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追趕的本質和中國發展預期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百年太久，只爭朝夕

陳正標

聯系方法：[email protected]，13395717557,

    作者簡介：198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生物系，曾在浙江大學生物系任教，現在企業工作，任杭州貝因美集團有限公司市場研究策劃部經理，對中國經濟問題比較關心，同時有感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與日韓比較不是有多快，而是太慢，有感于當前政府和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甚至還不如馬來西亞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速度，于是用了半年的時間寫了這篇文章。

摘  要

二十年來，我一直問自己一個問題：“中國可以有超越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成就嗎？”現在我可以肯定的說，只要中國政府愿意，中國就可以有超越當年日本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成就，中國人均GDP可以在2025年前后趕上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2035年前后與美國并駕齊驅。遠不需要一百年，三十年之內，一個儒家文明的現代發達國家就會在東方崛起。

當前的主流經濟增長理論，基本上以要素投入來分析經濟增長。這種從增量的角度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就陷入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誤區。可以這樣說，當前的經濟學界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現象的解釋，難脫“盲人摸象”之嫌。其實，只要跳出增量分析的誤區，從要素資本存量、資本使用效率和國際貿易結構等三個方面去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追趕的道路就可以如陽光下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

本文共八篇文章，分別就中國經濟的若干問題和中國傳統文化作不同于一般的分析和闡述，題目為：

第一篇，    一個特殊的中國經濟現象和中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

第二篇，    中國經濟效率損失，兼論國家發改委的職能錯位

第三篇，    國際貿易體系的本質和中國的選擇

第四篇，    建設創新型國家，中國需要繼續轉變觀念

第五篇，    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預期

第六篇，    國債可以扛起政府職能轉型期的公共財政支出重擔

第七篇，    中國應當擔起新能源研發的世界領導責任暨資源問題求解

第八篇，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第一篇           一個特殊的中國經濟現象和中國經濟潛在增長速度

   摘要：比較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經濟高速增長期及增長末期的若干指標，2005年的中國大致處于日本1950年代，韓國和臺灣地區1970年代的追趕位置，正是他們經濟起飛的初期。中國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增長速度將下降至7-8%的結論，恐怕是一個有缺陷的理論模型的推斷，是一個主觀預設下的產物。

中國1996—2005年的平均投資率雖然高達38%，但真正屬于生產性的設備投資占GDP的比重只有8%，遠低于日本1955—1973年平均約12%的水平。中國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只有21%，遠低于OECD國家平均33%的水平。適當降低非生產性投資的比重，提高設備投資比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一、一個特殊的中國經濟現象

  表一、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經濟高速增長期及增長末期的若干指標比較：

 *平均資本產出率= GDP年均增長率/平均投資率；

 *中國投資率參照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在國家統計局原數值基礎上下調3%。

 *平均通貨膨脹率部分，韓國是1962年—1978年的數據。臺灣是剔除1973年特殊值的平均；

 *人均GDP與美國的比值按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PPP）計算；

 *匯率/購買力是指按匯率計算的GDP（美元）與按購買力計算的GDP（國際元）之比，美國該比值為1/1。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研究與爭論》，2005年，岳希明、張曙光、許憲春，中信出版社；《日本、臺灣省、韓國與中國經濟起飛時期儲蓄率、利息率與通脹率之間的經驗比較》（研究資料），1996年，徐長生（華中理工大學經濟學院）；《現代日本經濟》，林直道，包文譯，199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日本的起飛與選擇》，1993年，郭炤烈，上海人民出版社；《韓國經濟發展》，1997年，趙淳，中國發展出版社；國家統計局網站等。

 資料來源：同表一。

從表一、表二的數據，可以讀出一個中國經濟的特殊現象：中國在低收入時期，投資率就比其它經濟體最高時期的投資率還高，但中國二、三產業吸收農業勞動力的能力卻最低，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的低資本產出率。

在人口增長速度相近的情況下，更高的投資率應該有更高的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中國卻與此相反。透過這個反常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真實的另一面，即高投資率和低設備投資比率（如圖一所示）。中國1996—2005年的平均投資率雖然高達38%，但真正屬于生產性的設備投資占GDP的比重只有8%，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只有21%。

OECD國家1994—2002年平均設備投資占GDP6.9%（《全球科技投入要覽》總第74期）,總投資率約21%，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1/3。日本1955—1973年民間企業設備投資占GDP20%以上，去除企業建筑安裝支出（按中國財政部的測算，建筑安裝約占企業投資的1/3），設備投資占GDP比重應該在12%以上。韓國1994—2002年的總投資率32%，設備投資率超過10%，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1/3左右。與日本、韓國等比較，中國的設備投資率是明顯偏低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有最高的投資率，卻有最低的農業就業下降速度，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的資本產出率是偏低的。

中國沒有如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定期的產能利用率數據，但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和國家統計局2003年統計的制造業產能利用率數據，還是大致可以估算全社會固定資產的“產能”利用率水平（見表三）。第一產業的供給有土地約束，推定其產能利用率為95%；第三產業有特殊性，不同于制造業有產能利用率絕對值，可以肯定的是，在現有基礎設施條件下，服務供給的增長空間還要大于制造業。考慮到服務業的社會需求增長與第二產業的增長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因此，推定其產能利用率等同于產業A、B、C的加權平均。1995年和2003年是經濟景氣年份，接近制造業“九五”和“十五”時期中國最高的產能利用率水平。依據這兩年產能利用率數據推算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有效率，雖然不夠準確，但大體還是可以反映“九五”和“十五”時期產業結構失衡造成的資本產出的損失程度。

    表三、中國1996年—2005年產能利用率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有效率：

 *產業增加值/GDP參考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第二產業內的行業增加值之比用營業收入比代替；

 *固定資產有效率=實際產能利用率/理想狀態利用率×100%。

  產業A：1、農、林、牧、漁；2、采掘業；3、電力、氣、水；4、地質勘探、水利管理；5、鐵路和管道運輸；

6、   教育、科研和技術服務。

  產業B：制造業中的原材料工業，包括石油、煉焦、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黑色金

屬    冶煉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加工業等。

  產業C：除產業B之外的其它制造業。

  產業D：除教育、科研和技術服務之外的第三產業。

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都會有失衡的時候，但中國的經濟結構失衡是制度性的失衡，是長期的、嚴重的失衡。這種制度性的缺陷主要是三個方面： 1、公共財政支出架構沒有建立，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不到位，以及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居民儲蓄過高或收入過低，國內消費不足；2、市場準入的限制和投資審批，造成鐵路、電力工業及部分原材料工業投資不足；3、中國經濟增長更多地由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拉動，更多地來自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追求的推動，存在“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怪圈。在上述三個條件存在情況下，以基礎產品供給瓶頸和消費品產能過剩并存這樣一個產業結構失衡為特征的“經濟過熱→控制信貸→通貨緊縮”循環，就是難以克服的。如果能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財政支出架構，能夠放開市場準入，能夠調整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這個結構失衡造成的約10%的資本產出損失，則可以挽回。

二、公有投資的低效率造成全社會近20%的投資損失

公有投資（國有和集體）的低效率是公認的。國家發改委官員報告的數字：實行招投標的項目，建設成本普遍降低15%—20%，有的行業降低30%以上。國資委官員說：全國12萬億國有資本，約1/3正常經營，約1/3不清楚，約1/3閑置浪費。鋼鐵業某人士的話：民營企業投資鋼鐵，噸鋼投資成本是國有企業的一半，建設周期是國有企業的一半。沒有公有投資與民間投資效率的具體比較數據，但從媒體報道和政府部門透露的信息進行分析，公有投資的投入產出比民營投資低30%應該是相對保守的一個估計。1996年—2005年公有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60%，以此推算，1996年—2005年公有投資的低效率造成全社會近20%的投資損失。

民營企業不僅自營資本的投資效率高，通過市場競爭，還可以促進國有企業效率的提高。盡早出臺落實“非公三十六條”的具體政策，拆除“玻璃門”應該是發改委的工作重點之一。

三、過度的、偏重于行政手段的宏觀經濟調控造成的經濟增長損失

92、93年經濟“過熱”時采取的緊縮政策和“一刀切”的行政調控手段，造成兩方面的損失。一是“過熱”投資在兩、三年后形成產能，供給增加正好趕上緊縮導致的需求不足，出現通貨緊縮；二是銀根緊縮造成一定比例的固定資產投資不能交付使用，企業效益下降，銀行壞帳增加，造成投資損失和經濟運行效率下降。長達六年的通貨緊縮，需求不足導致投資下降，投資率低于儲蓄率，經濟陷入低水平循環。“九五”、“十五”時期GDP年均增長率，與中國非通貨緊縮狀態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相比，減少了多少個百分點？實難以估計。發展中國家可以有通貨膨脹，但千萬不要有通貨緊縮，通貨緊縮之危害，以經濟而論，恐怕超過全國所有貪官和政績工程造成的損失之總和。

    中國經濟學界判斷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真有點“葫蘆僧判葫蘆案”的味道。有人把國家可能對部分資源性產品的價格調整作為非通貨緊縮預期的依據之一，是十分錯誤的。其實，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應該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對基礎性產品，如土地、水、礦產資源、電等調價造成的物價上漲，以及糧食減產和礦產品國際價格上漲推動的國內物價上漲。第二部分是結構性通貨膨脹，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由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的制造業帶動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的服務業價格上漲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比較明顯的。第三部分是一般的成本推動或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第一、二部分的通貨膨脹基本與國內貨幣投放量無關，兩者合計，可稱之為“自然通貨膨脹率”，類似于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對“自然通貨膨脹率”，不可以用收縮銀根來控制，相反，應該增加貨幣投放來滿足市場在物價上漲后對貨幣流通量增加的需求。因此，判斷中國是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不能看通貨膨脹率是大于零或小于零，而是應該根據實際通貨膨脹率是大于自然通貨膨脹率，還是小于自然通貨膨脹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就業是第一位的，實際通貨膨脹率高于自然通貨膨脹率1-5個百分點，總需求略大于總供給，使實際經濟增長率接近潛在經濟增長率，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日本和臺灣地區經濟高增長期，平均通貨膨脹率分別是5.2%、4.0%，可作參考（如圖三、四所示）。

    收入分配結構決定需求結構，需求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決定就業結構。政府能做的是調節收入分配和供需總量平衡，中間環節應該交給市場自行調整。通過價格機制調節資源配置是市場最基本的功能。如果政府自認為比企業更了解需求，比市場配置資源更有效率，強行介入產業產量的調整，顯然是打亂了市場自我運行，回到了計劃經濟的老路。而計劃經濟和行政干預，從來就沒有比市場調節更有效率過。如果是機制尚不完善，市場自我調節能力不足，恰恰應該清除干擾市場運行的行政性障礙，完善機制，而不是由國家發改委代替地方政府或其它非市場力量干預市場。國家發改委把控制產能過剩列為2006年的工作重點之一，是一個很危險的傾向。理想狀態應該是，發改委集中精力于清除障礙，完善市場機制，把產能調控交由市場通過價格機制自我調節，把供需總量平衡的宏觀調控交還給中央銀行和財政部。

   摘要：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是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二元結構體系，發達國家控制技術密集型產業，放開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價格剪刀差，獲取占本國GDP15%以上的貿易收益。

   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是按匯率結算的，世界銀行在比較中美兩國的經濟實力或國民收入水平的時候，則采用購買力平價方法（PPP）。按匯率結算，100元人民幣現在是12.4美元，按購買力評價，100元人民幣大約是50美元。也就是說，100元人民幣兌換成美元是12.4美元，在美國可以購買12.4美元的商品或服務，而100元人民幣在國內可以買到的商品或服務則相當于在美國花50美元才能買到的商品或服務。如果有人將人民幣換成美元，到美國買了商品帶回國內消費，那他肯定是腦子進水了。但是，現在中美貿易做的就是這個“腦子進水”的事情。難道是外貿部門的官員和商人都腦子進水了嗎？當然不是，誰叫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呢，沒辦法。因為我們不會造波音747客機，也不會造intel芯片，國人要乘飛機，要購買電腦，只好用我們能生產的8億件襯衫或4億雙皮鞋，去換美國的1架747飛機。美國國內，或美國與歐洲、日本，1架747客機大概只能換到2億件襯衫或1億雙皮鞋，而跟中國，它可以換走4倍的產品。

   正是這樣，發達國家通過控制技術密集型產業，放開勞動密集型產業，用自己的技術密集型產品去換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提高國內GDP水平。發達國家中，日本的進口額/GDP是最低的，約10%，5%從發達國家進口，5%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基本上是平等往來，只有分工收益，沒有價格剪刀差收益。而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GDP5%的商品，如果是國內生產的話，要價會是進口額的4倍，即GDP的20%。就是說，通過國際分工和貿易，日本凈增了15%GDP，獲得巨大的價格剪刀差收益。美國的進口額/GDP是15%，歐洲國家更高，所得也就更多。

   那中國或其它發展中國家商人不會提高售價，多賺點不好嗎？自由競爭市場，同行相互壓價，價格不跌到接近零利潤是不會見底的。那國家不會提高幣值，實現全國提價嗎？就中國現在的形勢，提高30%大概是可以的，高了大概就不行了，因為還有很多工資水平更低的發展中國家等著中國的這攤子買賣。只要世界上還存在工資/勞動生產率之比值更低的國家，跨國公司就會在比值更低，亦即“性價比”更高的國家培植起新生產基地，廢棄在中國的生產基地。中國想要擺脫這種“受剝削”的命運，唯有升級出口商品結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

    把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服裝、玩具等稱作勞動密集產品，其實是不準確的，它掩蓋了國際產業分工的本質。如圖五所示，一件襯衫的價值，并不是全部在服裝加工環節產生，而是由整個價值鏈的貢獻構成。服裝加工環節可能只貢獻了整個襯衫價值的30%，而且這個30%的價值，更多的還是由廠房、基礎設施、設備、電力、供水等貢獻，服裝加工工人勞動力貢獻的價值，可能只是這個30%的價值中的30%而已。整個價值鏈中的化工原料、機械、電力、基礎設施能說是勞動密集產品嗎？如果廠房、電力、供水等按美國的價格收費，僅僅是服裝廠的工人按中國的工資支付，節省的成本恐怕支付運費都不夠。所以說，發展中國家產品的低成本是由國家整體的低成本決定的，并不取決于這個產品本身是“資本、技術密集產品”，還是“勞動密集產品”。正是因為中國有“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進口依存度低，一個產品價值中，國內貢獻比例遠高于其它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產品比其它發展中國家有更低的成本。“中國賣什么，什么價格就跌”，其背后的本質是中國低成本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

    假設美國波音公司把飛機制造的整套技術，包括設備生產技術無償轉讓給中國，不要保留什么核心或者關鍵零部件，估計中國五年之內就可以生產出波音747客機，成本是波音公司的1/4。如果英特爾公司把芯片制造技術轉讓給中國，大概一年之內中國就可以制造出同樣質量和性能的芯片，售價可能只有英特爾公司的1/10。“資本、技術密集產品”還是“勞動密集產品”，其本質區別在于是壟斷產品還是自由競爭產品。只有發達國家能夠生產的產品，其成本和價格必然居高不下，而發展中國家都能生產的產品，其售價必然難以提高，跟產品本身是資本密集或勞動密集沒有關系。

    發達國家憑借2-3%GDP的R&D投入，就維持著15%GDP以上的收益，還有比這收益更好的投資嗎？但是，世界上人口1000萬以上的國家中，只有日本實現了出口商品結構升級，韓國則還在升級過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來說，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利潤比較薄，卻是一個風險低、收益穩定的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雖然利潤豐厚，卻是基礎差、風險高的產業。資本趨利避害的特性，決定了資本很難自己推動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深圳華為公司實現了這樣一個升級，但那是企業家個人意志的產物，而不是資本意愿的結果。中國目前又有多少這樣的企業家呢？一個國家要在整體上實現出口商品結構升級，只能是國家意志和國家行為。正如上面描述的，一個產品的價值是由整個價值鏈貢獻的，發展中國家單個廠家的某項技術突破，其成本降低是有限的。只有在國家整體實現技術提升的基礎上，上下游一起升級，發展中國家單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才可以實現絕對的提升，創新和經營風險才可以切實下降，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才可以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拉美國家是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沒有實現出口商品結構升級。東南亞國家是實行出口導向和對外開發政策的，也沒實現出口商品結構升級。只有日本實現了出口商品結構升級，用了約20年的時間（見表四）。關于日本成功之道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但鑒于中國當前的狀況，再提四點認識大概還是有必要的：1、政府對R&D投入實在不必斤斤計較的，何必囿于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概念的藩籬，只計劃GDP2.0%的投入，一定要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R&D投入占GDP3%或5%又怎樣？以GDP15%以上的貿易收益預期，再加上國內產業技術提高帶來的更大產出的收益，R&D投入成本不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時間才是最重要的。2、對國內技術密集型的幼稚產業，切不可以規模經濟為名實施對民營企業的準入限制，以免培植起依賴于保護的食利集團。也不可以過度對外資開放，喪失了國內企業邊干邊學的時間和空間。放開內資，限制外資應該是合理的選擇。3、實行有管理的人民幣升值和溫和的通貨膨脹聯動，在迫使國內資本逐步實現產品結構升級的同時，又防止國際資本投機炒作。4、復興儒家文化，培養中國特色的企業家精神。

    拉美的“中心—外圍”論者對國際貿易的不公平有所揭示，提倡進口替代。但他們沒有認識到技術的資本性質，沒有認識到技術可以創造價值，沒有認識到國際貿易的不平等，根源在于發達國家對技術的壟斷。沒有國內技術的自我進步，沒有自主創新，進口替代不過是用機器和零部件進口代替成品進口。進口技術密集產品，出口初級產品的格局并沒有改變，進口GDP1%（按PPP計算）的產品，還是要出口GDP4%的初級產品來平衡。但是，初級產品的擴大生產總是有限的，進口替代發展到一定規模必然會難以為繼。因此，一個國家沒有國內技術的自我進步，沒有自主創新，無論是實行進口替代政策，還是出口導向，結局是一樣的，人均GDP5000美元大概就是增長的天花板了。

   國內有不少學者還在大談中國的比較優勢，鼓吹低工資和不要勞動保護，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擴大就業。假設，美國突然地震，4/5的基礎設施和工廠、設備被毀壞，一夜之間美國也變成了一個資本短缺，勞動力過剩的國家。試問，美國應該去組裝玩具，出口服裝、鞋和來料加工以擴大就業嗎？

   以勞動密集型產品換匯，與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比成本優勢，只能是把國內工人工資壓到全世界最低。以低工資和低要素成本參與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競爭，只能是一個國家發展初期不得不為的暫時政策，是以犧牲國民福利為代價的。政府官員和學者應該常懷戚戚之情看待本國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憂心珠三角的民工十年只漲了68元的工資，而不是沾沾自喜于出口額的上升。政府應該把換來的外匯用在刀刃上，盡可能多的用在引進人才、技術和購買研發設備上，爭取在最短的時間里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切不可沉溺在“比較優勢”里，把外匯以低息借給美國人去開發更新的技術和產品，強化這樣一個二元結構的國際貿易體系。

   國內“比較優勢”的鼓吹者，其實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他們沒有看到發達國家已經把絕大部分的勞動密集產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中國生產勞動密集產品，是在跟其它發展中國家競爭，而不是和發達國家競爭。因此，中國出口勞動密集產品并不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相反，只有生產技術和資本密集產品，與發達國家競爭，中國才可以發揮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

   如果說中國“比較優勢”的鼓吹者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那么鼓吹低工資和不要勞動保護，出口勞動密集產品以增加就業，可以稱得上是禍國殃民了。假設一個十口之家，十個人都出去工作，一人一天掙10塊美金。或者只有3個人出去工作，3人一天各掙100美金，其他7個人留在家里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栽花種草。作為家長，應該選擇哪一種？選擇“擴大就業”嗎？增加就業完全可以通過擴大國內經濟循環來實現，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網上有篇文章，篇名大概是“涮盤子還是讀書”，諷刺的大概就是發展中國家里這些比較優勢理論的信奉者吧。

    中國的投資率已經超過40%，還有7.5萬億元的存差躺在銀行里。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直就是一個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國家。如上所述，利用外資，與借高利貸并無區別，對于資本充足的中國，何需借這個高利貸？外資的一個好處是技術外溢帶給東道國的外部性利益。過去可能還存在這種外部性利益，但就當前中國的現實而言，還有多少外資能產生技術外溢呢？外資的引入只會產生對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于中國經濟增長實無幫助。但何以現在統一內外資稅率還如此困難？ 對地方政府而言，能拉到資金就能給地方創造稅收和增加就業，但地方利益合在一起不等于就是國家利益，這是一種“合成謬誤”，中央政府應該有責任終結對外招商引資的時代了。

    國有銀行是否賤賣問題，曾吵的沸沸洋洋。如果從匯率和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國有銀行當然是100%的賤賣。當然，國際資本投資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也是冒風險的。什么風險呢？如果中國的發展如日本，則外資將享有世界最高的銀行投資收益，并且還有4倍的貨幣升值收益。如果中國的發展如馬來西亞，則外資將享有世界中上等的銀行投資收益，另加2倍的貨幣升值收益。如果中國不幸掉入拉美陷阱，則入股資本就只能是長期的帳面資本了。問題是，中國是一個儒家文明的東亞國家，會掉入拉美陷阱嗎？請一個咨詢公司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何必非賣股份不可呢？如果給銀行職工一次100萬元的舉報懸賞，國有銀行不變成一個清水銀行才怪，何須“莫須有”的外資監督？

   政府官員或企業負責人，在引進外資前，最好能思索一下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一個交易，當年俄羅斯以720萬美元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的交易。第二件，是一個假設，如果2006年中美兩國以股份交換合并成一個經濟體，中國將擁有這個經濟體20%的股份，美國擁有80%的股份。如果是30年后，中美兩國以股份交換合并成一個經濟體，中國將擁有這個經濟體80%的股份，而美國擁有20%的股份。

   摘要：分析、比較固定建筑資本、設備資本、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等四個要素資本存量的相對追趕位置，在相對理想但可以達成的假設條件下，提出一個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預期。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追趕其實就是一個資本存量的累積過程，當人均資本存量趕上歐美國家，資本使用效率不低于歐美國家的時候，屬于資本產出的人均GDP自然也就趕上了歐美國家。如圖六所示，根據參與經濟的要素性質不同，總資本被分成四個要素資本：固定建筑資本、設備資本、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下面就這四個要素資本存量與日本和韓國追趕時期做一個比較，看看中國現在處在一個怎樣的追趕位置。

    1、固定建筑資本，包括公路、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城市道路、管網系統、綠地等市政設施，廠房、辦公樓、商業用房、住宅等建筑物。所以把住宅也當作資本，是因為住宅與其它建筑物資本有共同的特征：（1）住宅實際上是經濟活動的必需品，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只有經濟增長而沒有住宅的發展；（2）住宅與其它建筑物資本一樣有一個飽和點，當人均住宅建筑面積達到40平方米的時候，基本上就不再與GDP同步增長了；（3）都是經濟活動的基礎，但都不直接產生GDP，不象設備資本與GDP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

   固定建筑資本存量大致可以用水泥和鋼材人均累積消費量來衡量。當人均水泥累積消費量達到20—22噸，人均鋼材累積消費量達到15噸左右，也就到達飽和點，固定建筑資本存量基本就趕上了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當前的人均累積消費量，水泥8.5噸，鋼材2.1噸，與1960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韓國相近。中國在這四個要素資本中，固定建筑資本存量是最超前的，以中國高于日本和韓國的投資率，如果政府經濟政策得當，估計再用15年左右的時間，就可以趕上發達國家。

    2、設備資本，設備資本存量的增長，有三個方向：（1）外延擴張，表現為就業人數的增加；（2）性能提高和結構升級，表現為單位投入產出增加和產品品種增加；（3）資本深化，即機器代替人力。設備資本存量的相對大小，可以用非農就業率，以及人均GDP或勞動生產率（按PPP計算）與最發達大國美國的比值兩個指標來衡量。如果非農就業高而勞動生產率低，說明外延擴張多而結構升級和資本深化低。如果非農就業低而勞動生產率高，說明資本深化超前。以非農就業率和人均GDP與美國的比值這兩個指標衡量，當前中國的設備資本存量與1950年的日本和1973年的韓國相近。

   設備資本也可以理解為是技術資本的物化，如果國內技術資本存量不足，國內不能制造而依賴于進口，設備資本的增長將會是緩慢的，并且始終趕不上發達國家的水平。表八是國內能生產的設備與性能相近的進口設備的價格之比，正如第三篇文章論述的匯率與購買力之差別，國內價格是進口價格的1/4左右。如果國內技術資本的增長跟不上，設備全部依賴進口，中國要象OECD國家那樣設備投資占總投資的1/3，以36%的投資率，設備投資要占GDP的12%（按PPP計算，因為建筑安裝成本基本上是國內價格），那就要出口近50% GDP的商品才能滿足設備進口用匯，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設備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更多取決于技術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在追趕時間上，先有技術資本存量趕上發達國家，才有設備資本存量趕上發達國家。

   3、技術資本存量，技術資本不象固定建筑資本和設備資本可以用貨幣衡量，但是，還是可以用四個指標相對客觀地衡量一個國家技術資本存量的大小：（1）技術貿易逆差或技術依存度，（2）進口設備占總設備投資的比率，（3）總體研究水平與國際領先水平的差距，（4）歷史上R&D投入占GDP的比重。

   沒有日本、韓國工業化時期的技術依存度和設備進口比重數據，從歷史上R&D投入占GDP的比重比較（見圖七），2005年的中國與領先國家的距離，應該略超前1980年的韓國，與1960年的日本大致同一位置。《技術預測與國家關鍵技術選擇》和《中國技術前瞻報告2004》兩份研究報告數據，中國研發水平落后領先國家5—10年，落后領先國家5年左右的項目占89%，落后6—10年的項目占11%，76%的項目可在5年內形成自主知識產權，24%的項目可在6—10年內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從數據看，中國的研究能力就同中國的固定建筑資本存量一樣，是比較超前的。但中國的產學研結合較弱，企業消化吸收和開發應用技術的能力相對落后，要補上企業這塊短板，恐怕需要3、5年的時間。因此，綜合比較，中國的相對技術資本存量大概相當于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韓國。

   4、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一個比較客觀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大學入學率。中國2005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8.5年，美國是13.4年，是美國的63%。日本195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美國的81%。在人力資本存量的相對位置上，中國遠遠落后于1950年的日本，與1980年的韓國大致相近。

   從上述四個要素資本存量分析，與日本經濟追趕時期比較，在相對追趕位置上，中國人力資本存量落后最多，其次是設備資本存量，而技術資本存量和固定建筑資本存量相對領先。如何補上短板，利用長板，就是今后中國經濟規劃和政策制定需要考慮的問題。如果政策、措施得當，中國有超越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成就，在2025年前后人均GDP趕上OECD國家平均水平，應該不是多么困難的事情。

   在相對理想但可行的假設條件下，提出一個中國2006年—2035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預期：

    1、2006年—2010年，假設條件：（1）電力和鐵路等投資領域全面對國際、民營資本開放，國家發改委放棄對行業產能的行政調控，供求由市場通過價格機制自行調整，供給瓶頸約束解除；（2）國家公共財政體系初步建立，覆蓋全國城鄉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網基本建立，國家財政承擔全部的義務教育費用和50%以上的醫療費用，大學教育收費和商品房價格控制在國民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圍內，消費需求得以啟動，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趨于一致；（3）非公有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由“十五”的平均60%降到“十一五”的30%以下。在上述三個假設條件下，供給結構不均衡造成的10%的資本產出損失基本挽回，公有投資的低效率造成的資本產出率損失由20%降到10%以下，設備投資率從2005年的9%上升到11%，資本產出率估計為25%。另外，在新的傾銷式投資平衡下，“十五”期末因短板存在而未能利用的占總額10%的固定資產得以有效利用，保守估計可以額外（新投資產生的GDP外）增加5%的GDP。因此，如果“十一五”前期投融資體制和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有足夠的力度和深度，“十一五”潛在GDP增長率可以到達年均11%以上。

   2、2011年—2015年，假設條件：“十一五”期間，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取的突破性進展，“十二五”時期，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基本解決，公共投資普遍推行公開、透明的招投標制和代建制，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及獎勵、約束機制基本建立，市場體系較為完善，造成資本產出損失和投資損失的障礙消除。2011年—2015年的資本產出率至少可以達到韓國和臺灣地區70年代或日本60年代的水平，即30%以上。

   3、2016年—2025年，假設條件：從2005年開始，國家真正投入財政資金實施科教興國和自主創新戰略，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初步建成創新型國家，產業技術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總體上接近、部分超過當時發達國家水平，人力資源能夠滿足產業升級需要。這一階段中國的資本產出率應該略高于日本和韓國相應時期的資本產出率水平，維持在30%左右。

   4、2026年—2035年，到2025年左右中國農業過剩人口轉移完畢，其后時間，經濟增長將主要來自人均資本增加，以及勞動人口由低端產業向高端產業轉移。此一時期，資本產出率迅速下降，中國的資本產出率估計可能與韓國20世紀90年代時期相近，即20%左右。

   與日本、韓國、臺灣地區比較，中國大陸具有大國優勢，如果“十一五”期間體制改革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如果能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的，真正把人力資源當作第一資源，真正投入資金實施科教興國和自主創新戰略，中國發展速度和發展成就高于日本和韓國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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