么這個西方模式必然將人類，包括這個模式本身，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退一萬步說，即使人類有足夠本領將外太空的某個或某些“發展中”星球當作地球人的經濟殖民地，讓太空“人”像過去美國南方種植園主的黑奴們那樣為地球人提供無盡的財富，而使全人類都實現了西方式的經濟發展，但只要這個模式不變，它的最終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持續性也是不可能改變的，總有一天不可避免地會在天道平衡的銅墻鐵壁面前撞得粉碎，那是因為歸根結底人類的生理存在和心智能力總是有限的、是不可能無限膨脹到替代無限宇宙的。

這就是西方社會演進模式的特點和歷史命運。

中國傳統：家庭模式的層次擴展  平衡失衡的治亂輪回

天下一家

家庭，在其自然屬性上，她是一種血緣親情團體。在其社會屬性（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上，一般來說，內部利益高度一致，沒有根本性的階級對立，有的是非對抗性的純合作關系，而且在傳統中國的農耕社會是兼具物質生產、日常生活、自身生產與再生產于一體的基本經濟細胞和社會細胞。其中，家長與其他家庭成員的關系不是階級關系，而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由此擴大到家族這個大細胞、乃至全國、全天下這個大家庭。雖然其中交雜著地主與佃農的階級關系，但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像西方那樣的體制性的奴隸制或農奴制，也就是說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是自由農（沒有人身依附，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甚至是自耕農（耕作自有的土地）。因此，家庭式社會結構、以及家庭倫理對于中國整個社會歷史的影響之大在西方是看不到的，也是一般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

傳統中國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整個社會倫理強調利益的一致性；對管理者（下至家長、上至天子）的要求也是代表家庭、家族、或全社會的整體利益進行管理，而不是代表自己、或某一狹隘群體或集團、或某一階級的私利。“天子”，“天”之“子”也。天子管理國家是受權于“天命”。上天是最公平的，不會對人厚此薄彼。按照天命，天子作為管理者既不能對人民厚此薄彼，也不能厚己薄民。所謂“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道德經》第75章）。既然天子是代表天命的，而天命是代表全社會整體利益的，因此，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真實含意就應該與天下財富為天下人所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差不多是一個意思了（雖然基督教自相矛盾的是：人類同時又有“上帝的選民”和非“選民”之分）。這就是基于傳統社會結構之上的中國社會倫理的根本精神，對“天”的敬畏與對祖先的崇拜正是在這一點上統一了起來：天下一家。

人們或許會說，全民利益一致、社會整體利益的說法不就違背了階級論嗎？其實這兩者并不矛盾，而且中國傳統思想之高就高在能將這兩者圓滿地統一了起來。關鍵就是上面提到的、老子道家的“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一句。為什么會有“有余”與“不足”同時存在呢？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于少數人霸占著本屬天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以此壓榨大多數人，這不是階級論嗎？家庭當然也是一種利益團體，同一家族之中就會有地主家庭、富商家庭和農民家庭之分。但中國傳統的統治者首先在理論上不是哪一個階級或階層利益的代表，而是各階級階層利益總體平衡的代表。

總體平衡：做到的和沒有做到的

中國人不但在概念上、理論上將階級的對立性與社會的整體性統一了起來，而且曾經相當成功地實踐過，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及以后以黃老學派為代表的道-法家所實行的、以動態地平衡社會各階級階層、各方面各層次的利益為目標的一系列政策和經濟政治改革，即社會總體綜合平衡。這兒不必贅述^[2]。

從歷史長河的總體上說，與西方歷史相比，由于中國歷代治國者，特別是具有道-法家思想的皇帝、大臣等比較自覺地在總體上調節各種社會關系，而不是像西方傳統那樣利用或放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社會內外以及人天之間的大致平衡多于不平衡，和平繁榮的規模和年代大大超過戰爭暴力，生命財產和資源的人為破壞也比西方小得多。因此中華文明對于周遭異邦的感召力，決非西方文明對于外邦的威懾力所能相比：西方文明永遠扮演著武力征服者的角色，而華夏文化可以一再同化外來的武力征服者，這就是明證。

但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在天子與百姓之間這一最關鍵性的社會政治關系方面，中國始終沒有出現過有效的互動制衡機制，這個問題從來沒有解決好。天子的好壞--因此社會的禍福--完全取決于運氣。這是由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以家庭為中心的小生產者的地位限制了他們（包括很多思想家、政治家、學者）的眼界，使他們：

1）只看到局部和各別個人，而看不到全局，因此，倫理至上、說教至上，重情重教、輕法輕刑，偏重儒家、輕貶法家。儒家重德教沒錯，錯在“偏重”，錯在貶法。而道-法家同樣重視德教、更不排斥德教，只是針對社會上流行的偏頗，強調只有在全局上實行嚴格的法治，對于一個個具體個人的德教才能起到足以影響全局的作用。但小生產者及其偏狹意識的汪洋大海很容易將具有有機整體觀、較能把握全局的動態平衡、較少偏頗的道-法思想淹沒。這就是為什么每個朝代的開創者往往較多采納法家政策，因而帶來一個較長時期的太平昌盛；但當后繼者陶醉于盛世榮華的時候，就會讓儒家的偏頗政策逐步回潮得勢，而將大好局面葬送，導致改朝換代。

2）寄望于“天”， 看不到人民自己就是“天”，看不到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因此即使在逼不得已起來造反的時候也要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在現實生活中則相信儒家“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片面說教，只能將希望寄托于血統尊貴的帝王，而作為大家長的帝王之位也只能在皇家內部世代相傳。人們的智愚之別確應是制度設計的考慮因素，但不能因此否定人民作為整體的歷史主人地位。每次人民起義之后之所以往往會有重視法家路線、改革舊朝弊政的新“天子”出現，那是因為新的當政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和意愿，這本身就是人民的歷史作用的重大體現。

治亂輪回的怪圈

但是，上面說了，小生產者社會的歷史環境，使得即使比較最懂得社會關系動態平衡重要性的法家，也不能突破實際上“法不及天子”這塊鐵鑄的天花板，因此即使是比較自覺地促進社會總體動態平衡的“好皇帝”，也不可能通過法制的形式、通過由民意選擇的方式，為自己身后找到一個能遵循“天命”的可靠繼位者。對于人民來說，更是只能聽天由命了。這就實際上根本無法保證每位“天子”都能夠自覺地、名副其實地遵從動態平衡、統籌全局這一“天命”。一旦他們背叛天命，他們就不是以天命約束自己、規范自己的行動，反而將之作為維護其特權的護身符，以權謀私；在管理社會時他們就必然恃強凌弱，即老子所揭露的“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經》，第75章），也就是站在那些多行不義的豪門富商那一邊、欺壓廣大的善良人民，加劇社會的不平衡。當不平衡積累到讓廣大百姓忍無可忍的時候，動態平衡的天道運轉就會通過人民之手（天道的化身）將其推翻。

接著就是：改朝換代 - 重建法治–恢復平衡–太平盛世 - （但是一旦后繼天子背叛天命，就又導致）- 儒術回潮 - 好景不長–內亂外患再起 – 重新改朝換代……如此周而復始，社會演進緩慢而平穩，但就是演化不出適當的方式和程序，以使在理論上代表全民整體利益的最高管理者與（他同時地既代表又管理的）全民之間、用現代話語來說也就是擁有主權的人民與被授予治權的管理者之間、和平有序地、有效地相互制衡，因此始終未能打破流血造反 – 改朝換代 – 又流血造反 – 再改朝換代……這樣一個輪回怪圈。雖然與西方相比，中國人及其相關的遠近四鄰數千年來享受到較多較持久的太平和繁榮，遭受到較少較短暫的戰爭流血，但是每當內外社會關系嚴重失衡，導致內爭外患，戰亂不斷，所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和生產力的破壞還是非常巨大的。

由于中國歷史上的繁榮發達不是建筑在對遠近他國、他族進行掠奪搜刮基礎上的，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也不容許以對外掠奪的方式來緩和國內矛盾；而恰恰相反，每當比較開明的前代天子重視法家路線、將中原農業社會重新“養肥”以后，一再重新得勢的儒生們只會空談“內圣外王”、片面迷信所謂仁政德治的感召力，對內貶損法治的威懾力、對外放棄御敵的威懾力，從而一再造成內外社會關系嚴重失衡、矛盾加劇，誘使周邊文明程度較低、覬覦農耕中原之富裕的游牧民族乘虛而入、大肆掠奪、甚而介入中原內亂、分裂中原國土，或者反而將整個文明程度較高的王朝打敗、征服。因此只要不能打破那個治亂輪回的怪圈，好不容易經過長時期積聚起來的、有了新發展的生產力，一經戰亂破壞就又一下子幾乎回到原點，新朝天子又只得重頭開始收拾舊山河……如此反復輪回，直到現代。

雖然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打破這個輪回怪圈的希望，但是只要一天不解決人民主權與管理者的治權之間和平有序地相互制衡的關系問題，一天不建立一個可行、有效地調節這一關系的政治機制，那么國家就永遠逃不脫那個治亂怪圈的折騰，就不可能真正強大起來、不受欺侮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談不上以什么仁政德治去感化那些一貫侵略、掠奪成性的資本帝國，中國和世界將永遠不得安寧。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可行、有效的制約機制呢？中國和世界的出路又在哪兒呢？

結論：憲政民主的社會主義

既然西方的推進模式沒有可模仿性和可持續性，中國的輪回模式又跳不出怪圈，那么中國和世界就沒有出路了嗎？不是的。說不可持續，不等于說應該全盤否定，正如說跳不出怪圈，不等于說一無是處一樣。中國有動態平衡之思想體系和半自覺的諸多方面的實踐，只是在官民關系這一關鍵點上缺少動態平衡之成功先例；西方思想體系是沒有動態平衡這個概念的，但在不斷擴大勢力范圍的過程中，在為團結核心內部力量而實行憲政民主的形式程序方面發展出了一套（雖然在有限范圍內）符合動態平衡之道的經驗。中國道家文化向來反對唯我獨尊，主張“守雌”、“居下”，遵道而行；中國人向來提倡謙虛好學、與人互補短長，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因此，對于西方憲政民主即使是有限的有用經驗完全可以、也應該采取拿來主義；但不是生吞活剝、全盤照搬，而應采取修剪、改造、嫁接的方式。

首先我們必須將西方民主模式與其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關系割斷，再將那些經過改造有可能與中國思想傳統中的優秀成分、以及當代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相適合的部分篩選出來、嫁接到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經濟基礎之上。實際上，中國思想傳統中的優秀成分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根本思想是完全相通的，那就是既反對純粹個人主義的自由民主觀，又反對完全抹殺個人自由權利的“鐵板”論和集權論，而主張多層次上的個體、局部、與整體之間的互動制衡。

而西方的民主觀、及其社會演進模式恰恰是建立在機械原子論的自由個人主義基礎上的。他們的團體內部成員之間或團體之間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利益意識基礎上的契約關系，不存在終極意義上的個人、局部、整體之間利益互補、生死與共的意識和感情。上面說了，他們也有在有限范圍內的互補、與共意識，但必須同時存在著某種或某些“非我族類”作為他們的共同敵人，才能激發他們之間某種暫時的“共同利益”意識，才有在其內部實行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眼中少不了敵人，敵我之間當然不可能有民主的關系，所以他們的民主沒有最終意義上的可模仿性和可擴展性，不可能適應意在解放全人類的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需要，因此絕對不能原樣照搬，而必須經過篩選、改造，才能嫁接過來。也就是說，可以借鑒某些程序形式，但不能原封不動地搬用其背后的指導思想。[3]

這里要反對兩種傾向；一是借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是封建官僚買辦資本主義）而排斥憲政民主這一為馬克思所倡導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4]；一是完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企圖利用憲政民主達到進一步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實現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舊夢。歷史正反兩面的經驗一再教訓我們：只有社會主義的憲政民主，或者說憲政民主的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不受欺侮，而且強而不霸，從而不但為自己、也為世界走出一條新路。

這才是中國和世界的前途和希望所在。

注：

[1] 陳文http://www.xinfajia.net/content/view/6112.page

[2] 參見翟玉忠先生：《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3] 參見筆者關于民主問題的諸多論述：

http://www.chinavalue.net/sherwinlu/Home.aspx

[4] 關于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憲政民主的關系，參見崔文華教授諸多相關文章：http://www.chinavalue.net/cuiwenhua/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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