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什么，不是什么？

巫繼學［個人獨立學術網站：www.wayee.com，www.economics.com.cn］

 (2006-07-30)

隨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實質性推進，敏感的人會從媒體的字里行間發現，不同經濟階層之間的博弈更為激烈更為廣泛。理性地看，各個階層希望通過這次難得的機會，使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得到調整，都希望自己的付出得到相應的回報。那就是說，人們期望通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獲得一個各方利益均衡的“蛋糕分配案”。

我們知道，面對中國經濟生活中的收入分配問題，中央決策層對于此次改革給出的要求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這是利益均衡的“蛋糕分配案”的總體指導思想。問題是，如何形成一個為各階層都認同的利益均衡的收入分配方案？以“調高、擴中、保低”為主線，涵蓋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對分配秩序的規范整頓。這是目前日漸形成的一種認識框架。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果能照顧到高、中、低三個經濟階層的利益，當然是上上策。但是，我擔心由于各種經濟階層的經濟基礎不同，經濟權力殊異，決策話語權不均，改革方案會不會走偏？于是出現一種認識，一個為各方利益階層都能接受的“蛋糕分配案”制訂，有賴于一個獨立機構“操刀”。為此，應當適時成立國家高層次的統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組織機構，綜合協調和組織對各級政府部門、法定機構、國有企事業單位收入分配的監督管理。

到底是一次經濟實利的重新分割，不同經濟利益階層都在盡力為自己吶喊，可謂自說自話，各抒訴求。有人說，“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做大’中等收入”；顯然這是為中等收入階層說話的。有人說，此次改革應當實現全民低保；顯然這是為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最為貧窮的那些人在吶喊。有人卻說，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濟貧而非抑富；其非抑富訴求躍然紙上。獨立地看，每種說法都似乎有理，然而綜合地看卻是一個大謬誤。各方利益的確定是通過一定比例體現出來的，盡管存在著多種利益的綜合平衡與調節，存在著利益的替代與置換，但你大我就小，我多你就少，這是一定的，必然的。經濟學上的合成歸謬再次跳入人們眼簾。冷靜地思考會發現，這種不同利益階層的訴求、吶喊、宣傳與感染的出現與存在，又是合理的。每一個經濟階層，作為在社會生產中承擔財富創造職能的生產要素的人格化者，投入了，在經濟成果中就必然要有報償。每一方都有權參預分配，都有權爭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末就可理解，此次改革為什么每一方參預國民收入“大蛋糕”分配者，都會強調在過去的年代中未能獲得與其付出相應的回報，都企求在新的分配方案中自己的份額要擴大。在一個市場經濟環境中，各方博弈行為是正常的，經濟政策正是在這種爭益與讓步中形成的，而且唯如此其政策其方案方才有生命力，才有歷史存在權。世界經濟史一再證明，通過各方經濟力量較量、讓步而達成共識后形成的經濟政策，會大大減少政策執行風險，會大大提高經濟和諧程度。

然而，有些動向卻令人十分憂慮。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是一場“吃皇糧”隊伍的增肥運動。各種跡象表明，本次收入分配改革正在成為國家公務員、各種事業部門、以及種種由國家全供單位人員的加薪運動。毫無疑問，此次改革不直接包括以資本盈利的那個階層，也不直接包括私人資本下的雇傭勞動階層，應該與各類個體勞動者也無直接關系。此間從各個渠道都有人在呼吁，收入分配改革重在“做大”中等收入階層。因為在他們看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點是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數量，增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會人群中的比重，讓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在社會人口中的比例壓縮到最小。這樣，至少在統計學的意義上，可以得到收入差距較為理想的結果。真是微妙微肖！撇開中國是不是終究能走成這條路不說，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從而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或許是誘人的前景。可是為什么不告訴人們，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在西歐，在北美，它的時間長度是幾代人熬過的歲月。那末有幾代人注定就要為日后中產階級的形成做出犧牲嗎？稍加思索還會發現，龐大的中產階級，是以同樣龐大的經濟基礎為支撐的。收入上的中產，是以資源占有的中產為根基的。想要提到龐大的中產級數，以為調節分配就可以實現，恰似說吃飽肚子原來是最后一口菜、最后一口飯。為中等收入層搖旗吶喊的聲音不絕于耳，其分貝數也不算小。如果依此思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為國家全供隊伍擴容、增肥舉措，這支隊伍的數量還將擴大，支出更會增多。這種用國家財政養出來的大腹便便的臃腫“中產”，將是什么樣情景，人們可想而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是一次劫富濟貧運動，更不是一個扶貧活動。有人說，收入分配改革，重在濟貧而非抑富；有人立即反駁說，劫富濟貧又何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本意，是依據不同經濟階層的在財富創造中的投入與貢獻，恰如其分地規定他們的收入份額，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這哪里是什么抑富濟貧甚至劫富濟貧？其實，在中國富裕階層的主體并不在工薪階層，一如國際范圍內的“打工皇帝”，年薪動輒成千上億，這在國內實屬鳳毛靈角。他們實際上一批靠資本發財致富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是通過資本贏利而累積財富的人。顯然，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初次分配并未涵蓋他們。在再次分配中，政府可能會通過稅賦政策對富人進行收入調節。初次分配沒有抑富，再次分配至多也只是調節而已。前者決定大數，后者決定小數。所以實在用不著為富人操心，怕抑著他們了。還有一部分富人，即各類明星，諸如藝術明星、文化明星、體育明星、娛樂明星以及網絡明星。他們是特殊資本的擁有者，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決定的，收入政策難以控制。在再次分配中，我們也只能通過稅收之類的手段進行調節。我想，擔心會抑富者決非是指這類人吧？財富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它本身就包含著規避風險、趨利避害功能，特別是在權力資本參預運作的環境中，富人在整體上是決吃不了虧的。回頭再說“濟貧”，這那里是什么“濟”，是將原本就應屬于現在低收入層的那些利益公正地給回他們。收入分配改革中各自份額地確定，是以各自在社會生產中的實際貢獻為依據的，這不是扶貧。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次經濟關系的重大調整。人們看到了分配關系的不公，卻似乎未能透視決定分配關系的原生關系即生產關系。這是令人震驚的！馬克思說過，分配關系不過是生產關系的背面，換句話說，分配關系是由生產要素所有權以及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決定的。中國經濟社會為什么會出現貧富差距而且繼續著窮者更窮富者更富的趨勢，真正的根源在于原生的經濟關系發生了本質變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如果不從這里下手，就分配調分配，或者僅僅在再分配問題上調控，是治標不治本，治小不治大，治眼前不治長遠。深層地觀察與思考，是因為從計劃經濟轉軌市場經濟，社會的分配制度發生著本質變化：從過去單一按勞分配變為多元化分配。當然，過去實行的按勞分配還并不是馬克思曾經所設想的那種狀況，這是因為馬克思所給出的實行按勞分配的經濟社會條件，無論是在當時的中國還是前蘇聯，都遠遠沒有達到。在那里，分配的第一級關系是積累與消費的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分配是第二級分配關系。我們在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有限的條件下，在一個制度建設同樣有限的環境中，勉為其難地按勞分配，實際上變了形，這種變了形的按勞分配更傾向于平均主義。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后果，是經濟低效益。這在改革前表現得很充分，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是有切身體會的。改革形成的多元化分配格局，是生產三要素即勞動、資本與土地共同擁有對生產成果的索取權、分配權。那末，在這里分配的第一級關系，是勞動、資本與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分配。第二級分配關系是：在勞動者范圍內，自然是地道的按勞分配，要么是計件工資，要么是計時工資，都直接與你的勞動付出掛鉤；在資本范圍（包括以土地等實物投資）都一概是按資分配。資本的平均利潤率調節著資本的獲益，等資等利，同股同權。所謂多元化分配，就是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并行，就是不同生產要素取得成果索取權的分配。經濟關系的根本變化，即原生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關系的重大變化，導致著當今中國改革前后財富重新分布，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制度性的改變，是深層的根源。福布斯、胡潤中國財富榜上的富人們，大概除過榮氏家族等少數中國傳統資本家之外，他們都“誰是誰”呀？要不是制度大幫忙，要不是經濟關系大轉變，憑個人的本事如果在計劃經濟下有幾人能夠財富金榜提名？深層的、長遠的、根本的矯正貧富兩極分化，必須改革現行分配制度，必須從根本上調整決定分配制度的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經濟關系。這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唯一正確路徑。

我曾經說過，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半亂子都發生在分配領域，如果沒有充分的討論與爭論，由各種壓力集團影響下出臺的方案實質上是在為亂子制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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