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國家，國界已經根深蒂固地留在我們每個人的主觀意識世界。連我自己也不可否認國界的重要性。雖然有人設想過將來的社會會不會形成一個地球村（一個社會系統），可是相對今天的意識來說起碼是一個荒唐的假設。 我們都在捍衛我們傳統的國界，很多社會學家主要還是以自己的國界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這個系統或系統下的各個領域——以國界（國家）為一個系統，分析系統內部的組織狀態。內部組織比如：政治組織，經濟策略，民族文化，法律體系等等。分析系統的外溢效應比如貿易方面，包含物質貿易與非物質貿易，內部系統與外部系統信息傳遞等等。從傳統分析家來說，自己的理性與主體認識范疇是有限的，從宏觀整體再到微觀系統拍累托策略來分析存在很大的復雜程度，導致策略在實踐中誤差過大，甚至導致錯誤。我國改革出現很多類似問題。然而很多人卻懷疑起改革方針，尤其是國企改革。這是對社會百害無利的，為什么說否定改革是百害無利呢？是因為國企改革是我國無法避免的，是我國社會乃至與全球和諧發展的必然趨勢。國企改革是我國社會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最敏感的一部分。以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為一個系統研究，國企的改制對社會影響是相當大的，影響的領域是相當廣泛。它涉及有形物質分配，影響無形物質從多個方向從新博弈。為什么說國企改制是必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國企原有的企業范式已經不再適應當今社會，人們已經無法忍受國有企業的高成本來維持原有的制度范式，也就是說無論是從有行物質創造還是無形物質的博弈，原有國有企業已經無法適應當今的社會發展。
我們無法否認經濟政策與制度的關聯重要性。依我個人觀點：制度始終是經濟策略的母體，再好的策略都最終面臨社會制度的生存考核。經濟策略與制度和諧才是社會發展的發動機。發現這個發動機也是國企改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動力！

一 從宏觀方面分析
以制度為一個系統，即傳統的“制度范式”。從傳統的范式研究與實踐驗證失敗來說明社會變革的動態必然趨勢。
（1）傳統范式研究
＂范式＂是社會在特定歷史階段內存在人類主觀意識的固有屬性，是對社會高度抽象描述方式。傳統“范式制度”（注1）有很強的靜態均衡抽象概念性。由于傳統＂制度范式＂概念存在這種靜態均衡概念性特征，因而給予政治經濟學家和制度學家分析制度提供方便的分析基礎。但是“范式”的概念本身存在很多爭論，這種爭議更多體現了意識形態和傳統“范式”本身屬性博弈過程。
轉軌時期25個國家走上了轉軌道路，給予制度范式比較科學進一步發展。 政治經濟學家更多地用“過度”和“轉軌”來分析“制度范式”，雅諾什 科爾奈在柏林會議上引人了“轉軌范式”進行對社會制度的探討（注2），對制度范式構建組織進行比較分析。依姆雷 拉卡托斯，波普爾，庫恩，費耶哈本德等人對制度范式研究對我在這里討論“社會范式”起到很重要作用。依姆雷拉卡托斯有唯物辨證主義與科學方法論的特征，依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注3）中提出了無政府主義與科學論證哲學的觀點。拉卡托斯認為在科學活動中主體本身是有絕對自由的，但是受到某種僵化規則或僵化的傳統規則壓抑才實現科學進步。依姆雷 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注4）提到波普爾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領悟到了所有時代的產業最充分證認的科學理論即牛頓力學和萬有引力理論的崩潰意味著美德并不是在于小心謹慎得不犯錯誤，而是無情得根除錯誤。他認為知識的誠實并不在于力圖證明加強或者或然的證明來加強自己的見解，而是在于自愿放棄自己見解的條件。庫恩認為科學變化即從一種“范式”變成另一種“范式”是一種神秘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規則的支配，是完全屬于發展的（社會）心理學范圍之內。科學變化是一種宗教變化。
其實費耶哈本德的思想非常接近依姆雷 拉卡托斯在，費耶哈本德指出了科學與非科學的模糊性分別。費耶哈本德認為科學與非科學是人為的，對科學進步是有害的， 并且主張迷糊科學與宗教，迷信，理性與非理性界限。
傳統范式研究，卡爾馬克思是公認制度范式研究的鼻祖。在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中高度抽象出了階級，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抽象出“階級”這個詞在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中期起到的社會巨大響應。階級的抽象可算是研究范式制度的發動機。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階級的抽象研究對人類意識形態以及思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然馬克思本人沒有真正投身于他構建的制度范式，但是構思符合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即符合當時的歷史時代背景。這是我認為馬克思的偉大靈感之處。至于后社會主義國家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弊端。我們沒有任何借口懷疑馬克思范式體系的科學性，主要是我們沒有超越馬克思制度范式設計的時空觀，導致教條主義。
在馬克思之后我們必須要提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米塞斯和哈耶克是社會主義的詆毀者。米塞斯和哈耶克鼓吹個人自由主義，強烈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抨擊壟斷，提倡自由競爭厭惡一切市場干預經濟，認為政府“無用論”和“市場萬能論”。米塞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中提出自己的見解：富人害怕完全競爭，而進一步阻礙自由競爭的發展。學術上的爭論以羅伯特·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也從米塞斯那里企圖尋找抵制社會民主主義化了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理論依據。 對政府干預哈耶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對向社會提出的警鐘。哈耶克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中極端鼓吹個人自由。
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特別是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經濟危機以后，自由任放資本主義社會的擁護者受到的極大的挫折。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新興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興起，相應的制度范式發生的極大的變化。以哈耶克 為代表的強烈反對凱恩斯主義的任何政府對經濟干預。認為凱恩斯犯了唯科學主義的錯誤，哈耶克認為：凱恩斯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研究用于社會秩序的調查研究是錯誤的。哈耶克認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強調投資總量，總收入和總消費的關系，通過政府干預就是唯科學主義的一個例子。但是沒有改變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保羅薩繆爾森把新的凱恩斯思想與微觀經濟學結合起來開創了新古典綜合派的概念 ，在他的《經濟學》中提倡政府適當干預經濟。

20世紀末21世界初以奧洲莫納什大學楊小凱（Ｄevelopment Economics: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es）為代表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興起對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了挑戰。新興古典經濟學對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進行數學量化，突破技術外生理論，用組織分工內生分析來探討經濟的發展，從新回到亞當斯密的古典思想。布坎南（Buchanan，1991）所說，國家機會主義（坑蒙拐騙）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障礙，也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的負擔。布坎南在公共選擇理論中分析認為政府有如一個巨大怪物，阻礙了經濟發展，因此政府越下越好。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為新興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可見新興古典經濟學者鼓吹試圖削弱政府權力來減少國家機會主義，權力尋租。
我們提到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范式研究核心思想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提到哈耶克的對手奧斯卡蘭格（Ｏscar Lange）。蘭格在社會主義著作中找到了范式制度的靈感。1937年分上下兩部分發表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著名文章，提出了后人稱作“蘭格模式”的基本構想。但是他的經濟學著作被雅諾什科爾奈（Ｃomparative Studies 2002）認為是一份枯燥的著作。雅諾什科爾奈認為蘭格沒有解決他所設計的公共企業領導如何行動問題，或者什么樣的真實社會條件下將激勵人們根據蘭格模式在紙上規定的“規則”去行動。
我們還必須提到另外一位偉大的范式制度建筑師熊彼得，在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熊彼得從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各個領域對社會范式進行比較研究，他認為資本主義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者方法。他說："開動資本主義發動機病逝它繼續動作的基本推動力，來自新消費品，新的生產或運輸方法，新市場，資本主義企業所創造的產業組織的新形式。"他把那種所謂"不斷地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毀滅老的，又不斷創造新的結構"的這個過程，稱作產業突變，并說這個創造性的毀滅過程，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對于范式屬性研究在瓦爾特奧肯的著作中重要綜述。瓦爾特奧肯研究政治和經濟的范式關系制約影響，對我加深認識制度范式在經濟中的作用。
　　 （2)　傳統范式的實踐驗證失敗
１９世紀以來，制度范式研究和發展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們試圖通過社會制度范式的研究來預測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預言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最終別社會主義代替，熊彼得的預言與馬克思有相似的地方，熊彼得用比較科學的研究對社會的發展滅亡預言。哈耶克提倡自由主義任何政府權力對經濟體系干預最終導致人類通往奴役之路。但是經過大半個世紀的實證，現實與他們的預言大相徑庭，他們都失敗了…… 正如波普爾所說的知識的誠實并不在于力圖證明加強或者或然的證明來加強自己的見解，而是在于自愿放棄自己見解的條件。他們都逃脫不出自己的主觀意識形與社會動態意識形態的重合與分離的痛苦。雖然１９，２０世紀人類社會是一個易變的社會系統，多種制度范式與意識形態的共存。其為社會制度范式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驗檢驗條件。從資本主義社到社會主義社會再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人們研究方法常常以制度范式“轉軌”形式來分析。再者后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為制度范式研究提供了直接實驗室作用。從馬克思的預言破滅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不可能出現，從華盛頓共識的歡呼到華盛頓共識驗證失靈。可以得知傳統范式研究的極限性。
從轉軌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和實踐表明，雖然傳統制度范式研究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經濟體系在社會主義國家后期以及轉軌初期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社會實踐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的。無法避免的問題是制度范式研究的理論應用于轉軌國家后經濟發展與預期大相徑庭。比如前蘇聯在轉軌期實行了大爆炸式的改革。其中華盛頓共識是改革方案背后理論支持者。還有２９個轉軌國家在制度范式理論應用上雖然大同小異，但是得到效果相差特別大。比如捷克和波蘭。中國式的漸進轉軌經濟改革短短幾十年得到的很大發展，很多學者借鑒與比較前轉軌國家改革模式來探討中國經濟的發展。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研究。但是發展過程中還是逃不出貧富差距，內部民眾矛盾沖突的弊端。
為什么會出現貧富矛盾，內部民眾矛盾激化性沖突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吳敬璉認為中國收入差距過大 主要是機會不平等造成當前貧富差距拉得更大。而造成機會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
但是如何解決矛盾呢？我們必須深政治體制改革。皇甫平認為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 但是考慮到改革的分配與再分配，機會平等的問題我們更要關心影響機會不平等除了一是腐敗二是壟斷外還有一點是非物質（精神財富）從新的生產與分配。非物質的生產與分配很大程度上影響國民有形福利。
為了了解無形財富（精神）在社會中創造與分配問題對社會福利產出關系，下面我構建了一個社會福利產出模型——Q-S模型。即社會福利產出Q與“ 社會動態制度范式”狀態值S之間的函數模型。
（3） 制度的動態解說與傳統范式相脖
從上面的傳統范式分析，傳統制度最大的不足在于把制度靜態化處理，比如說資本主義是社會范式固有的屬性；社會主義性質是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憲法體系的性質等等都是把范式靜態離散化了。但是我們不法否認這個社會范式是動態的，理性沖破久的道德（觀念）又形成新的道德觀念的博弈過程也是制度范式的動態過程。誠然我們把制度范式離散化對經濟研究來說比較簡單，很多制度比較經濟學也基于離散化的制度范式系統研究。這是為什么傳統范式的實踐在專轉軌國家驗證失敗的原因。
我們運用“動態制度范式”模型分析問題顯得更加科學性，運用“動態制度范式”研究國家發展可以容易突破社會意識形態的約束，為發展新的意識形態提供強有力的基礎。因為“動態制度范式”的存在并不像傳統的“制度范式”那樣研究范式的靜態均衡。就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范式研究已經把制度外生化了。但是在實踐中有的國家并沒有像“傳統范式”那樣處于一個特定的的范式形態，而是“范式”特征表現動態多樣性。　傳統范式研究有制度超邊際選擇特性，而動態制度范式系統是一個復雜的連續內生組織性系統。比如：一個國家從整體定義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并以主觀資本主義國家固有屬性來規范這個國家，在定義之后顯示超邊際特性。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前提下深入研究這個系統的內部特性以及功能稱為內生特性。但是“動態制度范式”沒有規定一個國家整體叫做“資本主義國家”，并不是以主觀資本主義國家固有屬性來規范這個國家。 因為規定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一個靜態“范式”值，而一個國家的整體形態本身是動態的，相對時間產出社會效用函數也是動態的。所以研究的動態框架不具備超邊際性。

簡單的動態模型介紹：
傳統“范式”沒有動態屬性。這里建立了“動態制度范式”有別于傳統的范式研究思想。“動態制度范式”研究是對一個動態社會系統研究，一切社會因素是影響“動態制度范式”的變量因子。如：意識形態，團體共存，個體活動，環境變遷，地理位置等等都為“動態制度范式”的變量因子。這些變量因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和制約“動態制度范式”的狀態。假設“動態制度范式”的產出函數為TQ，TQ為一個動態值。“動態制度范式”TQ值和整個國家系統變量因子之間的關系為：
TQ(t)＝S1(t)+S2(t)+S3(t)……（１）
其中Sn(t)為時間t的一個國家在某個領域的拍累托最優效用產出函數。對于時間來說整個社會的福利增長函數為dTQ(t)/dt。
一個國家的某個領域隨時間產出效用函數：
Sn(t)=a1(t)+a2(t)+……（2）
an(t)為在t時刻影響某個領域中的某個變量的函數表達式。

要求解“動態制度范式”的狀態產出值TQ是不容易的，因為涉及到極復雜的有行和無形變量。我們在研究問題中對一個國家整體“動態制度范式”產出值TQ精確核算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們常用的GDP ，GNP并不是TQ值。我們常常用增長速度（GDP增長）也是一個極為模糊而不準確的核算社會發展指標。因為發展不等同于經濟增長，發展是全社會有形物質與無形物質的全面進步。所有我們有必要從宏觀上認識一個國家的發展的函數模型。這正是我們重點討論的，也是“動態制度范式” 的研究核心內容。
怎么樣運用“動態制度范式”研究國家產出效用的增長呢？
我們假設在TO時刻整個國家“動態制度范式”產出效用TQ（TO）。TQ（TO）等于國家創造的全部有形物質與全部無形資產。另外無形資產包含社會意識形態對今后產出效率的預期影響效用值。
在TO時刻TQ（TO）為一個定值。整個國家的生產政策，生產積極性，生產效率和分配滿意度等等都是一個定值。假設未來一段時間T1時間內，“動態制度范式”的函數產出值為TQ（T1），則國家產出增長值為：
TQ（T1）-TQ（TO）；增長速度為dTQ(t)/dt。
政府目標追求的是社會產出效用最大化。則政府在TO―T1這段時間內必須提高“動態制度范式”函數的產出效用值。政府怎樣才能提高“動態制度范式”函數的產出效用值呢？下面分析一個國家政府和該國非政府組織（包含個人）在策略選擇上對資源配置的博弈情況：
儒家思想在古代起到社會規范作用，在當時活動中并不像今天滿目法律條文。儒家社會規范思想為執法的準則卻起到穩定社會，降低法律成本的效用性。
在社會道德博弈研究中：比如尊師愛幼，孝順長輩為最典型的規范，損人利己無恥的道德在古代深入人心。在那種環境下相對減少不尊師不愛幼，不孝順，不損人利己的現象。為什么會減少呢？是因為這種行為久而久之已經成為規范的。要是你不孝順，會有很多人鄙視你，要是你損人利己別人都會鄙視你，你也覺得自己可恥。道德規范下的博弈雙方長期提供對稱信息，以至得到博弈均衡，這種均衡叫做道德規范
，它是基于法律的社會約束力。
國家領導人提出“八榮八恥”和上面情況一樣。假設在時刻TO，群眾意識在生活中沒有很強烈的“八榮八恥”觀。在活動中屢次冒犯“八榮八恥”觀念幾率顯然比提倡“八榮八恥”觀后的冒犯幾率高。這樣會無形的為減少法律執行成本，進而促進社會和諧。因此經過時間T1，“動態制度范式”函數的產出效用值為TQ（T1）。還沒有提倡“八榮八恥”的TO時刻社會的狀態與提倡“八榮八恥”的T1時刻社會狀態的系統發生的變化。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制度范式的動態屬性特征例子。這種屬性并非傳統研究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靜態產出特征。 以至我們很好理解為什么我們要提倡“八榮八恥”——因為提倡“八榮八恥”是為了更好規范社會，減少機會主義，減少社會交易浪費與社會和諧。提倡“八榮八恥”的最終目的是發展國家的整體，也就是改變動態制度范式效用產出值。動態制度范式隨時間改變時政府和非政府在策略選擇中尤其重要。策略選擇中經過多重博弈過程，最終得出未來時間T的一個動態制度范式產出值。但是怎樣才能得到博弈均衡呢？這需要從公共選擇理論中尋找得到拍累托最優，在動態范式在時間T內求出各個領域產出效用的內角解。
（二）從微觀領域分析國企改革的必然性
第一節的宏觀范式分析是一切發展的制度框架，傳統的靜態框架與我的動態框架都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社會制度分析方法。從宏觀上解釋政治體制的改革有利于我們從微觀上解剖企業體制。為什么說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呢？上面已經點過。是我國國企現有的機制已經不再適應發展了。最為凸出的問題是國企營運與社會行為人人的不和諧性，緩和這個矛盾才是深化國企改革是必要性，也是改革的必然性。國企業為了生存改革是必然趨勢，最大的因素也是自身的內力與外力引起的。
從表面特征分析，國企的效率低，損耗資源大，營運成本高。從國企產權深入展開，分析委托代理，預算，效率等；從制度結構以及國企經營分析……
無論從那方面研究，都離不開一個定律：國企的營運與制度的關系，國企的行為人與一般人的屬性關系。從動態分析可以看出，反對國企改革的莫非是以一種靜態的范式觀來判斷發展，最典型的是主體認識范疇的離散靜態化。制度范式是一個動態過程，國企不可能維持靜態。如果按照靜態觀點：社會主義的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那么結果會怎么樣呢？生產資料公有制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靜態值，僵硬的制度制約發展是顯而易見的。況且我們無法否認維持這個公有制系統需要的高成本。為什么會造成高成本呢？是因為：公有制的靜態制度設計下的企業人是企業發展的最大因變量，而這個因變量的設計本身與一般人的屬性相脖（不和諧）。為什么奧斯卡蘭格紙上談兵的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實現呢？也是同樣道理。
治理結構與制度的最優設計都是建立在個人屬性的基礎上，脫離了個人屬性的基礎就像建造高樓沒有地基一樣，根本是無法保障高樓的穩定。從市場經濟角度考慮，交易是市場經濟的核心。交易的參與單元是個人，個人具有有限理性的個人屬性及機會主義的行為屬性。威廉姆森深入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認為：個人行為準則在于交易成本最小化，并引用了“遠見”這個概念。并指出：為了更好理解個人行為，需要研究超越交易成本經濟方法的個人屬性假定而考慮信任問題。努德海文（Noorderhaven ）更進一步區分了情景信任和品質信任的概念分析。努德海文認為人本性有機會主義的一面也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但是信任的一面需要一定的環境與交易條件。林登伯格（Lindenberg）在人的行為屬性方面也超越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范圍。他本人在人屬性模型中進入了社會認可理論（Social approval theory）更好的理解個人機會主義行為與可信賴行為選擇的方式和原因（John Groenewegen Academic Works in Ecomomics ）.這些都是已經超越了新古典的“經濟人”的行為人屬性研究。
從根本上分析，國企的行為人都有上面假說的行為人屬性。以違背了行為人屬性來設計制度是一個極為不穩定系統，維持穩定勢必高度消耗成本。以前的國有企業也是建立在這種不穩定狀態下，最根源的原因在于國企的行為人假設已經嚴重脫離一般人的屬性。比如：舊國企體系下實行按勞分配制度，產權結構與激勵機制等的設計總是與產出格格不入。因為制度設計系統本身的行為人已經違背了一般人的行為屬性與道德假說，這樣機制是極度不穩定的，維持成本極高的。容易滋生腐敗也就是這個原因。從制度系統設計來說，好比一片濕肉和一片干肉相比，干肉是不容易腐爛，因為在干肉的內部組織環境中不容易滋生細菌。誠然還有很多反對國企改革的人都否定了“經濟人”假說，當然更否定了超越“經濟人”的行為人屬性假說。這是典型的與人不和諧的方案維持者。當他們耿耿于懷地認為行為人的屬性是西方的學說的時候，他們會不會捫心自問“我是不是也有行為人的屬性”呢？人的行為屬性并不是西方人特有，也不是西方人的專利。而是我們一般人所具有的屬性。為什么我們就這么義無返顧地否定呢？是因為他們還沒有逃脫靜態范式思想的禁錮，他們的主觀認識范疇在靜態制度范式之內。其實“與時俱進”，“三個代表”已經是一個超越靜態制度范式的思想表現了。
雖然還有不少人懷念過去，否定國企改革。但是從趨勢分析還是無法阻擋國企改制的動力，因為我們已經認識了：維持社會的穩定的基礎是尊重一般人的行為屬性，即：制度設計與人的行為和諧。離開了這個原則去設計制度，維持制度穩定，社會效用產出必定要消耗大量能量。
從宏觀制度設計與微觀經濟領域分析并不是一個超邊際過程，而是一個隨連續時間內生變化的系統。每個社會行為人的行為都會影響到這個動態系統（動態制度范式）的效用產出。而每個行為人在信息不對稱下自由任放在這個系統中作用并不是一個博弈均衡值，博弈均衡值應該是在一個動態制度范式系統的N（各人）個領域內產生N個子博弈均衡，稱為：某個領域內道德規范。但是這種博弈過程最終還是在尊重行為人的自然屬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離開的行為人的自由屬性解說去設計制度，我敢說：它起碼要付出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