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掛云帆濟滄海文章：《張維迎的現代企業理論是資本主義至上的贊歌，是視荒謬為真理的“創新”》
作者: 秀龍山人
日期:   2004-09-12 10:16

 張維迎是一個頑固的超級新自由主義分子，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是國有企業領導層中的腐敗分子的代表。像張維迎這樣的一小批新自由主義分子不僅企圖引領我國改革思潮，而且企圖引領我國改革路線。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參與了某些機構里的改革決策。如果他們的企圖進一步得逞，則所剩不多的大型國有企業也將發生生存危機。這種后果是極端嚴重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不復存在，廣大勞動人民再度遭受資本的統治和剝削，社會兩級分化加劇，社會不穩定趨勢嚴重化，我國幾代共產黨人為之犧牲奮斗的理想也會破滅。新自由主義分子至少在客觀上是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我國的工具。現在我國正處于歷史的關鍵時刻，向新自由主義作斗爭是一切社會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刻不容緩的任務 

張維迎的現代企業理論是資本主義至上的贊歌，是視荒謬為真理的“創新”
直掛云帆濟滄海

張維迎的代表作《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是他的博士生畢業論文,代表了他的所謂現代企業理論。1992年該論文的初稿曾獲得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研究生最佳論文獎。從1995年9月同名論文中文版發行以來，張維迎聲名鵲起，很多人把他尊為現代企業理論家，并正面肯定了他的“新鮮”觀點，甚至引之為我國企業改革和企業治理的原則。然而張的這本書是用資產階級觀點寫成的，張吹捧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用企業家的才能掩蓋資本的統治，鼓吹私有化，誤導我國改革。對于張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及其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筆者當然也有批評的自由。下文所指的各種謬論便是張的這本書的基本內容。

一，【資本主義制度至上論】 張維迎的企業理論屬于新自由主義流派——新制度學派的企業理論。他的“創新”之點是經營管理者才能的“契約理論”。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的起源和性質，他的觀點不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階級偏見的。他說：“契約理論的一個主要進步就在于指出了企業是一組合約的聯結，而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簡單聚集”。“我們將個人之間經營能力的差別作為企業之所以出現的初始原因。” “企業是不同參與者（要素所有者）之間的一種合作組織”。“高能力者被稱為管理者，從事經營活動，而富人被稱為‘持股者’，有權索取剩余并負責挑選合格的管理者。這便是股份公司的起源”。（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企業理論》，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第19—20頁，38—39頁，207頁，211頁。以下同書出處只注明頁碼）。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我們這里討論的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型企業。張并不否定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新古典的“生產函數”理論，只是指出了它的不足，即把企業看成一個黑箱。他贊揚科斯開辟的企業的契約理論，而且雄心勃勃地要在科斯的“交易費用”假說、阿爾奇安和得姆塞茨的“團隊生產”假說、威廉姆森的“資產專用性”假說以及以上學者都論及的“縱向一體化”假說之外，建立管理者才能的契約理論，然而他的努力是失敗的。張所說的才能差別真的是企業的起源嗎？眾所周知，在封建社會末期，行會制度下的業主和專門從事貿易的富人都有經營才能，但是脫離資本雇用勞動這一關鍵作用，經營才能本身決不能引起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在歷史上，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都有大量勞動者合作社，這些企業中的經營才能和生產要素積聚都不產生資本主義企業；張還把資本家與經營者的分工合作現象錯判為股份公司產生的原因。實則，股份公司的產生是為了克服社會化大生產與個別資本不足的矛盾，企業要求資本社會化的產物，而信用制度的廣泛發展又為股份公司的產生提供了充足條件；張把資本主義企業性質看成“要素所有者之間的一種合作組織”，各要素所有者各就其位，按要素各取所得，分工合作。這里沒有什么剝削和不平等。你為什么當工人？因為你既無資本又無才能，當工人是合理的；資本家有資本，當資本家是合理的；經營管理者有才能，當經營管理者是合理的。他對股份公司是這樣描述的：“高能力、私產富有及低風險規避態度的人成為企業家；能力低、私產少又高風險規避態度的人成為工人；高能力但少財產的人成為被資本家雇傭的管理者；低能力但多私產的人成為雇傭管理者的‘純粹’資本家”（第211—212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張的上述描繪是婦孺兼知的客觀事實，在現象上并無什么不妥。問題在于張認為，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是合理的，公正的，而且是優越的，優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請看張維迎的謬論：“從社會觀點來看，資本雇傭勞動是合意的”（第123頁），“在企業家的經營能力為臨界經營能力時，企業的期望收益等于社會成本，（這個等式）是符合社會公正的的原則的，因為它對富人和窮人一視同仁，沒有區別。……這（臨界經營能力）正是那些個人財富大于/等于資本的個人的臨界經營能力。這就是說企業家資格在人口中的分配結果在資本雇傭勞動的體制下比在其他別的體制下更接近于最佳”（第144—145頁）。張所說的“企業的期望收益等于社會成本”是指企業的加權平均收益等于借貸資本的本利和。這是經營能力的最低要求，故稱之為臨界經營能力。這個能力工人是不具備的，只有資本家才具備的。這些集資本家與有能力的經營管理家于一身的企業家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口分布中“接近于最佳”，社會主義制度（張稱之為“別的體制）是不行的，因為沒有資本家就不會產生有能力的經營管理家。他說：“沒有真正的財產所有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業家；因此，造就企業家隊伍的關鍵是所有制改革。”（第2頁）張維迎歷來鼓吹私有化，力圖使社會主義制度退回到資本主義制度。他的資本主義制度“接近于最佳”論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至上的謬論。

什么是古典資本主義的生產型企業？馬克思給出了科學的定義。他說：“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 恩跟格斯全集》23卷 第258頁）這里所說的“生產同種商品”是指工人們分工協作，共同生產同種商品，而不是一個企業只生產一種商品。這里馬克思已經指出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特征——資本家雇用工人，主宰企業。不論獨資企業、合伙制企業、股份公司（指揮生產的不再是資本家，而是他們的代理人）、跨國公司（更多地利用外包工，獲取價值鏈生產的收益），資本主義企業都是生產和剝削剩余價值的組織。這就是資本主義企業的本質。資本主義企業制度，進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剝削的制度，是階級壓迫的制度，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它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全球南北對立是有目共睹的。資本主義企業制度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不是公正的、合理的、萬古長存的。張維迎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鼓吹資本主義企業制度至上論是有悖于歷史發展規律的。

二，【資本是才能的信息論】 這個論點是張維迎鼓吹資本主義企業制度至上論的切入點和理論基礎，從而也是他的企業理論“創新”的切入點和理論基礎。他說：“在自由選擇成為企業家的競爭中，具備更高經營能力的資本所有者將會是嬴家。這是因為他們的易于觀察的股本（capital stock）可作為一種信號手段標示出有關他們經營能力的信息”。（第8頁）“對一個完全用自有資產當企業家的人而言，他必須為自己的企業家行為負完全的責任，這樣，除非他確實具有經營才能，否則他不會拿自己的財產去冒險……有個人資產的人比沒有個人資產的人具有更高的經營能力，且個人財產越多，（預期的）經營能力越高。”（第9頁）“個人的臨界經營能力是其個人財富的嚴格增函數”。（第131頁）“從個人財富去推知經營能力是理性的。”（第134頁）

資本能否起到信號作用？能。資本隨時起著雇用和剝削工人的信號作用。這種信號作用是源于資本的本質，否則它便不是資本，而是一般財富。所謂資本能標示出資本家經營能力的信息一說完全是張維迎制造的武斷謬論。他有什么像樣的論據或理由嗎?沒有。筆者查遍全書，所能找到惟一理由就是上文引用的第9頁那兩三句話——經營自有資本的企業家，如果沒有才干，不會拿自己的財產去冒險。這句話看上去有些道理，可是絕對不能證明這類企業家必然是有才能的。資本與才能是兩個無因果聯系的獨立概念。才能來源于學習讀書，更主要來源于實踐鍛煉。有資本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一定有資本。聰明的獨資企業資本家往往正視自己的低能，聘請一些較高能力的人當顧問，當總經理，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之后才做出重大決策。雖然如此，他們往往也還達不到張維迎所謂的臨界經營能力。在西方國家中，大批量中小企業破產就證明了這點。所以資本與才能并無對應規則，不存在張所謂的函數關系。小企業由于資本家經營才能高可以發展為大企業，大企業（資本額大），由于資本家經營才能低，可能破產，美國500家最大公司名單，現在和30年以前迥然不同。這些實證資料比比兼是，足以證偽張的觀點。所以，張的“個人的臨界經營能力是其個人財富的嚴格增函數”的觀點以及為此編造的數學公式（經營能力對財富求偏導數，其值大與一，見131頁）是不成立的，當然也不能成為他的觀點的理由或證據。順便指出，張的論文的大部分篇幅是數學模型和推導，但是服務于錯誤觀點的數學游戲是無用的。

張的股份公司中資本與才能關系的觀點充分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的機會主義。在股份公司中，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委托給代理人管理。這時張為了說通股份公司中資本和能力的配置，不得不使自己的觀點發生了自我否定的轉變，資本不再標示資本家（大股東）的才能，而去標示經營者的才能。可是有才能的經營者往往只有很少資本，甚至沒有資本，那么他如何用他的少量資本標示他的高超經營能力呢？于是張輕松地說：“經營才能、個人財富與風險態度三者在分布上并不是完全相關的，才能出眾者不一定富有或風險規避度低；同樣，富有者也不一定才能出眾或風險規避度低”。（第153頁）“低能力但多私產的人成為雇傭管理者的‘純粹’資本家”，而“高能力但少財產的人成為被資本家雇傭的管理者。”（第212頁）盡管張的前后觀點是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然而他依然要堅持資本是標示才能的信號的謬論，并在這一謬論的基礎上構建他的反歷史規律的理論大廈。

三，【資本雇傭勞動合意論】 張維迎聲稱，他的博士論文的選題定為“為什么資本雇傭勞動”，而我們看到的中文版論文標題是《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然而，這本書的導論依然用了原題目。他提出一個很大、又具根本性的問題——“為什么資本雇傭勞動而不是勞動雇傭資本？”他認為只有解釋了“資本雇傭勞動是合意的”之后，“才能真正理解現代企業制度。”（前言，第3頁）他說“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已經歷過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但這并不能保證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開始脫離傳統計劃經濟時不被勞動雇傭資本體制所吸引。”（第2頁，所謂勞動雇傭資本體制是指勞動者使用自己的資本，包括個體和公有制經濟的體制）于是他主張，我國的改革必須進行“所有制改革”，也就是實行私有化。（前言第2頁）由此可見，張的這本書的大目標是通過“現代企業理論”說明社會制度的優劣和選擇，鼓吹資本主義制度，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本書附錄的四篇關于我國企業改革論文就是為了實現他的大目標而精心挑選的。

張說：新古典經濟學家“沒有任何的理論說明為什么勞動不能雇傭資本”，“最好的推論是……資本雇傭勞動，是因為資本比勞動更為稀缺。”（第10頁）又說，現代企業理論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科斯、威廉姆森等人都沒有解釋為什么資本雇傭勞動。（第3頁，第18頁）現在張要扛起大旗，做出創新性的解釋了！張說：“財富在作為經營能力的信號方面的高信息量特征是解釋資本雇傭勞動的更為根本的要素。”（第142—143頁）如上文所述，張認為才能是財富的增函數，大富者有大才能；小富者有小才能；窮人無才能。豈止如此，“富人當他想成為一名企業家時，會更加誠實、可信、盡職和勤奮。……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卻更有積極性謊報自己的經營才能并從事過度投資。”（第4—5頁）“當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想當企業家時，我們卻無法對他的實際才能作出判斷。”（第296頁 ）在股份公司的場合下，張有另一套解釋：“高能力的人總喜歡跟隨富有的資本家，而富有的資本家則總喜歡抓住高能力的人。”（第195頁 ）這樣，張就完成了他的偉大“創新”性結論：“從社會觀點來看，資本雇傭勞動是合意的，因為只有這樣一種機制可以保證經營工作由稱職的人選來承擔。相反，如果勞動雇傭資本，企業家市場將會充斥著‘偽劣商品’（lemons）;就是說，會有太多的不稱職的人聲稱他們可以做經營者。”（第123頁 ）“資本雇傭勞動的作用在于能把劣等的人選從企業家隊伍中排除出去。”（第210頁 ）張把工人和其他窮人稱為劣等人選，這在西方主流和非主流企業理論中是罕見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張或許感到自己的宏論有什么大破綻，他所讀過的牛津大學以及其他著名大學如哈佛大學（被稱為企業家的搖籃）不是正在大批量培養未來的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嗎？他們是窮學生，他們中的一些人經過實踐鍛煉以后成為有才能的經理，但還未見得是百萬富翁。鑒于此，張寫道：“教育就是這樣一種信號，它能夠反映出經營能力的某些信息，……如果有關能力的信息變得很完備，則資本就成為一種純粹的生產要素并失去對勞動的所有優勢，資本家也就會喪失掉委托人的資格。然而，如果我們相信經營能力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天賦，不可全賴教育而成，則資本在顯示某人能力的信息方面，依然能享受對勞動的優勢”。（第 212—213頁）真妙！在這里我們會真正領略到這位經濟學洋博士，“著名經濟學家”的超級謬論！原來資本對勞動的優勢（主宰）全靠信息的不完備，而不是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權；在考慮到教育對才能的作用以后，張的“資本雇傭勞動是合意的”這一制度選擇結論就僅靠一根救命稻草來支撐——經營能力是一種天賦！張的這些“創新”的根據竟然脆弱和荒謬到這種地步，可悲！

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為什么資本雇傭勞動？根本原因是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可以獲利，而工人除了出賣勞動力無法生活。所有制決定收入分配和人們的經濟地位，是生產關系的核心。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公有制經濟使勞動者在生產資料面前人人平等，不再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多勞多得。這就是勞動雇傭資本的根本原因。顯然，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張維迎狂熱地吹捧資本主義，貶損社會主義，當然不會接受這種觀點。張在全書中隱含了薩伊的要素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但沒有明確講出來。可悲的是張把才能寄生在資本里，要讓資本顯示才能，以致于他的“創新”破綻百出，不能自圓其說，不值一駁。為張考慮計，他何不把才能當作獨立于資本的第四生產要素呢？這樣做，雖然要素價值論依然荒謬，但至少在邏輯體系上可以一以貫之，能夠庸俗出個樣子來。

張說：“在中國，由于缺乏個人財產制度，許多國有企業的管理崗位由濫竽充數者所占據。”（第216頁 ）這種論調完全出自他的階級偏見和他的前述謬論。國有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受教育程度，企業工作經歷，業績表現，個人人品等項目挑選合格人才，甚至可以招聘外國管理專家就任，而不會愚蠢地按照張的謬論，誰的個人財產多誰就有才能的辦法挑選人才。如果某些企業領導人才能低下，那是挑選者出了錯，而不是公有制的制度障礙。現在不少暴發的民營企業家素質低下，不也在聘請原國有企業的有才能退休者就任高職嗎？對此張還有什么話可說？張的“資本雇傭勞動是合意的”的觀點只說明了資產階級對雇傭勞動是合意的。這充分說明，張維迎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四，【企業利潤歸管理者論】 這個論題討論的是資本家與管理者的關系問題。張的這個論點實際是經理中心論，是經理資本主義的變種，為資產階級精英主義張揚。張說：“一個‘純粹’的資本家只是一個證券持有者，他向企業提供資本而不參加經營[在本書中我們在股票持有者（shareholders）與債券持有人(bond-holders)之間不作區分]。”（第7頁）張的這個貫穿全書的設定只是為了自己預謀的目的，而與現實完全不符。他把產業資本家與借貸資本家混為一談。如果產業資本家只得利息，那就不必冒虧本風險去投資企業，而去買公債；此外，在計算企業盈虧時，利息屬于完全合同開支，被當作成本扣除。按照張的設定，企業利潤自然歸經營者所有。張還直截了當地說：“由于對管理服務直接定價成本過高，使得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最好由管理者獲得。”（第15頁 ）又說：“低能力者擁有的資本由于沒有能力可顯示，只能掙取其要素價格”（211頁 ）所謂要素價格，就是他的資本價格，即利息。這些論點構成張關于剩余分配的主調（西方主流企業理論所指的剩余是企業收入減去完全合約支出后的余額，即企業利潤）。在股份公司的場合下，低能力的資本家由于與高能力低資本的人合作，“他也許可以通過使用自己的資本去顯示他人的能力的方法增加自己的收益”（第211頁）。于是張筆鋒一轉，又說他們各自取得“部分”剩余索取權（第193頁 ，214-215頁）。這樣，一個問題就自然產生了——在股份公司中究竟股東處于中心地位，還是經理們處于中心地位？張認為經理們處于中心地位，在企業內部，經理是委托人，工人、一般職員是代理人，而股東處于企業外部，認為股東的股本屬于財產權，不是企業所有權，企業所有權是剩余索取權（第20頁）。他說:“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用委托權代替所有權來表示企業內不同成員之間的內部合約的安排。這里，委托權同時指剩余收入與剩余權利。然而，我們使用監督權或執行權威的說法而不使用剩余權利。”（第20頁 ）這里筆者特別指出，引文中的委托權是經理的委托權（經理委托工人和其他下屬去勞動和工作），而不是股東的委托權，經理不僅有剩余收入權，而且有剩余控制權，即“監督權或執行權威”。照此說來，股東的“部分”剩余索取權是經理賜于的，用以激勵資本，因為它顯示了經理才能的信息。張認為經理具有剩余索取權“不僅僅因為他是主要的‘風險制造者’，更主要的是因為他的行動最難監督。”（第4頁 ）

張維迎的上述觀點是極其荒誕的，與事實完全不符，甚至為西方庸俗經濟學家所不齒。張把股東，特別是大股東當作貸款人，預先排除在股份公司之外，并由此偽造出了經理中心地位。張在他的全書中絕口不談董事會和監事會的決定作用。這是一種常識性欠缺；所有權決定收益權和分配權 。在西方國家中，資本處于主宰和統治地位。這一點充分反映在西方國家的公司法中。大股東派出代表組成董事會和監事會，董事會做出重大決策和決定，并任命經理，令其執行，經理不稱職或敢于違抗董事會決定，便被解聘。公司利潤（剩余）歸股東所有。這些常識張當然知道，那么他為什么要炮制謬論呢？請張維迎拿出實證資料來，哪一個國家的公司法規定經理擁有獨立于董事會決定之外的剩余索取權？哪一個國家的公司法規定利潤歸經理所有，而不是歸股東所有？眾所周知，現在西方國家股份公司的股權日益分散（德國、日本相對集中），但是大股東主宰公司的格局并未改變。在美國，5—10家最大股東(多為法人股東)分別控制著美國500家最大公司。限于篇幅，筆者不擬引證具體資料，只想舉出美國官方和非官方最權威的關于資本統治的實證調查書籍。它們是：銀行貨幣住宅委員會：《帕特曼報告》，華盛頓版，1968；美國政府事務委員會：《大公司的表決權》，華盛頓版，1978；美國政府事務委員會：《美國主要大公司的兼任董事》，華盛頓版，1978，（該書詳細地公布了大股東派往大公司的代表名單和他們的職務）；公司資料交換公司：《財富500家股票所有權實名錄》，紐約版，1981……。這些書籍所記載的客觀事實有力地否定了凡勃侖、伯利、明斯、威廉姆森、加爾布雷斯等人的經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talism）觀點。至于張維迎關于經理主宰企業的論據就顯得十分滑稽可笑，不值一駁。由于經理們“制造風險，最難監督”，股東們就拱手把剩余索取權交給經理們？非也！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以后，經理們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時企圖侵犯股東利益。對此，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都早有論述，可是股份公司發展史并沒有證明股東把剩余索取權交給經理們。現代股份公司也一樣，大股東依然牢牢主宰著公司大權和利潤。他們有一整套制約經理的機制。1980 年代以來，美國和英國的股份公司特別盛行對經理的激勵機制。這主要是根據經理們的良好業績發給經理們獎金或股票期權，使經理們分享一部分利潤。這一措施對大股東也是有利的。高級經理本來是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參加剝削，分享一部分剩余是正常現象。可是這依然是激勵措施，而不是經理們獨立于大股東的不可改變的權力。獎勵由董事會決定，依業績而變動，可多可少，甚至為零。業績不好，股價未升，到期的期權便一文不值。而股價未升并不等于公司無利潤。美國安然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侵害股東權益的欺詐行為已經受到法律制裁，其總裁肯尼斯·采鋃鐺入獄。在安然和世通等公司丑聞以后，美國納斯達克出臺了上市公司管理新條例，重申：“公司給予高層管理人員或董事會成員的認股權計劃必須獲得股東的批準”，否則不得上市。（《中國證券報》互動版，2002 05 29）這也證明，管理人員沒有獨立的剩余索取權。這里筆者不妨引述幾位十分著名的主流派企業理論家的觀點，以供參考。不完全合約分析框架（GHM框架）的提出者之一哈特說：“在契約不完全時，（資產）所有權是權力的來源，”（哈特，1995，《企業、契約與財務結構》，牛津大學版，第35頁）又說：“對物質資產的控制能夠導致對人力資本的控制：雇員將傾向于按照他的老板的利益行動。”（哈特和摩爾：1990，《產權和企業的性質》，載于美國《政治經濟學雜志》第98卷，1150頁）老板當然是資本家， 經理是雇來的。“團隊生產”假說的提出者德姆塞茨在引證了美國500家最大公司的資料后駁斥了所有者被經營者架空的說法，他說：“在一個自利對經濟行為起重要作用的世界里，如果相信，有價資源的所有者竟然會有組織地把（對資源的）控制權拱手奉送，交給不受指導、不為所有者謀利益的經營者，那么這種想法是愚蠢的。”（德姆塞茨：《所有權、控制與企業》，1999，經濟科學出版社，中文版，第248—249頁）以上基于客觀事實的分析足以說明，張關于經營者排除大股東，具有股份公司的剩余控制權和所有權的說法純系子虛烏有，是他為了自己的意圖編造出來的。而筆者強調資本所有權的決定作用是為了揭示資本統治和剝削的本來面貌和本質。

為什么張維迎要主觀地構筑經理的中心地位呢？筆者認為他的主要意圖有兩點：其一，掩蓋資本的剝削，美化資本主義制度。在他的筆下，資本家沒有剝削，資本僅僅獲得利息，這是他所謂的“社會成本”，如果資本家也分享了部分利潤，那也是發現才能的報酬，是來源于經營者的才能，而不是來源于工人的勞動。資本家在選用了有才能的經營者以后，就不再控制股份公司了；這樣，經營者便是股份公司的主人，具有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他說這一權力的原因是經營者制造風險，且難以監督。其實這是他的技術性胡謅，人們不必認真對待。其實他的全書中心思想是經營者才能創造利潤，利潤自然應歸于經營者。何以見得？第一，“資本雇傭勞動是合意的”，其原因就在于資本能發現和使用有才能的經營者；第二，他故意預設了大股東不控制股份公司這個虛假前提。因此，既然經營才能創造了利潤（剩余），資本主義制度根本就不存在剝削問題，而是一個美好的制度。當然，人們千萬不要誤解，以為張維迎看輕了資本私有制的極端重要性。在他看來，這一制度是資本主義的自然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他所崇拜和景仰的“合意”和美好的事情才會出現。他告戒工人等“窮光蛋”，“東郭先生”，“劣等人選”說：“如果有人不滿意資本所有者的社會地位，他應該要求政府去做提高個人能力的社會可觀察的事情（比如改進教育），而不應該要求政府通過國有化將資本所有者清除掉”（第213頁）；其二，鼓勵我國國有企業的腐敗份子貪污企業利潤。他把他的經營者具有剩余索取權的謬論用來指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認為經過層層委托—代理關系，每層代理者（經營管理者）都有剩余索取權，都可以扣下利潤，據為己有。“如果最終代理人（他指企業經營管理者—筆者注）是剩余索取者，最優結果是可以達到的。”（第255頁）“代理人索取剩余是對正宗公有經濟的一種帕累托改進。”（第237 頁）他贊成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實行“內部人控制”，因為這是“事實上的剩余索取者的有效途徑……為經營者謀取個人利益（合法的和非法的）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自由”（第267頁）。不錯，近年來我國效仿美國，也已給國有企業管理者某些激勵，但還沒有承認企業利潤（剩余）歸管理者所有。張維迎完全可以調查一個客觀事實：在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中，經營者也無權將公司利潤攫為己有。可是，張公然贊成我國的管理者侵吞國有企業利潤，甚至鼓動他們采取非法手段。對于他的這種主張恐怕西方新自由主義者也會瞠目結舌！所以筆者認為張維迎是一個超級新自由主義者，是國有企業管理者貪污有理的輿論制造者。

五，【以販賣薩伊和馬歇爾的古老謬論作為自己的創新】 張聲稱，他要區別某些經濟學家，去說明為什么資本雇傭勞動，并將其作為自己“一家之言”的創新。下面筆者將十分簡要地指出張的主要論點的來源。法國庸俗經濟學家薩伊（1767—1832）認為價值由勞動、資本、自然力（土地）三者的協力生產出來的。因此勞動得到工資，資本得到利息，土地得到地租。（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82， 第75頁，356頁 ）他一再強調資本不管是自有的還是借來的，只得利息。（同上，第372頁，400頁）“純利息那一部分，即對于資本的效用或使用所付的租金。”（同上 第393—394頁）而企業利潤是經營者使用資本的勞動的報酬，是對其才能和冒險精神的報酬。他說：“一個公司經理……只要有一些款項是他用自己的資金墊付的，他就有權利依經理資格獲得一部分收入，并以資本家資格獲得另一部分收入。”（第372頁）他高度贊揚企業家的才能，企業家“需要兼有那些往往不可得兼的品質與技能，”“是各種生產者之間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絡環節。他指揮生產業務，并是許多關系的中樞。”（同上，第373頁，374—375頁）。這樣經營者在企業中的“中樞”地位便確立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也就不見了；新古典經濟學奠基人馬歇爾（1842—1924）首次將組織作為第四生產要素。其代表作《經濟學原理》第四篇的標題便是《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和組織。》組織包括企業組織、行會組織、國家組織等。組織靠經營管理而存在，所以他實際上把經營管理當作第四生產要素。他完全繼承了薩伊的要素價值論和要素分配論，只是更加強調經營是企業利潤的惟一來源。他說：“在現代世界中，私人雇主和股份公司的高級職員本身擁有的資本很少，但他們卻是巨大工業機輪的軸心，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全部集中于他們且由他們分布，他們把全部利益牢牢地掌握在一起。”（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下卷，第215頁）他妄稱：“股份公司中大部分管理是由董事、經理和其他附屬職員分擔，其中大多數人沒有自己的資本……他們的報酬幾乎是純粹的勞動報酬。”（同上，第267頁）這個報酬當然是總收益減去利息和工資后的剩余。什么勞動報酬？他說：“具有特殊天才的人，在企業家階級中，常占多數。……因此，用在教育上的資本的利潤，是自由職業者階級收入中的一種特別重要的因素，而稀有天才的租金，可以看作是企業家收入中的一種特別重要的因素。”（同上第283頁）

薩伊、馬歇爾這些觀點的荒謬性在于：把土地和資本看作創造價值的要素，否定勞動價值論，否定剝削；把工人創造的企業利潤看作是經理的勞動報酬，混淆經理的薪金與企業利潤，否定剝削；否定資本的決定作用，突出經理的中心地位，與資本主義企業的客觀現實不符。關于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二重性，馬克思早有科學的論斷。它“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頁）經理們的社會勞動創造的價值由薪金補償，而剝削性勞動由資本家賜于獎勵。2000年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作為總裁的年薪僅為63.9萬美元，與其資本收益相比微不足道。那種經理們擁有全部或大部企業利潤的說法純系主觀捏造。

至此，我們把張維迎的企業家理論與薩伊和馬歇爾的謬論作一對比后，就會發現，他的論文的核心內容完全是照搬和販賣了薩伊和馬歇爾的古老謬論，即使從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角度觀察，也根本沒有什么創新。他的惟一“創新”——才能與資本的“嚴格增函數”關系的謬論已由他自己的前后觀點的矛盾所否定。所以，筆者認為，他的論文即使在西方國家中也屬平庸、甚或劣等之作。而他或什么人把這套腐朽理論用來改造我國國有企業，那就更加荒謬絕倫，除非出于這樣一種企圖：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平演變我國。

【狂熱鼓吹私有化】 張維迎多年來不遺余力、毫不掩飾地為國有企業私有化而鼓與呼，發表了大量有關文章和言論。限于篇幅，本文僅就他的代表作，《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一書所附錄的四篇論文中的私有化觀點作一評論。他說“改革教義可以用一句流行的用語來概括，即‘改革的目標是使企業自主經營、自我約束和自負盈虧。’若這個目標完全實現，公有制將不再有任何經濟意義，政府只不過是代表資產所有者的債權人。”（第265頁）這些話反映了他的強烈私有化愿望。他把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曲解為政府喪失企業所有權，而企業內部人擁有企業資產所有權和剩余索取權。他說；“國有企業股份化或許可以理解為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過渡步驟。可以預料，隨著財政預算赤字的增加，政府將被迫出賣政府的股份。這樣國有企業就漸漸演化為非國有的股份公司。……改革的最終成功在于造就真正的股東。”（第286頁）在他看來，股份公司僅僅是私有化的過渡點，而不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改革成功的標準就是造就私人股東。張說得很坦率，沒有打什么招牌。他把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理論用運到我國來，說什么“企業是個人之間交易產權的一種方式。離開個人產權，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存在。”（第290頁）在他眼里，公有制企業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只有在私有制基礎上,“ 現代企業”和企業家才會產生。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步驟和方法,他說:“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第三者插足’，就是讓非國有企業經濟部門(包括外資)插足國有企業, 通過兼并、合資、參股等形式達到改造國有企業的目的。非國有企業過去是在國有經濟的夾縫、邊緣地帶生長起來的，到現在它們已有足夠的力量插足國有企業，幫助國有企業的改造。隨著非國有股權的增加，國家就可以逐步將國有資產轉化為債權。在過渡期間，國有資產的一部分采取股權的形式也許是必要的，但應該明確，一旦條件成熟，這部分股權就應該置換成債權。”（第311頁）又說：“我的看法是，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將國有資產變成債權而不是股權。”（第302頁）張的這套改革路徑就是包括外資在內的私人資本把國有經濟從國有企業和股份公司中排擠出去。所謂股權換成債權，也就是在政府領導下，對社會主義工商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實行和平贖買，資本家們先把企業資產所有權和剩余索取權奪過來，然后以企業利潤歸還國家債權（甚至不還或少還）。請聽，張維迎的如意算盤打得何等響亮，野心何其勃勃，又何其歹毒！！！私有化達到什么程度？張說：“對于關系到國家安全的產業，國家作為永久性股東也許是必要的（即所謂的‘國有獨資公司’）。”必要前面還要加上一個也許，私有化多么徹底！其他一切產業統統私有化。最后張說：“作為一個原則，國家股在國有總資產中最終所占比例越少越好。”(第307頁)當然，少到零最好。至此，張宰殺國有企業的計劃已是圖窮匕見了！張以上論點是在1994—1995年發表的，而吳敬璉和董輔礽關于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論調是1997年發表的。從時間之早和要求私有化程度之深來看，張都比他的前輩膽子更大，步子更快，是新自由主義者們中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人物。

張維迎是一個頑固的超級新自由主義分子，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是國有企業領導層中的腐敗分子的代表。像張維迎這樣的一小批新自由主義分子不僅企圖引領我國改革思潮，而且企圖引領我國改革路線。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參與了某些機構里的改革決策。如果他們的企圖進一步得逞，則所剩不多的大型國有企業也將發生生存危機。這種后果是極端嚴重的：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不復存在，廣大勞動人民再度遭受資本的統治和剝削，社會兩級分化加劇，社會不穩定趨勢嚴重化，我國幾代共產黨人為之犧牲奮斗的理想也會破滅。新自由主義分子至少在客觀上是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我國的工具。現在我國正處于歷史的關鍵時刻，向新自由主義作斗爭是一切社會主義者、愛國主義者刻不容緩的任務！（完稿于2004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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