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太缺乏承擔責任的胸懷和能力，他們以知識求俸祿，以言說謀稻糧。普遍愛做上帝當牧師，有聊時給統治階級充當政治顧問，忙著在權貴面前爭風吃醋，無聊時弄點信仰給民眾解悶，想做事時夸夸其談愛出風頭，腦袋一熱兜售一些大而無當的治國宏論，怯于實踐害怕斗爭，更可笑的是居然還想救世，他們拿書本當指南用腦袋做利器。一個孔子被他們強奸了幾千年，同樣他們強奸老子、莊子、曹雪芹、馬克思，現在又來強奸魯迅哈耶克諸大師了。現實中國豈是一言一計可以興的？那種道德理想主義和精英主義的時代早已過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理性、冷靜、務實、經世的時代。　　　

這是一個坐而論道的時代，各種有用和無用的清談將浮出水面，保守、激進、自由、新左相互對壘，我透過形形色色的表演只看到精神廢墟的荒涼。

中國先秦儒、道、法、兵等諸家，其實都是形而下的生存智慧和處世策略，他們識時務、會做人、善處事、懂分寸、遠禍全身、趨利避害、油滑、機智、調侃、偽善、乖巧，這一群體血脈冷卻麻木不仁、老氣橫秋、良知泯滅。樂感文化熏陶下的中國知識分子，骨子里最大的劣根性是赤裸裸的權利欲，參政意識極強，個個是嗅覺靈敏的政治動物，媚態百出，要么萎委瑣瑣一副犬儒相，要么側身江湖任性逍遙，要么嘮嘮叨叨怨天尤人。八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退回書齋，放棄堅守，逃避生存重擔，蛻變為各種專家學者和技術官僚，獨立性慘遭瓦解，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現實中國許多問題值得研究，農民問題，法制問題，下崗職工問題，經濟問題，文革問題等，他們對此不感興趣，他們空喊民主、人權、憲政、自由、公正、基督，動不動批判國民的劣根性，卻對實際的問題缺乏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某些知識分子熱衷于販賣西方理論，談則哈耶克、福可、哈貝馬斯，要么東方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要么陷進內圣外王這類老祖宗布下的迷魂陣中，無法突圍出來。學術泡沫、學術丑聞、學術垃圾充斥其間，九十年代以來，更是一個浮躁的年代，一個個學術大師和精神界戰士橫空出世。學術研究本身掙不掉功利和媚俗和機巧，各種變相的精神小農跳來跳去，中國的學術只剩下空洞的口號，什么中華文化必能拯救西方，什么基督信仰能帶領我們認識文革，什么憲政自由主義是未來中國的唯一出路。　　　

說說余杰和摩羅吧。　

他們都受制于這個時代，他們的思想都遠遠沒有超越魯迅的框框，至少還在魯迅的局限里局限著，就兩人的知識和閱歷都太單薄了，更不很深入地了解中國現實社會的需求，空洞的吶喊和蒼白的信仰又有啥用呢？摩羅一直苦苦在虛無和苦役中尋找意義，我覺得多少有些虛妄和矯情。一方面痛批專制，一方面巧妙后撤，激情消失過后，于是逃避黑暗幻想光明，自然找來佛陀和上帝來拯救自己。現在的摩羅躲進上帝的圣愛之中，不在尋找戰勝苦難痛苦絕望的方法，自己對自己作了最徹底的消解。真實的摩羅逃遁了，面對后學思潮和國學及新左等思想的包抄，不禁陷入思維混亂，前后矛盾之中，胡說什么要把敵人當成人，還有愛和信仰，這是受了劉小楓的盅惑，自詡研究知識分子的完全已經無法拯救自己。與其熱中于鼓噪著自己永遠也不打算實行的空話，不如抿著恥辱的嘴唇默不作聲。我們所能做的事情是：獻上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熱情，不僅只用知識去分析導致專制的根源.摩羅的困惑只是讀書過多的困惑，只是個人的困惑而非這個時代的困惑。中國永遠不缺少困惑永遠不缺少學者，當前的問題永遠是如何落實那些空洞的言辭，關鍵是如何行動。五四以來文化先驅一直在啟蒙，啟蒙效果在這個國家為何如此難于達到？站在基督文化背景上剖析魯迅思想的局限是否以西代東？魯迅思想的局限到底在哪兒？魯迅與大眾的深刻聯系為何不提？啟蒙的方式有無問題？應該如何繼續搞好啟蒙？當代啟蒙的局限癥結何在？啟蒙與實踐是否過分脫節？出書和掙錢再到掙錢和出書，思想成了可以廉價出售的產品，無法擺脫功利和實用。摩羅和余杰兩人是否關注社會的公平問題？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是否也有合理的地方？有論者指出，余杰是個中國傳統舊文人習氣和北大革命自大狂教育出來的“怪胎”，如此極端自大之人，靠辭藻來凌虛蹈空，靠氣勢來顛倒黑白，導致玄黃改色，馬鹿易形。竟把癲狂當了什么知識分子的良知，如果不及時對這樣的人加以批評制止，仿效者可能增多。自由主義者們最后只好躲到象牙塔旁昏黃的小酒館內，感嘆著“群氓”的愚昧無知，悲憫著人們終于被宣傳喉舌和新左派誤導和愚弄了--這倒是一個自我開脫的好借口。自由派現在幾乎已經只剩下最后的傳統陣地還是堅固的，即從自由民主人權方面批評政府。許多自由派人士對待自由主義經典理論的態度，就象幾百年前的儒生對待孔子，循規蹈矩，尋章摘句，一心要在故紙堆中引申出指導今天中國，甚至是普行天下的微言大義。今天自由派的態度僵硬觀念絕對化和孤清自本。他們不能直面現實中的變化和民眾的所思所感，因此已經走在一條越來越狹窄的通道上。實際上，自由派現在幾乎已經只剩下最后的傳統陣地還是堅固的，即從自由民主人權方面批評政府。自由派人士大多象他們今天的代表人物秦暉朱學勤劉軍寧一樣，出自書齋，習慣的是由書本到書本的運動軌跡。當理念與現實發生歧異時，他們的條件反射是縮回書齋中，在自己人的狹小圈子內，伸出手來，拿著他們堅信不疑唯一正確的那把尺子，就著燈火，丈量世界。中國今天思想界的狀況是：原來居于主流的自由派逐漸表露出書生氣和水土不服，以至于成形不久，就已經開始顯出僵硬老化之態；我覺得中國盛產教條主義的自由派政治家，這是以一種粗俗的唯理論作為認識論基礎的。他們在認同國際主流社會的政治文明時，沒有將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特殊體制和特殊利益區分開來；在批評自己國家的弊端時，沒有將國家根本制度中存在的弊病與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區分開來。他們沒有興趣去細致理解自己人民的真實需要和自身社會的復雜現實。他們蔑視傳統，蔑視經驗，而迷信他國已經獲得成功的現存模式。從而將自己的人民和社會看作是一堆可以按照某種現存模式，隨意地加以重構的純粹對象化的質料。教條主義的自由派政治家完全陷入了一種后殖民主義的政治思維之中，從而使自己有意無意地成了他國利益的代言人和祖國利益的損害者。這些教條主義的自由派政治家，出在俄羅斯并不算太壞,不過同樣的情況落到中國,那恐怕天真是天塌下來的.俄羅斯的精神基礎已經喪失了。當代中國人喪失了傳統的善惡觀念和區分是非的能力，精神面貌全面倒退，社會道德基礎惡化。一些大眾媒體向社會民眾傳輸一些西方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中國是格格不入的，這些價值觀只是為了巧取豪奪和追取個人的利益。我們要吸取俄羅斯的經驗，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把俄羅斯社會引到死胡同。一面無視我們這個苦難民族如此多的冤魂吶喊，奮斗，且對自己民族的弱勢者，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洋人大眾獻媚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虛偽浪漫的假自由。　

我們要努力尋找第三條道路。新左派生于茲長于茲，生機強勁，強大而危險，雖然影響日眾，但它只長于破壞，短于建樹，其建設性主張大多還停留在100年前的烏托邦水平上；中間派能夠為現實提供解釋，但自身先天不足，注定了不能成長為一棵參天大樹。這樣的現狀確實令人看不到希望，如果一定要尋找希望，出路可能在于溫和右派（右偏中）與溫和左派（左偏中）的相互靠攏和融合。不融合沒有出路，單獨一方要么聲音微弱，要么易于走向極端；只有融合，才能生出化學變化。引自《漫論當前中國思想界左右力量之消長》事實上，無論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他們在中國表演的都是和紳和紀曉嵐的鬧劇，都是焦大式的表演。中國知識分子只有到苦難的底層中去，才能獲得戰勝苦難的精神力量。錢理群、余杰、劉曉波之類，在主張與縱恿殺人的時候，卻敢以“中國知識分子”的名義進行，并披之以“人性”、“人權”、“民主”等“理性”。看來,知識精英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了。　　　

他們是否視個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他們的所謂痛苦比起中國農民的痛苦又算什么？難道說他們爭的自由就是為了群眾？看看《中國農民調查報告》，就知道這些半吊子自由主義不過是嘩眾取寵和虛假的人道主義。兩人是否懶惰地干吃魯迅的飯？兩人到底去農村底層搞過調研實際問題沒有？兩人知識結構是否匱乏？兩人是否自大自漲？知識分子如果整天高喊恥辱和苦難和信仰而不去親自實踐是否空談誤國？整天躲進書齋搞啟蒙是否可笑？我已仔仔細細的看了摩羅的《恥辱者手記》，這本書里頂多有些摩羅的個人傷痛和體驗而已，他的那些痛快的批判在當代許多學者那里都有，他的功勞在于那些煽情的語言，起初我也是喜歡的。后來見他老是擺弄自己的傷疤，我就討厭了。魯迅當年從不輕易撫摩自己的傷疤，重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的學問是知行合一的學問而非書齋里的學術，當年先生走出書齋搞啟蒙，現在我們的自由主義躲進書齋做啟蒙。自由和民主都是好東西，這樣的好東西如何才能在古國蒼老的肌體里孕育呢。某些自由知識分子以自由為旗幟，打著自由的招牌為民眾代言，骨子里卻是為了自己的自由。劉涌案再次說明精英知識分子的虛偽，談起自由頭頭是道，儼然以真理自居，暗地里卻大搞交易。富人的自由是自由，窮人的自由成了無人過問的中國特色。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爭的是誰是中國問題權威的解釋者，而非誰最關注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哈貝馬斯來中國訪問，據說他最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的進程問題，而非學術問題。摩羅余杰的關注點只停留在淺層的文學層面，除了痛批專制和痛失個人自由外，居然還要給魯迅加點精神鈣片，后生可畏啊，魯迅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想法。自認為抓住了批判國民性這個利器和法寶，就一勞永逸了，但是脫離了制度層面的配套改革，靈魂改造能達到好的效果嗎？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只有先有吃喝穿住的才可能想民主和自由，魯迅當年把重點放在靈魂改造上，但到后期越來越認識到物質的重要位置。我們不能脫離當下中國現實社會想問題，瘋狂的批判往往帶來的是偏執和仇恨，但高高在上演說上帝和愛，又讓人感覺虛假。我們不能老是做無聊的文化批判者，不能老是做透支的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更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假基督。以前魯迅先生活后著述，現在有人先著述后生活，顛倒了過來。倒著走的命運不比橫站的命運好。摩羅余杰的崇拜者們，你們想過沒有啊。更有無恥的經濟學家樊綱、張五常之流叫囂什么“腐敗有利于經濟發展”，向權貴資本主義家獻媚，諸如此類的還有胡鞍鋼的“擴大內需論”、厲以寧的“農村金礦論”與基尼系數二元論、扼殺教育本質的湯敏“教育產業化”、公然踐踏《世界人權宣言》的茅于軾“義務教育貸款說”、顛倒黑白的溫鐵軍“農民土地保障論”、利令智昏的劉偉“堵車文明論”，他們背叛了經濟學等學術之本質與靈魂而無異于舍本逐末，他們是被利益集團飼養的動物。“何清漣憤憤地說：中國問題即道德、良知和常識問題而根本稱不上理論問題！樊綱之流我一輩子不見！！！這是發自良知的吶喊。　　　

魯迅在精神的極度苦悶中，是深研過佛經和基督教義的，信仰宗教不能簡單理解為空虛沒落，這也可能是一個嚴肅的思想者韜光養晦的必要過程。有些道理。但是現在言說基督成了一種表演。不管有良知的知識階層也好，還是沒良心的文人也罷，都擺出一付救世主的架勢，好象他們的理論是上帝的福音，他們奉上帝之命來解救處于水深火熱的群眾似的。其實，有意思的似，即使是搞田野調查的學者，文人也被調查對象奉為神靈了。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思想界的工作也許很重要，但是，如果總是坐而論道，卻給人混飯吃的感覺。　

我本是一山野村夫并無話語權，也斗膽說了。作為一名底層生活的人，我覺得兩人實在需要反思。我固然不會去崇拜毛澤東，但也更不會去崇拜一群奶油書生。我覺得某些知識分子遠沒有農民誠實，盡管他們打著農民的旗幟。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魯迅研究學者多亦，但大多是喝他的血的，并非去真心去學他的，包括那些曾決心學他的人，因為他們早已成佛成基督了，如摩羅余杰二人。魯迅成了他們遮掩自己丑陋病態心里的文化圣僧。所謂無聊之徒，謬托知己。現在的余杰已成為小布什的坐上客，他真的愛國嗎？為何離開那片充滿苦難的祖國？為何拋開那些饑餓的農民？余杰能比他痛批的暴君強到哪兒呢？他也在象個圣人冷眼憤激地看著那些流淚的民眾？現在的摩羅明哲保身在無奈中過日子。他們都象麻木的體制制造出來的麻木的圣人。頂多有些悲憫和信仰或憂憤。這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和恥辱。順便說一下，我最討厭中國的那些假基督。正如朱大可所言，“知道分子”和“人文主義者”所謂的“知識分子代言制”，滋養了大批學院貴族，但他們并未向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成為“底層利益”的喉舌。“底層關懷”的口號，不過是書房和客廳的某種道德點綴而已。人們在杯斛交錯中悲嘆著農民的命運，然后帶著悲憫的滿足感返回住所，繼續他們的愜意人生。中國知識界的不在場，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失語的絕望狀態。更有甚者，所謂的“人文關懷”，最終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關懷。所謂的“民主斗士”自我熱愛和自我放大，與他們對農民問題的漠視，形成了尖銳的對比。這些虛幻的話語實驗的內在激情之后，讓我們窺見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魯迅說，聽和尚念經道士參道，還不如回家自己去修煉。抽象思辨、書齋生涯、文人趣味、牧師心態、師爺心態，只能讓人滋生幻覺、挑逗感情、盅惑心靈，容易導致四體不勤、智力偏癱、智慧偏至，如果思想和知識的目的只能導致人的虛榮心和野心，那么不要也好。走向臺前也好，隱入幕后也罷，“知識分子”憑著什么說話？如果沒有了理論上的依靠，那么就只能靠著人格的勇氣。沒有了勇氣，或者說丟棄了真誠，只能有一種結果：你說的越高，和現實反差越大，造成的諷刺性就越大，精神分裂也就越嚴重。說，還是不說，做，還是不做；選擇還是背叛；擔當當還是放棄，都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問題。　　　

中國的知識分子要么給民眾制造烏托邦,要么鼓吹懺悔和愛,卻不做任何事情來反抗罪惡和減輕災難.災難來時我們都在做什嗎?一方面,我們對民族的劣根猛烈批判,另一方面,我們對罪惡保持著冷漠的沉默.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出版以來,沒有帶給我們真正的反省,給我們卻帶來了精神的大麻,它不幸和這塊土地上的犬儒主義哲學交媾一處,一股言說上帝的浪潮在網上席卷開來,各種文化基督徒充斥其間,一幫犬儒徒作大言,任性逍遙,一事不做.某些所謂知識分子只知道懺悔和祈求上帝的寬恕和空洞的說教,要么板起面孔,揮舞魯迅批判國民性的大旗,一副不自由毋寧死的樣子,無非是獲得虛假的浪漫和拯世的崇高.真正的知識分子無須拉來上帝或者招來孔子當招牌,他會從人的道義感出發,直面苦難和抵抗罪惡,勇敢擔當自己的責任,這是出自人性本能的愛,同情和良知,他反抗絕望和荒誕,他在愛,友誼和責任中生活.如果我們還是把言說上帝或魯迅或知識分子的道統,停留在一種表演里,那么這種坐而論道還不如沒有知識,我們只能是變相的福貴和許三觀。　　　　　　　　

我看不起某些假牙的知識分子，也看不起自己。懺悔吧。回到常識，別在做夢。包括我在內的中國所謂知識分子應該深深反省自己。我認為，當下最重要的不是去超越魯迅，而是去做一個真誠善良樸素普通的凡人，而不是高喊什么基督做信仰。人文精神的討論還有些迫切，信仰的討論暴露了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弱。信仰對知識分子拯救靈魂或許有用，但中國文化和文人陷入沉疴已久，豈是基督信仰所能救的？早已深得犬儒哲學的文人恐怕更加虛幻和高蹈，我們難道再去戴頂精神的緊箍咒嗎？現在又重新面臨那個舊問題，夢醒之后該向何處去？中國知識分子太通老莊思想了，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了，他們自詡參透一切，卻明哲保身，或者勸人信仰基督。能退亦能進，韜光養晦，韜虛了身子，韜軟了脊梁。離開了民眾，于是來尋找其他的精神支撐，偷懶矯情。中國沒有俄國意義上的知識階級，大抵如此。我們為何不俯下高貴虛蹈的頭顱，在人世的油鍋中炸一炸啊。我正在狗窩里戰斗呢，你聽-----我正在和一匹劣狗撕斗。

我們被現實的淫威所壓迫，連起碼的真誠都喪失了。我們被國內外各種無情的風浪所沖擊，即使曾有過幾次反抗和掙扎，到而今，好像已是動彈不得、麻木不仁了。我們一方面對任何刺激都毫無反映，一方面又脆弱到不能適應任何環境——在窮困中，我們犧牲研究、犧牲讀書，甚至犧牲人格去爭取‘飯票’；在富裕中，不但我們的生活，就連最起碼的學術興趣都被腐蝕掉了；我們痛恨專制的壓迫，但只要有分一杯羹的可能性，我們從不放棄盡量歌功頌德的機會；我們標榜自由民主，但只要受到一絲的挫折，我們從不肯開罪一兩個人來維護最基本的人權。我們雖然分散在大陸、臺灣、香港、東南亞、日本、澳洲、美洲和歐非各地，但是我們并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利和財力，我們都變成了孤零零的個體，被政客所迫壓或收買，受生活的煎炸或腐蝕，遭受社會人士的怒罵或奚落。我們雖然面臨著不同的政體，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們都失去了知識分子字希罕也最普通的‘發言權’。”
       “深一層來看，不論在海內或海外，作為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仍有說話的權利。但是，我們所講的，并不是發自內心的感受而是來自外力的制約。我們變成了政治命令的傳聲筒，變成了社會風氣的應聲蟲，甚至變成了非學術、非文化的情報販子。這當然是中國現代史的大悲劇。然而比這更悲慘的是當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說話而且應當傾吐肺腑之言的時候，我們居然說不出話來，甚且竟根本無話可說。我們對自己的了解實在太少，太可憐了！由于我們對自己現在所處的環境毫無了解，對于導致今天的過去也毫無了解，對將來可能的發展更是毫無了解，我們能說些什么呢？因此我們并非真是 ‘說不出話來’，乃是喪失了‘發言’的憑借。我們對政治問題所發的狂言，不但沒有正面的意義，甚至不能符合起碼的學術真誠；我們對經濟問題的了解比專家學者或參加實際工作的政府官員要遜色得多；我們只能拉拉扯扯地談社會風氣，但對于社會風氣之所以形成的特殊問題完全沒有分析。所以當某種政治經濟或社會怪象凸顯出來的時候，我們除了發牢騷以外實在講不出幾句動聽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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