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避免“五重危機的共振”？

蔣鐵剛

2006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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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為便于閱讀，文章采用問答形式，并參考了近日與網友的對話。----作者）

    問：最近一段時間，在網絡空間內，有兩件事鬧得沸沸揚揚：一件事是3月4日，H先生在北京西山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的發言，他在這次發言中提到了多黨制、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等一些現在看來還比較“敏感”、比較“扎耳”的話題，引發了很多的議論；另一件事是5月11日，Y先生等人去美國白宮，面見了美國總統小布什，也引發了很多的議論。你對這兩件事怎么看？

    答：這要先看對這兩件事究竟怎么定性。如果H先生只是隨意發表一通議論，Y先生等人去見小布什只是純粹的基督教信徒之間的交流，那我們就用不著關注，因為與H先生的話類似的私下議論、網上議論很多，比H先生說得還嚴重的也多得是，而基督教信徒之間的交流則是個人的私事，別人無權說三道四。但是，如果事情不像表面上這么簡單，那就要另當別論了。當然，這里的“另當別論”并不是特意針對H先生、Y先生等人本人（所以，在這里我們沒有指名道姓，而是用H、Y這樣的字母符號代替），對他們本人的真實動機妄加揣測、上綱上線，而只是要針對一種現象，針對在野者究竟能不能和在朝者實現良性互動這一關系到中國前途命運的大背景。

    問：怎么講？

    答：去年我們在《中國最大的危險是“五重危機的共振”》一文中曾經談到過，中國最大的危險是類似印度尼西亞那樣，在經濟危機“突然”發生后，出現經濟大幅度滑坡、社會長期動蕩、政局混亂不堪、臺灣趁機獨立等一連串后續反應，也就是出現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政黨危機、國家分裂危機等“五重危機的共振”。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能經得起這種“共振”的折騰？印度尼西亞經不起，其它國家也都經不起。每個人都希望國家好，每個階層都希望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往前發展，這沒有問題。然而，就像一個人免不了會有個頭疼腦熱，甚至生場大病一樣，一個國家的發展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雖然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國情不同，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面臨的問題也不同，但我們還是要注意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沒有危機時盡量避免危機的發生，有危機后盡量避免危機造成的損害，特別是致命的損害。

    問：從這些年領導人的表現來看，他們還是有很強的危機意識的。

    答：確實如此，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溫家寶在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后在歷年的人大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2003年剛當上總理的時候，他說：“我總記著一句古訓：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要居安思危，有備無患。” 2004年的時候，他說：“我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要有憂患意識，看到前進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2005年的時候，他說：“我們這個民族在歷史上災難太深重了，這就培育了我們的憂患意識、生存意志和追求和平與發展的愿望”，還說“我們面前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要保持頭腦的冷靜”，“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2006年的時候，他更是開場白便說：“要準備應對各種困難和風險。困難和風險有些是可以預料到的，有些是難以預見的”，還說“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思所以亡則存”。四年的記者招待會，四年說的都是些大同小異的話語，可見他內心的危機意識之深。

    其實，不僅僅是溫家寶，這些年其它人也都說過類似的話，甚至不同的人引用的是完全相同的話。比如，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大家都知道是朱镕基剛當選總理后說的，其實江澤民當選中央軍委主席后也對鄧小平說過；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大家都知道是溫家寶剛當選總理后說的，其實當年素有“帝師”之稱的汪道涵也對即將就任總書記之職的江澤民說過，當年就任總理時的朱镕基也對就任國務院秘書長時的王忠禹說過。

    問：在6月5日的中國“兩院”院士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也發表了類似的講話，他說“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分析和應對可能影響我國當前和長遠發展的各種挑戰上，把著力點更多地放在把握和解決可能影響我國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上”，并引用古人的話說：“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答：對目前的中國來說，要說挑戰，最大的挑戰應該就是“五重危機的共振”的挑戰；要說“謀萬世”、“謀全局”，首先就是要“謀”如何應對“五重危機的共振”。如何應對呢？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要通過在朝者和在野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將一些領域可能會發生的危機提前引爆。

    問：你指的主要是政治領域吧？

    答：我們都知道經濟危機造成的損害大，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危機往往是防不勝防的，因為你把這邊的窟窿剛剛堵上，那邊的窟窿可能就又冒出來了，在很多的時候，你甚至可能都搞不清楚窟窿具體會在什么地方，或者說即便知道了，你也無能為力。舉個例子說，如果中東哪個石油生產大國有個三長兩短，或者馬六甲海峽出了什么意外，可能就夠我們受的。因此，我們在注意預防經濟危機發生的同時，更要注意預防經濟危機發生后的后續沖擊，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主要就是對政治領域的沖擊。 

    通常來說，政治領域可以劃分為三個層次：一個是政治領導人層次，一個是政黨層次，一個是政治體制層次。萬一將來有一天發生了經濟危機，從對經濟危機負責的角度來講，政治領導人層次產生的麻煩最小，干不好下臺就是了，但政黨層次和政治體制層次產生的麻煩就大多了。就拿臺灣目前的政局來說，陳水扁的家屬和親信涉嫌多起重大弊案，在野黨號召罷免他，這只是政治領導人層次的危機；并沒有涉及到政黨層次——民進黨雖然內訌不斷，但最起碼從目前來說還看不到任何分裂或解散的跡象；更沒有涉及到政治體制層次——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在野黨，都沒有說要推翻現在的政治體制。即便如此，臺灣的政局就已經是亂成“一鍋粥”了，假使再加上更麻煩的政黨和政治體制的劇烈變動，你想想究竟會亂成怎樣的一幅模樣？

    問：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政黨危機的發生，我們在去年的對話中已經詳細地討論過了。對于這個問題，確實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這幾年左派的重新復興，以及知識界從去年開始的關于中國改革方向的大辯論，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本來，在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之后，左派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小了，要不然也不會出現中共十五大時的地下萬言書的事情，他們是在地上沒地方說話的情況下才被迫轉入地下的，而且還沒有公開署名，聯想1980年代的情況，尤其是1992年前的三年回光返照時期的風光場面，簡直沒法類比。但此后執政黨意識形態建設的滯后、改革的走偏、腐敗的蔓延、對弱勢人群利益的過度漠視，使得這一過程后來發生了逆轉，以致出現了今天這樣的被動局面。

    答：H先生在西山會議的發言中“明確地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他的動機是希望民主，但這種做法很可能人為地釀成政黨危機。實際上，現在的共產黨不是沒有派，并且還不是兩派，而是多派——這一點在2003年的非典中看得特別明顯，按領導人的出場順序，就明顯地分為三派，而且同時出場的還不能說就一定是一派。目前共產黨的體制實質上就是派系共治、一派獨大，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個職位放到一個人身上必然導致一派獨大。不過，我想H先生真正想說的可能是共產黨派系的公開化，也就是明確地劃分為兩派、甚至分裂為兩個政黨，以前顧準曾經說過兩個共產黨的話題，現在有人寄希望于黨內民主，不知是不是也是這個意思。然而，先有派、后有黨（如日本自民黨、臺灣民進黨）與先有黨、后分派所產生的社會效果是不同的，前者可能天天吵吵鬧鬧，但問題不大；但后者就不一樣了，想一想，許多原本和睦的兩兄弟分家都會鬧得不可開交，更不用說一個政黨分家了，這樣勢必導致政黨大亂從而導致國家大亂，代價太大了。事情的發展是多岔口的，并不是按照我們的良好愿望順著單一邏輯發展。當然，有朝一日，在國家實現民主化之后，你就是不想讓共產黨分派它也會分派，比如真誠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出走，就像臺灣當年真誠信仰一個中國的新黨從國民黨中出走一樣，只要這種出走不是傷筋動骨，就無大礙。

    那么，不以黨內分派為旨歸的黨內民主又如何呢？這個意義上的黨內民主確實有很多事情可做，但這主要不是指什么黨代表常任制之類，因為一年召開一次黨代會，如果套用H先生的比喻，就是要在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協兩個“全世界最大的Party”之外，再加一個黨的“全世界最大的Party”——當然，說Party只是一個形象化的說法，人大、政協的作用現在是越來越大了，但要說這種作用已經大到非要再添加一個Party不可的地步，恐怕也是不符合事實。不是黨代表常任制，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黨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這些年在黨的建設方面確實進步比較大，但問題依然存在，在一些方面甚至還跟不上越南，比如連總書記的任期都不能固定，政治局常委多少人、政治局委員多少人都不能固定，軍委主席的任職資格存在著缺陷，決策中的多數決定與三項權力集中于一人的矛盾容易產生隱患，最高權力交接過程不固定、在交接過程中容易出現二元權力格局，等等，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

    問：這樣說來，用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的路子是行不通了，因為不以黨內分派為旨歸的黨內民主，就是搞多少年，與國家的民主化也沒有多大關系。就像不能過分看重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的作用一樣，即便這種民主是真的（況且很多地方還不是真的）也不能抱希望，因為依靠從基層一級一級往上搞，就是等到猴年馬月國家也民主不了。

    答：剩下的一條路徑，也是最可行、最穩妥的一條路徑，就是爭取時間，創造條件，通過在朝者和在野者之間的良性互動，趕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以放開報禁和黨禁為標志）的“非危機啟動”。為此，首先就要先明確一點，那就是在國家政治體制的選擇問題上，我們沒有那么多的“中國特色”，沒有那么多的“特殊國情”，沒有那么多的“豐富多彩”。因為中國要想真正實現崛起、在世界舞臺上受人尊重而不是成為其中的另類需要民主，與臺灣的統一需要民主，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更是需要民主。如果借用鄧小平在十幾年前的那場悲劇后說的那段著名的話，就是“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既然民主化是個板上釘釘的事情，那早做準備總比晚做準備要好，主動啟動總比被動啟動要好，從容啟動總比倉促啟動要好，穩中啟動總比亂中啟動要好。

    問：你反復提到良性互動。

    答：所謂良性互動，簡單地說，就是你的性子不要太慢，我的性子也不要太急，你向前動一步，我也向前動一步，步步為營，環環相扣，積量變為質變，最后實現國家民主化的目標。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在朝野雙方關于民主化的共識已經形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怎樣的良性互動，關鍵就是取決于在野者力量的大小。有小力量的時候就會有小的互動，有中等力量的時候就會有中等水平的互動，有大力量的時候就會有大的互動。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在去年的談話中，我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照錄如下：

    “如果說在朝者需要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那在野者就更加需要這種精神，否則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根本就無從談起。所謂理想主義，就是發揚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犧牲精神，以國家興亡為己任，把國家和百姓的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不計較個人的成敗得失、是非榮辱。因為僅靠個人或小圈子的利益動機驅使的人是走不出多遠的，是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在許多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都出現過充滿濃厚個人魅力的‘圣人’式的人物，中國的成功轉型也不應該例外。除了理想主義之外，在野者還應該具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或者說忠誠于自己的民族，因為連自己出身的民族都不忠誠的人是不可能獲得人民擁護的，外國人從心里也是不會真正看得起你的。還有，就是要研究國情，真正把國家看明白，摸清社會發展的脈搏，在此基礎上，好好考慮一下方法和策略，要追求有理、有利、有節，到什么時候說什么時候的話，有多大的力量說多大口氣的話，不要圖一時的口舌之快，不要整天想著去揭對方歷史上的瘡疤，因為這樣除了能‘惡心’對方一下，又能起到什么樣的實質性作用呢？同樣一個組織，隨著代際的更迭，變化也會很大，要注意到國家出現的進步，不要總是求全責備，不要總是戴著不變的有色眼鏡作情緒性的反應。”

    問：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你對H先生和Y先生的言行有自己的看法。

     答：Y先生在去見小布什的時候說：“里根總統因為埋葬了蘇聯東歐的共產制度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幫助中國發生這種變化，也許是上帝給總統先生的歷史使命。” 無論從哪個角度說，Y先生這樣說話可能都是不妥當的。我覺得小布什回答得倒是非常巧妙：“啊，要是現在我能夠將美國的油價降下來，我就成為美國的偉大總統了。”別的方面姑且不論，單就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影響來說，外國政府、外國領導人的作用，僅限于要求釋放幾個人，搞一些不痛不癢的人權對話，這點功能還是有的，剩下的就幾乎沒有了。臺灣也是一樣，現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前一段時間出訪答問時的表態，似乎是想在大陸民主化進程中發揮一些作用。實際上，要說一點作用不起那是假的，如果要說作用有多大那也是假的，特別是在他當權后如果想把大陸民主化與兩岸關系掛鉤那就搞歪了。實際上，不用說他們了，就是那些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也知道自己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使不上多大勁了，于是才會有那句“成功不必在我，功成我在其中”的感嘆。

    Y先生還在國外罵毛澤東，毛的是非功過我們在這里不做評論，就我們現在討論的話題來講，毛至少在兩個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一是他的理想主義精神。為了追求理想，他在大革命失敗后，婉言謝絕了瞿秋白讓他去上海中央工作的建議，他“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而是主動鉆進窮山溝鬧起了農民革命。在此后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九死一生，嘗盡了人間常人難以忍受的苦痛（特別是在長征的“萬里大逃亡”過程中）。建國后，他對自己建立的國家不滿意，到了70多歲這樣一個別人都頤養天年的年齡，他還不惜和長期跟隨自己的眾多部下翻臉，毅然發動了“文革”。到了80多歲，在他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快見閻王的時候念叨的還是他的理想，也就是1975年2月傳達的他的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以及1976年2月傳達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胡喬木評價說這兩份文件“相當帶烏托邦色彩”，帶烏托邦色彩就是追求理想。當然，對這種理想的對錯我們姑且不做評論，只是針對毛追求理想的精神本身而言。

    二是他的方法和策略。毛的方法和策略的高明，淋漓盡致地表現在建國前的延安整風運動、建國后的“文革”發動過程中，與這兩件事相比，1957年引蛇出洞的反右（更像是毛向黨內同僚交代的自圓其說）、1970年廬山會議后整林彪的那三招（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就是小兒科了。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穩扎穩打、步步進逼，逐漸改變了自己與王明的力量對比，逼得王明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最后只能乖乖投降。要知道，王明也并非等閑之輩，從照片上看也是一表人才。順便提一下，前幾年出版的王明回憶錄《中共五十年》，他胡編亂造，引用的毛的談話，大多站不住腳，如果毛真像他說的那么弱智，那在1937年底王明回國后開始的毛、王權力之爭中勝利的就應該是王明，而不會是毛，因為在當時許多人看好的是王明，連一向老謀深算的周恩來都是跟著王明走的，否則周也不會在后來的整風中那么挨整。“文革”的發動過程也值得人們好好琢磨，毛固然有威望，但要想把大部分老干部統統打倒、把劉少奇徹底搞掉并且還要人們接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在連哄帶騙、步步深入的過程中逐漸達到他的最終目的的，而不是一開始就將文革的計劃和盤托出。 

    至于H先生，有人說他有野心（無貶義）。我說凡是能這樣說話的人，只能說是有理想，不能說是有野心，因為只有像毛那樣，理想與方法和策略兼備的人，才能叫有野心，并且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成大器。

    問：所以，要了解黨史，了解黨文化，注意傾聽官話、套話背后的弦外之音，知己知彼。

    答：中國的民主化，對我們來說確實是個“大坎”，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不可預知的因素也很多，但拖一天算一天、得過且過、自欺欺人畢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唯一的辦法，就是事先周密籌劃，做出多種預案，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復雜局面。在這里，我們之所以特別關注在野者的問題，就是因為僅僅依靠在朝者，是根本不可能完成中國民主化的任務的——在朝者背負的歷史負擔太重，需要在野者施加外力來減壓，需要在野者予以默契的配合，就像前幾年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時，需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借助外力推動國內的改革一樣。但是，我們又不能指望只要在野者喊幾嗓子，國家就會真的實現民主。政治是最講究現實的，是最講究力量對比的，如果在野者沒有力量，那么在朝者就是心里想搞民主他也沒有理由。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胡趙都不是主動出局的，而是在特定時機下被在野者“拽”出來的，假使將來時機成熟時，在野者有了力量，懂得妥協，那“拽”出來的就可能不再是個別開明人物，而是整個決策層，這就是大的良性互動，這就是有利于國家長遠發展的朝野雙贏的局面。如果將來真有這么一天，那就是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問：最后，說一下我們討論問題的背景和環境，或者說點一下題，關鍵就是兩個字——江湖。

    答：什么是江湖呢？讀過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江湖就是拉幫結派，山頭林立，打打殺殺，黨同伐異，尤其是沒有規則——當然，這里的“沒有規則”指的是沒有好規則、明規則，有的只是壞規則、潛規則，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四句話“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財”，你不能說它不是規則，但卻是上不得臺面的規則。

    也許許多人都覺得奇怪，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會有江湖嗎？當然有，依我看，陳水扁就是一個典型的江湖人物。他為了個人和小圈子的利益可以犧牲民進黨的利益，為了民進黨的利益可以犧牲臺灣和整個中國的利益，這不是江湖作派是什么？陳水扁屬小人得志，小聰明、小伎倆太多，大智慧、大氣度太少，自己得意洋洋、渾然不覺，豈不知擺到桌面上非常難看。這里說的還不是他搞臺獨，因為臺獨屬于信仰問題，就像對于一些左派人士的言論，雖然不認同，但自己仍對這些抱有真誠信仰的人心存敬意一樣。陳水扁就不同了，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信仰，有的只是利益上的算計。于是乎，陳水扁山大王的旗幟一樹，圖官的、圖財的、圖名的眾嘍羅紛紛聚集在其麾下，以致今天弊案連連，幾乎無人能脫得了干系，這真是應了中國那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也可謂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問：“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女婿犯了案子，老丈人公然派御用律師出手相救，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這樣做，即便你沒問題，別人也會以為你有問題——當然，陳水扁肯定是真有問題，因為憑借陳水扁的腦袋瓜，這么點的小賬他還是會算的很清楚、很明白的，況且算小賬本來一直就是他的長項。

    答：陳水扁是如此，我們周圍就一定沒有嗎？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官場上的人互拜把兄弟，黑白不分，遇事只問忠誠、不問是非，官員內部的庇護網絡使得權力運作失去規則，上海師范大學的蕭功秦教授把這種現象稱作“蘇丹化”，我看不如稱作“江湖化”來得確切和形象。不只是官界，商界劃分地盤的地方保護主義，學界一個個數不清的小圈子、土圍子不也是同樣的性質嗎？至于海外民運那就更是典型的江湖了，這些年他們不是 “大聯合”，而是相互掐架，掐得不可開交、一塌糊涂，直至現在個個都是遍體鱗傷、奄奄一息。

     問：所以，你提出來要“光榮孤立”，要“走江湖”——當然，這里“走”的意思不是“行走”，而是“出走”。

    答：這幾年，我總是喜歡引用古人說過的這樣三句話——“處非常之時，干非常之事，需非常之人”。引用這三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最起碼也要有“一小撮”人把這個國家支撐起來，架著這個國家順利地完成民主化的過渡，順利地實現執政黨和國家的“軟著陸”。這不是不知深淺，而是出于對國家處于非常時期的清醒自覺；這不是小題大做，而是出于對國家可能陷入的致命危機的深深憂慮；這不是自負狂妄，而是出于對時代壓給我們的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宋代文學大家蘇東坡說：“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愿以此與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同仁們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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