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見義勇為”從《中小學生守則》中刪除的時代因素　　

道德是具有時代性的，它總是建立在社會的經濟基礎與政治狀況上。　　

在舊中國的正史中，很少見到見義勇為的人（刺客之行為是否屬于見義勇為，值得商榷）。在文學作品中，不乏這類人，如《水滸傳》、《三俠五義》等，他們被尊稱為俠客、義士。可見，他們是超出于普通人的。西方的狀況也基本如此，在好萊塢電影中，有歹徒搶銀行或傷害人的生命時，普通人也是只求自保，見義勇為的是“蝙蝠俠”“蜘蛛俠”和“超人”。可見，不論是在舊中國，還是西方世界，對普通人而言，見義勇為都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道德高峰，或者叫精神境界。　　

但這種狀況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新中國有了改變。新中國由于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就成了集體主義，它的核心就是為人民服務。見義勇為，與壞人壞事做斗爭，保護集體財產，就成了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關于這一點，從被后人調侃地稱作“小腳偵查隊”的老太太身上就能得到驗證。那時流行的一句話，叫“繃緊階級斗爭這根弦”，也就是提醒人們要時刻提防壞人的破壞。所以，一些老太太們就自發組織起來，維護街道治安。見到可疑的人她們就會上去盤查，晚上還不定時地巡邏。老太太如此，其它人的思想狀況也可想而知。這些“義務治安員”的存在至少會產生兩個結果：一，數量極少的人被誤認為是可疑分子，因為盤查損失少量的時間；二，以這些老太太們為代表的熱愛集體的普通人，構成一張對犯罪分子的天羅地網，使有犯罪企圖的人心存顧忌，從而打消犯罪念頭。凡是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年代。新中國的第一位英雄少年劉文學，看到壞人偷摘集體的海椒，毫不猶豫地與壞人做斗爭。為什么他能毫不猶豫？因為這就是當時的時代道德，劉文學生活在那個時代，見義勇為就是他的本能選擇。那些小腳老太太們如果看到有壞人做壞事的話，她們同樣會去制止。　　

今天寫這篇文章是有緣由的。前幾天，妻子帶孩子在舊書店買了本雜志，是《意林》雜志二００六年一期至六期的合訂本，其中有一篇摘自南方網的文章，題目叫《“那個時代”和“這個時代”》，其中有這么幾段話：　　

一言以蔽之，社會不尊重生命，個人因此而不珍惜生命，完全將革命英雄主義歪解（原文就是“歪解”），是“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　　

在“這個時代”已經截然不同了。從一味推崇少年英雄，到教導未成年人在學習英雄時首先要學會自我保護，意味著社會觀念的進步——或者說回歸，從“瘋狂”回歸到理性。不少中小學前幾年就把《學生守則》中“敢于斗爭”、“見義勇為”等凡是可能給未成年人帶來危險的條款都刪掉了。這種作法委實不難理解，孩子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是指身體弱小嗎？），他們自身尚不具備保護自身的能力，又怎能在《守則》和《規范》中要求和鼓勵他們超越界線、做那些力不能及乃至犧牲自己的事情呢？　　

以人為本，尊重生命，是現代社會進步文明的標志。對人的尊重，最后要落腳在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我們必須尊重個體生命的存在，并且有責任讓他們健康地生存（健康是把身體健康，還是精神健康呢？），只有以此作為我們一切實踐活動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目的，我們的社會才可能成為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　　

為了說明那個時代的“罪惡”，文中提到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文革時期）發生在汕頭牛田洋的超強臺風，說“在不可抗拒的臺風面前，４７０名部隊官兵和８３名大學生就那么白白地獻出了生命”。當時的情況是這樣：１９６８年７月，牛田洋筑堤攔海工程全面完成，圍墾面積達２００００多畝，原為荒涼海灘的牛田洋，在廣大軍民的共同努力下，變成了一個充滿希望和生機的大型軍墾農場。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超強臺風到來，駐扎此處的５５軍官兵和２１８３名大學生參加了抗擊臺風保護農場的戰斗，其中４００多名官兵和８３名學生犧牲了。知道臺風到來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集體財產，他們希望通過努力可以減小國家的損失，于是，他們“毫不猶豫”地參加了抗擊臺風的戰斗。這是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的本能選擇。　　

該文顯然是在批判“那個時代”，贊揚“這個時代”。那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尊重生命的時代”是怎樣尊重生命的。　　

罪犯在公共場所公開搶劫財物、侵害他人生命的時候，沒人作聲；官員公開貪污國家財產、打擊舉報者的時候，沒人作聲；上訪老百姓被污蔑為精神病人投入精神病院的時候，沒人作聲；病人因沒有錢就被醫院拒絕而死亡的時候，沒人作聲；煤礦生產設備不合格導致大批礦工死于非命的時候，沒人作聲；豆腐渣工程一個個坍塌，多少生命被剝奪的時候，沒人作聲；還有那成千上萬的從事色情業的我們的親愛的同胞姐妹們，她們正是生在這“尊重生命”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尊重生命的時代嗎？請拿出你的例子來。　　

不讓小孩見義勇為竟然成了尊重生命？小孩不應該見義勇為的原因被稱作“不具備自我保護的能力”。那么成年人呢？面對歹徒，單個的成年人有自我保護的能力嗎？成年人也不具備自我保護的能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不應該見義勇為！所以，在好萊塢電影中，面對歹徒，人們選擇了自我保護。所以，見義勇為和年齡沒有關系。總之一句話：每個人都不應該見義勇為。走在街上，見到有人在搶劫一個婦女，或者一個老人，或者一個兒童，或者一個健壯的成年人，總之，街上有搶劫發生，我們都不要去制止，因為那可能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命，我們可以報案，警察來了，搶劫也結束了，那個婦女、那個老人、那個兒童、那個成年人在哭泣，她（他）和家里人都會在心里或者口頭上大罵街上的你我他不講道德。我們就說，我們不是不講道德，我們是尊重生命。　　

到了這里，我們就明白了，“這個時代”所謂的“尊重生命”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他人的生命”，用類似的話，是這樣說“你連自己的生命都保護不了，還能去保護別人的生命”，所以，看到別人有生命危險，我們應該先保護好自己的生命。不過，這樣的話，往往別人就沒有生命了。比如，有人落水了，你應該先想想，我的游泳技術到底行不行，能不能把人家救出來，萬一能力不夠，可能自己就沒命了，還是“尊重生命”好，不要去救了。　　

由此可見，見義勇為是不適合“這個時代”的，因為確確實實，不論是小孩，還是成年人，見義勇為常常會給自己帶來傷害。不要說有歹徒在搶劫或者殺人，你不能去救，就是在街上看到有人快死了，你也不要去救，就像雷鋒的戰友喬安山，在街上救了一個出車禍的老人，結果就被老人的家屬訛詐上了。見到有人偷竊國家財產，比如政府官員，你也不應該去管，因為舉報之后，很可能你只會自討苦吃。“這個時代”是個尊重個人生命的時代，你不要去管他人的生命。　　

于是，“這個時代”，罪犯非常猖狂，他們在公交車上眾目睽睽之下敢于偷竊，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時代”的文化主流是“尊重（個人）生命”，一定不會有人來制止；官員們公開貪污、欺壓百姓，他們無所顧忌，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時代”是個尊重生命的時代。于是，很多老百姓的錢被偷走了，回到家欲哭無淚，或許這錢是給老人看病的救命錢，這下可好，沒了錢，醫院又不免費治療，老人怕只有離開人世了；官員貪污造了一座豆腐渣大橋，行人、車輛正行在上面，橋塌了，死了許多人，他們中或許有我們的同學、朋友、家人。　　　　　　　　　

這就是尊重生命的代價，這就是我們反對“見義勇為”的代價。這里，再引用該文的一個詞“以人為本”，我們也就明白了，在此處，以人為本的意思，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本，而是以個人的利益為本。一個以人民利益為本的人，他看到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時，是不會想到個人的生命的。所以，劉文學敢于去和偷竊海椒的成年人搏斗。在“那個時代”，看到有人犯罪，所有人都會去和他搏斗。看到公共財產可能受到損失，所有人都會去保護。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３２１１１鉆井隊在四川省打出了我國第一口產量大、壓力高的天然氣井。第二天，鉆井隊在進行生產前的最后一項工作——關井測壓時，一根無縫鋼管突然爆裂引起熊熊大火，“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正在井場工作的同志們，面對沖天大火的突然襲擊，完全把個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個個面不改色、心不跳，奮不顧身地與烈火展開搏斗。他們唯一想到的是：撲滅大火！保住氣井！保衛國家財產！”（摘自《毛澤東思想指揮我們戰斗——記３２１１１無產階級革命英雄主義鉆井隊血戰火海的勇士們》，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氣井保住了，六位同志犧牲，二十一位同志負傷。在“那個時代”，這些人是人們稱頌的英雄。　　

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定會有很多人想：“還是人的生命最重要，為了救火，失去六條生命，值嗎？”在人類進步的歷史上，危險總是無處不在，如果面對危險就退卻的話，社會無法進步，人類無法前進。為了占領一個高地，黃繼光敢去堵機槍，在革命戰爭年代，如果人們害怕危險，我們中國會是什么樣呢？在科學實驗中，危險不是也無處不在嗎？愛迪生如果怕危險，今天我們能用上燈泡嗎？新中國開采石油沒有危險嗎？有了危險就退卻，我們什么時候才能建成第一口油井呢？我們什么時候才能建立第一條鐵路呢？“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蓋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由“那個年代”到“這個年代”過渡的軌跡是顯而易見的，兩種道德觀念的過渡是隨著經濟基礎的過渡進行的。舉兩個例子說明。１９８２年，醫學院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張華為救一個掏糞老人犧牲了。這種事情如果在“那個時代”，社會輿論毫無疑問地會一致對張華進行贊揚。但到了“這個年代”，有人就提出問題，“用一個大學生的命換一個掏糞老人的命，值嗎？”當時，這個問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爭論，某些大學還為此舉行了辯論會。還有人說“張華能為社會做更多貢獻，所以，他更應該活著。”依這種看法的話，一些問題就出現了。老人創造的價值沒有張華多，張華就不去救老人，如果是一個大學教授有了危險，張華就應該去救，如果是一個張華不認識的人，他不知道這個人的所謂價值是不是比自己大，那怎么辦？以后，我們在看到一個人有生命危險時，都要先去考察一番這個人的價值有沒有自己大，然后再決定是不是救，這有可行性嗎？在“那個時代”，人們從來沒有用一個人的職業去判斷一個人的人生價值，只要是為人民服務，只要做好本職工作，都會受人尊敬。見義勇為就是見義勇為，人們從來不會去想所救的是什么職業的人，所保護的集體財產值多少錢。這里，有必要提到另一件事。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枝江縣童市鎮桂花農場信用社的金庫里，有兩位十九歲的小姑娘在值班，她們分別叫楊大蘭、潘星蘭。為了保護信用社里的錢，她們一個被搶劫犯殺死，一個重傷。事后，這件事又引起了爭論，其中一種流傳甚廣的觀點是說，信用社里只有那么一萬多元錢（這個數字可能不準確，總之，數量不太大），有必要為保護這點錢而犧牲生命嗎？（這種觀點會使公安隊伍的工作大大減輕，可以設定一個杠杠，十萬元以下的案子不必破，因為可能因為破案，使一名公安人員的生命受到威脅。所以，發生在小百姓家里的盜竊案一般不用破，只有那些百萬富翁的案子值得一破）從張華的事例和這件事中間，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代”衡量事物，總是用實際利益作為標準。這在“那個時代”是行不通的，在那個時代，同是掏糞工人的時傳祥會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得到成千上萬的人的歡呼，會成為各行各業竟相學習的榜樣。而在“這個時代”——這個“尊重生命”的時代，掏糞工人卻成了掉進糞池中都不值得救的沒有價值的人了。在“那個時代”，集體的力量使所有有犯罪企圖的人噤若寒蟬，在“這個時代”，犯罪橫行，時刻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有人說：“一言以蔽之，社會不尊重生命，個人因此而不珍惜生命，完全將革命英雄主義歪解，是‘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征。”“在‘這個時代’已經截然不同了。”　　

“那個時代”，所有的中國人都能看起病；“那個時代”，所有的中國孩子不會因為家里沒錢就上不起學；“那個時代”，社會治安很好。“那個時代”，人們為了集體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很充實，人們不是單靠吃糧食活著，人們活著更不是為了吃糧食；“那個時代”，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對少數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敵人（罪犯）實行專政；“那個時代”，官僚集團想騎到人民頭上，要復辟資本主義，毛主席號召革命青年開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要把他們打倒。但是，他們沒有被打倒。　　

“那個時代”，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所以人民有集體主義精神。“這個時代”，私有經濟蓬勃發展，公有制經濟在一步步退出歷史舞臺，國家逐漸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一條真理，公有經濟之下的人們必然具有集體主義觀念，私有經濟之下的人們必然具有個人主義觀念，所以，在“這個時代”，絕大多數人必然是自私自利的。見義勇為必然就成了“俠客”和“超人”的事，和老百姓已經無關了。　　

所以，《學生守則》中完全應該將“見義勇為”刪去，不是因為學生“不具備保護自身的能力”，而是因為在這個時代，見義勇為是不符合“時代精神”了（我教育孩子時，也會告訴他不要見義勇為）。同時，建議將《中小學生守則》第一條中“熱愛人民”這一句也刪去，或者改為“熱愛＊＊”，因為在１９９４年克拉瑪依大火時，有人在禮堂里高喊，“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然后，領導們開始退場。多么尊重生命啊！　　

我雖然不敢說“那個時代”是個完美的時代，但某些人對那個時代的污蔑讓人出離憤怒。　　

　　在“這個時代”，見義勇為只能是另類。但如果把不讓學生見義勇為說成是尊重生命，這話就是無恥。一個在學生時期被教導不要見義勇為的人，成年之后決不可能自動變成一個見義勇為的人。一個教導學生不要見義勇為的社會，必定是一個以“自私自利”為道德基礎的社會，必定是一個充滿犯罪、弱肉強食的社會。這也是所有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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