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加劇世界不平等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看來是一回事。但是，只要仔細地分析就會發現它們是本質上不同的現象：全球化是一種資本主義固有的歷史現象，而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由社會的代理人、思想家、知識分子和有準確身份的政治領導人、資本所有者的社會階級以不同的方式推動的一種政治方案。這兩種進程匯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模式。
    從這一理論的建議出發，下面的一些提法目標是對一些問題進行思考，以區分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其二是分析這兩種進程匯合后的一些特點，它們形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具體模式；其三是為了表明將新自由主義強加于全球化的進程出現的不平等。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概念是指一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進程，是從20世紀最后25年起資本主義擴張表現出來的抽象概念。按照阿爾瓦特在2000年1月的說法，全球化是確定從上個世紀70年代后半期解除調控成功以后在全世界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發生的變革的概念，在80年代末社會主義停滯以后得到加強的一種概念。
    當然，全球化是一個不完整的、長期的、綜合的歷史進程，它在地理上、經濟上和社會上是不平等的，正如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一樣，換句話說，全球化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里在社會各個領域不是以同樣的方式展開的。它是一個由相互聯系的各種復雜的和矛盾的因素和力量決定的一個進程的產物。表明全球化特點的因素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擴張；世界體系的領土和政治組織的新形式成為經常性的進程（國家傳統的職能正在被取代）；跨國公司擴張的進程和它在世界生產中有特別的份量；通信的發展和技術革新的速度加快等。
    正如埃里克指出的那樣，雖然全球化進程是不可扭轉的，在某些方面它不取決于政府所做的事情，另一件事情是在合理化過程中的思想基礎是“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是新自由主義，這也被稱為“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
    合理化的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即將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都服從于“自由市場的原教旨主義”，同時服從于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的社會生活，通過統治階級或它的霸權主義的派別領導的政治進程將這種全球化強加于人。
                           世界不平等和兩極分化
    全球化的辯護者們最經常以贊賞的方式提到的一個方面，是全球化本身以其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帶來的機遇，但是他們又不確認這種說法。而事實卻完全相反，到現在為止，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進程沒有在任何地方帶來共享的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保持和加強資本主義的根本制度，比如它建立在通過資本剝削勞動的生產關系，加深了資本主義本身創造的社會的差別和地區的差別。
    在這方面，經濟學家阿明曾警告說，“資本主義的擴張絕不意味著發展的結果。例如，并不意味著全面的就業，也不意味著利潤分配某種程度的平等”。他認為，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擴張所追求的是公司的最大利潤，它根本不會關心與財富分配有關的問題，或者是提供更多數量和更高質量的就業。
    法國社會學家托拉內談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時明確地指出，肯定進步是走向富裕、自由和幸福這三個相互緊密聯系的目標的說法只不過是一種不斷被歷史戳穿了的意識形態。資本的統治日益加強，勞動者的經濟受到破壞，將西方人的統治擴大到了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資本主義的擴張在它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階段根本不可能是一個允許能夠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福利水平的進程。
    下面的數字可以說明在資本主義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況和現存的貧困。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20世紀末，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16.6％）占有世界收入的近80％，而地球上60億人口的57％生活在63個最窮的國家，他們只占有世界收入的6％。也就是說，他們的收入每天不到2美元。拉丁美洲的窮人在2億以上，在墨西哥1999年工人的年收入比80年代上半期下降了一半。從1995年到1999年墨西哥一個工人的最低年收入為768美元，比1980年至1984年的年收入1343美元減少了42％。
    現在世界銀行承認，在世界上有10億人在為他們的生存而苦苦掙扎，他們每天的收入不到1美元。在2004年5月在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城舉行的拉美和加勒比與歐盟的國家元首們舉行的首腦會議上，美洲開發銀行的總裁依格萊西亞斯指出，在1981年，在債務危機以后，在按照走向市場的方針進行結構改革開始以后，拉丁美洲有3580萬人生活在極端貧困狀態，2001年這樣的窮人增加到了5000萬人。
    這種數百萬計的貧困化和在全世界一些地區的貧困化加劇了，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設計的調整結構的政策強加給依附它們的國家，并使其多數國家的政府支持這種政策，但是已越來越引起更廣泛的社會階層的不安，他們開始考慮到在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為了社會上的調整而建立必要的機制時，他們的地位可能發生變化，這種調整對多數居民帶來損害，他們要求選擇另外的政治計劃。
                      全球化的另外一種模式是可能的
    雖然全球化被認為是一個具體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在知識分子、學術界和不同的社會團體中間，面對這一進程可能通過唯一的自由市場的渠道去實現，他們開始要求本國政府采取措施扭轉它的結果：缺乏增長、失業、社會的和地區的貧困的增加、排斥、不寬容和消滅文化的差別。
    費爾南德斯指出，全球化不是帶來平衡和公正，后果恰恰相反。因此需要面對這一現實，適當地改變這一現實。這類建議公開提出要使全球化的進程走向預定的社會目標，必須深刻分析可能采取哪些替代的渠道來對付它，比如建立一個負責國家來保障集體的和社會的權利，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已經將這些權利取消了。
                       新自由主義讓國家退出經濟活動
    當國家失去了實現資本積累的目的和效率時，自由市場就成為跨國金融資本在政治上的一種建議，目標是支持和加快全球化的進程，改善資本再生產的條件。也就是說，全球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標志著現實的社會主義的消失，它與由資本所有者組成的社會統治階級設計和推動的政治計劃相聯系，使國家退出經濟活動，其結果是強制建立一種以自由市場為根基的資本主義模式，同時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作相應的變革，以適應這種模式的建立和發展。
    但是，這種計劃忽視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資本主義實行國家的干預，有的時候是為了市場的運行，有的時候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過于嚴厲地破壞穩定和安全的需要。有的時候是為了同時實現這兩個目的。國家退出經濟活動和在經濟活動中將市場強加于人，這必然帶來越來越多的社會的排斥，提高失業和貧困的水平，
    社會的兩極分化，反對將公共企業和自然資源私有化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已經正確地預見到了這一點。與此同時，公共服務如衛生、教育、住房、電力、自來水，所有關系到社會保險的領域，當它們不再是由國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的時候，它們就開始不再是公民權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變成為在私人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純粹可以交換的商品，按照市場的規律運作，而不考慮其任何社會的效益，更不考慮政府對滿足居民需要的責任，去減少社會的和地區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義如何強加于人
    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上開始強加于人是從猛批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開始的，在事實上取消工人階級在多年的斗爭中爭取到的權利，以及使之商業化。在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粗暴地攻擊“福利國家”，將社會的權利變成為“商品的服務”，它只有在市場上通過供求關系確定的價格才能得到。他們認為國家對生產商品和服務是沒有效率的，唯一只有資本的主人才能正確地承認市場發出的信號，有效地對這些信號做出回答。這就不僅可以保證生產要素的充分使用，而且可以在數量和質量上生產社會所需要的即消費者所要求的商品和服務。他們的結論是，如果市場完全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而且有效率，國家在經濟活動中就什么也不用做，經濟的發展靠市場，它可以實現經濟的平衡，不需要國家的干預。在意識形態領域，他們一方面使國家“撒但化”，另一方面又突出市場的功能和自由行使職能，打破國家與市場的平衡而對市場有利。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甚至認為，為了居民的“福利”他們寧肯犧牲民主，稱“人們先要吃飯，然后才是自由”，排除和拒絕同時達到這兩個目標的可能。他們還指責國家沒有權利和不能利用市場提供的機會，不能為了自己和別人理解市場發出的這類信號。
    另外，新自由主義作為現在資本主義擴張的模式也需要文化上的均質化，也就是說，為了讓新自由主義取得進展，需要消滅文化的分歧，承認新自由主義模式是唯一的選擇。換句話說，人們的生活習慣以及每個國家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的代表應當消失，以便采取統一的可能的文化，讓人們采取一種消極的態度，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如果經濟是全球的，那文化也應當是全球的。
    新的全球化統一的文化支點是什么呢？資產階級的觀點是所有成年的公民是平等的，這一觀點面對普遍消費者的概念已經失去了重要性，在亞洲、美洲或非洲、大洋洲、歐洲，他們消費同樣的由跨國公司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換句話說，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類型，即全球消費者的類型，他們的狀況決定在市場上購買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與此同時，在一些國家開始建立一些地區，在那里國家的認同感被溶解了，那些全球化的鼓吹者認為文化應當是世界性的和全球的，或者說是一種單純有限的和外省的文化。這樣，他們不承認文化及其有效性，認為對現代的有霸氣的“全球的”文化，那是落后的和被拋棄的文化。
                      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
    對新自由主義計劃提出的原則有懷疑或企圖進行討論，會與在社會上處于霸權地位的階層的文化和政治利益對立，他們堅信自己的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通過他們的教條式的格言向社會的其他階層進行宣傳，認為有關國家的一切都是“壞的和沒有效力的”，而市場則集中了一切“好的東西和有效率”。
    與此同時，他們從政權上形成和發展其他的“無可非議的真理”，他們的信仰已形成一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已經深深地扎入民眾信仰和常規認識的土壤中，依靠一項強大的工程使其擴大，成為“統一的思想”。
    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提出的偏見和價值觀通過媒體在社會上廣泛傳播，稱全球化的“共同意義”是“一貫正確的”，向社會的成員全面灌輸，讓他們在理性上和道德上遵循，也成為全心全意的思想。
    “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被說成的一些“基本的公理”：“對我好的事情對所有的人也是好的”，因此他們的最后意見總是“正確的”和“明智的”，因為它來自“普遍的和永衡的價值”，也就是昨天的、今天的和明天的價值。這種“共同的意義”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模式，除此之外沒有什么，或毫不重要，那也要由資本或帝國的軍隊去拯救。
    這種觀念排斥所有反對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一切觀念，以及他們認為不合理的和不合乎他們的邏輯的觀念。比如，新自由主義模式認為，最合理的是指導市場使所有的人的行動都達到獲取最大利潤的目的，因此不追求這一目的的觀念便是不合理的。拒絕這一原則和這種社會行為的觀念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人就是置身于合理的制度之外，或是沒有任何合理的東西，因為瘋子不能創造歷史。
    在“新自由主義共同意義”背后的原則是相信“絕對的真理”，特別是“大一統思想”的有效性。這兩種形式都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撐點，被說成是“正確的和無可非議的”。這種共同的意義接受現實主義和教條主義的說法：經濟問題應當控制政治問題，經濟是決定性的和占主導地位的。這樣，經濟的道理就代替了社會的道理，“美好的”利潤變成了社會的標志，絕對不能反對它。
                     新自由主義”統一思想”的“真理”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取得的進展除了造成社會的順從之外，還表現在它精心制作的社會經濟理論上。現在由于“統一思想”的影響，排斥了所有不支持市場價值、競爭、利潤和資本的理論。它沒有任何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辯論，現在由贊頌和突出資本主義的“人文面孔”所取代，從意識形態方面加強這一建立在剝削勞動和以獲取個人的和社會的經濟活動的最大利潤為最高目標的制度。
    新自由主義大力傳播和強加于社會的一個“真理”是，它設計的政治戰略在于傳播和使人相信社會永遠是資本主義的，實行“自由的民主”。這項創意最初的發起人是法庫亞馬。他強調說，“在我們的祖父的時代，很多有理智的人可能有一個光輝的社會主義前途，在那里消滅私人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政治。現在相反，我們很難想象有一個比我們的世界更好的世界，或者說一個不是民主的和資本主義的前途”。
    為了建設這個資產階級的制度，他們動用大量資金操縱大眾媒體在公眾中進行“洗腦”的工作，以便把他們的思想強加于人，不允許存在反對派，推行他們鼓勵商品價值的政策，有利于資本的霸權。
    新自由主義的“統一思想”的另一個“真理”正如斯特法尼亞所說的，“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必然走向民主。必須采取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把它強加給全世界”。“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已屬于過去，其辯護者是意識形態的恐龍”。
    新自由主義的教義的另外一些提法是，市場以盡可能好的方式解決一切問題。腐敗總是存在的，也將繼續存在。但是新自由主義是新奇的，在結構的中央集權之中……社會的不平等不是資本主義固有的，而是人的本性之一，因此不可能消滅它。民族主義和經濟主權是倒退的表現，為了提高效率它應當消失，加入全球化。首先要使人相信財富，然后分配財富。私有化是國家經濟的萬應靈藥。等等。還有一點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到處推銷的“真理”，就是要求把自然資源交給外國資本，認為這是可能克服新興國家落后的唯一辦法。
    如果絕對地接受這些提法，不作任何思考，不對資本主義的矛盾進行調查和討論，那是愚蠢的和毫無用處的。而如果不考慮到這些矛盾范圍如此之大以至意味著徹底變革的可能性，這將是更糟糕的事情。同樣，新自由主義禁止人們懷疑他們提出的市場的經濟價值文明化的建議，在市場上社會的問題將是一種“令人憂傷的怪癖，是造成后退和危機的根源”。
                            新自由主義文化的“勝利”
    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新自由主義取得了一個“重要的勝利”，它的理論能夠滲透到國際組織，開始說服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政治的精英和知識分子，也滲透到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人士，隨后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階層，似乎是除了資本主義特別是他們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選擇。相信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是唯一的道路變成了獨家之言，阻止對其他的可能性的思考。
    一個傳播很廣最近被大眾媒體大肆宣揚的一個論點是，相信美國的軍事實力是冰山的尖端，在所有的領域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領域延長美國的優勢。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說明服從美國對世界的霸權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對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抵抗都是沒有用處的。這種“共同的意義”建議迅速接受美國的霸權，這樣就可以得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好處”。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是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意識形態之一，目的是強迫人們屈從和依賴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共識”的“意義”
    在將近20年的時間里，新自由主義的共識已將它的政治和經濟計劃強加給很多國家。“自由的代議制民主”是最壞的政治制度，在文化方面將贏利和不問政治的傾向強加于人。此外，新自由主義在用詞上也有一些變化。比如“改革”這個詞，在新自由主義時代以前它的含義是指通過社會的和經濟的變革，旨在實現一個平等的和民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活動以人文為中心，包括經濟活動。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將這個詞變成為指具有明顯的商業特征社會變革進程，在很多情況下是反民主的。
    在拉丁美洲，80年代實施的指導市場的結構改革的結果是增加了經濟的和社會的不平等，使民主的機構和政府失去所有的政治內容，變成為一個純粹的“企業家們集體的生意管理者”。另一方面，對資本的主人和新自由主義的律師們來說，國家就是簡單的市場，公民就是消費者，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實現現代化唯一可行的道路，它有助于取消民族之間阻止商品和資本自由流通的障礙。這樣，“外國投資”已不存在，而是只有“生產性投資”。同樣，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之間的差別已經消失，如今人們只是說市場。
                            新自由主義使國家受到破壞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文明潮流”中，民族的思想在實際上已經消亡，強加給人們的是“指導走向市場”的政治，國家的作用被削弱。經濟活動的范圍超越了國界，使民族的觀念開始淡忘，只縮小為市場的觀念。
    這樣，一些國家特別是位于資本主義外圍的國家已經意識到被嚴重削弱，它們被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破壞無遺，有助于大的跨國公司的利益占據統治地位。那些為克服市場的機制障礙采取行動，實現經濟穩定尤其是在危機時期的穩定，現在似乎已不存在了。將政治與經濟分離使國家對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不再承擔責任，過去被認為是公共的部門如醫療、就業、住房、飲用水、電力等，現在都私有化了，為私人資本的利潤服務。
    減少貧困，克服邊緣化，面對社會經濟的不穩定保護個人，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等，在某些時候這曾經是福利國家的基本支柱，現在已被最低限度的國家本身取代，公共服務作為商品由私人生產和出售，有能力的人才能在市場上購買，這就必然在滿足社會要求方面帶來日益增加的不平等。
    現在大多數國家里國家對于教育、醫療、有尊嚴的住房、食品、有合理報酬的就業、尊重差別、沒有就業但有一定收入、保障勞動者和他的家庭的基本需要等方面作為社會的權利的責任已經消失，或傾向于消失。同時，國家在對生產者風險的普遍保護、沒有歧視和排斥、設計和實施收入分配的政策或建設避免市場獨裁、加強公共的基本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的公共活動的民主的經濟體系方面的責任也被免除了。
    所有這一切都破壞了國家的效用，它不再是一個有自主權的機構，私人資本特別是跨國公司通過建立競爭的優勢越來越多地參與管理它們的利益。
                             國家與巨大的跨國公司
    現在流行的一種思想是，各國的政府想有某種機會生存下去，只有它們能夠為資本的必不可少的擴大生產創造條件，為吸引私人投資創造必要的“競爭優勢”。波特認為“政府的正確作用是催化劑和鼓動者，鼓勵企業有更大的欲望和提高競爭的水平”。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使國家服從于資本的利益，使跨國公司的行為成為世界經濟的動力，它們是全世界生產性資本的主要投資者，同時也是金融和貿易的主要投資者。美國的大型跨國公司占世界企業500強的多數，美國公司的產值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地區產值的總和。美國跨國公司的產值達到74450億美元，而其他國家跨國公司的總產值只有51410億美元。美國的跨國公司的總產值占世界上跨國公司總產值的48％，歐洲地區占28％。實力最大的世界前50家跨國公司中美國占60％，在前20家跨國公司里美國占70％，在前10家跨國公司里美國占80％。
    面對這樣強大的經濟實力，“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鼓吹各個依賴美國的政府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不要企圖控制大型跨國公司的活動，而要允許這些跨國公司絕對地占有自然資源，作為交換是創造就業，雖然報酬不高，沒有任何保險。這就破壞和限制了這些國家的政府控制大型跨國公司的活動的意愿，將地盤沒有任何條件地交給了跨國公司。
    堅持這種“共同意義”壓得我們這些國家喘不過氣來，他們在任何時候都說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大公司行使有效的控制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些“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新自由主義的實用者對前面的說法并不懷疑，比如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美國通用公司一家的年銷售額就是這個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26倍，政府有什么手段去和它談判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怎么能控制這些大公司呢？
    對于“新自由主義的共同意義”來說，其回答和結論是簡單明顯了的：除了投降和以個別服從的方式與這些霸權國家結合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正如大的跨國公司需要的那樣。如果需要出讓主權或部分主權，只要實現服從于巨額資本的經濟一體化的最后目的，那并不重要。他們認為，在大國經濟和大型跨國公司之外，為自由行使主權和獨立而去尋求國家的一體化將是無用的工作。總之，對新自由主義來說，資本主義沒有可代替的道路，更沒有什么改革的建。
    對于很多“現代化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認為在那些依附國的經濟與宗主國的經濟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不是威脅，而是挑戰，只要這些外圍的國家將它們的經濟自然財富交給跨國資本，接受依附的地位，利用與全球化結合為一體的機遇，問題就可以解決。特別是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們了解美國單邊決定進行“預防性戰爭”之后，那些新興的國家只能容忍帝國的權力，根據宗主國金融中心規定的準則去進行調整，順從大資本的利益。換句話說，如果這些國家不和平地服從，或是它們的政府不接受無條件投降，就可能被列入“邪惡軸心”的黑名單，就會被擺在被軍事入侵的地位，以便在那里建立由占領軍扶持的自由的“民主”。
    今天的現實是，我們這些國家比過去更有依賴性了，由于外債負擔沉重并不斷增加，國際金融社會企圖把主權變成為來自社會政治落后和民族主義任性的垃圾的一部分。正當依附的國家在20世紀末被強迫新自由主義的調整，政府職能縮小和被削弱的時候，大跨國公司的交易量和價值以特有的速度增加，沒有任何限制，其代價是依附的國家社會的和地區的貧困不斷增加。
    現在更進一步，鼓吹新自由主義的人宣布只有接受實施由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的經濟政策的國家，才能接近第一世界。而這些經濟政策帶來的后果是世界更嚴重的兩極分化，更加依賴美國的經濟。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建議依附的國家加強市場導向的結構改革，而這種改革至少已經給我們這些國家帶來三個嚴重的問題：1，經濟的不穩定，伴隨著低速增長；2，社會的和地區的貧困增加；3，依附性增加，國家主權日益喪失。此外，還應加上智力上包括科學和技術的依附也加重了。
    因此，現在需要重新研究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把它看作是帝國主義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最新表現。
                                       結論
    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重組，全球化本身是由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控制和領導的，將其變成為我們時代一種“共同的意義”，不允許有另外的思想方式的空間。雖然對新自由主義的進展說得很多，它在世界上的滲透和擴散是不一樣的，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大部分政治領導人和企業家的領導人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它在市場經濟中的實施并不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樣快速和明顯。事實上，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世界的多數地區比支持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原則更慢一些。
    如同過去發生的事情一樣，當更加殘暴和專制的統治者們強調民主的價值，堅持認為他們的政府是真正的民主那樣，近年來，事情發生變化。“自由世界”的統治者們進入激烈的競爭，看誰更有力地實施自由市場的原則與價值，將其變成不可動搖的基石，讓人接受，被宣稱為經濟增長的唯一道路，不論其發展水平如何。
    不論過去和現在，這些說法都與現實不符，特別是在市場的自由運行方面，它的具體存在遠未達到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的要求。自由市場比他們宣布的要少得多，發達國家的政府看來并不擔心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的說教與現實的明顯差距，雖然他們使依附的國家茫然，要求它們采用自由市場，但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里并沒有那樣做，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補貼、控制和保護。換句話說，雖然發達國家宣布支持新自由主義的建議，但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繼續有一個大政府，有干涉者、調節者和保護者，他們組織市場的運行，發放巨額補貼給生產者，這是保護主義的方式，它們與巨額財政赤字相處，因為這是支持資本的再生產必然引起更多的赤字，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條件需要更多的支出。
    總之，這些依附的國家原來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方向上，這些國家的政府已經失去份量，社會和地區的貧困在增加，采取一整套放棄經濟調控的政策，認為自由市場能夠降低物價，提高商品和服務的質量。
    它們要求依附的國家開放經濟，對外國的商品和資本的流入不進行任何限制，將公有企業和國家的資源私有化，理由是這樣可以避免通貨膨脹的壓力，教條地尋求減少財政赤字，在社會領域減少公共開支，對勞工關系采取靈活性，將所有的公共的商品和服務私有化。
    那些進行“改革”的國家，如墨西哥遵循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準則的經驗表明，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它的周期性的危機和社會的日益兩極分化對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造成障礙，雖然沒有影響它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傳播和強加于人，特別是在政治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中間。
    不論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依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新自由主義的實施都是以犧牲窮人和被剝削階級為代價；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加劇了，繁榮沒有實現，事實意味著通過發展推動經濟的增長的整個政策都作廢了，而只對資本有利。具體地說，最近20年新自由主義建設的社會比過去的社會更糟糕，更加分裂，更加兩極分化，更不公正。世界的男人和婦女今天生活在新的戰爭威脅下，生活在經濟的、勞工的、社會的和生態的威脅下。事實上，人類現在生存在一個充滿恐怖、憂慮和絕望的世界上。
    最后，通過將新自由主義作為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強加給世界的多數地區的歷史變化，可以得出一些經驗。毫無疑問，希望變革和明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社會的力量和運動是存在的，并且在增加，這是對新自由主義時代的政治共識的覺醒與對抗。但是，從它的能力來說，這只是提出替代的建議，是遠離中心的或者是無可奈何的，在現今的社會沒有地位。但是，將變革作為一種選擇，就意味著不再接受資本主義社會和它的機構作為不可改變的和永恒的東西。歷史已經表明，在90年代看似乎是一種瘋狂，如創造數百萬的失業者，收入的重新集中，社會計劃的解體，石油、水、電力、教育、醫療、甚至監獄的私有化，都成了可能的事情，甚至這樣做的政府只付出很少的代價。一但新自由主義實現它對社會和其他政治選擇，包括資本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選擇的“意識形態的勝利”，它就可能成為現實。因此，應當可靠的是面對21世紀一種非資本主義的計劃是可能的：可以預見，重新建立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能夠和諧地將社會的平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消除資本主義的不公正。
   （摘譯自2004年9月11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