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格局，我曾經將之概括為“兩強一弱”（“資本強勢、政府強勢、勞動弱勢”）。這個看法，是筆者長期致力于經濟和工會理論的思考以及對于社會現實的觀察逐步形成的。

2005年7月20日，全國總工會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召開關于建立工會維權機制的研討會，會上，我首次提出了社會上存在著“有利于資本、有利于政府、不利于職工”的維權環境問題，而這“兩個有利、一個不利”，正是筆者后來概括的“強資本、強政府、弱勞動”的思想雛形。

2005年國慶節期間，我將在呼倫貝爾研討會上的發言提綱整理成論文，標題為《建立完善維權機制，促進構建和諧社會》，并以整版篇幅發表在10月9日《山東工人報》的第三版。在文章中，筆者正式提出了我國社會存在“兩強一弱”社會格局的社會命題。

去年11月28日，這篇文章全文在“山東工會網”“上網”，后來又以《關于建立和完善工會維權機制的幾點思考》為題發表在全國總工會2006年第一期的《工運研究》上。至于后來網絡上一度出現的關于“強政府、強資本、弱勞工”的文章，通過網絡搜索發現，其最初發表在2006年4月10日人民網的“強國論壇”上，其“編者按”稱：2006年4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勞資關系研究所與國外的幾所大學聯合舉辦了一次研討會，一位學者“根據自己當時在會議上的發言，會后整理出這篇文章”。其中關于“兩強一弱”的說法，與筆者半年前的觀點究竟屬于所見略同而偶然巧合，抑或其他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一、關于當前我國社會的基本格局

對我國當前的社會結構作出分析，并提出資本強勢、政府強勢、勞動弱勢的初步結論，對于作者來說，是一個勉為其難的任務。從實際需要出發倉卒形成的文本，其所反映的只能是作者關于這一問題的不完備的材料和不成熟的思考，目的在于為具有同樣興趣的同仁提供引玉之磚。但有一點需要說及，在進行這一分析時，作者并沒有照搬階級分析和社會沖突的理論。我贊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總報告）中所采取的學術研究思路。他們在進行社會階層分析時，摒棄了“沖突論”，采用了“功能論”，即對于當代中國社會各個部分進行分析，目的是為了不同社會對象和利益關系的協調與整合。

所謂資本、政府、勞動三者的強勢、弱勢，就同一對象而言，很難作出量化判斷。所謂強勢、弱勢，只是三者之間相互比較的相對結果。為了論述的方便，不得不對筆者發表于去年10月之初的觀點進行重述和概括。

（一）資本強勢

資本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中國家，從過去的消滅資本、忽視管理，到重視資本、重視管理到重視企業家的作用，應該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這些年來，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資本似乎成了主流話語。網絡無法統計，即就電視節目而言，電視新聞中的明星，電視專欄中的嘉賓，電視講壇和娛樂節目的主講人與贊助商，清一色腦滿腸肥、西裝革履的商家代表和大小老板。學術界也如出一轍，研究機構、大學校園，到處在組織“財富講座”和“資本論壇”；書店里、賓館里，充斥著“管理的學問”和“賺錢的訣竅”，處處體現了金錢的魅力和資本的威權。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本無可厚非，但一些地方為了短期政績，不顧后果地對外商減免稅收、地價優惠，片面給予外商以“超國民待遇”，從而損害了國家的根本利益。私營經濟的發展也存在諸多問題。一些私營企業主，依靠官商勾結，偷稅漏稅，制假販假，盤剝職工等手段，實施資本的原始積累，并通過不正當手段控制了一些地方的經濟資源乃至政治資源。另外，在公司制改造中，體現了已經過時的股東至上主義取向，暴露了見物不見人（或稱“見資不見勞”）的頑癥，當事者往往在產權、資本上大做文章，而對勞動要素的組合，職工作用的發揮，困難職工的安置，置若罔聞。這從《公司法》的立法過程和各地的企業改制可以明確看到。

（二）政府強勢

在市場經濟國家中，應當讓“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而不能僅僅依靠“看得見的手”。而在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整個進程中，自始至終是以政府為主導的，這在改革初期是必要的。盡管經過20多年的市場改革，政府仍然控制著絕大部分的生產要素和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政府的強勢地位往往與政府的職能錯位緊密聯系在一起，以致于在許多地方，政府職能排斥市場機制，充當了地方經濟活動和資源配置的主角。諸如，低價向農民征用土地、違法占地和隨意批租土地；違規審批項目；行政壟斷，限制競爭，甚至封鎖市場，強迫使用或消費本地生產的產品；信貸干預，迫使當地銀行等金融機構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提供貸款和信貸優惠；對生產要素和重要資源進行價格管制，壓低價格，使市場信號嚴重扭曲；政企不分，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等。所有這些，都限制和損害了市場配置資源功能的發揮。而前述的所謂外資的“超國民待遇”，私營企業的官商勾結，以及公司制企業的股東至上主義，從其本源上說，都正是政府強勢干預的必然結果。強勢政府的存在，不僅使得改革初期提出的政企分開的改革目標難以實現，而且勢必侵犯其他社會群體的合法利益，從而徹底扭曲了市場經濟“守夜人”的角色。

（三）勞動弱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資本要素參與分配十分重視，但勞動要素在收入分配上卻沒有得到相應體現。據《燕趙都市報》2005年6月20日報道，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的工資比重比上年低，特別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下降的速度更快，90年代末比1980年下降約5個百分點。勞動參與分配的比例，明顯處于不合理的地位，顯然有悖于社會主義的本質。在社會上，盡管勞動者的工資被壓到十分低廉的程度，然而，就是這些微薄的收入也無法保證。億萬農民從鄉村向城市轉移，向二、三產業轉移，對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功不可沒。然而，不可思議的是，近年來，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卻愈演愈烈，以致成為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許多令人震驚的悲劇。據統計，2001年全國累計拖欠工程款達2787億元；到2002年底，又急劇攀升至3365億元，相當于當年建筑和房地產業增加值的1/3以上。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農民工的血汗錢。據中華全國總工會進行的統計，截至2003年，全國共拖欠農民工工資高達1000億元。（2004年3月25日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以致于溫家寶總理親自出面幫助農民工討要工資，并在全國掀起了“清欠風暴”。然而，這卻要付出高昂的社會代價。據報道，為了索要被拖欠的這1000億元農民工工資，社會至少要付出3000億元的成本。（2005年6月21日《京華時報》）在整個改革開放進程中，下崗失業的是勞動者，死于礦難的是勞動者，被拖欠工資的是勞動者，而在許多地方，這些勞動者已經淪為社會的邊緣人群，處于絕對貧困狀態或相對貧困狀態，而成為這個社會的真正弱勢群體。

二、“兩強一弱”社會格局的歷史軌跡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是以“勞工神圣”為號召，以“消滅資本”為旨歸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宣布：“黨的奮斗目標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所有制”；《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就正式確定，“組織產業工會為黨的主要目標”，即把廣大勞工組織起來，為黨的事業而斗爭。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所發動的“二七”鐵路大罷工、香港海員大罷工、開灤煤礦大罷工、五卅運動等一系列工人階級的偉大斗爭，都是以團結勞工、反對資本為基本宗旨的。歷史證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以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為根本任務的勞動群眾的勝利。因此，革命勝利之后，保障勞動者的地位，體現勞動者的意志，維護勞動者的權利，實現勞動者的利益，應當是黨和政府的根本宗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建國前夜，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才將新國家的性質定性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建國近60年來，政府、資本、勞動三者之間的關系，按照我的理解，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強政府、強勞動、弱資本

這個階段始自建國初期直到“文革”之前。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聯合勞動，逐步削弱資本。隨著官僚資本主義的被消滅，在中國大陸上，殘存的資本主義因素，只剩下民族資本主義一種成份。本來，按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民族資本在新政權之下應當有一個比較長的發展期，但由于“急于過渡”政策的確立，這個時期轉瞬即逝了，從而采取了旨在削弱資本的政策，即國家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的“公私合營”和贖買政策，使得民族資本日漸式微，加之接踵而至的各種政治運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在我國逐步削弱。由于舊制度的垮臺和新政權的建立，勞動者由“翻身”“解放”而產生的積極性，得到了空前的釋放，因此，可以說，這個年代是廣大勞動群眾意氣風發、昂揚奮斗的年代。

第二階段：“強政府”、“強勞動”、無資本

這個階段主要體現在十年“文革”期間。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聯手勞動，徹底消滅資本。在這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由于大抓“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各級政府普遍受到重大沖擊，社會公共事務陷入無序和癱瘓狀態。在當時的情況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筑”甚囂塵上，“工宣隊”與“軍宣隊”權傾天下，不可一世。在當時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已經失去存在的基礎。盡管如此，仍然要“狠斗私字一閃念”、“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賣雞蛋、農村自留地，都成了資本主義的代名詞。不過，這是一個極不正常的年代，是一個意識形態陷于癲狂的年代。在這樣一個時期，雖然政治運作的程序已經扭曲和畸形，由于執政黨領袖的個人魅力，國家政權的強勢狀態在表面上仍在維持，而工人階級的強勢地位只是一種虛幻的、政治的“海市蜃樓”。這是我之所以將“強政府”、“強勞動”加上引號的原因之一。

第三階段：強政府、強勞動、弱資本

這個階段大體是從改革開放之初到鄧小平南巡。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聯合勞動，重新啟用資本。這個階段可以看作三者關系發展中的第一個螺旋，它不是第一階段的簡單回歸，而是由“文革”之后黨的撥亂反正政策帶來的社會變動。我國的對外開放，是以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為開端的，其表現形式主要是由境外資本構成的“三資企業”。而我國的對內改革，最為敏感的指標，正是對于私營經濟的態度。從“資本主義尾巴”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轉變，正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在官方話語中，“資本”還一直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禍水，在文件或傳媒中，“資本”仍然羞羞答答地被稱為“資金”。與此同時，由“砸三鐵”、承包制所引發的、持續多年的關于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討論，已經預示著資本與勞動二者地位的微妙變化。在這個階段的后期，國內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也對我國的社會經濟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是19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一是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前者對我國的改革開放起的是阻礙作用，后者發揮的顯然是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四階段：強政府、強資本、弱勞動

這個階段從鄧小平南巡之后直到現在。這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偏愛資本，勞動漸次失寵。在這個階段之初，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標志（特別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實現了突破，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具有指標意義的是非公有制經濟或私有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具有指標意義的是按要素分配或按資分配）并存。與此同時，作為資本運作形式的股票市場、期貨貿易、股份經濟等許多向來被視為資本主義“特產”避之唯恐不及的概念，也在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在這個階段，國內外發生了兩個重大事件，一是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一是所謂“資本家入黨”的爭論。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已經全面融入了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為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而六個“新的社會階層”被允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并定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則意味著，在我國，資本已經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三、“兩強一弱”社會格局的發展趨向

去年10月9日拙文《建立完善維權機制，促進構建和諧社會》發表不久，我即意識到，在一篇以論述工會維權機制為主題的文章中拿出一節來分析社會格局問題，是遠遠不夠的。正因如此，在該文中，我只是簡單描述了“資本”、“政府”、“勞動”三者之間的靜態存在，而無法描述它們之間的動態互動。僅僅對事物本身作出靜態分析，往往有形而上學之嫌，只有對事物之間的聯系與互動作出合理的詮釋，才是辯證哲學的基本要求。正是資本、政府、勞動三者之間的種種互動，才讓我深深感覺到吳敬璉先生所警示的中國要防止“權貴資本主義”傾向的重要意義。權者，權力，即政府；貴者，貴族，即資本。二者之間的沆瀣一氣，較之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更有中國特色，也更有負面意義。隨著社會資本和社會財富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社會形態也出現了經濟形態與意識形態相背離的情況。就是說，從經濟層面看，中國的經濟形態日益市場化；而在政治層面，中國的意識形態仍然保留著傳統性。意識形態的傳統性與經濟形態的自由化構成了一種深刻的悖論，而這個悖論，即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傾向提供了某種注腳。

（一）政府與資本的逐利

前不久，社會上就改革問題進行了空前激烈的爭論，樂山樂水，見仁見智，姑置不論。但這場爭論卻道出了一個客觀事實，我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改革，以GDP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迄今為止，并沒有自動地導致共同富裕，以致于在民間經常提及兩個非常典型的二律悖反的社會問題，一個是“為什么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一個是“為什么工資增長趕不上利潤增長”。前者說的是社會，后者說的是企業。但是，它所反映的確是我國目前非常突出的“富財政窮百姓”即“國富民窮”的問題（2006年5月22日《中國青年報》）。

一是發展路徑的扭曲。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與任期制相應的、短期的、現實的“政績追求”，產生了持續的、強烈的投資沖動。而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政府投資的普遍規律，都是低效率。因此，這種政策取向，雖然可以取得短期政績，但這種增長卻是不健康的、不可持續的，其所付出的代價也將是沉重的。因為這種增長的權力推進、投資驅動的性質，所以，它的分配特征主要體現為向資本傾斜、向政府傾斜，而普通勞動者卻無法同等地分享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從而更形擴大了貧富差距。據“光明觀察”2006年5月29日提供的數據，目前在我國，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只占全部城市財富的1.4％。

二是部門利益的異化。在部門逐利動機的驅動下，公共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政策化，甚至部門利益法律化，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現實。有專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可以用“一袋土豆”來形容，看起來是一級政府，實際上每個部門都是一個一個獨立的“利益土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司空見慣的經濟社會生活的失序、改革措施的變形甚至違法行政和腐敗，都將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或行政機構從最初的改革動力已經變成現在的改革對象，而“戀棧”權力和利益的某些政府部門就從當初的“改革動力”演變成為“改革阻力”。

三是資本擴張的貪婪。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一些企業主在地方政府的庇護和縱容下，不顧民生多艱，不顧社會公平，不顧資源短缺，不顧環境保護，惡性擴張，急劇膨脹，特別是在一些重要資源項目的開發上，打著“致富一方百姓”的旗號，結果卻是“肥了一家企業，污染一方環境，破壞一方資源，傷害一方百姓”，利潤都流向了當地財政和企業主的腰包。

四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有人將國有資產形容為“冰棍效應”。由于產權不清、機制不靈、監督不力，加之人為的“鯨吞”與“蠶食”，大量國有資產不是被“吃掉”（化公為私），就是被“融化”（資產流失）。而與國企改制有關的或官或商的當事者，往往成為一夜暴富的新富豪或新的資本所有者，而國企中的大量職工卻因下崗失業而生活無著。

2004年4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愛爾蘭時報》助理總編唐納荷采訪時，引用了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中的一句名言：“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從強調增長、強調效率、強調國力，轉向強調收入、強調公平、強調民力，是許多國家經歷過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我們不是要求廣大人民群眾投身改革發展么，不是強調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么，這種南轅北轍的發展趨勢，不僅不符合“五個統籌”的要求，也有悖于和諧社會的構想。

（二）政府與資本的勾結

一些政府部門在推動發展的過程中，關注更多的是稀缺資源，如資本、土地等等，但對于作為中國基本國情的、始終供大于求的勞動力資源，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某些政府機構經受不住市場的誘惑，將手中的行政權力作為一種資源，通過與資本的交換，為個人或機構謀取私利，從根本上扭曲了公權力的性質。資本與權力的聯姻，在當今社會，最為典型的形式，就是“權錢交易”、“官商勾結”，這樣的惡例已為社會公眾所詬病。比如，房地產開發商與某些政府部門相勾結，違法征地，強制拆遷，偽造信息，囤積居奇，不僅造成房價上漲，而且導致拆遷戶流離失所，赴訴無門（2006年5月22日鳳凰網）；再比如，某些政府官員以投資入股的名義與煤礦主相勾結，不顧工人死活，追逐高額利潤，以致礦難頻仍，白骨累累，造成了無數人間慘劇。如此等等，都再再體現了資本與權力的聯合與勾結，從而使得勞動者的處境更加惡劣和艱難。為解開官煤勾結的死結，國務院去年曾經下達“最后通牒”，凡在2005年9月22日之前沒有從煤礦撤出資金的官員，一律先撤職再處理。然而，這個時間底線在一些地方領導那里，一再十分寬大地向后延宕，僅以河南為例，先是延至去年的10月10日，后又推到今年6月30日。（2006年5月19日《中國經濟時報》）由此可見，官商勾結是如何的如膠似漆，難以割舍。在處理與勞動者的關系上，政府與資本似乎總是輕而易舉地形成“統一戰線”，因為企業可以為社會帶來GDP，從而為政府制造政績；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優惠與保護，從而為企業帶來實際利益。為了同樣的目標，政府與企業一拍即合，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資本的運營成本和贏利空間，政府往往無視勞動者的生產生活條件，甚至將此美其名曰“優化投資環境”，以“超國民待遇”向資本獻媚，以“非國民待遇”刻薄勞動。

如果我們上面談到的僅僅是資本與政府相勾結的話，那么，某些工會組織作為勞動者的代表，其與政府和資本的畸形關系，幾乎可以稱作天方夜譚。前幾年，在北京的一次座談會上，我曾經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會也有可能成為一個利益群體，工會也會產生自己的獨立利益。如果當時只是針對工會經費問題，作出一種邏輯推理的話，那么，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工會的異化，已經比比皆是。福建泉州市勞動部門受理了一起勞資糾紛案件，勞資雙方同意仲裁解決，但令人意外的是，這位工會主席在參與仲裁時，竟然“規勸”工人“要求不要太高”，以致勞動部門的仲裁人員也哭笑不得。面對勞動者權益的被侵犯，這家工會與政府“保持一致”而形同政府。（2005年6月24日《人民日報》）而在山西省沁水縣大尖山林場，工會主席代表資方與被該企業侵權的職工對簿公堂。同樣面對勞動者的權益，這家工會與資本同流合污而混同資本。（2005年11月17日《人民日報》）更為甚者，湖南省婁底市新化縣總工會主席、副主席公然參與官煤勾結，入股當地煤礦，通過經營“血煤”，剝削職工的血汗。這樣的工會已經淪落為“工賊”了。（2005年10月29日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

（三）權力對權利的限制

權力是指政府機構的權力，權利是指勞動群眾的權利。在現實情況下，權力是剛性的，而權利是彈性的，權利時時面臨著權力的侵蝕和剝奪。在資本家眼里，勞動力是可以帶來剩余價值的特殊商品。但在一些政府部門眼里，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僅僅是一種與其他原料、能源等沒有什么不同的生產要素。至于勞動者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權利，都受到諸多的限制。

首先是戶籍制度的限制。在當今時代，實行這種以公民控制為目的的戶籍制度的國家，全世界也只有三個，即亞洲的中國、朝鮮和非洲的貝寧。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確立的這種戶籍制度，剝奪了人們的遷徙自由，使公民個人從出生之日就注定了其終生的身份和命運，一個人一旦生下來是農村戶口，即使在城市工作幾十年也只能是“農民工”。他們終身從事農業勞動，卻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保護的對象；他們為城市建設作出巨大貢獻，卻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普遍享有的醫療、教育和保險。

二是政治安排的限制。全國近兩億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農民工，由于長期不在戶口所在地，他們沒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愿望，沒有渠道反映自己的訴求，從而被排除在當地的立法和決策進程之外。由于種種不合理的政治安排，他們的公民權利事實上已經部分或完全喪失。

三是經濟活動的限制。市場經濟是以各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為前提的，我國畫地為牢式的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這樣，不僅剝奪和限制了勞動者的勞動權利，而且也無法形成健康的、有效率的市場經濟體系。

四是勞動權利的限制。罷工是勞動者與資本家進行長期斗爭取得的權利，但在我們的憲法中卻被刪除，勞動者客觀上處于束手待斃的困境，失去了保護自身生存權利（不工作的權利）的最后屏障。在企業層面，由于勞動者權利的缺失，勞資博弈雙方處于極不平等的地位，勞動者不得不忍受低工資報酬、高勞動強度和惡劣生活環境的侵害。而在社會層面，“血汗工廠”侵犯職工權利的行為得不到有效查處，農民工追討拖欠的工資，卻會被扣上“惡意討薪”的罪名（有人稱，“惡意討薪”這一名詞是一項最具“中國特色”的發明）。這種勞資雙方權利極不對等的現狀，與其說是遵循自由平等的市場規律，毋寧說是遵循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2005年12月26日《南方都市報》）

（四）資本對勞動的剝奪

改革開放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繁衍自生的私營經濟，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表現出典型的資本原始積累的特征。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韓、港、澳、臺投資的企業，也同樣體現出這一特征，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充斥著對勞動的鄙視和對人權的漠視這類背離企業社會責任和人類基本道德的丑惡現象。大量事實說明，資本對于勞動的剝奪，是以對勞動者權利的“蠶食”為特征的，其行徑體現在多個方面：一曰壓低職工工資，二曰加大勞動強度，三曰延長工作時間，四曰規避社會保險，五曰減少環境投入，六曰逃避培訓責任。所有這些，都是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曾經揭露過的資本獲取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基本手段。即以工作時間而論，120年前，美國芝加哥工人為爭取8小時工作制進行的斗爭，作為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策源地，其所爭取的權利，已為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所確認，雖然1995年我國正式實施的《勞動法》也已確認40小時工作制，然而，在我國的大量企業中，不顧工人死活，隨意加班加點，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以致有人說，在許多非公有制企業中，享受8小時工作制已經成為一種奢侈的權利。

在資本與政府的共同作用下，目前，我國已成為“廉價勞動力”的代名詞。“廉價勞動力”的實質，是政府與資本以犧牲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代價，以悖離勞動力的價值為手段，片面追求降低企業競爭成本的結果。據2005年10月19日新民周刊報道，中國不少勞動者的收入根本沒有體現其勞動價值，印度制造業工人平均工資是中國制造業工人平均工資的1.5倍，津巴布韋是我們的2.2倍，韓國是我們的12倍，日本是29倍，美國是47倍。但是，我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并不說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比國外低多少，如果考慮生產率的因素，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于中國的1.3倍，日本相當于中國的1.2倍，我國的勞動力成本甚至比韓國還高20%。這意味著我國用相當于美、日將近1/25的微薄工資換來的僅僅是非常微弱的勞動成本優勢。（網易2006年1月6日“深度報道”）在許多政府部門和企業津津樂道其“競爭優勢”的同時，“廉價勞動力”作為一柄雙刃劍，已經形成了潛在的威脅。首先，我國職工尤其是農民工的低人力成本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這不僅影響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第二，由于長期“享受”低成本的人力資源，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創新精神，從而喪失了向高附加值行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第三，勞動力的廉價削弱了居民的購買能力，繼而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與此同時，“廉價勞動力”還為中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摩擦和糾紛，這些由“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出口商品引起了不少國家的指責和怨恨，以致給世界各國留下了“中國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四、“兩強一弱”社會格局的若干誤區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思想體系上，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在政治體系上，工人階級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在社會體系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確立的社會發展目標。

（一）“兩強一弱”的形成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初衷

《資本論》是無產階級的圣經，勞動價值論是《資本論》的理論基石，勞動是一切價值的源泉。盡管黨中央曾經提出，“要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但從筆者有限的閱讀范圍看，報刊上刊發的有關探討文章，對于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提出什么“顛覆性”的創見或新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作為資本主義細胞的商品入手，通過對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概括，通過對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分析，發現了勞動力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作為特殊商品的本質。在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資本家投入的土地、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只是完成了價值的轉移，只有作為可變資本的活勞動，才是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從而揭開了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真正秘密。在一次講課中，我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最希望消滅無產者的正是無產者；最不希望消滅無產者的恰是資本家。”這是因為，無產者要擺脫資本的剝削，改變自身的命運和生存狀態，就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無產者不再是“無產”者，而是要成為“有產”者；而資本家為了最大限度地掠奪無產者的剩余價值，需要大批一無所有、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作為產業后備軍，只有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才能持續下去。然而，在一個已經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里，資本仍然凌駕于勞動之上，勞動仍然呻吟在資本的控制之下，這個本來已經實現自身解放的階級，仍然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以致有人說，在目前的中國特別是在許多非公有制企業中，與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所分析的社會經濟狀況——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有許多相似之處。這是讓人們無法理解的社會現象，也讓人們為勞動群眾的歷史宿命而嗟嘆不已。

（二）“兩強一弱”的形成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架構

2002年1月，《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問世。報告依據職業分化以及對于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作為劃分標準，將社會成員劃分為十大階層，按照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依次為：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

2、經理人員階層；

3、私營企業主階層；

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

5、辦事人員階層；

6、個體工商戶階層；

7、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

8、產業工人階層；

9、農業勞動者階層；

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從這個階層劃分中，也可清楚地看出我國社會“資本強勢、政府強勢、勞動弱勢”的基本格局。即使從表層觀察，作為“政府”方面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巍然居于社會的最高階層；作為“資本”方面（占有資本和運作資本）的“經理人員”與“私營企業主”，也居于社會的第二、三階層；而在傳統上作為“勞動”方面的“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與“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則屬于十大社會階層的最末三位。在我國《憲法》中，且不說“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如何代表勞動者管理國家與社會事務，就是“勞動者”自身也是國家的“主人翁”，而且有權“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然而，憲法上應然的規定，不等于社會中實然的存在。即就資本與勞動的博弈而論，改制方案暗箱操作迫使職工大量下崗，勞動條件危險惡劣損害職工的健康生命，職工工資極力壓減且惡意拖欠。凡此種種，勞動群眾憲法地位和實際地位的錯位和扭曲，已經動搖了或正在動搖國家的性質和結構，而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三）“兩強一弱”的形成背離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0－111頁）黨中央近年來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并制訂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方針。而“兩強一弱”的社會格局，顯然背離了這些正確方針。

一、“兩強一弱”說明政府管理職能的錯位。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問題，都與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有關。一些政府部門利用其所占有的強勢行政資源，為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謀取不正當的利益，已經成為政風腐敗的一個主要原因。目前全國各級政府部門每年收費總收入高達8000億元，其中有統計的預算外收費每年達5000億元，統計外的收費最保守估計也有3000億元。而這些收費，大多是通過部門進行的，是形成部門利益的重要因素。（2005年8月1日《經濟參考報》）

二、“兩強一弱”體現了社會關系的扭曲。有人戲謔地將“政治經濟學”稱之為關于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學問，即通過政治渠道可以撈取經濟利益；通過經濟渠道可以謀取政治權力。這樣的政治笑話似乎有些極端，其實，在社會生活中并不乏實例，一些地方官員在某些公司中或明或暗地擔任董事長或股東；一些私營企業主通過合法或非法的途徑成為地方人大或政協機關中的代表、委員或領導干部（如因煤礦透水導致121名礦工死亡的廣東興寧礦難的主要責任者曾云高就是一個例子）。正是由于這種亦官亦商、亦權亦錢的游戲規則，以“市場化導向”為名的各項“改革”，并沒有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務，民間流傳的“房改是把口袋掏空,教改是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送終”，并非毫無道理。這樣的“市場化”改革給公眾帶來的是貧困和災難，反之，卻養肥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三、“兩強一弱”體現了社會結構的不和諧。現代社會存在著三種主要力量，即政治力量（政權）、經濟力量（資本）和社會力量（勞動）。一個社會要達到穩定，就要維持這三種力量的均衡態勢。政府扮演著調控資本和勞動的角色。如果政府失去調控能力，或者政府被資本所挾持，或者政府與資本相勾結，社會就會失去平衡，就會發生動蕩。勞資矛盾是最基本的社會矛盾，勞資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勞資矛盾得不到協調解決，勞資關系不能實現和諧穩定，和諧社會也就無從談起。

五、“兩強一弱”社會格局中的中國工會

面對漸已成型的“兩強一弱”的社會格局，工會本身不能采取“鴕鳥政策”，必須根據工會組織的特點和使命，充分體現自己的價值和宗旨。

（一）工會組織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

恩格斯說過：“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89頁）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過程中，他所堅持的爭取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立場，他所信仰的歷史唯物論的世界觀，他所運用的歷史的、邏輯的科學分析方法，仍然是所有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和組織所必須永遠堅持和繼承的。特別是對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具有更為重要、更為直接的指導意義。比如，作者揭示了資本所有者為了最大限度地剝削剩余價值，故意壓低勞動力價值和知識價值，此種行為，直到目前也仍是一個突出問題。比如，作者揭示了工業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歷史進程，這對于我們研究和解決“農民工”問題，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再比如，作者關于勞動者對自身的勞動力擁有所有權的理論，為勞動者爭取自身利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依據。還比如，作者揭露了資本占統治地位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必然導致勞動者的絕對貧困化或相對貧困化，這為我們防止兩極分化，解決貧富差距過大，提出了理論警示。運用經典作家100多年前的立場和觀點，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時，必須堅持與時俱進，必須樹立馬克思主義的學風，絕對不可刻舟求劍，搞教條主義。

（二）工會組織必須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理念

胡錦濤同志深刻指出：“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2006年4月，因《首次雇傭合同法》引起的持續數周的法國社會風潮，引起了全球的普遍關注。據2006年4月1日《財經時報》報道，二戰后，為緩解社會矛盾，西歐各國逐漸發展起一套向勞工階層傾斜的勞工福利制度，以致于有人說，在他們那里，由于工會過于強大，勞工法成了一塊“堅硬而陳腐的奶酪”。這種狀況讓我們看到，社會法律無論向勞工傾斜，還是向資本傾斜，都會造成社會的失衡。要么因缺乏市場競爭而造成效率低下，要么因缺乏社會保障而造成公平缺失。為爭取社會的公平正義，在勞資之間，也要維持某種程度的狀態均衡。那么，何為公平正義呢？現代意義上的公平，包括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所謂權利公平，是指公民的權利不因職業和職位的差別而有所不同，其合法的生存、居住、遷移、教育、就業等權利應得到同等的保障與尊重。所謂機會公平，是指公民能普遍地參與社會發展并分享由此帶來的發展成果。所謂過程公平，是指公民參與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項活動的過程公開透明，不允許任何人通過對過程的控制而謀取不當利益。所謂結果公平，則主要指在分配上兼顧全體公民的利益，防止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工會與西方工會不同，它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為國家政權的社會支柱，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同時，必須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改革收入分配問題，目前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2006年5月26日召開會議，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工會要在這一領域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堅持經濟發展依靠人民，經濟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惠及人民。促進收入分配領域的公平和正義，工會應當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張，這些主張和要求，要有利于財富的創造，有利于勞動者之間的公平競爭，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這就要求必須按照中央的要求，積極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進一步理順分配關系，完善分配制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三）工會組織必須在社會層面充分發揮作用

就本來的意義講，工會的產生，是由于勞動者個人在勞資關系中處于弱者地位，在勞動與資本的博弈中，勞動者個人無法與資本的力量相抗衡，于是，只能通過組織和參加工會，通過集體的力量，求得在利益博弈中占據相對有利的地位。然而，資本對于勞動權益的侵害，并非僅僅來自資本家個人，也并非來自資本家的某個企業，甚至也并非來自資本家的某個行業，有時可能來自國家這個“總資本家”（恩格斯語）。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然不存在這樣一個“總資本家”，然而，這并不等于不存在來自國家的侵犯，列寧就曾針對蘇維埃工會的任務明確指出：“我們現在的國家是這樣的：全體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應當保護自己，而我們則應當利用這些工人組織來保護工人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也利用它們來組織工人保護我們的國家。”(《列寧選集》第4卷第407—408頁)這說明，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的權益都有可能面臨來自國家的侵犯。工會履行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社會職能，并不僅僅局限于針對企業內部以及個案性的侵權行為。工會組織應當在整個社會層面，提出自己的社會經濟對策或主張，并在社會利益的博弈中，使之成為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我在去年的文章中，曾經針對目前社會層面的突出問題作了簡要闡述，其中包括失業壓力、貧富差距和安全事故問題，并概略地闡述了工會工作的社會環境。筆者所進行的這一切努力，都是致力于促進工會組織應當在整個社會的層級上，注重社會利益關系的協調，從整體上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利益，而不是僅僅將注意力轉移到企業之中進行個案性的維權活動（當然不是不應當在企業開展工作）。作為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的歷史傳統，馬克思主義誕生不久，國際工人運動就是從工人階級所擔負的歷史命運的角度開展工作的，這一光輝歷程，已經載入第一國際的歷史篇章。直到當代，一些西方工會的“春斗”和“產業行動”，也都是從全國性或行業性的角度出發，站在產業工人的立場，提出社會經濟對策和主張的。事實證明，這樣的維權行動，比之局部性、個案性的維權行動，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有效性，這對于建立良性循環的社會運行機制更具建設性。

（四）工會組織必須切實保障廣大職工的政治權利

我過去曾經認為，職工的權益訴求，可以參照馬斯洛的理論，是按照生命權利、經濟權利、政治權利、精神權利的升冪順序逐步體現的。如果作為個體生命而言，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問題，這又是不準確的，這對于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廣大職工來說，更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憲法和法律賦予了職工廣泛的權利。然而，寫在憲法和法律上的權利并不等于權利的實現。面對社會轉型、體制轉軌、企業轉制的特殊的歷史條件，面對政府強勢和資本強勢，普通職工不僅要承受各種難以想像的經濟層面上的生存壓力，而且要承受難以想像的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壓力。如果當地政府放棄了自己的公共管理職責，從而嬗變為經濟活動的“運動員”，那么，政府與資本也就沒有什么兩樣，它們都將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作為終極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社會弱者的職工，拿什么去拯救自己？在政治上，勞動者如何才能讓國家意識到自己微弱的話語權；在經濟上，勞動者如何不被排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之外；在人權上，勞動者如何才能拿到自己的血汗錢、并避免惡劣生產環境的毒害。在不完善、不健全的社會機制之下，勞動者在經濟困境面前，面臨著自身政治權利的貧困。如果一名普通職工在權利遭受侵害之際，訴諸于并不健全的仲裁制度和法律程序，如果恰巧碰到的又是貪贓枉法的官員或者不作為的政府，那么，這個職工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據新華社2005年9月4日電，王斌余，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工，帶著改變貧窮生活的美好憧憬，17歲開始到城市打工，卻在艱辛的生活中不斷地痛苦掙扎，備受欺侮。他數次討要工錢未果，憤怒之下連殺4人，重傷1人，后到當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斌余死刑。這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悲劇。這個悲劇說明，社會應當切實保障勞動者的政治權利，這是勞動者實現其生存權利、發展權利的基本前提。如果勞動者失去了政治權利的保障，不僅會導致人權悲劇，而且往往會影響社會的政治穩定。

（五）工會組織必須拓展履行基本職責的有效手段

現階段，在各級工會干部的觀念中，始終將勞動合同、集體合同、職代會作為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重點手段。然而，作為維權重點手段的這三項制度，只是局限于企業內部的、微觀層次的東西。工會如何在更高層次上、更大范圍內發揮“橋梁紐帶”和“社會支柱”作用，仍然是應當認真探索的。限于基層工會組織自身的體制缺陷，以及由于職工在企業內部的權利貧乏，這三種制度在維護職工權益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并不如人意。據《1997中國職工狀況調查（綜合卷）》（西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全國總工會每五年進行一次全國性的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由于至今未見到2002年度的調研成果問世，且由于全國性統計數據獨此一家，因此只能使用1997年的數據）披露，作為勞動合同、集體合同和職代會保護對象的職工，對于這三項制度的評價卻差強人意。職工對勞動合同的評價，認為“一般”、“不太好”和“很不好”的，總值為48.8%，接近一半。（同書，P45）集體合同的履行問題更多，職工在回答集體合同對提高職工地位的作用時，認為“提高不明顯”、“沒有任何變化”、“反而不如以前”和“走形式”的,總值為62.4%，接近三分之二。而且各種經濟類型的企業中都有1/3以上的職工認為，集體合同簽不簽對職工地位的提高與否沒有任何變化。（同書，P45）職工對職代會的評價，是從其履行職能和行使權力的情況作出判斷的，職工對職代會審議權的評價，認為“一般”、“較差”和“很差”的，總值為50.9%；職工對審查同意權的評價，認為“一般”、“較差”和“很差”的，總值為56.1%；職工對審議決定權的評價，認為“一般”、“較差”和“很差”的，總值為64.1%；職工對評議監督權的評價，認為“一般”、“較差”和“很差”的，總值為67.3%；職工對選舉推薦權的評價，認為“一般”、“較差”和“很差”的，總值為68.0%。（同書，P42）隨著職代會權力實質性的增加，呈現“一權不如一權”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并非1997年的調查數據非常糟糕，而是從1992年以來，這個數據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常態。這也與工會干部在實際工作中的感受基本吻合。對于這三項維權制度的實際效果，工會干部是心知肚明的。事實上，為了改變這種狀態，各級工會都做了許多完善和健全的工作，然而，體制問題不能僅僅依靠積極性來解決。由此可見，在三種維權制度目前尚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將之作為重點維權手段，誠可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微觀領域的維權手段是重要的，然而，要解決這些手段的實效性，必須從解決基層工會組織的體制問題入手，如果工會主席仍然處于企業經營者的經濟的、行政的權力控制之下，飯碗、命運被企業主所左右，那么，無論維權手段的種類有多少，企業工會的作用都是談不到的。

200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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