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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華工商時報》5月30日報道，在武漢舉行的東湖論壇上，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國經濟現有方式繼續發展，非常有可能再維持這樣的速度20年，甚至30年。那樣，2030年的中國將是世界上經濟最強大的國家。
林教授的言論對我多么熟悉！十年前，我正碰上林毅夫先生在清華的一場講座。他說，中國實際的經濟水平由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形而被掩蓋。如果按照世界銀行以國民購買力水平統計GDP，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國家。只要中國繼續以這樣的速度發展經濟，將會在201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如此驚世駭俗之論讓大階梯教室的聽眾一遍嘩然。有學生問中國沒有高科技怎么辦？這位著名經濟學家肯定地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需要高科技，聰明的辦法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別人花大量經費投入把高科技搞出來了，我們只要跟著做就行了，既省錢省力又快捷，這是更經濟的方式。又有學生反問：西方有專利保護啊？林教授的回答簡潔而有力：我們中國人也有一個法寶，——盜版！
經濟學家可以這樣看問題，這對我刺激太大了！2002年我出版的《文化立國—大學重建》里，特地把這一高論評論了一番。不過，我以為林先生當時只是口頭上說說，不會在嚴謹的場合信口傳播，因此沒有在書中指名道姓。卻不料十多年來，林先生一直在給大陸同胞開列著這樣的期票，只是不知道他是怎樣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時間，由2015年悄悄順延到2030年。不知道是有意補充，還是一種流行表演，又有報道說什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預言，說2030年中國經濟只是超過日本而已。
接著，又有報道說某種政府高官預測，五年之后中國經濟實力超過德國。恰好我剛從德國回來，三個月親歷德國的印象令我更感覺當下這種語言游戲是多么的荒涎。用農民的語言來說，中國經濟的“堆頭”遠遠超過了德國，可是要論貨色、品質，幾乎沒有任何可比的優勢，而且以現在這樣的方式追趕下去，幾乎永遠沒有可能趕上人家，除非人家爛掉。
技術進步可以搭順風車凱歌前進嗎？
中國人嘗夠了落后挨打的滋味，所以渴望有一天能趕上或超過西方。人們相信發展是硬道理，可是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到底什么是發展，如何發展。只是以為既然要趕上別人，自然就是越來越接近別人那些有形的經濟指標，于是人們常常滿足于經濟學家們玩弄的關于GDP的數據游戲。
在經濟學界，以林毅夫為代表的所謂“后發優勢”論最給人直接的滿足。在他看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發達國家的技術進步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自己創新，這樣花錢多，風險大，彎路多，見效慢，總體上的回報低；而不發達的國家卻有捷徑可走，只需要引進別人已經成功的技術，這樣風險小，花錢少，見效快，經濟回報自然就高。
初一想，好像是有這么回事。人家在前面開路，我們搭車跟著前進，反正技術與知識是可以傳遞的，我搭他的車，很快提升了我的經濟水平，再付他一點專利費，大家雙贏，何樂不為呢？亞洲四小龍不就這樣成功的嗎？咱們大陸過去關起門來自力更生，一定要自己搞高精尖的技術開發，結果勞民傷財，費力不討好，今天不是比臺灣都落后了嗎？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引進的技術的確大大改善了勞動效率，給人們從未有過的豐厚物質回報，以及進入現代生活的甜蜜感。這種提升對于生活在自然狀態的人來說具有更大的邊際效應，因為自然資源無限，人的體力十分充沛。
人們眼睛盯著外來的文明，漸漸開始放棄自己固有的生活價值與傳統習慣，認準先進國家的一切表征作為目標，死心塌地跟人接軌。從單片機到286，從386到486，再一路奔騰，每年上一個臺階，給人們強烈的印象，自己也無庸置疑地在不斷進步。可是，當整個社會完全被外來技術手段所支配，人們向現代生活邁進的每一步，都要靠購買不斷升級換代著的外來技術，以至于欲罷而不能的時候，人們需要追問，這真的等于社會的進步嗎？社會發展是可以靠外部推動的嗎？文明社會是可以引進的嗎？
其實，我們只是離自然狀態與傳統生活越來越遠，但相對位置于西方優勢地位來說，并沒有實質性的進步，尤其是經濟競爭關系上，因為完全依賴外來技術，自己卻沒有自己內在的文化動力，因此實力反而會倒退。這正如一條寵物狗跟著人過起文明生活，它變得越來越乖巧，越來越善解人意，似乎活得很滋潤，但對狗的生命狀態來說，卻是一種倒退。
正如一時擁有財富，并不等于具備生產財富的能力一樣，獲得一種高技術，也不等于自己具備技術開拓的能力。換句話說，掌握現成技術和開拓新技術是兩碼事。技術能夠提升勞動效率，但只有開拓新技術才能贏得經濟的領導地位，在有限的資源分配中占具優勢。技術讓人們贏得在對象中的主動地位，但技術的開拓者才能贏得社會經濟結構中的主動地位。
技術壟斷構成經濟的金字塔結構
對自給自足的農民來說，技術可以傳遞，你的勞動效率增長對我至少沒有壞處。但對于有競爭關系的官吏、秀才、工商業者就不同，大家同在江湖上混生活，誰的本領高，取得絕對優勢，別人就可能沒有飯碗。
在現代社會，技術進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雖然技術交流和傳遞更加頻繁，但這本身也構成經濟競爭手段，如果誰擁有全面的技術優勢，就能通過技術壟斷控制市場，決不會馬上傳遞給別人，即使高價轉讓也不會干的。那些完全依賴別人技術的國家，就會被置于完全被動的地位。
今天的世界高科技領域里，技術產品被人為在分出明顯的等級，構成一個金字塔結構。一個主流技術等級的產品通過強大的市場和廣告作用，牢牢地套住大多數消費者的腰包，上一等級只要對下一等級構成足夠的優勢就夠了。即使完全有可能一次性提升到更高等級，只要沒有人挑戰主流商人的技術壟斷地位，只要還有錢可賺，他就不急于把最新的東西給你，而是要像在兔子面前擺弄胡蘿卜葉子一樣，一步一步地牽著他人鼻子走。他生怕一步到位之后，讓你趕上來，他又不得不花錢去開發新的技術以保持優勢。當中國企業也能把大批量的電子產品廉價地輸送到國際市場，甚至能收購別人的企業時，許多人以為自己進步得不得了，卻不知這些都是已經賺不到大錢了，才被人不情愿地吐出來的二手三手的夕陽產業。
在一個社會內部，技術作為主要資本也構成金字塔結構，導致社會階層的激烈分化。擁有技術手段的人獲得越來越大的利益，而其他大多數人則相對貧困化，甚至完全失業，無法參與現代生活資料的分配，而他們又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土地資源，再無生存的依托，必須導致社會危機。
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已經廣泛形成一種有效的福利與就業機制，可以控制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且他們已經有充裕的物質資源作為后盾，以保障社會的穩定，這些資源不僅取自他們國內，而且靠自己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廉價地取自他們外部的落后國家。但在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之間，卻不存在像發達國家內部長期的勞資沖突形成的那種民主與共和制度那樣有效的平衡機制，除了無序的競爭，赤裸裸的爭奪，就是恐怖主義與戰爭。
西方各國政府把技術與人才納入國家戰略，并通過財政與外交手段實施干預，保持一些暴利行業、壟斷行業的技術優勢。而在依賴技術引進的發展中國家，金字塔上層的人們不斷要從外部獲得新的技術來維持自己的國內優勢，只有源源不斷地向外輸送資源。可是自然資源在現代技術的榨取之下并不是無限的，這會令環境狀態急劇惡化，而人們長期跟隨別人的潮流，獨立的文化空間喪失，創造力弱化，久而久之便會全面矮化。
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在制度與文化里
對于一個社會的長遠發展來說，關鍵并不是獲得一枚枚看似和人家一樣的果實，而是要在自己土地上培植一棵棵能結出自己果實的大樹。
西方現代文明的根本在哪里？中國人總是關注著人家外在的表象，總是把現代文明當作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五十年代，從朝鮮戰場下來的彭德懷總結說，現代戰爭就是拚鋼鐵。此后的“大躍進”為追求鋼鐵產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后來人們逐步認識到，現代經濟的核心是技術，技術就不那么實在了，不是直接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我們仍然把它看著一種靜態的結果，如技巧、圖紙、方案，可以搬過來，拿過來。
再進一步，技術背后是科學。現代技術是由理論科學決定，而科學是意識層面的東西，這難以被唯物主義思維所接受。為此，人們為科學的本質，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長期爭論。直到后來，實用主義者干脆突破教條主義框架，直接定義科學就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爭論停止了，但是問題并沒有解決，人們理解的科學，也是一種知識、結論、原理，掌握了便可以運用，于是一種崇拜外來科學知識的新式教條主義又來了。
無論是物質對象，還是實用技術，還是科學知識，都是外在于人的，都是強勢國家先有的東西。近代以來，中國人為了獲得它們，總是圍繞這些對象而努力。中國教育的中心任務，就是學習現成的知識，掌握特定的技能為中心，用以武裝自己，它要把人變成人才，變成現代文明的工具，而不是文明的主體，文明的創造者。因此，現代文明對于中國來說，不是自己社會生活里自然生長出來的，始終是一個外來者，來了不能生根。
科學還真是意識層面的東西，它本身并不是生產力，而是一種文化，一種人們的好奇心驅使下的認知活動，旨在以理論思維和實證方法，揭示客觀現象背后的內在必然性。它的結果引導著現代技術的起步。承認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就得承認文化并不是依附于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文化的生命根植于所有人們的心靈里，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體系中。
現代技術的進步本身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它不是傳統生產與生活經驗的積累，而是在科學理論與藝術氛圍里成長的。科學思維揭示經驗對象背后的普遍規律，藝術想象力帶來超越功利主義目的的創意，兩者只有特殊的文化環境里才能獨立成長。在急迫的生存競爭里，人們懷著急功近利的心態，必然導致文化上的弱勢與依賴感，無法形成自由而從容的創造性生活。即使有充分的專業培訓與大量的勞動就業，普及現代技術的同時，也只是強化了技術開創者的優勢，以及技術運用者的從屬地位。
現代技術的進步不是個別能工巧匠的發明，而是在社會化的分工協作中完成的。這也就是說，現代技術需要相應的社會背景，包括人們之間廣泛的社會交流，協作，有穩定的信任機制與可靠的制度保障。
文化戰略才是一個國家的最高戰略
僅從經濟思維出發，再強調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再強調高級人才的培養，再強調自主創新的價值，都沒有把握文明的核心。沒有現代科學技術成長的文化基礎和自由氛圍，沒有相應社會信任體系，協作關系，大家都在物欲的驅動下，要么從政府權力的控制下爭奪資源，做些給人看的政績工程，要么只有仰賴西方優勢力量的滲透，從中撈一點代理費。
制度建設的重要性，隨著權力腐敗現實的日益加劇，已經越來越突出了。在中國知識界甚至成為主流的聲音，只是在現實運作中舉步惟艱。因為制度總是死的，而人總是活的。只要人們被單一的欲望驅動，不管他如何呼喊、斗爭、操作，總是要讓自己利益趨于最大化并對別人利益造成侵害。顯然，制度背后還要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東西，這就是超越物質欲望的文化層面。然而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建構的重要性始終是一個弱音，即便有也大多停留在務虛層面，缺乏現實的力量。人們一談文化，無論高級學者還是普通學生，就以為是回歸于古老的傳統，或者依附于普遍的外來教條，趨從于流行的時尚。總之都是拿現成的“文化”來，而人自己仍在欲望里，文化只是一個手段，一種標榜，只有外殼，沒有靈魂。
人們的精神涵養和醒覺意識，包括決定著人們現實選擇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取向，才是活生生的文化。任何社會變革的關鍵，都歸于人們心中的文化內涵的演變。平時人們把生產力視為一種經濟實在，卻不曾想到既然生產力是人的一種能力，而不是動物的本能，那它就一定是人后天的精神能動性所造成的。既然如此，文化才是生產力的核心。
西方現代文明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代表的希臘理性傳統和圣經所代表的猶太信仰傳統有著一脈相承的文化聯系。在每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教會和大學都是獨立而自主的，在人們的文化生活里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被世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所左右。宗教開辟了人們心靈中獨立的精神生活，大學給人們一種理性的指引，唯有如此，人們才能更遠地擺脫自然狀態，培養更高的自由智慧，拓展更高的文明空間。
日本也沒有西方文化，但它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也看到，社會變革看起來有一條捷徑，從器物開始，到制度，再到人心，但這條路其實走不通；必須反過來，從人心的改變入手，才能實現制度與器物的變革。日本人看似在追趕西方，但他們最早也最從容地建構了自己能夠與西方平行的文化，不管在別人眼里如何有問題，但自己內部是高度認同的。
中國最早面對西方挑戰時，在文化與制度上由于千年的慣性而表現遲鈍，通常只有器物層面的被動應變，所以一再失敗。直到受日本人啟發的梁啟超提出“新民說”之后，中國才有了新文化運動，20世紀的現代進程也才真正開始。從北大到西南聯大培養的現代知識精英，從國民黨的黃埔到共產黨的延安所訓練的政治精英，都是一種特殊文化戰略的產物，他們才走出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現實困境，相對從容地帶來了一些有限的創造力，給絕望的中國帶來一線生機。然而，他們的努力總是被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所束縛，遲滯，以至趨于腐敗與瓦解之中。
楊小凱后發劣勢論的警示
針對長期的經濟追趕戰略，前幾年中國經濟學界才出現“后發劣勢”論，代表人物是已于2004年7月患癌癥去世的海外經濟學家楊小凱。在他看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既有技術差距，也有制度差距。技術模仿比較容易，但制度模仿非常困難。從技術模仿開始做起，取得資本積累、結構變遷、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比較快；把制度模仿放在后面，因為制度模仿較難，當生產水平提高了，制度卻成了一個障礙。
英國自光榮革命開始，形成議會與國王的權力均衡的共和制，對國王權力有限制，對私有產權有保護，然后才出現工業革命。這很重要，如果國家權力不受到制衡，就會產生國家機會主義，權力腐敗無法制約，國家發展進步的果實落到少數政治精英手中，經濟發展就會失敗。
蘇聯和中國先后在1929年和1949年推行重工業發展戰略，在技術方面模仿西方非常成功，但因為沒有憲政體制改革，沒有權力制約，形成了國家的機會主義。日本也沒有徹底的憲政體制改革，雖然技術上模仿發達國家取得了成功，但天皇代表的國家權力不受制約，終于導致了軍國主義戰爭。日本在銀企關系、企業之間關系上仍存在不少東方模式，銀行大量給企業貸款，形成大量呆壞帳，造成了1990年以來的經濟困難。
一般認為，楊小凱是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上討論經濟學問題。其實，楊小凱并沒有把經濟現象的探討終結于制度層面，而是更進一步深入到文化層面。他認為西方經濟與政治的基礎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里。在他去世前一年所作的《基督教和憲政》的講演中，他以自己學術經歷，解釋基督教文明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其中談到它的第三者功能：
在市場經濟中，買者賣者如果沒有第三者來溝通，明明一個互利的買賣可能都做不成。若有一個沒有利害沖突的第三者來仲裁，就容易成功。宗教里的上帝跟人沒有利害沖突，是一個真正的第三者。基督教有一些無條件的禁忌，讓人在做生意時遵循取之有道的承諾，所以基督教國家里可以發展大公司，而其他國家只能在小公司里建立信任。在政治秩序上，一個永久的社會和平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戲規則，要滿足模糊面紗的原則：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還是警察，是被告還是原告，都要認同公平的游戲規則。這個原則很難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產生，因為制定規則的人不能替自己著想，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照顧對手的利益。
為什么美國、英國、澳洲的制度好，因為基督教勸戒人，你要愛你的敵人，要替自己的敵人著想；你還要擔心下地獄，如果做了壞事而不思懺悔的話。中國的孔孟哲學不是宗教，儒相當于今天的智囊團，他們有自己的利害關系，要討好皇帝才能拿錢，所有難以構成超越的第三者。
學者個人經歷的背后耐人尋味的啟示
盡管學術思想與學者個人的經歷沒有必然關系，但這兩個對立主張的持有者恰巧各有一段傳奇的人生經歷，且都曾被紛紛傳聞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中國人，這有助于我們理解他們不同學說形成的奧妙。
林毅夫生于臺灣，從臺灣大學中途棄學從軍，成為一名“模范青年軍官”。但他又于1979年做出更為大膽的選擇，從金門抱著兩個籃球深夜游到了大陸來，先后在北京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87年回到大陸后，也許因為既有國家大義的政治光環，又有臺灣成功經驗的經濟智慧影子，立即成為最耀眼的主流經濟學家。
楊小凱文革開始時是一位18歲的湖南籍理想主義青年，以一篇《中國向何處去》轟動全國。他可是造反派，左到連中央文革及康生都受不了，才被投到監獄，一關十年。改革開放數年之后，這位當年的極左分子已經靠自學在經濟學領域脫穎而出，卻還找不到被“平反”的理由，不能考研究生，不能出國。直至1983年他才在高層人士默認下，在有識之士幫助下到美國深造，在隨后二十多年間，他成了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定居澳大利亞，往來世界各地。在生命的最后幾年，他成了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兩人的傳奇都與中國特定的政治氣候相關。前者兩次選擇了一種機智大膽的冒險，獲得了個人命運的一路凱歌；他開出的樂觀主義經濟目標，直接介入中國二十年來的經濟運作。后者選擇的卻是內心的真誠的批判精神，給自己給家人帶來了深重苦難，卻也修煉出一種智慧，給他早逝的生命以燦爛的光輝；但對于現實，他始終只給人旁觀者的反思與警醒。
還有一點耐人尋味，兩人與自己青年時代理想的斷裂與承繼：
如果沒有人提示，人們根本讀不出林毅夫文章里的臺灣背景，他處處保持著與大陸意識形態立場的一致，并對國民黨政權持批判態度。然而，他對于大陸經濟發展的基本戰略主張，卻建立在臺灣等東亞四小龍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他的潛臺詞就是，臺灣成功的路，大陸也可以照著走。
楊小凱也已經從文革時的理想主義的左派轉向自由主義的右派，但他對于中國經濟的基本主張卻是建立在對國家權力的不信任基礎之上，要發展私有制基礎上的現代經濟，就必須制約權力腐敗，這與他青年時要徹底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激進立場，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這兩個人的傳奇讓人聯想至遠。人類文明也許永遠也離不開兩個極端的智慧，簡單地說，一種是現實主義的應變能力，善于從現實潮流中找到自己有利的位置，視時務者為俊杰，向優勢看齊，通過與強者接軌來趕超強者。另一種是理想主義的自主追求，更多從人的內在生命狀態出發，有時可能是一種絕望的掙扎，要以自己的力量創造并驅動一種理想。
我們永遠不能判定哪一種智慧更好，但可以說，今天中國已經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了，在獲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時也陷入了種種危機，現在是需要基于人的內在智慧來平衡的時候了。所以，中國國家戰略的重點，應當從趕超別人的經濟戰略，讓位于自身崛起的文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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