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請假在華師大聽了甘陽的演講，研討會的主題是“全球化文化生產條件下的中國文學研究”，開幕的甘陽演講題目卻是“超越西方文化左派”。打個比方說，這就好比你結婚的當口，請來的嘉賓一張口就講的是“沒有什么婚姻能夠天長地久，要做好分手的準備”。

 

甘陽的演講分兩部分。前面是一個開場白，大約十分鐘，主要是熱場，這從他每隔一分鐘就要故意咳嗽一下就能看得出來。接下來的第一部分講他對西方文化左派的基本看法，第二部分是西方文化左派與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體系的關系。

 

照例先從一個很小的事情開始，這一次他選擇的開場話題是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的概念翻譯問題。甘陽問，這個概念是誰最先翻譯成這樣的？霸權是跟霸道關聯的，而霸道是相對于王道而言的。但如果我們去看葛蘭西原來的概念，這個單詞恰恰不是霸權的意思，而是接近于我們所謂的王道。霸權是需要通過強制來實現的，而全球資本主義文化體系卻并沒有拿著鞭子強制你。比如說，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體系會給你發PH.D學位，會給你到國外的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你是爭著要去的，并沒有人逼著你去。這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如果更準確一點來翻譯，應該是甜蜜的、有吸引力的權力。

 

但甘陽特別強調，他這么講并不意味著他很喜歡葛蘭西，恰恰相反，他是不喜歡葛蘭西的。他接著發揮說，現在搞出來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學術名詞，其實完全沒必要。那些理論本來就是很簡單的事情，沒必要弄得這么復雜。

 

接下來是第二部分，他的結論，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體系與西方文化左派的關系不是批判與被批判的關系，即使說不上是全部，也可以說主要的是由西方文化左派們制造出了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體系。他又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芭比娃娃。剛一開始生產出來的芭比娃娃都是白人模型。但西方文化左派批評說，為什么只有白人芭比娃娃？這是種族歧視。于是資本主義文化生產體系就開始生產黑人、黃種人的芭比娃娃了，它的市場更大了，受眾更多了。

 

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看的傳統評書小說《秦英征西》里的故事。秦英抓著李道宗準備打，程咬金在一邊喊，可不能打臉啊，于是秦英一拳打到了李道宗臉上；程咬金喊，不能拔胡子啊，秦英就一把拔掉了李道宗的胡子。

 

甘陽繼續講，主要是講西方文化左派在不同的歷史境遇中所面臨的不同問題，主要是一個歷史性的重現。這屬于專業問題，我知道得不多，就不多說了。只記得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他講，文化研究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批判對象是恰恰相反的。在五十年代，文化研究的三大創始人、威廉牟斯、霍加特和湯普森的論戰對象在中國一直很少被提及，而這恰恰是重要的，他們的論戰對象不是別人，正好是現代社會學的幾大宗師帕森斯、貝爾等人。在那時，文化研究的幾位宗師的批評對象主要是大眾文化，也就是入侵到英國工人階級的美國流行文化。而他們的論戰對象則反唇相譏，是的，我們美國沒有文化，你們歐洲有文化，但你們歐洲的文化孕育出了法西斯主義。到了八十年代，情況完全顛倒過來了，文化研究學者們成了大眾文化的捍衛者，而保守主義者則成了大眾文化的敵人，他們高揚起了精英主義的旗幟。

 

甘陽說，威廉姆斯這些人并不是文化研究的真正創始人，如果要說文化研究的創始人，那么應該是30年代英國的工人教育。威廉姆斯是威爾斯人，父母都是地道的工人階級，而他在寫作成名作《文化與社會》的時期，也恰好是在牛津大學相當于成人教育部門教書，他的教育對象恰好是工人。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文化研究者們看來，工人階級也是需要“有文化”的，他們不光想要面包，也一樣有精神追求，也希望能讀莎士比亞。五十年代，他們突然發現，英國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突然消失了，所以他們的問題是，為什么會這樣？

 

甘陽當然沒忘記推銷他的保守主義。他說，據他所知，目前中國大學校園里的女同性戀數字是呈上升趨勢的，而最奇怪的是，中國居然沒有人反對同性戀，好象所有人對此都能很采取很寬容的態度。這言下之意當然是說，在中國這樣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國家，居然沒有保守主義者，這才是真正讓人無法理解的事情。

 

那個讓無數英雄競折腰的甘陽也沒忘了顯山露水。甘陽說，他希望中國的文化研究能夠同時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目前的方向，面向當代研究，另一個是能夠回頭去重新整理我們自己的傳統和歷史。腦子清楚的人都明白，做慣了文化行動總指揮的甘陽說的不止是什么所謂的希望，而是一個意圖明確的戰術安排。不僅做總指揮，而且他這次選擇在這里講《文化與社會》差不多就是親力親為，干脆連基本方法都要傳授了。

 

只可惜，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甘陽雖然還是昔日的甘陽，而如今中國的文化戰場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可以僅憑甘陽的振臂一呼就能應者云集的八十年代了。比如說，甘陽一上來就批評說，我們今天已經習慣了的術語全球化文化生產體系其實不是自來就有的東西，而是近十五年以來的事情，是冷戰結束以后才出現的新情況。這話就不僅不是政治正確與否的問題了，而是他去國太久，已經離開了這個語境，對這里所發生的事情的脈搏已經抓得不是那么準了。全球化固然是冷戰結束產生的結果之一，但對中國來說，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就不僅是冷戰以后的事情了，而是從更早就開始了的。冷戰之于中國，并不是歷史終結點，甚至都不是一個具有可以作為轉折點的時間點，意義實在小得可憐。與其以此來分析中國與全球化的關系，倒不如以1994年實行分稅制作為關鍵點，這樣或許更切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除此之外，還有的一些問題，大概都可以歸于甘陽已經習慣了美國明左實右的文化環境的結果，不提也罷。

 

當然，即使如此，任別人覺得這個演講平淡無奇，憑直覺，我依然認為很有意思。效果雖然難以預料，只要能明知不可為仍然勉強為之，就能稱得上君子直行了。不由得讓人感嘆，畢竟是甘陽。至于別的事情，還是盡人事聽天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