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
五十年的回憶和思考
 
林甘泉

　　●當我們慶賀歷史所建所50周年時，不能不懷著深深的敬意，想念那些在建所初期點燃起學術薪火的前輩學者。
　　●歷史所50年的歷史，是和新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歷史分不開的。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整個史學界成績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歷史學所存在的缺點和不
足，以及它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也在歷史所這50年的歷史中有所反映。
　　●前些年，還有一種頗為時髦的說法，認為建國以后，由于"左"傾思想的誤導，史學研究把一部豐富多彩的中國史都變成農民戰爭史了。持這種說法的同志對于"左"傾思想的義憤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

　　歷史研究所歷任所長
　　郭沫若（1892－1978）：1954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1960年一所、二所合并后任歷史研究所所長。
　　陳垣（1880－1971）：1954年至1960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兼）。
　　侯外廬（1903－1987）：1980年至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1982年后任名譽所長。 
    林甘泉（1931－）：1982年至1988年任所長。
    陳高華（1938－）：1988年至1991年任所長。
    李學勤（1933－）：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長。
    陳祖武（1943－）：1998年至今任所長。

　　2004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建所50周年。1994年紀念建所40周年時，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四十年的回顧》（載《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就自己在歷史所40年工作的感受，談了幾點意見，主要涉及4個問題：（一）關于研究所的基本任務；（二）關于集體協作；（三）關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四）關于保持原有的研究優勢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轉眼之間，又過了10年。在紀念建所50周年之際，所內同仁紛紛撰文共敘衷情。50周年是大慶，作為建所初期到所而尚幸存的一名工作人，我似乎沒有理由不再握筆寫幾句話。但星移斗轉，無論是國內、院內或所內，這十年間形勢都有不少變化。新的形勢會觸發一些新的思考，也是很自然的。
　　《莊子·養生主》說："指（脂）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學術的傳承也如同薪盡而火傳一樣，燭薪的燃燒是有窮盡的，但已經點燃的火卻會傳續下去。當我們慶賀歷史所建所50周年時，不能不懷著深深的敬意，想念那些在建所初期點燃起學術薪火的前輩學者。歷史一、二、三所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成立的，中央指派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兼任歷史一所所長，北京師范大學陳垣校長兼任歷史二所所長，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改為歷史三所，所長范文瀾。近代史研究所前身是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有一定基礎，而一、二所則屬新組建，無論是研究人員或圖書資料都完全是白手起家，十分困難。在1959年兩所合并之前，一、二所雖然掛兩個牌子，但黨政工作實際上是統一的，一個黨支部，一個行政辦公室。一所的日常業務工作由尹達副所長主持，二所的日常業務工作由侯外廬副所長主持。向達先生兼任二所副所長，他的人事關系雖然仍在北京大學，但也經常兼顧二所業務工作的領導。在中央有關領導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顧頡剛、楊向奎、胡厚宣、張政烺、賀昌群、王毓銓、謝國楨等著名史學家相繼由高等學校和其他單位調來歷史所（孫毓棠先生后從經濟所調來）。據我所知，當時擬調來所的有其他幾位著名學者。但高教部的領導認為這樣一來會大大削弱高校歷史系的教學力量，向中宣部的領導同志提了意見，結果從高校繼續調人的安排就此打住。后來歷史一、二所采取聘請兼職研究員和副研究員的辦法，又特邀一批著名史學家如蒙文通、唐長孺、譚其驤、白壽彝、翁獨健、韓國磐、李埏、邱漢生等參加所的研究工作和指導青年同志。白壽彝和翁獨健兩位先生還一度擔任歷史所研究室的主任。正是由于有一批享有盛譽的前輩學者作為專任研究員和兼任研究員，才使得歷史所建所以后能夠比較順利地開展工作，而陸續分配來所的青年同志也得以在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中成長。歷史一、二所合并以后，所長仍由郭沫若兼任，尹達、侯外廬、熊德基任副所長（以后又增加東光和白天同志）。歷史研究所作為國家的科研機構，基本任務應該是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高質量的科研成果，培養高水平的歷史學者。這一點，歷史所的領導班子從一開始還是有所認識的。來所較久的同志都知道，尹達同志曾多次提出研究所的任務是出產品、出人才。外廬同志曾對"任務帶學科"的提法表示不同的意見，認為這種提法會削弱歷史學科的基礎研究。針對當時上面布置下來的有些干擾正常研究秩序的非學術性任務，他甚至在黨委會上提出過"我們敢不敢頂回去？"的意見。但是在當時政治運動不斷的壓力下，所領導不但未能集中精力開展科研工作，還得經常檢查自己跟不上形勢的"右傾"思想。在我的記憶中，自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后，正常的研究秩序基本上就被打亂，只有在60年代初3年困難時期，中央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并批轉"科學十四條"意見之后，研究所才得以有較多的時間用于開展科研工作。歷史所的老同志都會記得，那3年雖然大家的生活十分艱苦，卻是用功讀書的黃金時期，同志們始終保持著精神飽滿的狀態。可惜好景不長，隨著經濟調整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左"傾錯誤指導思想又重新抬頭。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歷史所也就陷入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了。
　　"文化大革命"中，哲學社會科學部是一個重災區，歷史所也未能幸免。粉碎"四人幫"以后，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歷史所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軌道。侯外廬、尹達同志恢復了工作，梁寒冰、馬健民、吳友文同志也先后被派到歷史所加強領導班子。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撥亂反正，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歷史所的各項工作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老一輩專家煥發了學術青春，筆耕不輟。"文革"前來所的青年同志這時都已步入中年，他們當中一些人已有不少科研成果問世，有的在相關研究領域中還享有較高的知名度。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立之后，歷史所基本上不再接收大學本科生，而是從研究生中補充新鮮血液。但由于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經費是從社科院總經費的"蛋糕"中分切的，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名額受到一定限制，結果使我院無法像高等院校那樣從碩士生和博士生中多選拔一些人才充實研究隊伍。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所從歷屆畢業的研究生中還是盡可能多留下一些同志分配到各研究室工作。隨后還從若干高等學校吸收少數博士生來所。這些同志今天都已成為歷史所各研究室的骨干力量。2002年，郭沫若紀念館劃歸歷史所領導，郭平英同志任歷史所副所長兼紀念館館長。
　　歷史所50年的歷史，是和新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歷史分不開的。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整個史學界成績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歷史學所存在的缺點和不足，以及它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也在歷史所這50年的歷史中有所反映。歷史所的老專家和青年學者，曾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熱門課題"五朵金花"（注）討論的積極參與者。而討論中出現的某些缺點，諸如把中國古代社會的階級關系簡單化、公式化，以及拔高古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革命性等等，也在我所同志的一些論著中出現過。無論是"文革"前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或是"文革"中的"批儒評法"，歷史所也都有同志跟著"左"傾指導思想犯了錯誤。50年的風風雨雨，成績值得我們珍惜，而缺點和錯誤需要我們銘記并引為教訓。"四人幫"被粉碎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和全國的史學工作者一道，經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思想教育，又有了一個相當寬松的環境來專心從事研究工作，從而大大激發了大家鉆研業務的積極性。全所人員在新時期中出版和發表的專著、論文、工具書、資料和譯著數量之多，是"文革"前17年時期所不敢想像的。
　　歷史學是一門古老的人文學科，但它也和其他學科一樣，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最近，《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明確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包括繁榮發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學社會科學素質與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學素質同樣重要"。《意見》還強調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這使我聯想起最近幾年在史學界有一股力圖淡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思潮，也使我回憶起歷史所老一輩學者值得我們學習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在歷史所工作50年，我所接觸的前輩學者給我留下了兩點很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們嚴謹扎實的治學精神，二是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強烈愿望。他們并不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會妨礙自己嚴謹扎實的治學精神。相反，從他們五六十年代的論著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使他們開拓了自己的歷史視野，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比先前深入了。楊向奎先生還在山東大學任教時，就很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調來歷史一所后，他組織青年同志學習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用來指導古代史的研究。五十年代國家民委組織少數民族社會經濟形態調查時，向奎同志不僅組織歷史一所的青年同志參加，還親赴少數民族地區參加調查。一、二所合并以后，他一度擔任明清史室主任，主持孔府檔案和乾隆刑科題本的整理，目的也在于了解明清時期的階級關系和剝削形態。賀昌群先生原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南京剛解放時，他為了潛心閱讀馬列經典著作，特地移居城外一段時間，閉門謝客。他調到歷史所后，仍孜孜不倦地閱讀經典著作。從他的專著《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對經典著作鉆研的用功之深。王毓銓先生是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者，他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特點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他在《中國歷史上農民的身份》寫作提綱中說："自周秦以來，中國社會是一個在同一個帝王同一個官僚機構統治之下的具有嚴格等級制度的封建社會。它和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度很不同。因此我們稱古代中國為封建社會常常引起歐美歷史學者的誤會和反對。中國學者之所以稱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為封建社會，是因為這個社會里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人身依附關系，人與人之間存在著超經濟剝削。"這個提綱寫作于1980年，其時中國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封建社會的爭論已重新泛起。毓銓先生對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理解雖然不像多數史學工作者那樣著眼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強調基于人身依附關系的超經濟剝削。但他的觀點仍然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一種探討，與有些人否定社會經濟形態理論而斷言中國歷史上不曾存在封建社會迥然有別。孫毓棠先生對中國封建社會土地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理解與王毓銓先生有所不同，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廣大農民受到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的雙重剝削與壓迫。他在196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以宋代的賦役制度為例，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地租與賦稅分化了，地主階級攫取地租，而封建國家攫取賦稅，表面上地主階級也要負擔賦稅，但他們往往用各種方法把法定應由他們承擔的田賦轉嫁到農民頭上。農民被迫為封建國家從事的徭役不是勞役地租，而是代表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一種超經濟剝削。毓銓先生和毓棠先生的不同見解表明，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并不要求史學家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特點作公式化或沒有個性化的理解。他們在研究工作中仍有足夠的求同存異的學術空間。還應該提到的是張政烺先生。張先生在史學界素來有"小王國維"的美譽，以實證功力見長。但剛出版的《張政烺文史論集》，卻為我們展現了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歷史研究所作的努力。他的名篇《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認為周代奴隸人數不多，國人和庶人不是奴隸，"因此想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國家的起源》里處理同樣問題的方法，把它敘述在氏族社會的末期"。張先生關于西周社會性質的意見后來雖然有所改變，但他在1998年為《學林春秋》所寫的《我與古文字學》中仍然堅持要把古文字考釋與古代社會形態的研究結合起來的方向。文中說："五十年代時我曾將商代社會視為氏族社會末期，到了六七十年代，此種看法已有所轉化，我已確認商代已有國家，且是奴隸制國家，已有階級分劃。但商代社會形態中的許多問題，如生產關系的實況，社會組織結構等都是需要探討的，只有將具體的史實搞清楚，才有可能對社會形態、社會性質有較清楚的科學的認識。"這是一個求真務實的嚴肅的史學家對待古史研究的科學態度。張先生是主張從史料的實證入手的，但他從不排斥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對歷史研究的指導意義。本來，社會經濟形態所要研究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礎和上層建筑，階級等級的劃分及其相互關系，都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存在，是探討文明時代社會特征無法繞開的深層次的問題。對于一個史學工作者來說，是否研究這些問題有他個人的自由。但如果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關于社會經濟形態的探討貶低為非學術性的"偽問題"，認為只有具體問題的實證研究才是真學問；或者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理論已經過時，只有摭取海外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論模式和歷史觀念來詮釋中國歷史，才能使中國史學在理論上走出困境；這種認識和主張顯然是多數史學工作者無法接受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研究歷史，是一項需要在占有大量材料基礎上長期鉆研并具備創新精神的科學工作。特別是對于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不能指望在一定期限就能得到共識。有些人為了貶低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形態討論的理論意義，說五種生產方式的演進并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乃是斯大林制造的理論模式。這種說法不但有悖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史的實際，也是對中國學者的不尊重。只要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多少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強調，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也正是他們，明確指出原始公社、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是人類歷史上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斯大林1938年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把生產方式簡單地歸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并且對不同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狀況作了一些描述而已。在中國，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于1930年，在此前后國內還展開了一場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其時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尚未問世。四十年代以后，斯大林關于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區別等論述，才開始在中國史學界被引用。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把中國學者有關中國古代史分期的討論，說成都是在斯大林理論模式的陰影下進行的也不符合歷史實際。侯外廬先生的回憶錄《韌的追求》在談到他的治史生涯時，有一段文字是很珍貴的學術史資料。為了表示對這位歷史所老領導的敬意，我把這段文字抄錄如下：
　　記得1943年前后，郭老邀我到重慶郊區賴家橋"文化工作委員會"去做學術講演，聽眾有好幾十人。這個會由郭老親自主持。會上，我發表了自己對生產方式問題的看法，當場就有同志站起來提出質問，說我的觀點和斯大林在《聯共黨史》中給生產方式下的定義相悖。提意見的同志口氣雖然有些逼人，但我完全理解，他是出于對國際共產主義領袖人物的尊重，故我只說了一句："斯大林的說法我不懂。"接著那位同志還要求我進一步說明。會上氣氛顯得有些緊張。當時郭老沒有發言，杜國庠同志站起來說："人家已經表示不懂了，再問什么呢？"杜老的話，頓時緩和了會場的空氣，幫我解了圍。再就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初期，我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任教時，也遇類似的情況。我在課堂上講了生產方式問題，下面一些學生就紛紛議論，下課后，有的學生就反映，說我的說法不符合斯大林的提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不過那時，學術上的自由討論空氣比較好，并沒有給我扣什么政治帽子。外廬先生這段平實的文字，說明在建國前后，斯大林為《聯共黨史簡明教程》撰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進步的知識界中確實有廣泛的影響，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并沒有因為斯大林具有崇高的威信就把他的論述都奉為治學的圭臬。前面我所說的歷史所一些前輩學者關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論述，又有誰是以斯大林的觀點作為依據呢？
　　繁榮和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需要我們認真總結以往學術史的經驗教訓，繼承和堅持正確的東西，摒棄和糾正錯誤的東西。這種總結應該建立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不應憑感覺而武斷，或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前些年，還有一種頗為時髦的說法，認為建國以后，由于"左"傾思想的誤導，史學研究把一部豐富多彩的中國史都變成農民戰爭史了。持這種說法的同志對于"左"傾思想的義憤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從歷史所建所50年的歷史來看，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歷史所"文革"前有幾項重大的集體科研項目：（一）《中國史稿》；（二）《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三）《中國農民戰爭史》；（四）《中國歷史圖譜》；（五）《甲骨文合集》；（六）曲阜孔府檔案整理；（七）乾隆刑科題本整理。這些項目的研究對象，涉及了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諸多領域。其中，《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下冊）在1960年出版。孔府檔案和乾隆刑科題本的整理在"文革"前也已經有了階段性成果，"文革"結束后陸續公開出版。《中國史稿》、《甲骨文合集》和《中國歷史圖譜》的工作在"文革"中被迫中斷，"文革"后重新啟動。《中國農民戰爭史》"文革"后出版了秦漢至隋唐五代的前3卷，宋元明清部分則沒有繼續撰寫和出版。現在看來，《中國農民戰爭史》沒有寫完，也許倒是一件遺憾的事情。除了上述這些集體項目之外，歷史所的一些老專家在"文革"前都有自己的研究課題，如顧頡剛先生對《尚書》的校譯注釋，楊向奎先生有關古代社會和古代思想的研究，孫毓棠先生關于戰國秦漢時代紡織業生產技術的研究，賀昌群先生關于漢唐間封建土地國有制的研究，王毓銓先生關于明代軍屯、軍戶和王府莊田的研究，謝國楨先生關于明末清初學風的研究及對晚明史籍考的增訂，等等。我舉出歷史所這些研究項目，是為了說明所謂建國后史學界以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代替中國史研究的說法完全不是事實。歷史所是史學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歷史所來說是如此，對史學界來說也是如此。
　　歷史所從成立之日到現在，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歷程。昔日的歷史所曾擁有一批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史學名家，被許多有志于從事歷史研究的青年學子視為挑選工作單位的首選之地。如今老成凋謝，原先屬于中青年而學業有成的同志也大都步入耳順之年而陸續退休。加之我們國家現在正經歷經濟轉型的陣痛，社會科學院在吸引人才的競爭方面缺乏優勢，研究人員職務晉升的規定又不盡如人意，有些年富力強的同志因而選擇改換門庭。這種種情況，毋庸諱言使歷史所的研究隊伍受到了削弱，使我們這個號稱"國家隊"的研究機構漸露人才斷層的危機。但話說回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新老交替中出現的人才短缺是暫時的，歷史所在今后的發展中必然會涌現更多的不負眾望的優秀人才。今天歷史所各方面的條件比起建所初期要好得多，青年同志從事科研工作的起點比起我們那一代來也要高得多。我只講這樣一個事例來比較：建所初期來所的青年同志開始幾年都要在老專家的指導下打基礎，練習科研的基本功，能夠在一二年中寫出一篇萬字左右的論文來就很難得了。現在來所的青年同志一上手就可以在碩士、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寫成專著，有的同志已出版的專著洋洋數十萬言，而且在史學界同行中獲得好評，這是當初我們那代青年無法望其項背的。撫今思昔，展望未來，我有充分的信心，歷史所一定能夠在繼承前輩學者優良傳統的基礎，再創輝煌，為我國歷史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編者注："五朵金花"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
（《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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