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披露，2005年度169家中央企業共獲利6276.5億元，其中排名前12的每家企業年利潤超過100億元，囊括了央企總利潤的78.8%，國企壟斷的暴利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焦點；而媒體陸續披露的電力系統1抄表工人年薪超過10萬元，杭州煙草公司1中層干部年收入30萬元，更使國企員工的高福利成為此輪公平之議中的眾矢之的。 

    面對社會關注的強大壓力，壟斷性國企不得不有所表示。多個省市的電力行業開始實施減薪，據說幅度從10%到28%不等。但這種調整的意義姿態多于實質，因為電力系統的營運成本并沒有因此降低，電費不降反升。如果電力部門真的減少了員工福利，那么人們不禁要問：省下來的錢都到哪兒去了？

    只要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沒有被打破，壟斷企業的暴利及其員工高福利就難以降低；攫取和瓜分的能力還在，從這個方面減下去的，又可以在公眾沒有關注或不熟悉的其它方面補上來。行業壟斷不廢除，不但真正的社會公平難以落實，經濟效率也將受到致命傷害。

    壟斷將損害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這是經濟學常識。但如果分析僅止于此，很易遭持不同觀點者的反駁：中國的市場體系現在還很不完善，脆弱的民族經濟難以獨力應對國際競爭，政府有介入經濟的理由，行政壟斷也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在市場條件下，一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不是取決于其GDP的規模，而是取決于其國內企業的實力。所謂有經濟競爭力的國家，實質是在各個行業擁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企業，它代表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行政限制所造成的行業壟斷，其最大危害是從根本上傷害了這種可持續發展能力，窒息了民族經濟的成長空間。它對經濟效率的損害主要是動態的，而非靜態的。

    企業是各種生產要素的載體，也是其價值實現的必要形式，而GDP只是各生產要素在不同經濟環境下發揮作用的結果。在全球化日益推進的背景下，生產要素可相對自由地流動。包括經濟政策在內，影響GDP的各項條件可能隨時發生變化，唯有凝固在企業這一載體形式上的市場競爭力不易改變。這就是中國在自己銀行里靜靜躺著10多萬億的儲蓄資金，卻不遺余力吸引外資的原因——中國缺少的不是資金，而是凝固在外資企業上的競爭力優勢，以及由此可帶來的市場機會。迄今為止已有大約相當于3萬億人民幣的外資進入中國，它們是奔著中國的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總之是除資金、技術外的其它生產要素低價格而來的。由于其它要素的價格被壓低，資本在投資形成企業時，其實際相對價值已經升值，這是中國成為外資熱土的主要原因。但是，隨著現階段中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調整，提高工人工資、合理界定工業用地價格已是大勢所趨。當生產要素價格發生變化時，外資將熱情不再，中國的GDP秀將難以為繼。

    可見，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外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只可維持一時，不可期之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還在于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企業，一國的經濟競爭力歸根結底取決于其企業競爭力。在市場條件下，國企的競爭力普遍不及民企，世界五百強企業無一是國企。所以，國企應當向民企轉移發展空間，而不能反其道而行，限制民企的市場準入。作為在國際競爭中處于相對劣勢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政府當然可以、而且有必要干預經濟，但扶植國企并非是其唯一選擇。日本及東亞四小龍的成功經驗表明，在市場條件下，宏觀調控與產業政策可能更易湊效。也不必害怕民企賺錢，國家可以通過收入稅相調節。民企要發展，其前提當然是要能夠賺錢。擔心民企賺錢會影響收入差距，與擔心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會削弱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一樣，都是極端而片面的觀點。在現行體制下，國企對公共開支的幫助未必大于民企，每年數千億的國企紅利幾乎完全被特殊利益集團所把持。社會財富與其任由貪官們揮霍、浪費，不如讓民企得利而擴張。

    遺憾的是，此前20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心一直放在GDP等外在數據上，而將培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民族企業這一內在要求置諸相對次要位置。象中國這種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民營經濟需要一個由小到大、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長期，需要一個能夠充分吸取養料、排除外來競爭壓力的成長空間，國內的紡織、家電等行業就是在這種條件下才能發展壯大直至稱雄世界的。本來，諸如電力、電信、公路、航空、鐵道、金融等行業，國內的市場及利潤空間都很龐大，正適于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實現產業升級，但這些行業卻被國企壟斷，民營資本欲進無門。近年來某些傳統壟斷行業在名義上雖有所松動，但由于制定并執行政策的行業管理部門與國有壟斷企業在人事、利益上存在諸多關連，對少數擠進門來的民企的種種歧視不一而足。媒體持續報道的8家航空公司聯手封殺東星航空事件，表明了國企壟斷要真正冰消雪融絕非易事。

    眾所周知，靠壟斷地位攫取暴利的壟斷性國企并不具備真正的市場生存能力，其壟斷終結之日，往往就是日薄西山之時。在WTO的聲聲催逼中，行業壟斷終有窮時。對民營經濟設限的后果，是將真正有可能具備市場競爭力的民企禁止在起跑線之外，窒息了民族經濟的成長空間，便利了未來國際資本對中國市場的全面接管。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由于壟斷的堅堡往往首先是被外力打破，所以一些行業在對外資解禁的同時卻仍然對民營禁足，不但不給民族經濟排除外來干擾、實現良好發育的空間，而且在事實上迫使民族經濟只能追吃外企的后塵。這種逆向保護主義使得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壟斷已日漸明顯。由此可見，依靠行政權力所形成的國企壟斷，在為少數人攫取暴利與高福利的同時，犧牲的是中國民族經濟與全民福利的長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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