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知音雖少，總還是有的。“蘇力說，我們都是五十歲的人了，我們還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們不為別的，只為對這個國家的責任，我們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為我們文明的復興盡過一點力，想想心里就很滿足了。我們有過理想，到現在也還在追求理想，我們沒有放棄，不會放棄。可能七十年代的人不大懂我們，八十年代以后的青年更會覺得陌生，但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們做不了別的什么，只希望自己做學問能對國家、對民族有用，這是我們的心愿。”當是意會之言。甘陽說，今天正當30歲左右的學者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清華大學法學院趙曉力說：無論是霍布斯的“叢林”還是康德的“天堂”，或者對外霍布斯對內康德的“雙重標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新共識，那都是西方文明看待世界的方法，中國人應該也可以深入考慮自己對待這個世界的符合中國文明的看法。其實正是對甘陽這種意見的回應。

　　如此看來，對向中國介紹、闡釋施特勞斯立有大功的甘陽實實在在是中國的古典保守主義教父。 按照古典保守主義的理念，既然“人民”總是愚昧的，那么要喚起他們的激情，就得有個圖騰。而中國的新保守主義為民眾找到的圖騰就是毛澤東。因為，鴉片戰爭以降，再沒有哪個時期象毛澤東那個時代那樣，整個民族都充滿了樂觀與自信，準備改天換地。所以，對毛澤東的改造是從兩個方向展開的，一方面是將毛澤東放在儒家傳統內部來處理，將之解釋為“圣王”；另一方面則是極力地夸大毛澤東領導的革命的民族主義因素。

　　對毛澤東的儒化處理并不是新鮮事，還在文化熱那陣子，無聊的文人學士們就“發現”，毛澤東的傳統文化修養是很深的。這當然包括了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沒有廢置的詩詞創作、書法、傳統文化典籍閱讀等。坊間在毛澤東與權謀術、詩詞等“傳統”文化之間拉關系的人也不少見，甚至大有發展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之勢。但真正將毛澤東與儒家的關系放在思想史的角度處理的，劉小楓可謂是第一個。劉小楓在《儒家革命源流考》中直接將毛澤東與“左派儒學”掛鉤，使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譜系拉回到儒家思想傳統之中。如果考慮到劉小楓的這篇長文是為了反駁德國漢學家顧彬所謂的基督教傳統在中國引起了革命的觀點，那么可以認為，劉小楓此舉更大的意義不在于使毛澤東脫歐入亞，而在于將中國革命的責任推回到儒家身上去。

　　據幾位聽眾的總結，甘陽在這次演講中提了一個讓他們感到很新奇的觀點，即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不是斷裂的，而是連續的。換句話說，如果真的要回答甘陽在演講中提到的那些難以回答的問題，那么，毛澤東時代是不能忽略的。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簡單的、意識形態化的人身攻擊來打發了事。

　　一首廣為傳唱的歌是這樣唱的：“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這樣的唱法背后的意思是，毛澤東時代的最大功績被總結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改善，則一概要將功勞記給改革開放。甘陽將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遺產評估為“平民主義”。說毛澤東時代把平民主義留給了中國人，這當然是正確的。1949年革命沉重的打擊了保守、反動的勢力，人生來平等的觀念深入到每個中國人的內心。并且，為了打擊頑強地滋生蔓延著的新的精英階層的生長與形成，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雖然毛澤東對新精英階層的打擊使他得罪了知識分子并使得他的歷史名聲在一段時間內遭到歪曲，但這是所有中國人鳳凰涅磐的偉大過程。所幸的是，今天的人們正在重新意識到這一點。

　　但是，如果要用“平民主義”來涵蓋整個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則未免太過狹隘。事實上，甘陽并不是第一個發現改革開放與毛澤東時代之間存在著無法割裂的聯系的人。早在1994年，還在美國的崔直元就開始鼓吹“鞍鋼經驗”、“社辦企業”。汪暉也在不同的地方表達過同樣的意思。站在今天，回頭去看1949年以來的中國歷史，我們無法設想，如果不是朝鮮戰爭，中國會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友誼；如果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友誼，中國就無法取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如果沒有這個席位與毛澤東晚年做出的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重大決策，就不會有后來的“對外開放”——因為中國的開放首先是對美國、日本、歐洲開放；而沒有“對外開放”，“改革開放富起來”也就不大可能——這一點只要看看率先富裕起來的沿海省份那些出口導向型的企業在那里的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到確認。可以這樣說，沒有毛澤東時代，就沒有后來的改革開發，更不會有今天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

　　但是，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績還不止于此。如果說這些都可以被一句“無心插柳柳成蔭”輕描淡寫的掩蓋過去的話，那么那個年代里取得的技術與基礎設施建設成就則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鐵的事實。在1949年到1976年之間，中國絕大多數年份的GDP增長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名列世界前茅。至于毛澤東時代建成的鐵路、水利、國防工業體系、重工業基礎等等，則是我們至今仍然在享用其成果的客觀現實。正是在那個年代里，中國的現代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人均壽命大幅增長，嬰兒死亡率則大幅度下降，杜絕了嫖娼賣淫等色情活動，滅絕了瘧疾、血吸蟲病等流行病癥，建立起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鄉村醫療體系。所有這一切，都是改革開放能夠在經濟建設上取得成績的最重要前提。

　　然而，在“現代化史觀”主導下的1980年代的中國歷史學界竟然無視這一切，將這30年的歷史描寫得一團漆黑。在過去的近30年里，毛澤東時代越來越臉譜化、符號化，被幾乎被描述成了一團漆黑：閉關鎖國、大躍進勞民傷財、文革全國大亂等等。傷痕文學之后，知識分子經歷的歷史被放大成了整個民族的整體歷史。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偉大成就提得越來越少，而對一些以訛傳訛的流言則越來越相信。這種趨勢的嚴重幾乎可以用“妖魔化”來描述。對于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這似乎已經成了不能也不應該反駁的“事實與常識”，將毛澤東等同于封建暴君也成了所謂的“事實與常識”。人們相信，1956年之后，中國再次進入正常時期是在1978年的“撥亂反正”之后，夾在當中的這23年之間的中國總是搖擺在正確路線與“極左”路線之間。成績都歸正確路線，而錯誤與挫折則都算到“極左路線”頭上，或者說干脆算在毛澤東頭上。

　　與此相對應的是，甘陽將1978年以來的歷史概括為“市場自由”傳統。但是這不是事實。市場自由傳統無法涵蓋1978年以來日益蔓延的官員腐敗、官商勾結、貧富分化等事實，也無法解釋1990年代以來越來越嚴重的“三農問題”、工人下崗、國有企業、環境污染、基礎設施被破壞被賤賣等問題。1978年以來的改革建立在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的基礎上，也建立在對毛澤東時代積累起來的大量財富的重新分配的基礎上，更建立在對毛澤東時代建設的基礎設施的利用的基礎上。

　　甘陽曾在關于《江村經濟》的書中說，中國農村在近代以來的迅速凋敝是因為大量的農村手工業的破產。這首先是對中國農村幾千年的生存狀態的誤解，因為男耕女織從來都是儒家所描述的理想狀態。農村手工業與農業在儒家傳統中的經濟思想中幾乎占有同樣大的比重。19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陡然興起，人們百思不得其解。但這決不是傳統農村手工業的再度興起，而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的產物。最后的研究結果卻表明，相當一部分鄉鎮企業的技術、人力、基本設施都來自于毛澤東時代的積累，而且，正是這些企業的發展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1980年代曾經有過短暫的縮小。進入1990年代中期后，隨著私有化的展開，鄉鎮企業先前的制度優勢喪失了，鄉鎮企業也隨之衰落了。——順便說一句，在我的家鄉，1980年代幾乎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的工廠，而且效益都不錯，在廠里務工的都是本村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正是因此而得到了改善。1990年代中期以后，這些企業紛紛倒閉、破產了。至今仍然有許多人在使用著那個時期買來的電視機、洗衣機等現代工業產品。

　　用市場來概括1978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這是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之一。在這一理論的支持下，計劃經濟、公有制等歷史存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與詆毀，而私有制、把一切東西都當成商品的理念則深入人心。幾乎一切在改革中發現的問題最后都要由計劃經濟與公有制負責，解決的辦法則無一例外的是私有化與市場化。他們完全忘記了公有制、計劃經濟對中國現代化過程所做出的貢獻，如果不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物質與技術積累，就沒有商品經濟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至于所有制問題，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則是，最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在20多年后并沒有大的改善，倒是一直堅持實行公有制的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等地幾乎家家有轎車、孩子讀書不出錢。

　　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更重要的問題似乎是，今天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地方都面臨著技術瓶頸。包括廣東、浙江、江蘇南部等地的民營企業在內的全國大多數民營企業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自己開發品牌的成本遠遠高于帖牌生產而收益卻要低，因此從長期來看毫無前途，只能甘當跨國企業的加工車間。即使那些號稱高技術產業的行業，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除了簡單技術之外，幾乎所有的核心技術與核心配件都必須有國外企業提供。如果這個關口過不了，那么只能有一個結果，即中國永遠只能是“世界工廠”，為國際資本打工，在對外貿易中所能提供的永遠都只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或粗加工產品、原材料。

　　曾有人說過：“為別人打工是永遠掙不到錢的，要想真正的掙錢，就得讓別人為你打工。”難道中國會是一個例外嗎？難道改革開放以來的傳統就是為國際資本打工嗎？靠為國際資本打工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嗎？ 如果有人說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是集體性的狂熱，而沒有一點點理想，那就完全錯了。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們同樣是有理想的，而是是有著深厚的歷史責任感的。文化熱興起的一個前提就是，他們承認官方所設定的現代化方向，文化熱是為了使中國文化能夠有利于中國的現代化過程。近年來的新保守主義趨勢同樣如此，不是沒有社會、歷史責任感，而是這種責任感太強烈了，以致于他們愿意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任何事情。被自由主義者所完全否定的毛澤東能夠被新保守主義者接受，原因也在于此。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的文化自信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所沒有的。

　　1978年來的脫亞入歐過程使崇洋媚外在一切號稱發達的地方成了一種廣泛存在的市民意識形態。凡是與中國有關的東西都成了落后的、愚昧的、閉塞的，而西方的一切則都被當成是先進的、文明的、開放的。即使是那些做有文化狀將中國傳統挖掘出來欣賞的人也不過都是葉公好龍，是東方主義的后殖民時代的產物。但是，30年來的經濟改革成就喚起了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感。在這些自命精英的人看來，民眾是愚蠢的，需要一種圖騰來使他們認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項新的歷史使命。而在當代中國的最大多數沉默著的人中間，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資源。毛澤東時代使他們體驗到了做國家的主人公的美妙感覺，是毛澤東時代打敗了幾乎所有對中國領土的外來侵略，最重要的是，落后了100多年的中國人第一次趕上了世界潮流，而且充當了一回舉足輕重的角色。還有什么比這項資源更現成的呢，還有什么資源比毛澤東時代更容易刺激人們產生自豪感？

　　當然，光有毛澤東是不行的，恢復毛澤東時代的平民主義傳統也是不可能的。除了現成的圖騰，還必須將民眾組織進一個歷史傳統之中去，用他們的祖先的輝煌喚起他們當下的自豪感。2004年，正當文化保守主義一時甚囂塵上的時候，一部電視連續劇引起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興趣，這就是《漢武大帝》。中國的歷史上，歷代之強，莫過于漢；漢之強，莫若武帝。那是中國歷史上對“外夷”最強硬的時代，也是對外戰爭取得勝利最多的時代。雖然《漢武大帝》象以往所有的帝王劇一樣，紕漏百出，但是它的春藥功能還是讓已經衰弱了許多年的中國人重新振奮起來了。在那之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成了最流行的口頭禪之一。

　　毛澤東與歷史，這兩項資源都成了新保守主義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重新整合中國人的共同體認同感的春藥之一。換句話說，甘陽所謂的三種傳統其實都是這個民族的春藥，為的只是重新喚起這個民族的陽剛之氣。從策略上講，這是將中國從世界重新拉回到中國，讓中國再度成為“中國”。因此，“中國人應該也可以深入考慮自己對待這個世界的符合中國文明的看法”這樣的說法毫不奇怪。正是在讓中國重新成為中國的過程，使保守主義獲得了比自由主義更多的現實可操作性，或者換句話說，獲得了更多的“政治領導權”。

　　甘陽說，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使命是從一個傳統的帝國下降到一個民族國家，而21世紀的中國則要超越民族國家傳統，使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國家”。請注意，甘陽在這里沒有使用1980年代的“文化中國”概念，而是“文明國家”。因為，1980年代的“文化中國”確實是文化的，而且僅僅是文化的，沒有政治功能；而今天的文明國家則不同，它不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甚至是一種國際秩序的框架。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中國，在歷史上從來都是帝國；它理所當然地包括著帝國邊緣的小國家對帝國文明的承認與崇拜，在國際關系上的臣服。在當代世界體系之中，以文明作為一個國家的內核而不是民族，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是一個新帝國，它的必然結果就是軍國主義、納粹。二戰中的日本與德國正是以文明而非民族作為自己的邊界的，這也是“大東亞共榮”的內在邏輯。

　　但是，春藥的功效是有時間限制的，它無法解決人身體本來的虛弱，無法使一個原本衰弱的人變得真正的強壯起來。今天的中國也一樣。新保守主義固然可以提出一整套對外政策方略來，但它卻無法解決中國內部的問題。甘陽曾在1997年義正詞嚴的責問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們，所謂自由到底是誰的自由，是資本的自由還是人的自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還是所有人的自由？同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固然是任何一個有“中國人感”的中國人所希望的，但這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復興是誰的復興，復興是怎樣的復興？尤其是在中國今天貧富分化極度嚴重、改革利益分配嚴重不均的時候。

　　1997年那場爭論最后的回答是，所謂的自由只是資本的自由、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那么同樣的，今天的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不是所有中國人的復興，只是“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中一部分人的復興。對處于嚴重危機之中的農民來說，復興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對下崗工人來說，復興無法為自己帶來工作機會；對無法就業的大學生來說，復興無法提供任何生活必需品。那么，所謂的復興究竟是誰的復興呢？在今天的中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是新精英階層的復興。只有他們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與國際大資本平起平坐；只有他們才希望中國也能夠擁有資本主義的外圍，而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邊緣；只有他們才夢想著“讓中國人主宰世界”，而這里的中國人其實不過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所有中國人。

　　還在二戰剛一的時候，馬克思主義者就指出，這次戰爭是資本主義內部危機向外部的擴大和轉移，是為了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同樣，當今天的中國連自身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的時候，就夢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導致的結果只有一個，即中國的帝國主義化。即使有所謂的“王道”、“和平崛起”，也仍然不能無視歷史的前車之鑒。

　　2005年5月27日成稿于滬西寓所 憲政　全球化語境中的中國憲政 

　　進入1990年代以后，中國由官方主導在經濟上進行了較1980年代更為激進的市場導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業以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轉換為私人財產，大量的工人下崗。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進一步加速，在經過14年的努力之后，中國終于加入了WTO。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流通環境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改善，變得越來越暢通無阻了。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后期成為中國人使用最頻繁的詞匯之一。同時，繼一度讓中國人心儀無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寫入憲法之后，憲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流行詞匯，以至于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生時，一些公共媒體也敢于公開的討論憲政話題，一些各種學者、專家也組織召開憲政研討會。甚至可以說，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全球化與憲政已經成了中國人最寵愛的兩個詞匯。

　　當然，毫無疑問，全球化與憲政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系。但可惜的是，迄今為止，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的梳理尚不多見。本文擬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一些討論，在梳理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同時，也對一些相關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因為憲政與全球化獨立開來都是相當大的問題，所以，本文的討論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對某一個方面進行過于詳盡的討論，只能就與論題相關的問題做一些簡單的分析與探討。

 二戰結束后，世界進入冷戰時期。以蘇聯為核心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華約集團和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陣營——北約集團。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兩個集團之間的相互爭斗構成了這一時期主要的世界歷史，雙方的勢力雖然互有消長，但基本上處于均衡狀態。為了豁達自己陣營的力量并打擊對手，雙方都在積極發展軍事實力的同時向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了滲透。因為雙方勢力大體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須在行動的時候考慮到對手的可能反應，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雖然在局部地區發生了一些沖突，因為雙方都在忌憚對手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默契，盡量減少正面沖突。

　　伴隨著柏林墻的倒塌，社會主義陣營加速崩解。1980年代后期，蘇聯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了一些修改，對東歐國家的管制也開始放松，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戈”，通過各種方式打破原來已經僵化了的官僚制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開放黨禁，擴大公民自由權利。大多數人已對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感到絕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蘇聯解體時，它已經是最后一個“想資本主義投降”的華約集團成員了。幾乎所有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政治上開放黨禁，實行民主競選；經濟上大規模急劇私有化，實行休克療法，鼓勵私營經濟發展。因此當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黯然落下時，人們有理由認為：社會主義已經歷史性的失敗了，人類歷史已經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了，資本主義成了人類的共同俗命。有人把這稱為“歷史的終結”。

　　然而，歷史一終結了嗎？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給人類帶來的是永久和平與共同幸福的福音嗎？不，事實證明，人類大同的時代遠未到來。長期不間斷的中東沖突，9？11事件給人帶來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盡的硝煙，恐怖主義仍然在四處蔓延，南北差距正在變得越來越大……這一切都提示出：人類共同的資本主義制度并未帶來共同的富裕、和平與幸福。歷史還沒有結束，人類的道路還漫長，更多的挑戰仍然擺在面前。

　　從1992年開始，原來的關于市場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被強制性的擱置，計劃經濟體制被宣布為歷史性的錯誤并受到深入而嚴厲的批判，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話語中取得主流性的話語權勢，所有市場中出現的問題都被官方與經濟學家們解釋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參與影響。每當這樣的時候，市場本身總被當成是無辜的，責任則被推給了“社會轉型期”這一含義不明的話語。市場經濟在官方的保護與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場，導致的結果是市場成了一個政治正確衡準，任何對市場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們“保守”的嘲笑。這種語境中的市場像一個備受寵愛的孩子一樣，漸漸變得跋扈起來，“市場能否接受”在一段時間里成為衡量一切東西的價值的衡準。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一旦確立下來，中國社會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開始了較1989年以前更加劇烈的變革，市場社會在中國逐步浮出水面，漸具雛形。市場社會的形成則進一步引起了中國更深層次的變化，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也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向外國資本開放的清晰軌跡。1996年，中國入關的呼聲空前的響亮起來，20世紀最后一年，中國終于如愿以償的加入了WTO，成為國際市場體系的一部分。與此相應，全球化先從學術討論開始，再由官方認可，最后為普通社會公眾所接受，成為公眾視野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

　　到今天，中國人已經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發達國家的暢銷圖書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譯為中文出現在中國的書店里；九一一事件時，成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起感受了這震撼性的時刻；伊拉克戰爭中的一個戰斗場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轉播，中國人觀看的熱情一點不比看世界杯比賽低；中國新的社會精英對美國大城市甚至比對中國內陸城市更熟悉；進入中國的大型跨國企業也已適應了中國的水土環境。民族認同，國籍身份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義。全球化時代的生活已經開始。甚至連反全球化的運動也以全球化的方式進行，誰還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開？

　　“歷史終結”以后，使全球化時代的降臨；全球化的降臨，表明“歷史終結”已是“已經”，成為一個完成時態的事情。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憲政成為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憲政之于中國，并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個新鮮事物。恰恰相反，差不多正好一個世紀以前，中國就曾出現過類似的訴求，并獲得了比它在今天所能取得的話語空間更大的空間。半個世紀前，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就曾鼓吹這一政治—社會制度。由于歷史性的原因，這一血脈中斷了半個世紀。半個世紀后，20世紀末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延續這一血脈的聲音。

　　從理論淵源上講，憲政話語的復活當追溯至1980年代末期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從1980年代后期盛洪等人向中國翻譯介紹制度經濟學開始，到1990年代，制度經濟學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主要的學術流派。制度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主流之后，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大面積入侵，形成“經濟學帝國主義”，其它學科為因應時勢，也開始多少接受了制度經濟學的部分方法與假設，尤其以法學為甚。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后，經濟學火速竄紅，從“庸俗經濟學”一躍而成為顯學，而法學也借著“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的東風成為熱門學科。經濟學與法學的竄紅最后匯聚成社會理論的興起，哈耶克理論順理成章的成為1990年代后期的學術焦點。借用哈耶克理論，中國學術思想界對中國20世紀的歷史做了全面而嚴厲的清算，最后形成的共識則是只有憲政才能保證中國社會的穩步發展。

　　憲政話語復活時，中國正處在一個復雜的話語場之中。在全球化這個大的背景下，主要的話語形態包括：

　　1、　意識形態話語

　　進入1990年代以后，官方意識形態之于原先僵硬的立場而言，已有了很大的撤退和調整。首先，放棄了教條的計劃經濟體制。從1992年開始起認可并提倡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逐步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則標志著這一過程的完成。其次，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有所退縮，在新近的“三個代表”理論提出后，民營企業家被允許入黨并可取得相應的參與政治的機會。再次，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和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一再強調并沒有妨礙其他聲音的出現。毫無疑問，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仍然是中國最強勢的聲音，但這種意識形態經過調整后在許多領域都放棄了主導權，尤其是在學術領域。因為占有著中國最豐富的宣傳資源，意識形態話語仍然占有相當大范圍內的話語空間，任何一種聲音的出現都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

　　2、　自由主義

　　在1990年代中國的話語場中，自由主義幾乎帶有政治正確的味道。自由主義至少應該包括兩個分支：理性自由主義與保守自由主義。到目前為止，因為經濟學的強勢，占主流的仍然是哈耶克一路的保守自由主義。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旗幟下似乎站著一群并不相同的人，包括權威主義、民主主義、保守主義、激進自由主義的各種思想流派都對自由主義表示了認同。而在這些自由主義者中，為數最多的則是具有經濟學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因此，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多少呈現出“經濟學自由主義”的特點：按照經濟學的假設解釋歷史，以經濟學方法論證政治制度的演進軌跡，對市場自發調節的能力表現出一種索羅斯所謂的“原教旨市場主義”的迷信態度。更需要注意的是，憲政在今天的語境中，許多時候都被表述為“自由主義憲政”，論證憲政的歷史與現實的正當性時，自由主義政治——社會理論是最主要的資源。而且，這種自由主義又往往被表述為“英美自由主義”，憲政模式中最為人們所稱道的也是“英美憲政”。因此，憲政被許多人當成自由主義話語的一種，談到憲政，總要多少涉及到自由主義理論。在相當多的自由主義批評者那里，憲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是否棄，而認同憲政的人往往同時也認同了作為主流的保守自由主義。

　　3、新左翼

　　與自由主義一樣，新左翼是一個并不準確的命名。在被稱為新左翼的人中，包括了民族主義者、激進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毛主義者，甚至還有部分的后現代主義者，以及國家主義者。這些立場十分不同甚至對立的人之所以被命名為新左派或新左翼，主要是因為他們都對自由主義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從1997年開始，主要在1998年進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中，一部分不負責任的自由主義者把對自由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統稱為新左派，并謬種流傳，造成了一個1990年代后期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使中國知識分子以對自由主義是否認同為標準而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1998年被稱人總結為“自由主義浮出水面”的一年，但事實上，這一年更應該被總結為“新左派浮出水面”的一年。自由主義在潛在層面上為事實上充當了改革開放的論證理論，一直都相當活躍，而在“現在主要仍然是防左”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長期壟斷在官方手中，因此左翼傳統才真正出現了中斷。作為一種對現實社會強有力的批判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在1970年代后期以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一直處于缺席的狀態中。在知識分子內部，馬克思主義長期被拋棄，或者被當成一種已經被歷史證明為錯誤的理論。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馬克思主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以批判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但是，被命名為“新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僅僅是一種知識分子立場，主要指知識分子堅守自己的立場，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對現實進行批判。更多的情況下，“新馬克思主義”只是表現為“下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機械復制與教條化的運用，因而往往不被重視。但是，即使如此，作為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非意識形態的解釋與運用，新左翼的出現對中國而言，仍然有著甚為重要的的意義。

　　4、激進西化論

　　由于1980年代西化論最終釀成了一次政治風波，所以一度最為強勢的知識分子話語在官方宣傳政策的扼制下，被迫轉入地下狀態，一部分西化者選擇出國留學或滯留不歸，自動流亡，另一部分在國內則受到政治清算。因此，西化論在1990年代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內，大部分西化論言論只見于海外刊行的刊物和后來興起的互聯網上。但是，隨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蘇醒，西化論者中的大部分人策略性的選擇了認同自由主義，在部分自由主義話語方式背后，時常可以見到西化論的流風遺韻。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1980年代后期政治文化的受眾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因此西化論重新得到了市場。應該說，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得到了很大發展，理論體系已經漸趨完整，而許多自由主義者本身就具有西化論者的背景，因此，西化論已經不能成為一個理論話語了。在今天，西化論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鼓吹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全面資本主義化，更多的只是一些口號式的要求，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論證。

　　當然，以上四種話語遠非199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中的全部話語形態。但是，這四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交織成了中國這一時期的主要語境。簡單說，自由主義話語反映為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強烈批判和解構，但在“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上則大致相近。新左翼主要強調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正問題的批評，并歸因于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泛濫；在話語構成的基本元素上與官方意識形態有相似之處，但對支持“改革開放”的實質意識形態則保持強烈的批判姿態。新左翼與自由主義都主要強調對現實社會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但因為雙方對現實的認識與判斷截然相反，立場也相互對立，最后的結論相互對立：一方著意建設的正是另一方所批評的。激進西化論對新左翼持強烈的、情緒化的立場，自覺的把自身設定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面；自由主義對西化論積極吸收，新左翼因主要集中于“理論批判”所以不大理會西化論；官方意識形態則一直持壓抑態度。這四者之間的關系是犬牙交錯的，相關的梳理至今闕如，但它們所交織成的語境仍然是今天中國的主要思想語境。甚至可以說，過去的這五年里發生的只是一個序曲，爭奪話語權勢的斗爭才剛剛開始，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都將處于這一語境中。可以預見的是，各方的分化重組不久就會繼續擴大。 大體來說，雖然上一節中的四種話語之間的關系相當復雜，但在對全球化的態度上，自由主義與西化論都與官方保持了一致的方向，只有新左翼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但是，左右分野的出現、相互之間的斗爭卻恰好是一種相當國際化的現象，幾乎所有國家中都存在著當新左派對全球化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時，戲劇化的正好是它本身卻在以全球化的一種現象，從而構成了“與國際接軌”的一部分。在這一背景中，“全球同此熱涼”，憲政與動在中國的鼓吹者的主要訴求表現為：

　　1、私產如憲

　　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的私營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上出現了大量的私人財產。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東南部分地區，私營經濟的總量甚至已超過國有經濟。顯然，這一現象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相互沖突的。為了因應時勢，官方對意識形態理論做了逐步的修改沒，使私營經濟在事實上已取得相當的權利。到2002年底《物權法》的出臺標志著私營經濟已經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保障。同時，國有資產的比重逐漸下降，事實上也在通過各種隱形渠道轉化為私有財產，在權利上與私有財產已經沒有多大分別，有時甚至還不如私有財產。但是，相當多的人仍然堅持認為，私有財產神圣不能侵犯必須以憲法的形式得到保證，進而要求修憲，把“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寫入憲法。并且，這種訴微已經以立法提案的形式多次進入國家政治領域。更多的人相信，保護私有財產是實行法治的第一步。1998年以后，憲政在中國的討論逐漸升溫，私有財產入憲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幾乎每次全國人大會議都會出現類似的提案，并在國家默許的情況下在各種公共媒體上展開大規模的討論。并非夸張的說，只有保護私有財產才能開始憲政已成為相當多人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由少數知識分子參與的討論因為媒體的熱捧，今天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民意”，如果聯系到中國的輿論環境與相關國家政策，國家對此的默許就更為值得深思。

　　2、憲法司法化

　　由于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存在唯英美是崇的現象，英美憲政模式也受到許多人的推崇。在這一背景下，部分法學界人士及大多數“公共知識分子”無視英美與中國的不同法律傳統，主張憲法進入司法程序。雖然類似的討論在1990年代后半期已在法學界內展開，但這一討論浮現到公眾視野并成為話題則是2001年的事。是年，山東一考生考上大學后卻被人冒名頂替。訴至法院后，法院在無法可援的情況下援引憲法中有關公民姓名權的條款進行判決。這樣明顯有悖常情的事實實質上與法律關系并非太大，但在“以法律為準繩”的中國司法語境中，法院只好援引了一條憲法條款。這一帶有極大偶然性的判例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參與者包括法學家與其他法律專業人士，甚至還有一些報紙專欄作者也參與了。因為大多數人對法學的隔膜，加之某些不正常的社會心理作用，討論的結果明顯有利于贊成憲法進入司法程序一方。因此，此案被一部分人稱為“2001年中國司法第一案”。其實，由于法律傳統的不同，典型的憲政主義國家美國、英國本身是判例法國家，對憲法本身遠不如對某一領域中出現的第一個判例感興趣。而中國部分人卻認為憲法只有進入司法程序才能使憲法成為真正的“法律”，也只有憲法司法化才能推進憲政。國家司法部門作為法律的權威解釋機關對這一現象的曖昧態度使公眾的這種訴求更加情緒化。

　　3、政治改革

　　比起經濟上連續的、大幅度的制度改革來，1990年代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對低調，且一向被認為進展不大，更多的時候只是政府機構的改革。相當多的人相信的一個流行的看法是政治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到20世紀末時，大多數人已認為，中國所有的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經濟與政治發展速度的不一致。加上“英美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廣泛流布，英美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經歷了一個被神化的過程。因此，政治改革的呼聲特別強烈。中共十六大上，官方在物質、精神文明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一個政治文明的提法。隨后引起的討論使這一問題進一步突顯出來。更有人用自由主義理論證明憲政是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事實上，在有些人看來，進行政治改革是主要訴求，至于改向何方，更多的人只是以英美國家政治結構為藍圖的。甚至可以說，憲政是為了實行政治改革而采用的一個話語策略；即先有了政治改革的訴求，然后才找了一個憲政的目標。換句話說，在相當多的人的潛意識里，政治上求變已經成為一種帶有盲目性的沖動。即使反對憲法司法化、私產入憲一類訴求的人也沒有對“政治改革”這一話語表示過絲毫的置疑。一種曾經相當流行的看法是，穩定壓倒一切，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這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直接導致了政治改革滯后于經濟改革的現實。直到今天，上舉的一種論證憲政優越性的說法即是“憲政是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好途徑”。也就是說，目標仍然是經濟發展，在邏輯上，仍然是傳統的“發展是中心”的思維，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在思維邏輯不變的情況下，即使實行政治改革，可能也不會有太大成效。

　　理性一點說，這三種話語形態背后的訴求仍然是一致的。包括其他一些這里未提到話語形態，主要的動機都是求變，而憲政更多的是為了“目的合法”而找到的一種話語外衣。而在伊拉克戰爭中，目的合法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即只要目的合法，手段上的不合法是可以容忍的。其實，如果拋開動機不談，只是談問題，而不是辯論主義，私產入憲、憲法司法化一類問題仍然有很大置疑空間。從大的背景上看，持論者多好言某外國在同樣的方面如何如何。而更直接的說法就是“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實質上指的正好是“歷史的終結”，即全球的資本主義化。這是一種全球化焦慮，是一種“順應時代潮流”的焦躁心態的產物。
應該說，2000年左右中國出現的全球化熱風更多的是圍繞著中國加入WTO展開的，而不是別的意義上的。經濟專家們分析的是對中國經濟利益的損益，法律專家們則忙于討論加入WTO后中國某些涉外法規與“國際標準”的接軌，政治上的期望則在于試圖把中國放進一個大的范圍內，使中國服從這些規則，因此用“國家壓力”來制約中國政治生活中習見的人為因素。由于官方對中國加入WTO持積極態度，對于全球化也持相當程度上的肯定態度，所以對于全球化的批貧民感并未引起太多人的關注，最引人注目的不過就是“給民營企業平等待遇”一類，更深入的分析則一般集中體現為新左翼人士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情緒化表達。在一個較小，且封閉的知識分子圈子里，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于這些新左翼人士與某些文化研究領域的知識分子，多集中于一些抽象而玄虛的問題。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資本本身是沒有邊界意識的，它只以追逐利潤為第一目的，只要能夠帶來利潤且具有現實可行性，資本就會毫不猶豫的以各種方式約過界限，從利益稀薄的地區流向更為豐厚的地方。因此，在資本眼里，人類所有的種族、文化、膚色的差異都是不存在的，它認定人都是趨向自私的，認為可以征服所有人，可以抹平所有差異與瘴礙。因此，資本的本性就是流動的，不受限制的，總是試圖擴張，尋求利潤。資本擴張帶來的后果之一便是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如果說二戰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尚須多少顧及到民族國家的邊界的話，以二戰為契機，世界力量進行了重組，戰后建立的兩極對立體系中，在兩個陣營各自的內部，資本的流動更加自由了，也更有利于更大范圍內的市場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發皮的跨國公司。到今天，許多跨國公司的資產已經超過了規模較小的民族國家，所涉及的范圍也非常大，計劃成了一種新的帝國形式。與傳統的帝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于，這些新帝國是以行業為國界的，而傳統的帝國則是以地理疆界為邊界的。很多情況下，這些帝國的帝王將相們——CEO、區域市場經理等——在實際上比民主國家的總統所擁有的權勢要大得多，對世界的影響也更大。而且，這種權力完全是私人性的，是不受任何制約的。

　　跨國公司新帝國的興起需要兩方面的技術支持，即交通手段和信息傳播速度。電腦技術的出現和飛快的進步有力的支持了這兩方面的技術進步，也就為跨國公司的興起提供了技術服務，不僅為更加細密的分工做好了準備，而且，信息制造與傳播的提速使一種“全球生活”想象成為可能，也餓人們制造了更多的消費需求。更加需要的是，一種“全球如此”的生活想象可以迅速從一個地方蔓延開來，形成一個新的市場。因此，電腦及其后的互連網技術的出現和進步使人們對生活空間的想象大幅度的縮小了，把全世界所有人放在了一個共同的空間里。在這個空間里，人們的生活是大致相同的，無差異的，國籍、種族、膚色、文化等差異全部被一種“同質化”的生活抹平了。民族國家意識歷史性的刷落恰好與文化差異的被抹平過程同步。

　　然而，分析的看，全球化事實上是經濟全球化，甚至連經濟全球化都還說不上。在生產要素中，除了資本的另外兩項都是不能跨國流動的，非但如此，對于移民的限制還有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加強的趨勢。政治上則仍然受到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影響，一種“全球民主”的構想仍然被人們視為知識分子的囈語。隨著后冷戰時代的深入展開，文化之間的沖突也呈突出趨勢。與全球化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全球化？還是美國化？“歷史的終結”帶來的后果之一便是美國模式不證自明的成為人類唯一正確的選擇，或者說是最不壞的選擇。甚至包括歐洲也動輒以美國為比較對象和趕超目標。由此導致的便是整個世界的美國化，仿佛美國成了人類歷史的終點。

　　套用一句時下正流行的術語來說，全球化的實現是靠“自由秩序的擴展”完成的。這個“自發秩序”的形成基于兩個前提，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冷戰時期美國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軍事保護。在這兩個主干的支撐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形成了，美國按照自己的設想建立了資本主義體系。當對立的陣營消失時，這一中心——邊緣體系已經被固定下來了，后面加入這一體系的國家除了遵守已經形成的規定和秩序之外，別無選擇。一旦加入這一體系，邊緣位置的國家就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某種無形但強有力的制約，不能隨意的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選擇。因此，全球化體系中，美國處于絕對的領導位置，但它卻甚少受到監督和制約。

　　在中心——邊緣的國際秩序下，資源和利潤有效的向中心自發流動，由此引發了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的結果。邊緣位置上的窮國改變自己處境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是努力向中心移動，另一個是擴大自己的外圍，以中心對待自己的方式對待比自己更加外圍的國家，從而把自身所承受的壓力轉移出去。除了這個秩序體系崩潰，沒有別的辦法。在所謂的自由市場的基礎上，資本、技術、人才都自發地流向中心位置上的美國，窮國的精英們是這一體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全球市場形成后，一種生活模式想象的生產機制也遵守這個規則，先由美國創造，然后媒體賣力的宣傳。在普通民眾意見的表達渠道并不健全的情況下，媒體往往被認為是能夠代表民意的。在中國，這一情況更為嚴重，媒體甚至被當成民眾喉舌，而不是受到資本控制的信息傳播渠道。媒體先努力尋找可能吸引人們注意力的話題，然后進行炒做，給不明就里的民眾造成一種“本該如此”的誤導，最后受到支持。因為信息的不對稱，媒體過濾和加工過的聲音經過包裝，最后形成的意見引導人們的話語和思維方式的同時，也影響到公共政策。前述憲政話語的產生即是如此，一些本該嚴肅、認真的話題在媒體的平臺上出現時被民眾當成官方風箱，而官方卻當作民意來對待。在這個過程中，媒體自身是否有利益訴求這個問題，像人們從前遺忘了國家是否有利益訴求一樣，被遺忘了。

　　全球化的出現使媒體擁有了一種很難受到控制的權利，但它卻在深刻的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包括憲政的前途。 在對全球化時代的憲政語境和憲政話語的生產方式做過一些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之后，我們關于憲政的討論才能正式開始。首先必須問的問題是；什么是憲政？

　　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憲政就是民主，只有憲政了，才有民主。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顯證首先保證的是社會秩序，而秩序即意味著對“積極自由”的限制。積極自由即人民主權，人民意志至上。憲法相當于一個社會契約，規定各種階級經過斗爭后達成妥協基礎上的權利和義務，及國家的建立原則、方式和權限范圍。法國大革命表現出來的就是積極自由主導下的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可以隨意推翻一個被認為不合格的政府，并且使用暴力，而無需任何法律程序。主權在民的觀念深入人心，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公務員則是自己的仆人，理應受到自己的支配，在缺乏法律秩序的情況下，雇主方可以仆人推上斷頭臺來炫示自己的權利。作為公共機構，當政府連自己的權利都無法保證時，自然不可能有更大的作為。因此，憲政即意味著對人民的主權限制和對政府的保護，同時，也限制政府的權利，使之不致造成對人民利益的損害。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可以沖進政府機關，將受到憲法保護的國家主席揪出來批斗而不用擔心法律程序。所以，憲政首先意味著尊重憲法，并尊重現存的社會——政治秩序，而不能無限制的使用自己的主權來為所欲為。即使人民對政府的能力感到懷疑和不滿，也必須通過法律程序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而不是以群眾運動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推翻它。

　　英國是最典型的憲政主義國家，但英國的法律文獻與思想家的言述中，從來沒有承認過“主權在民”這一啟蒙產物。柏克，這位今天被奉為自由主義先驅的人物，他甚至連主權這個概念都不承認。他認為國王的權力與人民無關，而是天然合法的，無需任何證明。法國大革命中的國家主人人民，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一群暴徒。直到今天，皇室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征仍然存在，且英國民眾對王室保持著最大的敬意。在英國思想傳統里，從洛克開始，就始終都只關心自由，而不關心民主。自由只可能是有限制的，只有有了秩序才能有自由，民主是對秩序的最大威脅，因此，英國始終是一個自由壓倒民主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才有英國自由主義的名言：專制統治下的人民是最自由的。因為專制以最強有力的手段保證了秩序，有了秩序，就會有自由。在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思想譜系里，幾乎沒有一位關注民主的思想家，那些長期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階段性標志人物的人物，全部因為關注民主而被革出自由主義教門。所以，憲政只與自由有關，而與民主并不必然聯系，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才成為自由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憲政也才成為自由主義憲政。

　　憲政本質上只是一種國家的社會——政治秩序，及國家智能的權限分工。所謂秩序，即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在合法的范圍內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因為分工不同，不同工作的收益與享有的權力也大不相同。因此，有秩序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有著等級差序的社會，每個人只享有與自己的社會等級地位相應的權利，而且必須尊重這個現實，不能以法律以外的方式來改變這種狀態。對于一個有較穩定的歷史文化傳統的民主來說，這種等級秩序往往尤其嚴重，是否尊重居于較高地位的社會等級決定著憲政秩序是否能夠形成。英國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而美國則因沒有先天的政治特權等級秩序，因此更為平等。但這不意味著美國就不尊重傳統，因為美國的傳統就是平等，所有人在社會中都享有大致相等的權利和機會。因此，憲政并不關心平等，即使規定了帶有明顯歧視性的條款，也必須尊重，不能因此而否認憲法憲法對自己的效力。

　　從最簡單的字面意思看，憲政即意味著“憲法政治”。奇怪的是，最典型的憲政國家英國和美國都缺乏像中國憲法那樣明確而詳盡的憲法文本，有的只是零碎的按理和一個簡單的文本，以及煩瑣的司法解釋。正因如此，美國的憲政特點便是“它沒憲法”。但這不意味著美國就真的沒有憲法，而是憲法存在于每個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頭腦里，因為它是一些抽象的，公認的原則。它的真正的憲法即過去的傳統，即人們在長期的生活經驗中積累起來的共同遵守的習慣。比如兩黨制，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文件規定美國只允許民主黨與共和黨參加競選，也沒有禁止結社，但人們依然墨守這一成規。因此，尊重已經存在的習慣傳統是憲政秩序的最大特點。而人們尊重的前提是，這種習慣與以前的習慣有某種連續性，且要合理。

　　憲政為人們提供的是一套公共秩序，在這個架構下，人們享有的是被允許了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民主和平等。憲政為社會提供的是一個穩定而有序的公共秩序平臺，實行憲政的國家本身不擔負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經濟發展或其它的義務。所以，是否實行憲政與經濟發展沒有必然聯系，實行憲政并不一定繁榮，不實行也不一定貧困。現實中提供的例子即是如此，許多憲政國家有著貧困的自由，而另一些國家卻有著專制下的繁榮。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的歷史經驗里，甚至恰恰是專制國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基礎。

　　尤其應當注意的是，憲政常常被當成一種簡單的政治制度方案。事實上，如本節所討論的那樣，憲政是一種政治——社會制度，而不僅關涉政治層面。憲政保證一種秩序，秩序進一步保證了人們有限的自由，防止了暴力革命，為各個階層之間的沖突解決提供了一個平臺。任何階層、群體倘有某種訴求，都可以放到憲法這一框架里來討論。但討論的前提條件是與現存秩序保持連續性，與現存的憲法也保持連續性，不能試圖廢除現行的憲法來實現自己的訴求，而只能以溫和的改良主義方式對憲法進行修正。因為憲政與習慣密切相關，所以現實中出現的第一件事總是深刻的影響著后來的歷史軌跡。法國的第一部憲法被人民革命否定后，法國的憲法對人民的主權總是缺乏限制；美國的憲法則從大體上看200年未變，但事實上因為有許多的憲法解釋與修正案，憲法早已發生了巨大的百年化，沒變的只是瓶子和標簽而已，里面的酒早已昨是今非。 1840年以后，中國的老大帝國迷夢被驚醒，開始了步履蹣跚的現代化旅程。此后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的政治始終處于以變求寸的狀態之下。“變則寸，不變則亡；大變則寸，小變仍亡。”求變，求大變，快變的思維定式支配著人們。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中國真的進入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已成現代化的標準版本，一切唯西是從，唯新是舉，激進主義思路認為中國的所有東西都已毫無用處，只有破除中國的舊，立現代的新，甚至連宗教也要事物破中立西。傳統被極大的破壞了。從五四時“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時的“破四舊”，20世紀中國的傳統就是求變，大變，快變，“以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而這一切無不是為了現代化。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在為現代化鼓吹。

　　從話語譜系來講，早期的西化與后來現代化直到今天流行的全球化，這三個概念在標志著三個不同的“現代化”階段的同時，也存在著內在的連續和繼承。西化的話語方式是“西方如何，我們也該如何”，現代化是“現代如何，我們也該如何”，全球化則是“世界都在如何，我們也該如何”。在話語邏輯上，這種話語沒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西方的就是比中國的好，西方是新中國是舊，西方是現代中國是傳統”，而心態則是“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現代化發展到全球化階段后，則是“世界都在實行憲政，我們也該這樣”。其實，西化、現代化與全球化背后都有一種潛在的全球化焦慮。時時、事事、處處都想與別人相同，進入別人的世界。更進一步而言，則是基于文化自信被摧毀后的自卑心理在起主導作用。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與西方相同才是真正的目標，其他的一切都是工具，西化也罷，自由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亦然，人們操著不同的理論話語，所追求的都是同一個目標，憲政也不例外。

　　因為憲政在本質上吁求秩序，要求尊重既成事實，所以傾向于保守主義。也因此，最容易被用來對付政治危機。清末新政中的憲政運動就是如此。面對風起云涌的民眾反抗運動和革命暴動風潮，晚清政府就試圖用立憲來平息。張之洞與慈禧太后的對話最能說明問題。慈禧太后問如何平息留學生的排滿運動，張回答的就是“只需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北南對立時期，北洋政府指責南方反政府，是違反憲法的；南方則指責北洋政府實行獨裁統治，違反憲法。南方甚至還發動了一次護法運動，而籌安會六君子支持袁世凱稱帝的理由之一就是實行君主立憲。雙方相互對立，卻又在口頭上都表示要建設憲政。抗戰結束后，國共相爭，國民黨政府又祭起；了立憲的杏黃旗。可是，一次又一次立憲求寸的結果都是在朝一方利用權利之便，行保存自己之實。這樣的憲法不是像晚清那樣弄出一個皇族內閣，就是像1947年一樣制訂者到頭來第一個不承認憲法。而憲政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立憲、預備立憲、護法運動中被遺忘。甚至到了作為當代憲政話語之一種的憲法司法化，持論者也是左一個英美、右一個中國現實，而不肯從憲法中尋求支持。要求實行憲政與無視憲法，這在中國已成了一個世紀的奇怪現象。

　　在“歷史已經終結”的今天，一個世紀以來的憲政奇怪現象卻仍然頑強的存在著。許多憲政的熱心鼓吹者在討論憲政時往往拉開一副重立憲法的架勢，要么就是硬要和憲法對立。這種態度在中國今天特定的輿論環境中往往十分受歡迎，而它背后卻是一種“革命心態，即徹底顛覆現實，然后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正如倡言“告別革命”的人擺出的卻是一副革命者姿態一樣，憲政主義者在今天又試圖以革命的方式來為中國建立憲政秩序。這難道不象歷史和中國開的一個玩笑？ 顯然，全球化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含義十分多面的詞了，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的基本指向已如前述，這是大致不差的。中國的開放正在越來越快，大門也越來越大，中國正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已開始逐步理解和接受中國。全球化對中國的現實影響將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而顯現，負面影響也將出現，尤其是對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影響將出現巨大的差異。這必然引起訴求上的沖突。因而，憲政雜全球化時代之于中國愈顯迫切。

　　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需要重復指出的是：首先中國憲政旅程要打破的就是全球化焦慮。憲政有其自身的價值，它不是任何現實價值的實現工具。更不是因為別人如此，我們也要如此，而是因為它是中國現實中最理性的選擇。其次是必須尊重中國本身的現實與傳統。英國險癥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英國有其獨特的傳統；中國有自己的傳統，所以不能復制別人的模式。再次，憲政從尊重現在的憲法開始。無視現存的憲法而另行設計方案本身是革命，而不是憲政。換句話說，憲政只能由憲法實現。

　　2003年5月17日于杭州

　　5月27日再改成 憲政　反抗革命：晚清憲政改革再認識　引言 

　　引言

　　從1905年開始，晚清政府為謀求繼續生存所采取的改革進入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戊戌維新中由維新派提出但遭到反對的改革呼聲重新受到重視，由政府官員再次向中央提出。從此開始，到辛亥革命結束的這幾年里的社會變革被歷史學家們稱為”憲政改革“。憲政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改革之處在于，這次的改革明確了立憲的近期目的，并許諾給人們相當于現代國家的權利，它不僅超過了洋務派們所提出的方案，也超出了當權的保守派的預料。對于這段歷史，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曾經僅僅以極其輕描淡寫的筆調簡單提到，并且批評其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傾向。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重新被人們翻檢出來，并加以粉紅色的描述，對于民族資產階級也不再堅持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評價，做出和以前的評價的完全相反的結論。九十年代后期，法治作為一種話語得到官方的認可，正式提上中國建設日程，這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廣泛呼應。作為法學界的反應之一便是憲政被重新提出，由此引起歷史上的各種朝這方面的努力都被從歷史的垃圾堆里翻檢出來，做更加細致的研究和評價。這可以被理解為中國法學界在為建立憲政政治時尋求“本土資源”①的一種努力。

　　在此，筆者希望通過重新檢討這段歷史發生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從而提出自己對于這段歷史的評價，重新認識歷史當事人當時所面臨的窘境，檢討這次改革最終并未能有效化解革命的危險的內在和深層原因。必須首先聲明的是，本文并非專業的歷史論文，所以，在某些細節性的歷史問題上不會做過多討論，而是僅僅揀取筆者本人熟悉的一些歷史學家的觀點。
1840年在中國歷史上的劃階段性意義自不待言，它不僅標志了中西文明碰撞的開始，也拉開了中國向西方單向度學習的序幕。自1860年代開始，由開明的地方政府大員主導的洋務運動先后經歷了求富與求強兩個階段，以學習西方文化、引進西方技術和操練西式海軍為主要這一階段的社會變革的主要內容。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中國已經擁有了一支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艦隊，足見其功效的不容否認。然而，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艦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隨后簽訂1840年以來最不平等，賠款數額最為巨大的《馬關條約》，幾乎連滿洲貴族的老家東北都沒保住。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證明器物變革終究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痛定思痛，時人逐漸在比較中形成一致意見，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小國而能戰勝中國這樣的世界大國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優越性。洋務運動健將們也迅速認同社會一般意見，認為洋務所能發揮的潛力已盡，繼續深入實在已不可能。甲午戰后，深入改革的呼聲不僅發自維新派，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盛宣懷等洋務人士也提出了變法要求。②“推動變革的政治精英已經認識到，由于傳統政治體制本身的僵直和專制、文化的強大惰性，局部政策調整遠不足以解決民族生存危機問題，推動更打規模的制度創新是擺脫危機和實現富國強兵的必由之路”。①連洋務派中穩健派代表李鴻章也認為“至于根本大計，尤在于變法自強”②。在此之前，王韜、鄭觀應、馬建忠等早期維新派任務的言論也在社會上廣為流布，使社會公眾和輿論能夠在遭受《馬關條約》忽然德國強占膠洲灣這樣的挫折之后很快達成共識。年輕的光緒皇帝在眾口一詞的云論影響下被維新派的真誠呼吁所激動，于1898年6月11日“根據御史楊深秀和侍講徐致靖的奏章下詔定國是，宣布變法”③。隨后的103天里，政府總共頒布了三十多道詔書發布改革政令，在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發動了維新運動。但是，這次轟轟烈烈而又短暫的政治革命僅僅存在了103天就匆忙結束。103天的時間太短，歷史沒有給維新派太多時間去實踐他們的政治方案。

　　在戊戌維新中，維新派中的左翼人物以譚嗣同和梁啟超為代表，主張激進的全面變革，要求”張民權“，“設議院”，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上嫁接一個現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從主張上看，這可以算是憲政政治作為一種政治改革方案在中國第一次被提出并要求當局實行。在梁啟超‘大變”、“全變”的功利心態主導下，維新派促使光緒皇帝采取了一系列過于急噪的政治措施，但憲政始終未能打動他。所以，不能把這場“變法運動”視為一次憲政運動。從策略上看，這種心態成為維新派的主導言論并不利于改革的順利推進，過早的斬斷了與保守集團中同情變法但反對激進的人的感情聯系，，使這些人成為改革的反對力量，也使一些地方大員陽奉陰違，不能真心實意的推行新法，從而導致變法未能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起到應有的作用。改革的詔令到了地方，往往變成一紙空文。但是，從整個變法的過程來看，這次變法值得人們吸取的教訓應該包括以下方面：1、盡量爭取社會同情的同時也應該盡可能的在對立陣營中尋求可能的支持，尤其是某些地方上的實權派人物；2、在言論上應當適度低調，避免“打草驚蛇”，引起太多人的反對甚至反抗；3、緩慢漸進的調整地方人事安排，讓中央制定的改革措施能得到切實的執行；4，中國是一個農民始終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任何改革如果不能取得農民的支持和參與便不能得到真正的深化，而農民最為關注的土地問題卻沒有適當的解決就造成了農民對這次改革態度的冷漠。所以，要盡可能的照顧到農民的利益要求，鼓勵和發動農民的支持和參與。

　　戊戌變法結束以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互動和交錯，義和團運動從地下的秘密組織成為受到官方默許甚至鼓勵的社會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排外運動，包括火車鐵路和電線桿在內東西都被當成反對對象，一概加以排除。官方的縱容態度和西方國家在廢立皇帝的事情上向慈禧太后施加壓力引發義和團和官兵相互配合攻擊外國使館的挑釁性行為，引起八國聯軍侵華，北京遭到洗劫，最后以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收場。在慈禧太后被八國聯軍趕出北京“西狩”途中，她以皇帝的名義下罪己詔，同時命令各省督撫及政府大員議奏改革的具體辦法。“清末新政”在一片慌亂中匆忙出場。

　　清政府在1901年的上諭中稱，“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于一旦。是知禍患之伏于隱微，為朕所不察者多矣。懲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于朕躬之過誤、政事闕失、民生之休戚，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當此創巨痛深之后，如猶惡聞諍論，喜近讒險，朕德雖薄，自問當不至此。”這道上諭表明，清政府再次在危機存亡的關頭想到了改革。隨后的一系列諭旨中，朝廷明令全國各地大員及政府要員“備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提出改革辦法。是年4月25日，北洋大臣袁世凱率先上呈變法奏折。同年7到8月間，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上呈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其中，袁世凱的10條建議中有，”定律例“一條，”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先后有”整頓中法‘與“定礦律、商律、路律、交涉、刑律”，這可視為真正變“法”的開始，也是1904年駐法公使孫寶琦上述“吁懇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為立憲整體之國”的前奏。應當說，沒有這些言論的外圍清掃，孫寶琦的“吁懇”就不會奏效。這些言論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個方面：1、相對于戊戌變法發自下層而言，這次的改革呼聲首先出現在國家權力中心；2、這次改革得到了地方大員們的支持，甚至，他們在某些特定時期還是主要的推動者；3這次改革與戊戌變法相同的地方在于他們都是以危機應對手段出現。

　　就在國內出現這些改革呼聲的同時，日俄戰爭的結果再次加強了人們“憲政救國‘的信心，并且讓人們意識到改革的迫切性，按照當時人的理解，日本是因為實行了憲政在在戰爭中打敗了強大的俄國。正處于深刻民族危難中的中國人對于憲政的功效有了更加浪漫的想象，甚至有些立桿見影的味道。此后，地方大員中的重要人物如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紛紛上奏請求實行憲政以求自強。憲政終于在中國成為廟堂上的討論話題，而不再是知識分子們的呼號了。 就在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們正在四處奔走呼號，倡揚維新變法的同時，一個具有反清因素的政治團體——香港輔仁文社由商人楊衢云發起，隨后與孫中山會合成立興中會總部，并立即著手策劃1895年的廣州起義。此前，孫中山在1994上書李鴻章遭到冷遇之后，赴歐洲旅行歸來，也在檀香山與華僑資本家何寬成立愛國團體興中會，并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確立反清革命宗旨。雖然此時國內人士正陶醉于康梁所提倡的保守主義變革方案之中、這樣的反清革命活動也并未在國外華僑中取得太多支持，但這一事實至少表明，在危機面前，革命的火種已經點燃。面對甲午戰爭的慘敗與《馬關條約》的奇恥大辱，背景相近的人士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雖然他們同樣想救民族于危難之間，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卻大不相同，康梁們所依靠的是有名無實的皇帝，而革命者卻自覺地與一般民眾站到了一起。

　　1895年，革命派在廣州籌劃第一次起義，但在準備中就已經流產。隨后，孫中山流亡英美，并寫成《倫敦蒙難記》，該書使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確立起來。孫中山在1897年與該書的俄文譯者談話時針對國內方興未艾的維新變法活動表示，“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決不會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同年內，孫中山還在《倫敦蒙難記》及相關文章和談話中明確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整體”，“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見堅定”。可見他認為革命是建立立憲政府的唯一途徑。進一步而言，孫中山事實上認為憲政是中國走出危機的唯一選擇，與國內的立憲派所不同的僅僅是道路選擇上分歧，在近期目標上都是通過立憲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上書遭冷遇使他對溫和的道路最終絕望，太平天國殘部的反清力量大量的分散于廣東及香港形成的幫會勢力的的壯大也使他認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單。

　　為爭取革命力量，孫中山在國外大倡激進革命的同時，也暗地里與康梁派交好，共同探討救國方略和討論時事。但其時正值康梁在國內走紅之時，康有為認為與孫中山這樣的在逃欽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聲名，便拒絕與孫中山通好。變法失敗以后，康有為率梁啟超和大批維新變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孫中山再次伸出橄欖枝，托人轉告康有為“非革命，國家必無轉機”，勸他改弦易轍，共商革命大計。康有為卻不領情，大談“無論如何，不能忘記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國、加拿大，成立保皇會，并自任會長。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得意弟子、維新派的第二號人物，取向卻與乃師大不相同，主動接近孫中山，同情革命，并且以《清議報》為陣地，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傳直到1903年。在這段時期，梁啟超與康有為處于事實上的分裂和對立狀態，不但很少為康有為的保皇主張奔走，反而連續在《清議報》上發表《俄公使論中國瓜分之易》、《愛國論》、《中國積弱溯源論》、《自由書？國權與民權》、《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等文章，駁斥專制主義、闡發民權與憲政等思想。1900年，孫中山一面爭取李鴻章在廣東割據獨立，一面通過梁啟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國內發動自立軍起義。雖然這次起義又和以往的所有起義一樣失敗了，但卻使原本擁護康有為的保皇主張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陣營中來，其中，秦力山在分化過來之后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成為著名的革命人士。梁啟超也用自己豐富的輿論宣傳經驗和暢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許多留日學生，使他們成為20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

　　1900年，孫中山策劃了惠州起義。同時，國內不同于孫中山的革命力量也漸次出現，并且出現規模較大的。比如，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發起成立的中國教育會，名位編寫教材，實則另有所圖；1903年，黃興在內地長沙發起成立華興會。這些革命團體在聲勢浩大的拒俄運動遭到鎮壓之后漂流日本，和留學于日本的革命者們一起，在1905年合并為同盟會。此后的幾年里，由孫中山以同盟會的名義發動了幾次比較大的起義，震動了清政府的統治。清政府對對待愛國青年發動的拒俄運動的態度也讓更多人在血的教訓里看穿了清政府的本質，使他們失去了以前對政府所抱有的幻想，放棄對官方主導的改革的同情和支持，轉變為革命者。直到保路運動、黃花岡起義、武昌起義，革命者的行動從未間斷過，革命的意志也沒有們因為失敗而消沉。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響，從內地東渡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在20世紀開始的幾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趨勢。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傳的鼓舞的同時，又親眼目睹了清政府每況愈下的政治現狀，也開始自辦刊物，討論時政和革命思想。《湖北學生界》在東京在1903年初問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學生也紛紛效法，《直說》、《江蘇》、《浙江潮》、陸續創刊以后，有些刊物的影響甚至遠及國內。同時，《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也出版刊行，在國外悄悄流傳到國內。《蘇報》在上海出版，為國內影響最大的反清革命宣傳刊物，創刊僅僅37天就遭到封殺，由章太炎與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開辯論，“清廷雖訟勝，而章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于是民氣為之打壯”。《蘇報》被封后，原《蘇報》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釗又創辦《國民日報》，繼承《蘇報》宗旨，繼續進行革命宣傳。同盟會成立以后，創立《民報》作為機關刊物和輿論陣地，隨后立即由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朱執信等人主筆，與重新回到康有為門下的梁啟超主筆的保皇派刊物《新民叢報》展開辯論，澄清了革命的主張和可能的后果，也駁斥了保皇派的無謂擔心——他們擔心中國革命會遭到列強干涉，并由此印發中國被瓜分的浪潮。

　　恰恰是在清政府公開聲稱要實行憲政的時候，中國同盟會成立了；當國內的立憲派人士正在為紳商的參政議政權與清政府討價還價時，革命已經在撼動清政府統治的大廈了；當海外的立憲派們擔心國外勢力趁革命混亂之機瓜分中國和懷疑中國人民是否具備共和憲政的能力時，革命的宣傳正在鼓蕩著越來越多的人心。革命從來就不曾停止，即便是某些政治舉措的時候，革命卻在大張旗鼓的進行著。這或許可以被理解為歷史的巧合，但是，這也正好說明了革命正在到來的時候，反抗是必然要出現的。 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感到失望，她沒想到這個自己培養起來的皇帝居然如此大膽，受了一幫窮酸書生的蠱惑，就想企圖架空她的權力，從而改變祖宗定制，并且謀求自己掌握權力。這實在讓操縱中國最高權力達四十年之久的老婦人大為惱怒。她立即決定廢掉光緒皇帝，從皇族中另選一個人代替他。為了早好早期準備和緩解輿論壓力，她先立溥雋為大阿哥，以等待實際成熟實現她的決定。消息傳出以后，地方大員們紛紛向朝廷上奏反對，外國輿論也表示不支持，國內輿論也大多反對。上海商人經元善以上海全體商人的名義上奏極力反對，是為資產階級第一次自發干預政治的行動。這一行動表明，商人的社會地位已經上升，不再甘于被忽視，他們要求參與政治決策過程，而這正是憲政成熟的基礎。

　　1904年，駐法公使孫寶琦率先上書政務處反應輿論趨勢，他聲稱：“日聞民族危論，椎心疾首，無地自容”，“吁請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為立憲政體之國”。隨后，比較開明的地方實力派人物也都受到民間輿論的影響，上書請求實行憲政。1905年，早在1901年就被梁啟超提出的“派重臣三人游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異同得失……以一年差滿回國”的建議被朝廷大臣瞿鴻璣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隨后，朝廷派鎮國公載澤等五位大臣遠涉重洋考察憲政。1906年，清廷向國內外宣布“預備仿行立憲”。同時，張謇在上海發起成立由鄭孝胥任會長的預備立憲公會；1907年，梁啟超在日本聽到消息后，也成立政聞社，研究各國憲政模式，為以后的參與做準備；楊度在東京組織以擁護朝廷的人為主要成員的憲政講習會。“除上述三個為君主立憲做準備的研究團體之外，比較有影響的地方性君憲團體還有廣東的粵尚自治會、湖北的憲政籌備會、貴州的憲政預備會和自治學社等”。從民間反應來看，這些以地方紳商為主體的新興政治干預群體的積極性是相當可觀的，對政府提出的“預備立憲”的的宣示的回應也是及時的，態度是積極的、認可的，也是認真的。

　　1905年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歸來以后，清政府確定憲政方案可行，但他們認為正式的君主立憲整體更為可行，對日本的立憲君主制表示出很大興趣，于是再派達壽等人到日本專程考察。考察的結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發布“預備立憲”的上諭，詔示天下，表明對憲政的態度。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載澤等14人編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鴻璣、孫家鼐總司核定。同月6日，編制館成立，開始準備從政府機構上開始改革。11月6日，發布厘定官制上諭，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13名內閣成員中，滿人占7人、蒙古人1人、漢人5人，比原先規定的滿漢對等原則下的官制倒退了一點。1907年秋，憲政講習會向政府呈遞請愿書，要求速開國會。各省聞風響應，政府迫于輿論壓力，1908年8月，一面以“明圖煽動，擾亂治安”為罪名查禁政聞社，一面公布由憲政編查館編寫的《憲法大綱》，并宣布以9年為預備期限，承諾在“光緒四十二年”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同時宣布，在第一年內各省成立咨議局，為資政院的成立做準備。1909　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隸、江蘇、湖南等16省的咨議局代表在上海聚會，以直隸咨議局骨干孫洪伊為代表第二次進京請援，要求速開國會。1910年1月，清政府收到請愿書，1月13日發布上諭稱“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為由拒絕請求。6月16日，請援團第二次上述請求，清廷仍然拒絕松口。10月，參加請愿的人數急劇增加，規模擴大，不少省份出現游行請愿行動，蜻蜓迫于壓力，應承于“宣統五年”開國會。一部分請愿者對這個結果仍然不滿意，繼續擴大活動，要求立即開國會，政府惱羞成怒，強行鎮壓了這次的請愿行動。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拋出“皇族內閣”，政治形勢惡化。9月，四川暴發“保路運動”，遭到鎮壓后，9月25日，榮縣宣布獨立。10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倒臺，憲政無疾而終。

　　在這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國的政治現實至少在以下方面取得一定程度上的進步，值得肯定。首先，相比于以前來說，各省咨議局的設立至少擴大了政治參與渠道，之新興的社會精英能以合法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權利訴求，這種政治體制使政府的行為不再像以前那樣專斷，可以在受到監督和情形下變得更加理性。其次，1905年憲政改革開始以后，一些民間自發組織起來的聲音浮出水面，地方社會精英能夠享受到部分的集會、結社、言論自由，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內對政府的行為進行批評，還可以游行示威、請求朝廷速開國會，也可以直接向政府呈遞請愿書，這些在以前的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這是法定政治權利的擴大，有助于培養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和民主意識。再次，奕匡說：”憲法一立，全國人民皆受制于法，無有差別“，雖然這種冠冕堂皇的說辭并未表現在實際行動、沒有實質性意義，但是，這幾年由沈家本主持的修律通過對西方法律的平行移植，使中國的法律體系中出現了以前缺少的部分，使之得到完善和發展。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建設現代法律體系的嘗試，它對后來的法律制定的影響是明顯存在的。第四，地方自治開始起步并取得些許成就。清政府規定：”要求城鎮的地方自治在1912年初具規模，在1914年一律成立，廳州縣地方自治在1913年初具規模，在1914年一律成立，各省督撫與工商資本家、地方士紳等也頗為熱衷，地方自治會、自治期成會、自治預備會、自治研究所也紛紛掛牌成立。“雖然這些計劃還未來得及執行就已經胎死腹中了，但是從民間反應來看，大部分地方士紳反應比較熱烈，各種自治會預備團體的先于地方自治機關成立，這可看做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初步發展。而且，這些團體成立后，大多以地方咨議局成員為主，他們的這種民間活動也是政治權利意識增強的表現。第五，專制全力對社會的控制有所放松。比如，當有人進京請愿要求速開國會，并三番五次的違背中央命令的時候，政府并沒有一開始就鎮壓，也沒有表現得十分蠻橫，反而即使做出反應，并能夠適當的考慮到輿論影響，做出讓步。這些對于一個尚未進入現代政治體系的政治官僚集團來說，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了，也是政府逐步走向開明的征兆。雖然請愿運動擴大的時候遭到了政府的暴力鎮壓，但他們在事后的讓步也是應該注意的。

　　還應該在此指出，憲政改革中的兩個方面并未得到切實的施行，還僅僅是方案。第一，雖然清政府在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但它僅僅”正是日本帝國憲法的翻版“，它所規定的君主權利事實上超出了一般的君主立憲政體中君主所能享有的權利范圍，與專制政體下君主的權利其實相去不遠。如果考慮到這些僅僅是由非正式機構編寫的”法律草案“，而僅僅是由帶有官方研究所性質的憲政編查館編寫的”大綱“，真正在國會中通過的憲法尚未出臺，那就應該否認該文件是一個正式的憲法文件。第二，政府機構的簡單改革也不應被當作政體改革，從根本上說，憲法首要的條件即為有國會存在，并通過憲法規定政體，政府機構重組反應的僅僅是政府對內部只能部門的調整，也可以當成是為開國會和政體最后確定之前的政治緩沖期的一種臨時安排，真正的政體改革并沒有開始。

　　從這些改革的現實結果來看，清廷所面臨的岌岌可危形勢不但沒有因此而得到暫時的緩解，反而誘發了許多先前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敗措施造成的惡劣后果，使危機進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預備立憲“計劃引發了社會輿論的焦躁情緒，人們往往處于沖動之中，任何一個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時候激變為打規模針對政府的抗議行動，從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咨議局的成立使社會精英們容易形成政治利益團體，他們每天在一起議論時政也比較容易在心理互動中產生得寸進尺的要求。比如，當政府已經答應速開國會的時候，一部分激進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過進一步施加壓力以得到更打的讓步，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成為社會上帶有悲壯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參加進來，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動，從而導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鎮壓的方式平息這種沖動。地方自治運動也是一樣。它讓地方官僚與地方上的社會精英之間形成一種默契，結成政治利益集團，地方政府甚至有時支持地方咨議局針對中央政府的抗議行動和抨擊言論。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對于改革的順利推進顯然是不利的。這樣，政府就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之中，一方面，現實的政治形勢要求它這么做，但他這么做又不能使社會的要求得到滿足，反而容易誘發出對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換言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是亡，而且更早了。

　　自同盟會成立至武昌起義前夕，凡6年間，同盟會和受同盟會影響的國內其他反清分子組織和領導了11次規模較大的武裝起義。它們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會骨干劉道二、蔡詔組織發動，由湖南會黨領袖龔春臺具體指揮的“萍瀏澧起義”；（2）1907年5月與孫中山有聯系的會黨領袖陳涌波領導的潮州黃花岡起義；（3）1907年受孫中山指派的會黨領袖鄧子瑜領導的七女湖起義；（4）1907年7月光復會會員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5）1907年8月會黨出身的同盟會會員王和順領導的欽州防城起義；（6）1907年12月孫中山、黃興直接領導的廣西鎮南關起義；（7）1908年3月黃興直接領導的馬篤山起義（又稱“欽廉止思之役”）；（8）1108年孫中山委派會黨領袖黃明堂領導的云南河口起義；（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會成員熊成基領導的安慶新軍起義；（10）1910年2月同盟會會員倪映典（原岳王會會員）領導的廣州新軍起義；（11）1911年4月黃興直接領導的廣州“黃花岡起義”。

　　除了這些發生在西南邊陲且均未成功的起義之外，國內尚有各種反政府活動，其中尤以1911年發生的保路運動為最。這六年恰好是清廷憲政運動的實行時期，他們對改革多少也是有抵消和抗拒作用的。同時，這些起義的發生說明，憲政改革并未能有效緩解國內的政治危機形勢。作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環境也是極其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有些不幸。

　　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先后去世，溥儀登基，改元宣統，由載灃攝政。慈禧太后雖然兇殘貪婪，但她遇事有決斷力，操權柄已有40余年，政治經驗豐富，各省督撫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來的，對她懷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這些督撫們的有力支持。光緒皇帝在戊戌維新中樹立了一個開明皇帝的形象，它使許多立憲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貿然反清反帝。比之于這兩人，載灃和隆裕太后無論是政治經驗、政治號召力、還是政治權術都是不足的，都不足以領導改革。載灃“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隆裕太后之為人，其優柔寡斷更甚于載灃，遇著極為難之事，只有向人痛哭”。“兩人不僅平庸無能，還勾心斗角”。1908年之后，國內立憲派加緊活動，意欲謀求速開國會，使政治加入了一個不穩定因素；國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準備起義，政治形勢危急，但國家的政治權力卻落到了更加“平庸無能”的人手中，這對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載灃的無能和短淺果然導致了“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政策的出臺，而這兩個政策正是引發保路運動和清王朝滅亡的導火線。 應當說，清廷在最后的這幾年里的改革無論是對挽救民族危亡還是對挽救王朝滅亡來說都是誠心誠意的，也是有些成效的，但他們還是遭到了滅亡的命運，這除了上述的一些技術層面上的因素外，還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約：

　　1　政治認同危機

　　中國學者好以中國晚清與同期的日本相互比較，認為中國的改革的問題僅僅在于技術上的原因而失敗了。其實，這些學者至少忽略了兩者之間一個顯著的不同之處。日本在變革開始之前已經通過倒幕運動打破了以前的割據局面，重建了中央政府的威信和權威，也重建了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認同，而且，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中還有“忠于天皇”的成分存在，這些對晚清政府來說都是沒有的條件。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眾所周知，人民對它已經毫無信任可言，它也沒有在任何一場戰爭中取勝，歷史也沒有給清廷提供其他整和政治認同的機會；中國文化也不支持對皇帝的無限崇拜和效忠。與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心理相比，中國的文化心理更傾向于現實主義，中國歷史上的王朝興替也讓人們相信一個王朝在它的末日來臨時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挽救它，只有“順天革命”，而清末的情形恰好和歷史上所有已經滅亡了的王朝一樣，暴露出了滅亡的征兆，人們有理由相信這個王朝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終點了，沒有人可以挽救。與其說一般的下層民眾期待現在的王朝通過改革來實現政治的清明和對他們生活環境的改善，倒不如說他們更希望能有一個新的王朝出現。

　　1901年以來的新政非但未能接觸原先的政治危機、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反倒增加了許多原本沒有的捐稅。沉重的民族災難和艱難的生活環境逼得農民們造反，下層農民群眾紛紛起來反抗苛捐雜稅，其規模和聲勢之大、范圍之廣都是1901年以前太平天國以外的任何反抗運動所不能比擬的。根據不完全的統計數字，這樣的反抗活動“1905年為103次，1907年為188次，1910年增至266次”。下層民眾用這些行動反映的或許不是對新政的態度，但是，這卻能表明他們并不甘心和清政府死在一條船上，他們不愿意忍受官府以新政為名增加的經濟負擔。在長沙的饑民暴動中，甚至有人喊出“撫臺給我飯吃”、“把撫臺拖出來殺死”的口號。這說明，在政治危機當中，政府沒有能讓民眾和自己同甘共苦，也就不可能度過難關了。

　　就社會的中上層來說，已如前述，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已經使許多官僚士紳放棄了對現政府的政治認同。在支持憲政的人當中，官僚一般傾向于日本的立憲君主模式，士紳和政治無權者則比較傾向于英國的君主立憲模式。政府本身當然希望是日本模式，因為日本模式下的憲政中皇帝保留了最大限度的權利。但是，政府在聲稱仿照日德模式進行改革的同時卻推出了一個“皇族內閣”。皇族內閣不但讓傾心英美的立憲派們感到失望，也讓中國支持憲政的官僚們感到不滿，因為這明顯是皇族希望利用組閣的時機從漢族官僚手中奪取已經失去了的權力的舉措，這嚴重的傷害了漢族官僚們的既得利益。海外的立憲派聲稱“保皇立憲”，但他們所“保”的是光緒皇帝，而不是隨便一個什么皇帝，而且，他們百日維新期間和漂流海外之后的言論中一再反映出他們對英美模式的欽羨之情；國內立憲派如張謇者，則希望新興的士紳階層能夠在新的政治體制中與皇權體制下的官僚和貴族們共享政治權利，他們的目標雖然沒有言明，但在方向上卻是指向英美模式的。“皇族內閣”的出臺對他們在感情上造成的傷害疏遠了他們和官方之間的距離，減少了他們對官方改革誠意的信心。

　　清政府本身在社會公眾和下層社會民眾中的形象本來就不是很好。雖然在表明改革決心的上諭中顯得言辭懇切，但戊戌政變對人們造成的影響依然存在，人們有理由擔心這次的改革宣示仍然是官樣文章。政府在一般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本來就不開明，對西方事物雖然一直宣稱有學習的興趣，但同時卻在政治上大批的選用保守派官僚，外界形象比較開明趨新的袁世凱等人則一直受到壓抑和排斥、打擊。政府基層官吏的形象也沒有絲毫的改變。相比于日本倒幕運動以后“上下一心”的狀況而言，晚清政府的形象缺乏必要的親和力去整和人們的政治認同。

　　2　社會系統紊亂

　　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沒有受到體制性威脅的原因在于，中國古代社會存在一個超穩定系統。士紳、官僚和皇權之間的互動使基層社會系統保持著外人難以想象的穩定性，每次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之后，社會系統仍然能依靠這個超穩定系統進行自我修復。在這個超穩定系統中，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商業的發展繁榮屬于“無組織力量”，這些力量的發展壯大破壞了原有的平衡狀態，打破了這個超穩定系統。所以，每當王朝結束的時候，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和商業繁榮就出現和擴大；每個新王朝的初期就墾荒分地，以致商業發展。清代的土地兼并從乾隆后期開始出現和擴大，1840年以后進一步擴大；商業在鴉片戰爭以后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紳商作為一個新的權勢階層已經漸趨形成，并開始謀求政治上的權益。所以說，以往的超穩定系統已經遭到了破壞，而且，這次的破壞不是內生因素，而是來自外界的干擾，根本不可能得到修復，王朝的滅亡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傳統的四民社會中，‘士大夫’已成為一個固定詞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會來源，道統與政統融為一體”，讀書識字的直接目的就是做官。清末以后，大量的下層知識分子卻并未許身科舉，而是另謀出路。比如著名的王韜就從沒參加過科舉考試，曾經試圖加入太平天國起義，后來又先后在上海和香港為報紙撰寫評論為生。這種情況并非個別，與此相類的還有為外國資本充當買辦和代理人的，服務于近代企業、從事技術性工作的。張謇考中狀元后也沒有走上宦途，而是竭心盡力的創辦現代企業。王韜和張謇這類人不同于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并不委身仕途，另一方面又仍然保持在政治體制之外關注政治。這種人的大量出現，形成了一個“公共空間”，成為政治干預力量，改變了原來農村中的“大共同體社會”結構，使官府的權威變成相對的，經常出現紳商對抗官府的局面，官府有時還必須做出讓步以換取地方社會精英政治支持。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因為顧及民間輿論而不敢貿然廢掉光緒皇帝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同一次事件中，上海商人經元善以布衣身份上書朝廷、干預國政而不擔心遭到報復也說明了新興的紳商階層的權利和政治參與自覺。

　　有清一代，民間的秘密反清組織一直存在，后期逐漸變成秘密社會類型的幫派和會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后，余部輾轉流落到各省成為秘密社會的新成員。清末的政治危機和下層人民的現實生活處境惡化加劇了這一現狀，義和團就是一種秘密組織的反清力量，孫中山在組織興中會的早期采用的也是秘密社會的組織方式，后來又利用這些組織在國內發動起義。秘密社會的成員成分復雜，來自各種社會階層和行業的都有，但他們往往是有對抗官府統治的一種有組織力量。同盟會成立后，會黨在同盟會的影響下吸收了更多下層社會的社會精英，組織形式也變得更加嚴密了，他們開始有組織的抵制官府發各種政策，甚至有時鼓勵下層民眾反抗官府，充當主導力量。清廷財政緊張，地方上無力鎮壓，只能坐視它們日漸壯大。

　　鴉片戰爭以后，原有的社會生活秩序和社會系統都被打亂，上面說到的僅僅是一些在近代史研究中關注比較多的方面，更多的社會變化還沒提及。這種狀況的存在使官方政治行為在基層取得的成效大打折扣。這些新的社會勢力也非常容易變成政治參與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化解對策和吸納渠道，就很容易引起他們在民間的對抗行為。憲政運動觸及不到這些距離下層民眾社會，人們往往是從這些人那里知道新的政策動向，然后做出反應，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憲政改革的幾年里，同盟會的努力使這些潛在的力量轉變成現實的政治干預力量，最后和他們結成反清的聯合陣線。換句話說，官方的改革在下層社會往往是遭到抵拒和反抗的，官府和民眾之間存在著緊張的對抗。

　　3　政治系統的低能

　　作為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憲政不但需要中央政府的有力領導，也需要地方官僚的配合和切實執行。清末時期的政府信譽眾所周知，從最高層的慈禧太后以至最基層的普通公務人員，無不收受賄賂、徇私枉法，中央發布的改革政令到了地方基層政府往往變成收取苛捐雜稅的新借口，或者成為官與民爭利的行為，比如著名的路礦權之爭。官府首先將路礦權出讓給外國資本，國人出于愛國心驅使集資從外國資本手里贖回以后，正準備自己營運的時候，政府又想把路礦權無償的“收歸國有”，引發各地廣泛而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和保礦運動。

　　滿洲貴族以一個小民族入主中原以后，為了防止漢族文化對滿族的同化和漢族官僚掌握權力，長期以來，一直都在政治上對漢族官僚懷有戒心，在地方制度設計上把官吏當作皇帝在地方上的辦事奴才。太平天國運動暴發以后，滿洲貴族依靠自己的實力無法鎮壓，只好選用漢族官僚，同時由于戰時需要，把很多原本屬于中央的權利下放到地方督撫手中。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以后，地方督撫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漢族官僚，他們所擁有的權利也比以前的督撫們大得多，經濟和政治皆然，軍政上更成尾大不掉之勢。1898年，中央主導進行戊戌維新，但中央發布的政令在地方上就只有湖南等少數地方才有回應，大多數地方則置若罔聞。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清廷的政治存在受到威脅，中央下令全國各地督撫“勤王”，但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卻擅自與敵國簽定條約，約定“東南互保”，置清廷生死于不顧。很多官僚在自己的轄區內任用私人，安排親信，經營自己的勢力范圍，把治下之地偷偷的變成一個個的“諸侯”，然后，又與地方士紳結成利益共同體，中央詔令到達地方以后，督撫們往往不是遵行，而是看實行是否于自己有利才決定是否實行，如果可能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則以“民意”為借口拒絕執行。后來的一篇時政評論文章對此說到：“前清督撫，常利用其中國地位，以論其狡獪之伎倆，當民氣強盛時，豫揣中央之意旨必將屈從輿論，則竭力鼓吹發揚民氣，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1909年，國內暴發謀求速開國會的請愿活動也是受到地方督撫們的默許和支持的。

　　在中央，袁世凱勢力的過于強大引起了皇族們的不安，還有各種復雜的利益同盟斗爭夾雜其間，使政府的改革方向總是出于搖擺之中。身為軍機大臣的瞿鴻機本來是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和積極籌劃者之一，但在編纂改革方案時卻從個人利益出發，阻撓預備立憲。袁世凱是地方督撫中對政治改革反應最積極的一個，但他卻在暗中聯絡奕匡排擠岑春煊等政治異己力量，企圖在內閣中安排自己的親信徐世昌、段祺瑞等。慈禧太后死后，載灃借組閣之機排擠袁世凱和其他漢族官僚。“在官制改革后的13名內閣大臣中，滿人占7人，蒙古人1人，漢族官僚僅5人，連原來規定的滿漢對等的比例都不曾達到，所謂‘平滿漢畛域’便成了欺人之談”。預備立憲和政治改革不但沒有取得政治上的實效，反倒成了官僚們相互傾軋和排擠的機會，各種利益集團都想在這個名義下混水摸魚，撈取好處。

　　1908年以后，憲政運動進入實質性階段，本來，在這個階段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該團結一致以共度難關，不利實踐對人民的政治承諾，整肅官場風氣，加強中央權威和地方勢力之間的溝通和互動，憲政才有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現實卻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僚們假公濟私、爭權奪利，中央權威繼續下降，地方勢力則更加公開的和中央抗衡，政府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憲政運動不能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4　政治參與爆炸

　　1905，戊戌政變后一度復辟的科舉制終于被廢除。作為一種政治和社會制度，“科舉制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體制，他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出于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聯系和中介作用”。它的存在使知識分子至少可以和政府保持表面上的真摯方向一致，讓他們不至于站在政府的對立面從事反政府的活動。科舉制被廢除標志著知識分子和現存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斷裂，他們多年來汲汲以求、皓首窮經的努力一旦遭到官方體制的遺棄，引起的情緒反彈是不言而喻的。

　　毫無疑問，任何制度上的變革都將出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制度變革開始之前，必須進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化解這些即將失去一部分利益的人能夠平穩的過度到教為平和的格局中去。如果配套制度尚未準備完全就忙著進行實質性的制度變革必將引發社會抗議運動，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也是十分巨大的，在著手變革這種制度的時候也應當做好承擔和化解風險的準備。從1901年到1905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等人關于科舉制的奏折所提出的辦法幾乎是一月一變，一變就是躍進一大步；前摺所提議的措施尚未來得及實施，新的進一步建議就接踵而至”，一個新的制度始終沒有在這些關鍵的改革主導者之間達成一致，也就沒能建立起來新式學堂能否吸納如此眾多的知識分子尚未可知，卻始終都被忽視。年輕人還可以出洋留學，多年接受傳統的科舉考試訓練的人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知識結構上都已經基本定型，不可能在短期內適應新的教育方式，他們是這一制度變革中的真正利益受損者，只有被迫開始適應其他的社會工作。在從事其他社會工作的同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式的傳統士大夫的政治關懷被沒有消解，他們仍然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表達他們對政治的意見。強烈的不滿混雜在這種傳統的政治關懷之中最后成為他們積極評論時事、關注政治并參加其他類型的政治活動的動力。在后來的地方咨議局就有大量這類科舉失意者，他們的聲音往往是最激進的。這不可能和他們曾經被拋棄過沒關系。

　　甲午戰爭以后，除了政府公費和其他資金資助的留學之外，也開始出現大量的自費留學者，日本地理上靠近中國，文化上相近，很多人都首選日本作為留學地。在日本，他們一面學習政法、工藝之類的西學，一面接受革命者和保皇派的政治宣傳，有時自覺參加政治活動，發展到后來，就自己組織政治活動。有許多人為革命的宣傳所吸引，加入革命者隊伍。“有關留日學生人數的統計，1908年為180余人，1905年為8000多人，正式停止丙午科舉考試的1906年則多達2萬人以上”。大量具有政治熱情的青年受到政治宣傳的鼓舞和現實的政治活動訓練之后回國，必然在民間和體制外形成一股極其龐大的政治參與力量。同樣，政府沒有辦法小姐和轉移這種熱情，也無法平息他們對時局的抱怨，更無法撫慰他們“救亡”的沖動，只好任其自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并不是社會下層，而是社會精英，他們返回民間社會以后散落在各種社會群體中間，影響著他們身邊的人對時局的態度，一旦遇到什么政治突破口就會產生廣泛的社會動員。

　　這兩個群體無意是社會精英，在后來聲勢浩大的請愿運動、抗議活動，甚至是農民暴動中都有他們的身影閃爍其間。憲政作為一個近期政治目標使他們產生相互之間的認同，進而促使憲政運動變成了一個政治突破口。參與政治是他們真實的目的。至于立憲則不過是他們爭取社會輿論同情和支持和一個話語策略罷了。在后來請求速開國會的請愿運動中爆發出來的正是這種政治參與狂熱。那時，事實上，無論政府做出多大的讓步，他們也是不會得到滿足的。在這種時候，政府的初步讓步正是對他們這種狂熱的讓步，過多政治上的退守往往激起更進一步——有時甚至是過分的——的要求，他們在新的目標下達成一致后就會促成更大規模的政治參與浪潮。

　　總之，一場立憲運動要想取得成功，就至少要注意到上述的環境條件：1、廣泛而統一的社會政治認同，使政府能夠全力以赴的促進改革；2、開明而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使保證改革的方向和節奏受到控制；3、高小而統一的行政系統，使改革的每一個步驟都能在地方上取得進展；4、做好配套的制度改革，擴大過渡時期的政治參與空間，轉移和降低政治參與膨脹帶來的風險。晚清政府不能具備這些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反而常常出現重大決策失誤，又不能整和人們的政治訴求，常常使刺激政治潛因，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在偶然中成功，他們的政府和改革計劃也就一起進入墳墓。 近代中國歷史始終是以兩條線索存在的，一個是以反抗清政府為直接目的的革命，一個是清政府在內外刺激下的各種應對。這兩個線索之間相互摩擦、互動，但是，它們都必須在自己的許諾中給中國人一個“富強”的前景，否則，就不能得到支持。“救亡壓倒啟蒙”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線索，任何社會運動都必須為“救亡”服務。憲政也是一樣。重新檢討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社會和政治體制都已經難以為繼了，社會革命正在悄悄的進行中，相配套的政治革命必然到來，問題僅僅在于是以激烈的社會動亂和暴力實現，還是以溫和的、漸進的改良方式實現。如果清政府的憲政改革真的取得成功，事實上也是一種政治革命，因為它必須打破既存的政治格局，實現傳統政治體制向現代政治體制的轉換。這種轉換發生之后，皇帝是否保留都僅僅是一種象征，實質性的政治革命在歷史中不可避免。

　　檢省世界上比較成功的憲政國家的歷史經驗，人們往往忽視了一個因素，這些國家都是在經歷了一次廣泛的社會革命和思想啟蒙之后，社會階層分化已經趨于完成，人們崇信民主和自由這些現代性價值，社會公眾對政府有比較強的政治認同，基層官僚體系在革命中受到整頓、有效率且與中央政府做了比較明確的權限劃分，社會基本進入穩定時期，中央政府有能力和決心領導這樣一場政治革命。而中國晚清時期的現實情況與此恰恰相反：社會上危機四伏，中央政府權威崩解，地方基層官僚體系中貪瀆成風且效率低下，人們對政府持普遍的不信任態度，革命正在醞釀和發生中，改革進程隨時都有可能被革命打斷。實行憲政并不是化解既存政治和社會風險的手段，而是在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時期以后，為了謀求長遠的穩定而在制度上進行的政治變革。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憲政在這時普遍的被人們當成一種救亡手段，這本身就是存在局限的，在有時還是人們尋求認同所采取的話語策略。而他們本身對于憲政是否理解、他們自己能否為憲政做出建設性的努力還值得懷疑。

　　慈禧太后與張之洞在1906年的一次對話中問張之洞如何平息出洋學生排滿，張回答“只須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這很能說明清政府對于改革的態度，他們在做出“預備立憲”決策時的主觀目的就是挽救王朝危亡，平息革命，化解政治危機。但事實上，我們可以從上面的討論中看出，憲政不但沒能起到這些作用，反而在很多方面充當了革命的催化劑，為革命的到來準備了很多條件，為一場深刻的社會變化和廣泛的社會動亂埋下了伏線。在這背后，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歷史的吊詭之處，當社會危機已經積累了很長時期的時候，過多的反抗反倒容易加速反抗者的滅亡，使革命更早的到來。

　　注釋：

　　〔1〕喻大華：《甲午戰敗與中國近代化的巨大挫折》，載《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

　　〔2〕〔4〕　蕭功秦：《戊戌變法之政治激進主義的再反省》，《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第53頁。

　　〔3〕〔5〕〔7〕〔8〕〔9〕〔13〕〔15〕〔16〕〔18〕〔21〕〔22〕〔26〕〔27〕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70、173、169、230、311、321、411、309、352、324頁。

　　〔6〕〔19〕　李育民：《重論清末新政的憲政改革》，《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第87頁。

　　〔10〕　1902年以后，梁啟超自創《新民叢報》，繼續鼓吹革命。1903年以后又與康有為和解，重新成為革命的反對者。

　　〔11〕這些文章后來成為他的文集《飲冰室主人合集》。

　　〔12〕同一時期比較重要的刊物還有章太炎主筆的《國民報》，但其主要陣地和讀者在國內，壽命極短，只辦了四期就被查封。

　　〔14〕　《民報》創辦初期的名稱是《二十一世紀之支那》，后改名為《民報》。

　　〔17〕此說采自李育民：《重論清末新政的憲政改革》，《重新認識百年中國：中國近代史熱點問題研究與爭鳴》（上），第93頁。

　　〔20〕　近年來的經學研究頗有向建國前復歸的趨勢，許多人都考證說中國的革命傳統不在別處，就在中國思想內部，尤其是被儒家奉為經典的《易經》，劉小楓是其中影響比較大的一個。詳參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收于《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這篇文章也被上海三聯書店印成小冊出版。

　　〔23〕　詳參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24〕〔28〕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之《引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25〕　秦暉：《中國傳統社會再認識》，《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

　　〔29〕廢除科舉制所引起的社會效應是復雜而廣泛的，這里僅取其中對政治參與力量格局的影響。詳參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之《引論》。

　　〔30〕　如果可以，其實本文想說，這時的人們是失去政治理性的，是瘋狂的，他們這種得寸進尺的要求可以被視為一種“撒嬌”。但是，這不表示本人認為當時政府的鎮壓是對的。本文認為，當時應該采取其他方式來疏導這種政治洪流，把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轉化成一種積極的建設熱情。

　　〔31〕　此說為李澤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所倡，最近已經受到學者的質疑，但本文仍然取這種說法，因為這種模式在解釋中國近代歷史時還沒有其他說法可以替代。詳參李楊：《“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解構》，載于《書屋》2002年第5期。

　　〔32〕　對于這段評論，筆者已經見到許多反對意見，但是，這個問題在這里不能展開討論，需要另文詳細討論。 會診　石勇 蕭武：“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與經濟學 

　　石勇：“自由主義”的“十字軍東征”像以往的任何一次“君臨天下”的“運動”一樣將一些趨炎附勢者裹挾而去。可以發現許多自由地罵人而號稱“自由主義者”的人。當然這些人不值一哂，也許朱學勤想“清理門戶”就是清理這些“假冒偽劣”。不過，很多事情的發生還是令人措手不及。今年第4期的《天涯》刊載了溫鐵軍、汪暉、秦暉的對話，連秦暉這種我平素尊敬的、穩重理性的學者也竟然動不動以自由主義作為真理來評判別人，說話之前就先在地假定別人是什么什么，而自己又是什么什么，這令我“大跌眼鏡”。　　　

　　蕭武：那是去年十月在杭州舉行的一次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上他們的對話，因為他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次研討會的主題是社會主義問題。后來有一套書，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有一本叫《激進民主》，還有《反對資本主義》什么的。秦其實不是汪的對手，加上溫的思維方式也不是秦能頂得住的，所以他當時顯得很不平和，幾次失言。

　　石勇：在我印象中秦暉并不是一個十足的自由主義者，而僅僅是偏向自由主義而已。他也并非歇斯底里、氣急敗壞之徒。但一說話就自由主義者代表什么什么，而左派又如何如何，先在地剝離概念存在的特定的語境，并將各種本應加以澄清的事實混淆起來。在他的潛意識里，似乎新左派就是極權主義者的幫兇似的，而自由主義者則是一些令人尊敬的“自由斗士”、“民主人士”。正因為這些話是從秦暉的嘴里吐出，所以讓人感到可怕。這種單向度的思維方式反映了一種屢試不爽的話語霸權，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的自由主義強勢話語的語境下。

　　蕭武：當時我有個很深的印象，秦會動不動說“左派”如何如何，汪就反擊說，什么是左派。其實在這樣的場合談到派性問題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它也相當于是打棍子，先給你扣一個大帽子，然后說你有這個問題。這當然有問題，但正如先說一個人是一條狗再來扯上其它問題一樣，不屑于作事實判斷，首先就作出一個價值判斷。這種思維方式很危險，倒果為因，用假定來解釋事實了。當然，這么一來，操持這種話語方式的人可以不戰而勝。一開始似乎就贏定了。但這不是討論，而是―――我認為是―――討伐。

　　石勇：所以說，首先都不界定“左派”，不界定真左派和假左派的區別，不界定真左派的不同“流派”和理論資源以及思想傾向，便籠統地將“左派”釘入極權主義者曾經打出的旗號所鑄就的恥辱柱上，這就是“自由主義者”在當下的典型的思維方式，總以為自己代表了真理。他們習慣于運用咄咄逼人的話語霸權，不僅在于“自由主義”確實與自由民主制度有一定的聯系，以及極左（不是真左）的極權主義朝廷確實讓罪惡揮之不去，還在于背后存在著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的勝利擴張。說丑點這有些仗勢欺人，企圖以身后的龐然大物來壓服對手

　　蕭武：呵呵，我們倆會合了。權力與資本、新自由主義與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共謀和勾結，盡管似乎他們的矛盾不可調和。自由主義的一個最簡單的思維方式就是假設他們是意識形態的對立面。這就有問題了，首先是忽略了國家意識形態在今天要分為不同的層面，不能籠統；其次，就是忽略自身內在的不協調，他也不是鐵板一塊。

　　石勇：的確如此。其實現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沖擊下已陷于尷尬。意識形態的慣性維持的是一種權力秩序，并用它來保證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仍然需要謊言和奴役，盡管實際上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一些東西已開始滲透入官方的政治，特別是經濟的架構中。官商勾結證明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已開始了合謀，而“吸收資本家入黨”更意味著這種勾結已延伸到了政治領域。這時的意識形態攻訐實際上不過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權力，它實際上是他們奪權的煙霧彈。就是為了奪權，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全盤掃清道路。所以我們看到為什么這些人那么敵視工農，甚至民族主義也成為他們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他們背后站著的是美國，是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不是自由本身。因為無論如何，將工農侮辱為“愚民”、只盯著資本家的腰包鼓了沒有卻無視他們的苦難的人只能將自身的自由建筑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盡管這種“不自由”也許僅僅是一種無法實現自由的“條件”。

　　蕭武：一開始自由主義就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派別，正如馬克思主義可以有無數種版本。但是，我們能說哪一種自由主義的版本是正宗的嗎？密爾固然強調多數人的自由也不能構成對少數人的自由進行剝奪的條件，但他也認為“文明人”可以像收拾野獸一樣的收拾“野蠻人”。這就可以看出，這種自由絕對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只是“文明人”，更進一步說是貴族（當時在英國如此），是能人、強人、資本家的自由（在當下中國正是這樣）。而柏林更是認為：自由（消極自由）的無法實現并不在于人們無法對之進行享有，而是沒有能力具備實現它的條件。他的這種說法實際上仍是為強者、社會精英的自由和弱者、工農的不自由進行辯護，或者說是為前者自由地強加于后者的不自由進行理論上的辯護。我們看到，拋開強者能人可以動用手中掌握的社會稀缺價值資源影響政治不論，連制約工農的自由的條件（經濟條件）也主要是一種由強者施加的政治――經濟政策或制度的結果。這就非常虛偽，一邊嚷嚷著抽象的自由，一邊抽空你實現自由的條件，其結果使自由只成為少數人享有的東西。而哈耶克的原教旨主義自由主義則更是將這種自由主義推到極端，在他眼中一切集體主義性質的東西都內含了極權主義的指令，而原子似的個人的殘酷競爭對于自由的意義則純粹看的是先天或后天擁有的社會價值資源的能力。這將社會的弱者排斥在自由的享受之外，也即對平等的敵視將自由與少數人等同起來。德沃金、羅爾斯雖然強調公平，這種自由主義的普世性嘗試卻很難成為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理論旨趣，或者說，對哈耶克等人的推崇和對羅爾斯等人的漠視恰恰是與他們潛意識的自由只能是資本家等人的自由而非工農的自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石勇：關于平等與自由的沖突的話題的確是一個到現在為止還在爭論不休的話題。這根源于公平與效率的不可兼顧。然而從哲學意義上講，平等與自由都是保證人的尊嚴的手段，它們并不是最終價值。從這種意義上講，平等與自由的價值相對性是可以加以評判的。固然從歷時態的角度講平等對人的尊嚴的保證可以弱于自由，或者說，它似乎使整個社會陷于一種相對的無效率狀態之中，而這種狀態似乎對人的解放的物質基礎遠遠沒有自由所能起的作用大；但一個不容忽視的邏輯結果是：平等對人的尊嚴的保證本身優于自由，因為它強調所有人的自由，而不像“自由主義”那樣隱含著某些人的自由的邏輯判斷那樣。甚至在我看來，即使某些人能自由到無法無天的地步，只要這種自由仍然以弱者的不自由為代價，它也是沒有什么意義的。“人生而平等”的信條必須作用于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果，而不是相反，靠后者的具體性消解這種信條本身，最終以“自由”的自欺欺人來實現一種愚弄、奴役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

　　蕭武：非常奇怪的是凡是主張公平、平等的都被看成左派。這固然是左派的傳統，即始終站在弱者一邊說話，因為弱者沒有“自由”的“條件”，只能要求平等和公平。只有平等和公平才能讓他有條件去實現自由。但是，甚至連自由主義者羅爾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左派，就像甘陽所說的那個“自由左派”。這顯然有問題了。一說到公平平等就讓一些人不舒服，是怕弱者與自己平等了讓自己不再“自由”地掠奪、剝削、侮辱別人了？還是怕與自己擁有平等的使用社會價值資源的能力或權利后使自己喪失了原先那些足以震懾別人的東西？或者，僅僅是怕“吃大戶”？說丑點這是對弱者的歧視：這些人不應該與自己平等的，因為他們是“愚民”；說好聽點則是他們想擁有迫使他人在實際生活中“不自由”的地位。我發現我自己這次最得意的發現是，改革過程是生產富人和窮人的過程，資本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完全是勾結的，無權勢者是被完全拋棄了的，包括民工、失業工人等等，都與此有關。 石勇：這不難想像。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對國有資產的瓜分有一種形式，即誰都看得到的權錢交易，這種聯手借助于一定的經濟手段，并在冠冕堂皇的改革的名義下將國有資產轉移到官僚和資本家的名下。當然，這種瓜分在現在已屬于很低檔的了，現在鼓吹的是“賣”，將這個原本值一萬塊錢的家以一千元的價格賣給某個人，當然，這個人不管是誰，都少不了給官僚以好處。而這個家原本的主人，不僅僅是名義上的主人卻被掃地出門。“全民所有”再怎么抽象，也應該有工人的一分，甚至有農民的一分，但他們卻被殘忍地以改革的名義將本應有的權利剝奪殆盡。更進一步說，現有的國有資產無論如何少不了工農的創造，甚至主要就凝聚為工農的勞動，那么這種由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瓜分的改革不正是對工農的掠奪嗎？改革的過程也就是“分贓”的過程，是一種打著文明旗號的野蠻搶劫。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資本集團是獲益者之一，但它要求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要求高度的私有化（為了更好的掠奪），要求市場的完全放開（掃清掠奪的道路），另一方面需要轉移視線，需要將這種掠奪的需要與政治上的奪權結合起來，即以對極權政府的意識形態攻擊的方式徹底實現政治上的保障并掩蓋其利益需求。因此當前的中國自由主義只可能選擇哈耶克而不是羅爾斯，后者最多在學術研究上才有意義。更因此，政治、經濟的指令迫使自由主義者必須將自由主義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哪怕對此行使話語上的霸權。這種意識形態強迫人們接受，不接受便喪失道義上的存在理由。這非常類似于十字軍東征。滿嘴自由，卻不過是“自由，自由，多么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蕭武：是的，所以說看起來壯烈、悲壯的自由主義大戰意識形態的故事不過是他們制造出來的，這背后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要求的沖突，所謂市場形成的過程也充滿了國家培養和扶持的痕跡。甚至可以斷言，沒有國家的幫助，中國的市場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來。今天看起來好象自由主義在爭什么自由市場，其實是謊言，真正的是資本的翅膀硬了，要求不再給權力上供。當然，它越是需要這么做，就越需要將自由主義理論整合成一種符合他們要求的意識形態，這就像極權主義者利用了馬克思主義，而中國的專制主義者利用了儒家那樣。任何理論都逃不過被利用的命運，特別是一搬到中國再由一些人解釋，就全變味了。　　　

　　石勇：而且這種味道還彌漫著一些號稱是“自由主義者”的、見風使舵、虛偽無恥的“打手”以一種　“單向度”的思維方式罵人的糞味。我想說的一件事是：我去年曾在某個網站與一位我所尊敬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也許應該更準確地稱之為民主斗士）發生過一些觀點上的“交火”。后來，彼此失去了聯系。再　后來，也就是美國打伊拉克那會兒，我在不寐思想論壇見到了他。他因持反戰立場（當然是人道主義意義上的反戰立場）竟然遭到那些口口聲聲自由民主的人的痛罵，竟然罵他是極權專制的奴才！當時我感到這是一個天大的幽默：一個真正為民主而戰的人，一個被官方監視的人竟然被一些嚷嚷自由民主的人如此攻擊！這種打著某個旗號來誅殺異已的人非常可怕！如果說什么是極權主義者，這就是極權主義者，只不過換了一種話語方式而已，而什么理論香他們就利用什么理論。一句話，你不贊成他們，或者說你對美國政府的行為（不是美國政府本身，更不可能是美國本身和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提出批評，那么你肯定就是極權專制的奴才了，因為你反對他們，而他們代表了自由民主。世界上再難以見到這種強詞奪理的強盜邏輯了。另一個問題：當下中國的改革實際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種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分臟”，因為就像我已說過的，一定時期內從自然所掠奪的財富總是有限的，那么短時期內某些集團的暴富只可能是從別的集團的口袋里用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壓來的。而非常明顯，工農不掌握任何政治、經濟、文化資源，更沒有話語權力，他們只能成為被掠奪的對象。改革，說穿了就是有權者和有錢者的分臟過程，他們的狗咬狗無非是想將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蕭武：中國雖然自古以來是一個專制呈“超穩定結構”的黑暗王國，但仍然存在自由主義的星星點點，儒家也有自由主義。而且自從五四以來，胡適等人曾對自由主義的擴張起過很大的作用。但問題是，這些自由主義與經濟聯系不大，或者說無法成為為當下的資本集團的行徑進行辯護的工具。所以流行的是新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自由主義。而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展開和資本的擴張是同步的，而且新自由主義的所謂理論體系實質上最主要的架構不是哲學，也不是社會學，而是經濟學話語。經濟學在這里主要是指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的那種西方經濟學，不包含政治經濟學，我問過新學院的芷若，她是學經濟學的，但是他們就不開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課。

　　石勇：審視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我發現：經濟學的“熱門”乃是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全面改革以后的事情；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呼喚出了一大批經濟學家和從西方販賣過來的形形色色的經濟學理論。20世紀90年代初的俄羅斯私有化方案讓丘拜斯等人風頭出盡。而中國自鄧小平南方講話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以來，經濟學一夜之間已成為一門顯學。無論是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出臺，還是各種宏觀的市場運作的策劃，經濟學家們所操持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市場背后活躍著他們炫人耳目的身影。

　　蕭武：就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質來看，強調產權、強調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裂背后隱藏著一套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語碼：私有化。而這種私有化恰恰是在國有企業紛紛破產、工人大量下崗、農民紛紛涌入城鎮成為廉價勞動力的背景下發生的。這非常耐人尋味。市場經濟的成功運作必須造就出不同于舊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的現代企業，這些“獨立”的、適用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企業的誕生卻只有兩條途徑：一是新生的“民族資本”性質的企業的崛起，二是對原國有企業進行“轉軌”。前者不可避免地出現對國有資產的掠奪，而后者則注定要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從那時到現在，整個中國似乎都處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國有資產的流失怵目驚心，而在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量“血汗工廠”對勞動者的摧殘則可謂是天良喪盡。

　　石勇：但經濟學家們似乎看不到這些現實，或者說，他們恰恰是在為這些現實進行辯護。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是，他們只強調“產權明晰”，強調私有化所給一些人帶來的“私有財產的神圣”，卻根本不管這些財產是合法地掙來的還是偷來的、搶來的。改革帶來社會進步的希望，但卻提供給了權力和資本分贓的機會。任何一個社會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變動甚至只是修修補補都必然帶來利益的重新整合，也即意味著利益的重新分配，而這頓豐盛的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晚餐不屬于弱者，他們只能被掃地出門。當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動用它們所擁有的社會稀缺價值資源通吃一切時，處于絕對弱勢地位的農民、工人便只能在龐大的權力――資本之網的捕捉中陷于絕境。他們所創造的價值和他們所獲得的極不相稱。這可以稱為是一種“掠奪”，合法的是政策的歧視性，不合法的則是在違反勞動法的前提下的各種野蠻行為。

　　蕭武：可以判斷當下中國的極度貧富懸殊正是這種“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下的一個惡果。經濟學家們鼓吹“自由市場”的“自由競爭”，但這種“競爭”和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自由競爭相差何止萬里。自由競爭必須排除權力的干預，必須排除資本與權力的勾結，也即，市場遵循的只能是經濟規律而不是權力的意志，并且市場的無序和資本的貪婪性必須用法律的力量來進行規范和制約。然而直到現在，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遠未成熟，其過多的權力意志與法律的軟弱使“自由市場”常常淪為權力與資本分贓的道具。而弱者的被掃地出門與誕生一大批利用各種制度、政策、市場的空子巧取豪奪的暴富者是相輔相成的。其結果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喪失了一種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道義依據。因為這些暴富者并不是以勞動，而是以對國有資產的侵吞和對勞動者的殘酷掠奪為其“存在”的嚴厲前提的：國有資產和勞動者應該獲得的錢許多都轉到了這些人的手里。 石勇：實際上，有些經濟學家也是這個無序市場的獲益者。他們對私有化和這種自欺欺人的“自由市場”的鼓吹背后有著利益的因素。他們認為走向市場經濟必須付出代價，當然是弱者必須付出代價，就像當年英國的農民付出的“羊吃人”的代價一樣。但我們先問一問：把一些人的錢掏出來讓一些人暴富是合理的嗎？進一步追問這是否不可避免？再進一步追問：這是不是一些人掠奪的幌子，是一些人扛著市場經濟的旗子為他的行徑進行掩護的煙幕彈？不錯，希望是市場經濟，但問題只是在于現在的市場競爭并不是真正的市場競爭，經濟學家閉眼看不到這一點卻為這樣的野蠻掠奪進行辯護，這是否有些過分？為這樣的官商勾結大唱贊歌，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品格置于何地？

　　蕭武：這里有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每個人似乎是抽象的、具有同等競爭條件和機會的原子，因此“市場”博弈的最后結果可以不作任何價值判斷。這樣，手段看不見了，而結果則是合理的。這牽扯到了經濟學。經濟學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便是它假設每個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趨向于利益最大化的。這也的確是事實，盡管這種自私的放縱并不一定是好事。而且，經濟學在分析人類行為和社會時，并不在意社會的復雜性，而是就從動機上看，所以它的結論往往能得到許多人的認可，因為這些人往往自己可能不是那樣自私。那經濟學的解釋對象中的那些人一定是自私的，至少比自己自私。經濟學話語的興起與自由主義的膨脹有著深刻的關聯，因為他們要求與權貴資本共享權力和利益。甚至我們回顧一下，自由主義在西方的萌芽首先就體現為資產階級的經濟需求。

　　石勇：經濟學的學科思維并不像哲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那樣具有總體性和人文關懷。一句話，它排斥集體利益，強調原子似的個人利益，以為無數個人的利益總和便是整個社會的利益似的，或者說整個社會的經濟總量可以忽視收入的巨大差距。人當然是自私的，但人畢竟是社會人，而且人有感情，因此將人單純地假定為“經濟人”只是一種不成立的抽象。這種抽象在將人的私欲呼喚出來時假定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要求，而且這種要求會沖破道德的堤壩。當然法律可以制約，或者說他們強調法律的保護作用，但一個事實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律不過是強者的保護傘而已。法律只是強者制定的游戲規則，而誰制定游戲規則強迫別人遵守誰就得利。這樣，非常明顯，在市場上沒有掌握任何競爭資源的人便將處于絕對的劣勢，而且這種被剝奪的處境得不到法律和道德上的支持，一句“市場規律”就冷冰冰地打發了。我們看到，無論市場能怎么實現社會學意義上的階層的流動，最終都得有一些人處于絕對的劣勢，也即資源、陰謀的競爭構成了不平等的先決條件和最終依據。

　　蕭武：也許正是經濟學的這些特征培養了一些經濟學家的品格。有人說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沒有良心”。話當然不能這么講，但是，經常讓我們大跌眼鏡的是：經濟學家們從來對貧富懸殊這些足以造成社會動蕩的事實視而不見，即使是資本原始積累對勞動者的敲骨吸髓，他們仍然在那兒一個勁地鼓吹。而且，事實上他們與資本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曖昧，甚至已經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這樣經濟學家便成了資本的雇傭。如此一來，他們還能讓我們如何相信？

　　石勇：對。這就是經濟學家在當下中國的一個最大的令人詬病之處。經濟學本是經邦濟世之學，說穿了并不是為了某個資本家賺錢當顧問，而是為國家總體的經濟發展當顧問，而這種顧問考慮的決不僅僅是資本家的利益。它不僅應當看到收入，還應該看到收入的分配。當然，在為國家當顧問的同時為資本家當顧問也未償不可，但由于資本家的唯利是圖和資本的掠奪、剝削性質，資本的收益的來源以及它所反映的事實被殘忍地忽略了。而整個社會看的也是經濟利益，是不看見人的。那些經濟指標遠遠比弱者的尊嚴和生命更為重要。但我們必須問一句：發展是不是人的發展，社會進步的意義的體現者是人還是物？是一部分人還是大多數人？

　　蕭武：經濟學家有一個很堅定的信念，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沒有價值的，只有價格，市場上表現出來的價格就是它的價值，在兌換成為金錢之前的價值在他們眼里是不存在的。這次北大改革中張維迎的方案、周其仁的談話，態度都很明顯，就是經濟學家思維，他們就是要把所謂的東西都放到市場里來檢驗其價值，中文系的人就讓去高識別軟件。這樣的經濟學，當然是喪良心的經濟學

　　石勇：不僅如此，他們的思維是：一切都可以折算成錢來表征，或者說錢可以代表一切事物。他們所抽象出來的“經濟人”和“市場”，已經涵蓋到人類的一切領域了。如此思維，當然他們看到當然是社會總體經濟指標增長了沒有，或者僅僅看到所謂的“企業家”賺錢了沒有，而弱者的生命和尊嚴是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的。

　　蕭武：不是他們不在乎，而是在他們的思維里面，他們覺得只要市場自由了，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市場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實現自己的價值，自發的成為有錢人，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才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他們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巨大不同，有些人是不愿意進入市場的，但他們不考慮，還有些人是不適合在市場里的，他們也不考慮。他就是要假設你跟他一樣是愿意而且能夠在市場里實現自己的價值的。

　　石勇：市場的配置當然很有效率，我們每個人都不可能愚蠢到拒絕市場經濟，一句話，冷冰冰的資本比冷冰的權力好一些。但是，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時，市場會不會在社會的行將崩潰中內含著失靈甚至也崩潰的危險？畢竟當下的中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不同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他們可以將矛盾轉嫁到殖民地，將危險化解在對殖民地的掠奪之中。而中國只能掠奪工農，矛盾卻無法解決。而只有公平才能化解這些如地火一樣在運行的社會危機。的確也如你所說的，“他們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巨大不同”。他們慣用的是一種強者思維、能人思維，也即是從資本家的角度來講這話的，資本家當然不怕市場，因為他有能力在市場中生存甚至呼風喚雨。然而弱者不一樣，他們沒有任何能在市場上生存的法寶，不擁有應對市場的資源和能力，他們只能被市場吞沒下去。這就是你講的他們不愿進入市場的原因。其實強調市場原教旨主義背后還有一層心理因素在內：因為是“市場規律”，它的天經地義使資本家吃掉弱者顯得天經地義，從而也減少或消除了他們的負罪感。

　　蕭武：所以市場競爭無法忽略公正。經濟學家們正是在這方面讓我們失望。人們對他們的種種指責也正是基于他們這方面的冷血。現在關于市場的說法中，最能讓人接受的可以說是秦暉，他講只要起點公正、程序公正，結果的不公正就是可以接受的。乍看起來這個話是有道理的，其實不對，因為從一開始起點就不一樣。拿中國改革來說，在原先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中，當然有人離資源近，有人離得遠，近水樓臺先得月，怎么可能公正？更何況，國家在這個過程里還做了很多手腳——這一點我會在文章里有比較詳細一點的分析。 石勇：在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并且越發尖銳對立的思想界關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有兩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其一正如你在你的《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憲政》一文中所說的：一個人只要對自由主義提出批評，那么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不管他實際上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毛主義者、激進主義者，或是一個無門無派的獨立思考者。

　　蕭武：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存在于號稱信奉自由主義的人身上，的確讓我有些哭笑不得。在此之前，我們認為，一個人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因此對革命不熱情的人我們都認為他們是反革命；現在，我們認為，一個如果不是自由主義者，那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且，這種思維方式正在象瘟疫一樣傳播著，我們在網上隨處都可以看得見這種人，只要你稍微一提平等，立刻就有一大幫人沖過來罵你是新左派。其實，正如我在去年的文章《自由沉沒的時候，自由主義浮出水面》里表達的意思一樣，當人們爭先恐后給自己的額頭上貼自由主義者的標簽時，他們的內心卻越來越不自由。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做出的判斷是不是應該打個折扣？實際上，無論是國際的背景還是國內的背景都使得自由主義在當下的中國成了一種強勢話語。這種強勢話語的形成和走向，內含著將自身的能指無限擴大的邏輯。如果它缺乏對自身的反省，他必然把更多的人帶進這個思維陷阱里去。

　　石勇：其二便是自由主義者在論戰時，花樣翻新，針對的不僅僅是觀點，連一些新左派人物的底子都翻了出來。比如自由主義者就一次次地強調新左派人物的學術出身和曾有過的底層生活。于是這樣的價值判斷不言而喻：文學的出身和曾有過的底層生活只能催生不僅毫無用處而且有害的道德激情，這使得批判取消了自身的建構能指而僅僅表現為一種姿態，并災難性地以其先天的缺陷和不合時宜陷于對政治經濟架構的作用軟弱無力的理論困境之中。

　　蕭武：確實，我也承認，在比較有名的新左派人物中，有許多人本身是經歷了文學專業訓練的。但是，這是否構成一個指責別人的借口？是不是一個文學專業的人就不能談經濟？——正如韓毓海問的那樣。相反地，我以前曾在與別人的討論中談到過這個問題，在去年記念五四的文章中也提到過，因為文學專業出身的人都對中國現代文學多少有了解，尤其是魯迅，可能恰恰是因為有文學研究的經驗，他們可能對中國現代性的內在緊張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這是一個貫穿整個中國現代歷史的問題，一方面，他們對現代性充滿渴望，另一方面又對現代性多少有些懷疑。一戰結束后國粹猛然熱起來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事實上，有些人以為他們只要一喊出“自由”，似乎自己就是這自由的化身，而別人對自己的批評便等同于批評自由本身。要是他說他是自由主義者，而你對自由主義的一些主張提出不同的意見時，那你顯然便是與自由主義從來較著勁的“新左派”了。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自由與自由主義是兩個概念。舉個例子來說，一篇曾經十分有名的文章、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腳踏實地的敘述》中通篇講的都是自由主義，但他認為自己是在講自由。

　　石勇：這倒是使人想起了那些喊“自由、平等、人民利益”口號的政治惡棍，想起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的控訴之聲。而實際上，“極權主義”并不僅僅與那個黑暗暴虐的制度、社會、人對應。它是一種特征，一種語境，一個概念，一面顯微鏡。并不是社會現象通過這個概念來確證自身并全然與之對應，恰恰相反，倒是這個概念通過社會現象的存在來獲得自身存在的的價值上的證明。因此作為一種概念對現象、事實的概括、界定，其所指并不是固定的，而能指則在社會現象與事實的不斷變幻中向社會和歷史開放。因此，一個人是否極權主義者，最關健看的是他的思維，看他的各種高明或拙劣的表演是否符合它的特征。不過事實是常常富有諷刺意味的：那些聲稱與極權主義不共戴天的人，其表現倒恰恰與極權主義者無異。

　　蕭武：所以我覺得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趨勢：自由主義似乎成了一個保護傘，只要你頂著這個大帽子，無論你說什么，別人都可以原諒；反之，如果你對自由主義稍加批評，馬上你就被趕出這個自由主義“陣營”了。我們曾經批評過20世紀所謂的“合群的自大”，以為許多人都象朱自清那樣，內心特別渴望有一個組織，找到一種個人身份的歸屬感。其實，在今天看來，內心的“歸屬焦慮”依舊，不同的只是從前的共產主義被置換成了自由主義。比方說“少談些問題，多談些主義”，當所有人都這樣認為時，這種意識可不可以被成為一種另類的“主義”？能不能算是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吃香時，無數人爭先恐后的聲稱自己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而當它失勢時，令人奇怪的是對它“解構”的最起勁恰恰是那些當年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

　　石勇：真正的問題是：“主義”是否已變成一種已實現自律演繹的意識形態？它會不會在能指的無限擴張中變成一種“獎善懲惡令”？或者反過來說，從它體現自身存在的媒介――人――，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它的理念和由它所規約的種種素質？在鋪天蓋地的口號中，那個由主義的話語體系當中所折射出的理念和邏輯是否已經湮滅？歷史會不會又陷入一種荒謬的悖論，即變幻的永遠是旗號，而改朝換代不過是一場與真正的人的權利、與底層民眾的真正訴求無涉的狗咬狗的斗爭？ 蕭武：爭論最熱烈的時候大概是在1999年到2000年，那個時候，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是走狗，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真誠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新左派就是在為專制辯護。可是，請問這些人，你真的讀過新左派的東西嗎？你知道他們在說什么嗎？他會告訴你，新左派的文風怎么怎么的不好，他們讀不下去如何如何。這就很奇怪了，既然你讀不下去，沒讀過，你是怎么知道別人在為專制辯護的？網上的情形更糟糕，在辯論中，動不動就指責對方的智力如何，腦子如何，難道這就是所謂的自由主義？連起碼的辯論規則都不知道，是哪門子的自由主義？當然，自由主義者會說，他們那個根本不叫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不是這樣的，然后就來一大堆“應然狀態”的描述給你，給你灌迷魂湯。可是，既然自由主義可以宣稱不為這種拙劣的自由主義者負責，那么，是不是可以用同樣的邏輯說以前的社會主義實踐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什么什么的變種？如果能，那就不要說馬克思主義是什么極權主義；如果不能，自由主義也應該為這些“自由主義混混”的臟話負責。否則，那就很抱歉了，我只能說你在搞雙重標準，如果你說我就是要搞雙重標準，那還是什么自由主義呢？連起碼的規則平等都做不到？是個什么自由主義？胡適到老的時候說，“寬容比自由更重要”，現在想來，這可真是值得好好的宣傳宣傳的話。

　　石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諸種表演是令人失望的。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這情形就像馬克思主義那樣。難道這是思想的宿命？我一直在懷疑，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漠視窮人、弱者的權利而鼓吹自由，首先就表現為一種道義的喪失，一種沒有良心的行為，此時你還能希望他真的能給你帶來光明？正如甘陽所質疑的那樣，在中國的語境中，自由主義到底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如果只是貴族的，只是那些“成功人士”、能人、強人的自由主義，還能不能稱之為自由主義？要知道，最早被稱為自由主義的就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級代表。讓少數人“自由”地盜竊國有資產并試圖要將這些贓物合法化，“自由”地剝削“民工”，讓血汗工廠成為當下中國原始資本主義積累時期的一大風景，難道這就是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既然鼓吹自由，為何又仇視民主和平等？說難聽點，我有些懷疑這種自由主義是不是在為資本擴張做馬前卒，鳴鑼開道。或者有人會認為，自由主義從來沒有明確的說過要為資本辯護、開路？那我就要問了，既然如此，你為什么不先查查私有財產的來源呢，干嗎這么著急要保護私有財產？還要“私產入憲”，動不動就說要求清算財產來源的人有仇富心理什么的。要是這就是自由主義，那么，不管我是多么的熱愛自由，我都將對這種“自由主義”說：不！

　　蕭武：現在有種論調特別流行，就是動不動把什么社會問題的責任都推到權力身上去，用一句話來概括，今天的自由主義的的真理千條萬條，總結起來只有一條：解放資本，減少管制。我以前老講，我們的社會里至少存在著三種影響我們生活的權力，文化，政治，經濟，哪個里面都肯定存在權力、壓抑／反抗的關系。其實，這也不是我發明的，這在許多地方其實是常識。但我們這里的自由主義只要一說到權力，下意識的就當成了政治權力。固然，政治權力的強制與壓制確實在中國表現得特別明顯，可是，1990年代以來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東南沿海一帶，所謂的發達地區，大量的存在著限制工人人身自由、超長時間勞動而不付任何加班津貼、也不承擔任何社會保險責任的私營企業。在這種情形下，資本的權力之大難道可以被忽略？為什么老在批評專制啊什么的人不去批評這種資本的不人道的權力呢？他們與資本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為什么不批判資本的權力？意識形態是用來哄老百姓的，從來如此。看起來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好象水火不容，資本方面——所謂的“民營企業家”——老在抱怨政治權力對自己的管束太多，可在酒桌上他們一樣稱兄道弟。套句《紅樓夢》里的話，很多地方的資本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資本為什么敢于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就不給工人提工資，不承擔社會保險責任，不改善工作環境，還不用擔心工人“造反”？這是為什么？工人們為什么面對這些敢怒不敢言？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拖欠民工工資的事情一下就浮出水面，成了社會焦點話題，為什么這些包工頭敢這樣做？如果沒有各種權力網絡為他們提供保護，他們怎么不怕工人一把火燒了他家？其實，他們對打工仔的合法權益的侵犯，全仰賴權力集團的兩肋插刀。每發包一個工程，國有資產便輕而易舉地被官僚與老板瓜分。在這個過程中，真正得利的不僅是資本，政治權力同樣得到了好處，當然不可能去管。我經常用一個比方，政治與資本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強奸還是通奸？或者是誘奸？所以，有時候真讓人覺得，那些“主義”之爭其實不過是一個游戲。但“假馬克思主義”和“假自由主義”的相互攻訐卻使二者都聲名狼藉。令人奇怪的已經不是那種制度設計上的路徑分歧，而是“主義”脫掉曾支撐它的偽裝了。在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語境中，一個人成為一個窮人不僅不應該同情，反而是他活該。大魚吃小魚，社會稀缺價值資源被富人壟斷使越演越烈的不平等獲得了意識形態上的支持。于是富人“自由”地剝削窮人，而窮人“自由”地受剝削便變得天經地義起來。

　　石勇：這倒使人想起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歷史確實往往驚人地相似。那些英國的紳士們在革封建統治者的“命”時，扯出的那些口號是沒有工人和農民的份的。不如說這些口號在當時更主要是用于實現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因此“自由”只存在于那些擁有資本和權力的人當中，而在“圈地運動”中發生的只有“羊吃人”。當然是工人和農民被吃。大量的破產者或者淪為無產者從而被迫出賣勞動力，或者漂洋過海去新大陸找機會。到新大陸的人的選擇最好了，他們在本國混不下去，被人趕出來了，到了新大陸一看，哎呀，簡直太好了，這么多值錢的東西，人都這么真誠、這么淳樸，太容易欺騙了，給他一個玻璃球就能換回一袋黃金；正如現在中國的工人和農民被吃一般：工人紛紛下崗，就業形勢越來越差，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農民更容易騙了，一個鄉下打工妹剛到城里，給她個四百五百，她恨不得給你下跪，哪兒還想得到自己原來是在受剝削呢？更不用說什么工作環境、社會保險和福利了。拿經濟學的話說，這是市場規則，供給太多，需求不增加，價格當然低廉。可我們是不是該排著自己的胸膛問一問自己：他們的勞動真的就只值這么多錢嗎？你在把那點錢給到他們手上的時候，你的良心在哪里？你有沒有因此稍微感到臉紅？可是，只要一進入自由主義的話語體系，這似乎就成了歷史的法則，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任何人”特別是指那些針對“自由主義”而高呼“民主”和“平等”的“新左派”。 蕭武：我跟一個朋友聊天，我說你看過《資本論》沒有，他說看過，我說你覺得你從中學會了什么，他說，太好了，我學會了怎么生產剩余價值！這就象曾經開放“紅樓”給人參觀本來是想讓那些官吏們學好結果卻成了學著怎么享受了一樣。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管你在制度上做出什么懲戒，他都有辦法找到空子去鉆。有人說美國的資本主義是頑劣資本主義，我看中國的也離得不遠了，甚至應該叫做無恥資本主義。我寫過一個這樣的文章，就引來了許多批評，當然，主要還是自由主義者的批評。他們就不認為有什么剝削，而且認為中國根本還沒有什么資本主義。所以這種“自由主義”的一個觀點是：剝削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無法作出價值判斷的，它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這就抽空了對此作出批判的道義基礎。我得說這種論調構成了當下的一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因為，如果認為剝削不存在或合理，那么那些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只能拿微薄的工資的事情也就“合理”起來了，完全可以視而不見。而由于經濟權利緊密地聯系著政治權利，很顯然窮人仍然是會被排除在社會歷史的進程之外的。或者說窮人仍然只能為社會的進步付出成本而享受不到社會的政治權利。而在私有化的狂潮中，窮人將被無情地吞沒下去。　

　　石勇：是已經有一些勇士起來否認剝削了。令我奇怪的是，剝削本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勞動關系，又不是純粹的自然性的東西，怎么就不可以作出價值判斷了？姑且按照他們的說法，這一切都是“自愿”的。但奴隸在當奴隸時又豈不是“自愿”的，可為什么奴隸制度卻必須被推翻呢？當然也有個別現實主義者認為：既然它存在并且步不可抗拒，那么它就是合理，且不能反抗，為什么要反抗呢？還有更絕的，理屈詞窮連說話的邏輯前提都不顧了。我記得在你的《窮人的希望》一文發表后竟然有人這么說：你既然那么對剝削不爽，“你可以不受剝削呀”（大意）。

　　蕭武：其實，如果照這個邏輯，我們完全可以說　“既然你認為極權主義壓迫你，那你可以去自由民主的美國呀”。但我們沒有說，因為這就和潑婦罵街差不多了，你來我往你一句我一句的抬杠，而不是討論問題。就像你講的，這些話抽空了它立論的基礎。它將現象抽去了，語言已經脫離了一定的社會現實，從而淪為一種無聊的游戲了。想想看，有多少人能夠逃避壓迫找到自由的樂土？就算大家都能夠“出去”，難道就成為反抗壓迫的理由了？或者說就取消了反抗壓迫的必要了？一個社會的存在總意味著少數人利用大多數人的勞動。現代國家的功能顯然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象以前那樣只用暴力保護一部分人的利益了，但這一功能無疑依然存在，而且只要國家存在它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因此從廣義上講，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剝削構成了這個社會存在的法則。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的特定語境中，窮人受剝削的處境更得以進一步凸顯出來。這有兩個問題：1、到處是剝削，試問哪兒能避免？2、個體選擇的改變是否能夠使這個剝削的制度發生變化？如果不能，我作為個體的反抗姿態只對我有意義，對更多的人則沒有。正因如此，才必須反抗剝削。盡管可能反抗是徒勞的，因為不可能根除剝削，但由于經濟上的權利與政治上的權利緊密相聯，反抗剝削本身便具有勞動者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意義。用如今流行的術語來說，這其實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我反抗你看見了我的力量，知道這樣對我不行，于是妥協一步，這也是一種改進。

　　石勇：確實如此，這個論點看起來頗能迷惑人。比如某私營廠并沒有強迫工人去勞動接受剝削。工人在那接受剝削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愿意，他可以隨時離開，不再接受剝削。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是否只有這家工廠在剝削工人而別的沒有？非常明顯，“你可以不受剝削呀”賴以成立的前提是只有這家工廠在剝削工人，而別的都假定是不剝削的。這就把事實抽空了，而實際上，現實就是到處存在著這類“私營工廠”。他等于把語境置換了，明明是“受不受剝削”的問題，結果被他置換成了“受誰剝削”的問題。這其實就成了一個語言邏輯游戲，就是假定了只有這兩種情況。

　　蕭武：然而他仍然可能會這樣問：為什么你非要去受剝削呢？你完全可以自己開一個公司嘛；或許也這樣問：既然到處都在剝削你，而且并沒有強制力量非強迫你去接受剝削，那你一樣的可以免于被剝削呀。你既然自愿去接受剝削，出于你自愿的東西，你還能有什么說的呢？　石勇：這個問題有點像“拒載”的問題：出租車司機不可以拒載并且也要講究服務態度，否則就是“犯規”。既然有出租車存在，那他能拒載嗎？拒載等于取消了它的存在理由：運輸。難道乘客自愿坐出租車司機便可以敲詐他嗎？這違反職業道德甚至違反法法律。同理，生產企業存在的理由難道不是雇傭人員搞好生產為社會提供產品嗎？姑且不說沒有工人干活它能不能存在，光它為社會提供產品、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這一存在理由它就沒有理由不雇傭工人。而且，工人自愿地來接受雇傭并不意味著可以隨便對他進行剝削。因為看起來工人是通過它而得以生存，但它的生存也需要通過工人的勞動。兩者是相互依存的，不存在剝削的支持依據。這個問題又牽涉到一個假定了所有人都“自由”（包括勞動使用自由）的問題。我們會看到：抽象的自由在具體生活情境中面對的是一個個限制自由的超人的異化力量和實體。　

　　蕭武：其實，這里首先的一個假定就是人生來是自由的。但是現實遠非如此，因為為了生活，你必須得讓度一些自由，付出勞動換回報酬，然后維持基本的生存。比方說，我說我就是喜歡讀書，就是不愛在社會上混。可是，我不去混就沒飯吃，我不混怎么辦？我有沒有選擇不混的自由？也就是說，在自由主義的理論預設里，可以讓你因為現實而不自由，但不能因為政治高壓不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謂的“免于強制的自由”。比如他們就一再的論證妓女合法化的問題，許多人就認為這是女人有選擇做妓女的自由，就象《沉重的肉身》里講的妓女瑪麗昂一樣，我就是要是賣淫，我就是喜歡這個快感，你不能阻止我，阻止了你就是強制我。我當然不能說就一定沒有這種人，但這種情況能有多少？如果有更好的選擇，那些打工妹難道會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青春肉體兌換成一疊紙？那么，我就要問，為什么我只能在出賣與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之間選擇，而沒有別的選擇？

　　石勇：我總感覺他們的立論是斬斷了具體與抽象、現象與概念的聯系。一個最大的偷梁換柱手法是：僅僅將某個具體的限制自由的實體（比如實施剝削的工廠）當作限制自由的“現象”，在此意義上將工人跳槽視為“可以不受剝削”。然而他們掩蓋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工人跳槽后仍將接受另外的實體的剝削，除非你從這個社會退出，否則你沒有別的選擇，因為你必須生活。而在他們看來好像這個現象已經和“不受剝削”以及“自由”沒有關系。我們界定“不受剝削”和“自由”是從普遍的從各個具體的現象上升為概念的判斷的，這樣的問題就在于，以某個具體的個例能否推翻作為一種抽象的普遍性的結論？

　　蕭武：是的，什么是自由？是不是沒有人來強制我，我就真的自由了？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對于我個人的生活來說，我為生活所迫賣淫難道能算是我的自由選擇？我的土地被我自己賣掉了，因為我必須出錢供養孩子上大學，然后我就是個無產者了，你說我還有沒有選擇不受剝削的自由？誰來為這個負責？我已經沒有退路了，沒有別的選擇了，于是我只好去出賣勞動力。當然，這個時候我特別緊張，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我面對的完全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我會種地但這里根本用不著；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勞動力能值多少錢。這個信息是完全不對稱的，我無法為自己作出一個評估，那我怎么談判呢？比方說我在家里的時候種地，一年的收入只有2000元，好，我到了城市，人家一開口給了我一個月300元。我一想，哎呀，簡直太好了，比我在家里得到的多得多了。可是，這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家里種地所生產出來的東西的市場價值低是使我得不到更多的錢的，但我在這里的勞動本身就不是這個價錢了。比方說我在建筑工地上，我一天的工資說高一點，拿到了30塊一天，可這就是我的勞動所值嗎？如果仔細算算，以目前房地產市場的火暴情況來看，哪里只值這么一點呀？可是我不知道這一切，我就老老實實的接受了工頭開給我的價錢。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第一個辦法，公開信息，讓每個人知道自己的勞動的價值；第二個，我不干了，干脆回家上吊；第三個，國家用法律強制性的對我們的工資做出保護性規定；第四個，我指望這個工頭能有良心。你說哪個能有用呢？　

　　石勇：工人的現實就是這樣，他一無所有，除了出賣勞動力，他別無選擇。不工作就是失業，餓死，所以，他不是受這個剝削就得受那個剝削。而他們的邏輯是：你不想受剝削可以離開這家具體的工廠呀，至于你是不是只能再去受剝削，已經和這家工廠沒關系了。跟他的這個判斷——你通過跳槽證明了“你可以不受剝削”——的成立沒關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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