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

　　我是循著漢娜•阿倫特的聲音找到這位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的。有位美國教授瑪格麗特•卡諾凡（Margaret Cannovan）在她的文章中寫道：“請考慮在過去二十年內‘阿倫特式’的事變。東歐的持異議者將自己的私人生活獻身于公共利益，自發地創造了自由的空間，于其中他們重新發現了行動的令人興奮的愉悅。由團結工會所展示的波蘭的行業聯盟，證明了無望的人們如何通過公開地采取一致行動而獲得力量。說到底，1989年公民運動的覺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個阿倫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馬克思的）。”1然而，這位教授并沒有從細節上論證到底阿倫特的思想如何影響了杰出的東歐知識分子。只是在這篇文章的注釋中有一條說：“根據亞當•米奇尼克（1995年在羅馬阿倫特討論會上的發言）所說，他和一些長期卷入波蘭民主斗爭的人們從阿倫特的政治行動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自己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著阿倫特的語氣，比如米奇尼克的《獄中書簡》。”2于是，在朋友的幫助之下，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關米奇尼克的著作：《獄中書簡》（1985年）、《自由書簡》（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還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寫的但和米奇尼克有關的書《自由主義扭曲的循環》，它有一個副標題“寫給米奇尼克的信”，作者Ira Katznelson，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和歷史學教授。

米奇尼克寫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維爾第一次會面，是在與波蘭比鄰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一個叫做White mountain的地方，這樣的見面是非法的，一邊是作為77憲章的代表，另一邊是作為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1976年和朋友們一道建立的獨立組織，全稱為“保護工人委員會”。不久哈維爾和他的同伴們坐牢，米奇尼克們組織了一個教堂絕食抗議來聲援他們。1980年團結工會顛峰時期，波蘭朋友們抓住每一個機會為捷克朋友們呼吁，直至他們自己也身陷囹圄。接著是這種循環：被捕、抗議、在山上見面，再后來是他們在各自的國家獲得了自由。

　　瓦文薩在回答為什么團結工會能夠做得這么好，能夠用說理、談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來解決問題時，指出是知識分子幫助了他們，是KOR幫助了他們。

　　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詩人米沃什稱米奇尼克在波蘭所扮演的角色和擁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國加利福利亞、伯克萊大學政治學教授Ken Jowitt為《自由書簡》一書的序言中，稱米奇尼克為“波蘭的路德”。

一 “我發誓永遠不離開波蘭”

　　亞當•米奇尼克，1946年生于波蘭華沙，猶太人，父母都是波蘭的老共產黨員（在談及家庭時，他用了“紅色同化”這個詞。）他稱自己“在六十年代屬于一個不知道害怕共產黨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產黨的波蘭就是我的波蘭”。3十三、四歲的時候，他就在課堂上大聲質疑被掩蓋的事情，“如果共產黨員必須說出真相，那么為什么不說出發生在卡廷（Katyn）的事實？”結果是被老師趕出了課堂。看到父親的老戰友及自己的親戚身上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產主義學說，不信掌控大權的某些人。）十五歲時，他找到共產黨的理論家亞當•沙夫，說自己要開辦一個討論小組。此人曾經鋒芒畢露，但這時已經變成一個犬儒主義的老人，“也許是我什么地方觸動了他”，米奇尼克后來回憶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說：“要是有人找你麻煩，給我打電話。”一個將自己命名為“矛盾的尋找者”（Club for Contradiction Searchers）俱樂部就這樣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紅色家庭。這個“修正主義苗子”的小團體，討論當時被禁止的各種各樣問題，在沙夫的保護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剛滿十六歲，他在大街上遇見庫隆（Kuron此人擔任過波蘭共青團書記，最早的異議人士，后來成為團結工會顧問），庫隆說：“聽著，亞當，哥穆爾卡同志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點了你的名。”米奇尼克有些惱怒地說“別瞎扯了，我還要完成物理課的功課。”而庫隆接著說：“哥穆爾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課功課，所以他有時間和你瞎扯這個。”中學過關考試后，他首次去國外呆了三個月，見到了波蘭流亡者、意大利共產黨員和法國的托派。回國后他遇見朋友karol Modzelewski，他驚訝朋友為什么不在家里約他下一次見面，卻要約到公園里。結果是幾天后他在公園等了幾個小時無功而返，來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經被捕。這是他意識到自己命運的時刻——他知道自己屬于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庫隆在內的人們的綱領，但是他感到和他們親近。他的這些年長的朋友正在策劃一封公開信，內容關于波蘭獨立和議會民主，米奇尼克參與其中。在他十八歲的時候，警察第一次造訪了他，被關了兩個月。從此，他成了庫隆（此時屬于共產黨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歲“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學生涯，他進了華沙大學歷史系。在校園里，他和伙伴們討論中所觸碰的尖銳問題，不能不引起要員們的關注，哥穆爾卡的秘書曾出席過他們的討論會。一次，當時的外交部長拉科夫斯基參加了討論。年輕人向這位大人物發出質疑：“哥穆爾卡是一個人，還是上帝？”答曰“當然是一個人”。“作為一個人，他能像上帝一樣不犯錯誤嗎？”答曰“不能，這不可能。”“那么，拉科夫斯基，為什么他身上不能找出一個錯誤來批評呢？”從反權威的立場導致的質疑，和當時的中國年輕人非常接近。 1968年國內外有兩件事情搖撼了他，最終導致他的生活發生了根本的扭轉。后者是發生在鄰國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波蘭詩人密凱維茲戲劇《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終被取消。密凱維茲是十九世紀波蘭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個旗幟鮮明的一個沙皇反對者，于此時不僅很對年輕人的心思，也適應了社會上人們渴望沖破樊籠的心情。該劇上演時的盛況引起了當局的恐慌，當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輕人隨即走上街頭表示抗議。很快他和他的伙伴們被大學開除，發放命令的是高教部本身。正當他沉浸在由這部戲激發出來的強烈的民族認同感時，波蘭作為以蘇聯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個出兵國之一，使這位年輕人的心靈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為一個波蘭人的罪。進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當時的報紙上對他采取了“反猶”攻擊：不止一家報紙說，米奇尼克是一個猶太人，因此在波蘭沒有他的位置。他后來回憶道，這是使得他最終和共產主義制度劃清界限的原因。接著是十八個月的牢獄，罪名之一是他參加了一個企圖推翻國家的秘密組織，盡管事實上沒有任何組織存在。目睹了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為之后，米奇尼克在獄中發誓永遠不離開波蘭，他是波蘭的愛國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1969年出獄之后，他拒絕了父母讓他出國的催促，進了一家制作電燈泡的工廠，它有一個光輝的名字“羅莎•盧森堡工廠”，當了一名焊接工人。這位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輕人第一次直接和工人的世界打交道。用他本人的話來說，這個工廠有著華沙最漂亮的姑娘，他在她們中間很受歡迎，“我想不出來還有別的比這更好的地方。”在那里，他支持工人們組織了一次抗議，贏得了工友們的信任。1970年秋季，哥穆爾卡下臺，愛德華•蓋萊克接替了他，米奇尼克重新回到課堂，作為Poznan大學的擴招生，1975年得到歷史學碩士學位。直到1977年重返監獄，這是他前后十年中遠離審訊和牢籠最長的一段時間。正是在這段時間之內，他和天主教知識分子有了廣泛的接觸，他們互相閱讀，彼此產生了理解、信任和好感。當時也只有天主教的報紙發表他本人的文章。與此期間他寫了一本書《教堂和左派》，試圖把天主教和世俗知識分子的力量結合起來，該書1977年于法國流亡出版社出版。他還鼓勵老朋友庫隆看望波蘭主教，而此前，這位共青團書記僅僅將教會視作敵人。閱讀阿倫特也是開始于這個時期，一本《極權主義起源》在朋友們中間熱烈流傳。

　　這期間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1976年9月“KOR”——“保護工人委員會”的誕生。稍前，在Radom 和 Ursus地區發生了工人抗議事件。米奇尼克參加了一次對于Ursus工人的審判。“我聽到了不適當的宣判詞，我見到了人們波浪般的喊叫，我為憤怒的浪潮感到震驚。我感到不可能把這些人丟下不管。”米奇尼克后來用了一個類似哈維爾的表達，“它來自一個道德上的沖動。”緊接著，米奇尼克和庫隆從知識分子的立場分別就此事公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呼吁西方的知識分子支持波蘭工人。這是知識分子首次介入工人的案件。隨即KOR誕生。“它建立在后極權主義政治行動的哲學上面”，它是在后極權制度中所開辟的新的空間。

　　在此期間，米奇尼克受薩特邀請去了一趟法國及意大利，和西方左派進行了廣泛的交談。他發現在東歐和西歐的持異議者之間“存在著悖謬的聯系”。那些和他同樣經歷了68年洗禮的年輕人心目中最大的敵人是美帝國主義，他們主要的概念區分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對米奇尼克來說，他的主要區分是極權主義還是反極權主義。他經常被問及KOR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他從朋友那里借來的兩句話回答他們。第一，“我們不是來自左派的或右派的陣營，我們來自集中營”；第二，“我們是全新的”。在意大利他反復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意大利的工人是否準備支持波蘭工人？”因為波蘭工人正在反對意大利工人所支持的共產主義陣營。回國之前，庫隆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帶一個油印機回來，米奇尼克認為庫隆“瘋了”，“在波蘭什么地方可以藏這樣一件玩意兒？”

　　從巴黎、羅馬、倫敦、漢堡喝完香檳回來僅僅兩個星期他再次被捕，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沖擊。盡管他用民間的老話“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來替自己打氣，他還是感到很不好受。這次是因為一個學生也是KOR的合作者被殺害，他們去參加了他的葬禮，返回的路上汽車就被攔截。這是1977年5月，被捕引起了知識分子團體廣泛的反對逮捕的抗議，關了兩個月就釋放了。但是這樣的規定卻遺留一段時間：每兩個星期之內，他就要在監獄里呆上48小時。它的討厭之處不是呆在監獄里的時間，而是等著被投入監獄的時間，因為你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這種麻煩的情況毀了我的性生活”，他說。直至80年投入團結工會之前的這段時間，除了KOR的活動，米奇尼克還幫助建立了一個獨立出版社，幫助“飛行大學”展開活動（在人們家中或別的地方開設被禁止的課程）。

　　1980年庫隆在華沙的一次會議上問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為那兒船廠的工人們正在舉行罷工，是由一個叫做Bogdan Burusewicz的KOR成員組織的，米奇尼克欣然前往。他力圖說服工人們作出某些讓步。但于1980年8月，他和其他幾個人又被抓，船廠的工人們開始了規模浩大的聲援運動，團結工會誕生。結果不僅是釋放了這幾個人，而且爭取到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在那段時間內，直到今天，我們都認為團結工會是我們（KOR——筆者）的孩子，盡管是非法的孩子。”1981年，KOR宣布其作用將由團結工會取代。米奇尼克和庫隆都加入到團結工會的運動中來。

　　在這個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性的聲勢浩大的工人運動中，米奇尼克如何給自己定位？如何和工人出身的瓦文薩擺正位置？“瓦文薩是一個運動的領袖，而我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他仍然從一個異議者立場來作出判斷。當被問及在團結工會的“日常工作”時，米奇尼克答道：“我處在一個反對瓦文薩的小圈子里。”他擔心瓦文薩和政府之間妥協太多，防止將團結工會變成一個納入現存制度組成部分，同時嚴厲防止瓦文薩把自己凌駕于團結工會之上，成為一個新的權威，從而把該組織變成一個新的專制組織。在他認為，團結工會的經驗，是他們所有有關民主、自由、尊嚴、判斷的學徒期。選擇當團結工會的反對派，這使得瓦文薩很惱火。與此同時，政府也要求瓦文薩跟米奇尼克、庫隆這樣的知識分子保持距離。而米奇尼克身上恰恰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性格，他堅持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乃至后來瓦文薩私下對米奇尼克說：“你知道，亞當，我佩服你。如果我是你，就要擰斷像我這樣家伙的脖子。而你是圣徒，你讓我活著。”這種情況一直到1981年12月雅魯澤爾斯基宣布軍管，把米奇尼克、瓦文薩、庫隆這些人通通關進監獄而告終。從監獄出來后的一度時期，米奇尼克和瓦文薩好得像“同性戀“似的。

　　軍管之后米奇尼克又被關了兩年八個月，盡管實際上并沒有審判。1983年底，當時的警察頭子讓人帶信米奇尼克可以選擇去里維埃拉過圣誕節還是繼續留在牢里過上幾年。米奇尼克回信道：“如果是你，你會選擇里維埃拉，這就是我和你的區別。你們是一些豬，而我們不是。我愛波蘭，即使在牢里。我不想離開波蘭，別打這主意。”這封信被自由歐洲電臺于圣誕節廣播之后，波蘭人也聽到了，從此再也沒有人說米奇尼克是猶太人，因為他已經顯示了對于波蘭的忠誠。這次出獄六個月之后，米奇尼克又被判了三年。對于這段經歷他自己的評價是——“為了團結工會十六個月輝煌瞬間，付出六年的代價是值得的”。

　　在接受法國68年人Daneil Cohn-Bendit 訪談中，他捫心自問“作為一個68年的老兵”，他是否做到了首尾一貫？回答是肯定的：“我始終堅持反權威的理想。這是我反對共產主義的原因，也是我反對瓦文薩的原因。”法國人對他說“我們是在不同的層次上作戰。我剛不久前在西方說你是我最尊敬的同代人之一，但是我必須說，我不知道假如我在波蘭我是否有勇氣像你那樣行動。我太熱愛生活以致不能清醒地面對監獄的威脅。”米奇尼克說：“我和你一樣熱愛生活，所以殉道者的頭銜根本不適合我。”“我并沒有想要坐牢，我是被強逼的。一個君子總得始終做一個君子，甚至是在屎尿中行走。”但同時他承認關于“殉道者”的說法有一點是真實的：“如果你捍衛一種理想，那么你首先要讓它實現，用你自己的行為表明你相信它；換句話說，你要讓它得到見證。”

　　1991年瓦文薩當上總統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國會議員，但不久后辭職，主編波蘭最大的一份報紙Gazeta Wyborcza至今。在這份報紙上，他依舊批評現政權，依舊批判波蘭社會。1999圓桌會議10周年之際，當年的原班人馬在美國舉行了紀念（瓦文薩沒有到場），米奇尼克受到了比現任總統、總理更大的歡迎。

二 立即動手重建社會

　　1985年米奇尼克的《獄中書簡》出版時，他仍未獲自由。為該書作序的美國作家、反核活動家Jonathan Schell在序言中寫道：同時具有反思行動的寫作能力和直接參與行動是不多見的——寫作要求孤獨，而行動要求和他人在一起。而米奇尼克能夠做到這一點，應該歸因于權威幫忙的結果。因為他們反復地把他投入監獄，而這期間成了米奇尼克寫作靈感煥發的時刻。這就決定了他的寫作仍然深深嵌在行動的框架之內，他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而是為了行動而寫作，他直接面對我們應該如何去做。

　　寫于1976年10月的文章《一種新的演進》，可以看作米奇尼克思想和行動的開端。實際上，所有這些都涉及一個對形勢的判斷，即我們在什么樣的環境下行動，我們（可能）具有什么樣的空間。對于當時波蘭的政治形勢判斷，米奇尼克的結論是——在可以預期的將來，波蘭不可能出現一個戲劇性的變化。由于波蘭沒有強大的軍隊，所以波蘭必然處在擁有核武器的蘇聯的控制之下，事實上，沒有一種力量可以和這種龐大的軍事力量相抗衡。想要贏得一場對于蘇聯的軍事戰爭這是毫無希望的。因此，對于想要改變波蘭現狀的人們來說，并不是十九世紀左派的“改革”還是“革命”的問題。“要相信通過革命和自覺組織的行動來推翻某個專制，即非現實，也是十分危險的。”4在短期內，完全看不出來蘇聯想要放棄對于這個地區的全面控制，如果蘇聯軍隊不可能趕出波蘭，蘇聯的政治結構仍然保留，波蘭的政治格局將會一如既往，極權主義也將延續。

　　在這個意義上，米奇尼克同意當時人們談論的第一點——不可能戰勝龐大的軍事和警察的力量；但不同意另外一點：所有的抵抗都是毫無意義的。只是這種抵抗要獲得一個全新的起點。米奇尼克分析了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度占據上風的改革派“修正主義”（revisionist）和“新實證主義”（neopositivist）。前者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之內，試圖賦予馬克思主義以人性面孔和其他別的解釋，把共產主義制度加以松動和自由化；后者主要與波蘭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態度有關——雖然反對共產主義但尋找一種講實效的途徑通過與其合作來限制它。修正主義忠實于圣經（馬克思主義）但是以自己的方式來闡釋它，而新實證主義追隨教堂（效忠于蘇聯）卻希望它遲早完蛋。這兩者都是在體制之內的運作，都有了自己有限的積極成果。然而非常致命的是，它們歸根結蒂在“勃日涅夫教條”的框架之內解決問題的取向，使得他們在真正的群眾運動面前失去了應對能力及自身存在的意義。譬如修正主義之于1968年的民主運動、新實證主義之于1970年的工人罷工，都不能最終選擇自己是站在使用武力的一邊還是遭受暴力的一邊。結合中國八十年代的人道主義和九十年代的實用主義，部分地可以加深理解波蘭的這兩股思潮。

　　米奇尼克旗幟鮮明地指出今天的反對派和往日的改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相信演進的綱領必須在獨立的公眾（an independent public）面前提出，而不是提供給極權主義的權力。這樣的綱領必須指引人們如何去做，而不是說掌權者讓他們如何改進。對權威來說，沒有比來自下面（from below）的壓力更能夠引導他們。”5在這一點上，可以說米奇尼克完全是新一代的做法，在他頭腦中，不存在一個需要不斷加以關注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不需要明里暗里不斷關注他們的行為、動向，希冀最終由權威作出關鍵的變動，從而引起預期的社會效果，或者借此作為自己政治賭博的押寶。采取和皇帝一道進餐的人仍然將皇帝看作唯一的權力資源，他將依據皇帝的臉色、皇帝的將要收獲什么而行事，甚至皇帝所擁有的某個怪癖，也成為這些人關心的對象和行為的依據；而采取獨立行動的人們相信還有別的權力資源，他的席位不是在皇帝的餐桌上，而是在自身的行為當中，這樣的行為不需要皇帝來欽定，不需要皇帝賦予其意義，而是自主的和自我賦予的。說米奇尼克是個言行一致的人，這是鮮明的例證：既然是搞民主，就意味著眼光向下，意味著立足自身，立足于和自身一樣獨立的人們，他和這些人們的行為便是一個富有意義的起點。他這樣的行動可以從任何地方、任何人們那里開始，而且可以馬上就去做。當然，蘇聯軍隊暫時不可能被驅逐，那么在十個人聚集在一個家庭中聆聽被禁止的關于波蘭歷史的講座如何？這個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及其渠道是不可能改變的，那么，由一小組工人寫出他們工廠和他們生活的真實報告如何？而當全國千百萬人拋卻恐懼，在全國范圍內采取地方性的行為又將如何？用米奇尼克的朋友Irena Grudzinska-Gross的話來說，是“一種超越政治地平線的限制但卻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理界限之內的努力。”6

　　這一套表述在起點上和我們已經熟悉的哈維爾有著非常接近之處。與哈維爾不一樣的是，哈維爾更強調從恢復個人的尊嚴道德開始沖擊極權主義無所不及的控制——如果說，極權主義如此踐踏了個人的良心，那么從恢復個人的良心開始即開始一場革命；歷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把眼光更多地落在了社會領域，他呼吁的是不是作為個人的行為，而是建立社會的自我組織，倡導創立社會的獨立組織，讓社會自己承擔起自身和自身的命運。極權主義曾經以一種非常嚴厲的方式壓抑社會及其各種組織，但是到了極權主義時代后期，在蘇聯控制下的波蘭政權和波蘭的當代社會生活之間，實際上存在一個有待發掘的空間。就權力方面而言，它當然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控制，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它已經做不到它曾經做到的，它的控制變得不那么有效，從它自身的利益出發，它變得被迫向社會妥協，或者有可能出現這種妥協。另一方面，組織起來的社會也并不尋求推翻政府，而首先是社會的自我擔當，承擔和改善社會和人們的具體處境，然后才是和政府協商，尋求與政府的對話和互相承認。米奇尼克最終希望出現的是一個“雜交品種”，政府能夠認可和接受沒有同他一道進餐的人們，承認和接受社會的獨立機構。這便是“新演進”的內容。在這篇文章的結尾，米奇尼克指出了擔當這種“新演進”內容的三種力量： 首先是工人階級 ，與被當作奪權和維護政權的領導階級的作用不一樣，米奇尼克的工人階級是建設未來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來自工人階級的壓力是朝向民主的公眾生活演進的必要條件。”7其次是天主教會，這是米奇尼克根據波蘭的特殊情況作出的判斷：“大多數波蘭人感覺和教會很親近，大多數波蘭牧師有著很強的政治影響力。”第三則是知識界，知識界在這場新的變革中的角色為“提出綱領和捍衛基本原則”8(defend the basic principles)。也許他們的聲音是弱小的和零星的，但是他們組成了一個獨立的公眾輿論。在這個隊伍中也許還有別的人加入，比如前修正主義者和前實證主義者，他們當中有些人在1968年事件之后明白過來。

　　米奇尼克本人帶頭實踐了這個“新演進”的綱領——他和庫隆并肩做成的 “保護工人委員會”（ KOR）是一個由知識分子為中堅的幫助工人的組織。（它令人想起捷克“七七憲章”之前，哈維爾他們有過一個“保護受不公正起訴的人委員會”）它宣稱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政治的”而是“社會的”，服務于這樣一些十分具體的目的——在經濟、法律和醫療方面，給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受到政府壓制的工人家庭以援手，想辦法弄錢給那些失去父親的家庭，并幫助遭受審判的工人尋求有利的證據。在一些持異議者的眼中，KOR的人們甚至被譏笑為“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s’），但是這并沒有使得他們免遭政府的整肅，顯然政府不這樣看待他們的行為。任何超出極權主義政權原先的工作范圍的做法都被看作是有敵意的，是一種故意為難和對抗。結果，KOR的成員很快遭到了來自政府的報復：丟掉工作、被逮捕、遭受毒打等等，總之是失去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也許只有偉大的目標才配遭此待遇，而KOR的目標則是渺小的。同時，在KOR組織內部這樣的一些做法也是開先河的：一、公開化。KOR成立時，不僅公開其成員的名字，而且公開他們的地址和聯系方式，他們所有的行動都是公開的。二、真實性。在KOR發表的所有公開文件中，要求自己的觀點開誠布公，并十分注重事實的準確性，這一點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行動的自主性。這是他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同時也適用于KOR成員內部。于其中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一個新的起點，發揮他們最大的能動性和首創精神。用米奇尼克的朋友、KOR另外一個重要組織者Lipski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原則——如果有人想要做某事而這并不有悖于KOR的原則，那么他會得到允許追尋他們自己的理念。這就是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人們的首創精神和激情推動下完成的，能夠達到最好的效果。”9四、互相信任。“在共識之內信任每一個人”，這是作為一項原則確立下來的。這四項基本政策歸結起來，就是不搞陰謀論，不搞權力中心論，不存在一個更為強大的意志在某處發揮作用。任何起點都被認為有它自己的理由、過程和收獲。這就決定了這樣的組織可以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在組織上它看似松散的在精神上它卻是有力的，它把不同的人們在共同的理念上聚合起來，具有一種真正的開放性：“KOR 的一個長遠目標是促使不同地區產生獨立自主性的新的中心 ，促使更多的KOR式的獨立社會組織的出現。不僅是KOR同意他們的獨立性，而且是要求他們成為獨立的。”10（Lipski）。前面提到的較早時候格但斯克船廠工人的罷工（在團結工會成立之前），就是一個KOR的成員在那兒組織的。1980年8月，KOR宣布將自己的活動并入團結工會，這四項基本政策也仍然保留。

　　米奇尼克愛用一個詞“修辭學”，即不僅在目標上和過去作一個了斷，而且在全部“修辭學”上幡然一新。古典革命的教條告訴人們，革命就是獲取權力，先抓住國家權力，然后再去建設社會；新的做法是鼓勵人們把“權力”和“社會”區分開來，將權力的問題放在一邊（留給國家），按照你認為理想的社會先做起來；舊意識形態許諾人們一個美好的未來，為此現在必須苦苦等待和忍受，新的做法是立即去做你認為的好事，“不是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為了美好的今天”（米奇尼克）11；鐵的歷史規律提醒人們不要頭腦發熱，不要在“無情的事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新的做法是“如同……（as if）”，即如同現在已經是一個自由社會那樣去做，在一個非公民社會中首先做一個好公民：你不是你相信言論自由嗎？那么，請自由地說吧。你不是熱愛真相嗎？那么公布它。你相信一個開放的社會？那么，開放地去做。你不是相信一個體面而富有人性的社會嗎？體面地富有人性地去行動吧。政府將在未來證明自己是對的，而你于現在就可以證明自己是個什么樣的人，顯示出你的忠誠、勤勉、正直、智慧。而一旦人們開始“as if ”地行動，這個“as if ”就好像融化了，某些不可預料的事情發生了，原來使得人們陷于癱瘓的那些理由有許多僅僅是心造的幻影，人們感覺事實上踏入另一個空間，感受到一種自由的氣氛。盡管這只是“接近”行動， “as if” 那就是行動本身，并打開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如果你做起來，你機會覺得這個“as if ”并不是“偽裝”，只是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你周圍已經存在的某些空間。最早的持異議者、KOR的另一位組建人庫隆說過：“不要打倒委員會，而是建設你自己。”12還有一個令許多政治家頭疼的問題——目的和手段。傳統上所鼓勵的做法是——為了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但在波蘭反對派這里，目的和手段得到統一，每一個手段同時也是它的目的。如果你正處于建設社會的開端，你怎么可能允許你的行動被殘酷、欺騙所污染同時也是污染社會？

三 將對方當作對手而不是敵人

　　哈維爾曾經澄清過“反對派"(opposition）包括"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這樣的概念都是來自西方，并不能說明當時捷克社會中那些試圖說出自己真話及周圍環境真相的人。“反對派”起碼要有一個自己的綱領，但聚集在七七憲章旗幟下的人們，他們只是想讓已有的憲法得到落實。一直到1989年12月天鵝絨革命的前夜——1989年10月，捷克的“公民論壇”組織成立，這才是被認可的捷克第一個 “反對派”組織13。波蘭人的說法不一樣。米奇尼克和他的伙伴們從一開始就確認自己是“反對派”，是“民主的反對派”（democratic opposition），他們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有關將來要建成什么社會的前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米奇尼克“公民社會”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實際上是重合的。它意味著承認社會不同利益、不同宗教、不同身份的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他們之間的紛爭只能通過民主的程序而非暴力來解決。那是一個仍然充滿矛盾沖突的社會，只是處理沖突的方式和當下他們所處社會大不相同。這一點決定了團結工會作為社會抗議運動在歐洲近代社會運動歷史上完全不同的起點：“我認為團結工會為歐洲文化帶來了全新的東西，它從一開始就是超越烏托邦的。……團結工會為之奮斗的公民社會本質上是不完善的。這對我很重要。在12月13日（指1981年底波蘭軍管當日——引者）之后我在牢里寫的所有文章都在捍衛這個觀點。我們不能為一個擺脫了沖突的完美社會而奮斗，那是一個充滿沖突的社會，但其中的沖突可以在民主游戲的規則之內得到解決。”14米奇尼克在一處稱之為“托克維爾意義上的公民社會”15。1988年在回答那位后來為哈維爾寫傳記《一出六幕政治悲劇》的美國人Jone keane的提問“公民社會是一個18世紀的概念如何運用于今天？”時，米奇尼克答道：“在極權主義秩序中，國家是老師，而社會是教師里的學生，有時它就轉變成一個監獄和兵營。相反，在公民社會中人們并不想要成為一個學生、戰士或奴隸，他們像公民一樣行動。誕生于18世紀之末公民社會的概念是作為反對封建制度提出來的，20世紀末的共產主義制度是一種更野蠻的封建社會。因此反對極權主義的反對派起用這個古典概念為一個民主秩序而斗爭，就不奇怪了。其關鍵是，作為公民，我們這些民主反對派再也不想被當作小孩或者奴隸來對待。反封建運動的基本原則是人權，即每個人擁有和君王一樣的權利。我們希望每個人享有和雅魯澤爾斯基一樣的權利，受法律條文的保護。”16

　　在這個意義上，不管是KOR還是團結工會，都是通向這種公民社會前景的途徑和努力。在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民主運動的不同之后，米奇尼克指出捷、匈的變革部分起源于共產黨內部，而波蘭民主運動起點全然是在黨和權力之外的某個地方，是“草根的運動”，（a grass-roots movement）,它不由權力來引導也不受它權力的保護，從一開始，其做法就是政治性的，是對于現有政治框架的沖擊，是在現有的框架之中加進一個異數，在不存在反對派的環境中充當反對派的角色。這種沖擊并不意味著陷入毫無目的、隨時隨地的那種沖突，目標的清晰決定了他們行為的自覺和界限。“大多數自發的社會運動（除個別的以外）陷入一種日復一日地和權威不停地沖突之中——并不擁有一個具體清晰的前景，或制定完成的與共產主義制度共存（coexistence）的概念。它允許自己被微末枝節的事件所激起，拖進非本質的沖突當中，它自身經常是混亂的和不徹底的；它不熟悉對方和對方的手段。團結工會知道怎樣出擊而不是怎樣一味忍受；知道怎樣打蛇打七寸而不是退卻；它有著總體的理念而不僅是一個短期行為的計劃。”17于其中他再度聲明團結工會不僅不是要推翻現政權，甚至沒有要求取代共產黨在造船廠工會中的位置：“讓我們再重復一次：團結工會從來沒有想要排除共產黨的權力，不想排斥它在國家造船廠中的控制”18，盡管統治階層的宣傳機構經常把他們說成那樣。當團結工會面臨官方這樣那樣的指責時，聽聽團結工會對官方的“指責”也是很有意思的。“黨的宣傳機構指責團結工會是一個政黨而不是一個勞動者聯盟；團結工會建議黨應該變成一個政黨去尋求自己的社會信任，而不是將自己停留在政府和黨的官僚主義的勞動聯盟。”19米奇尼克進一步稱他們的事業為“自我限制的革命”（ self-limiting revolution），最大的限制就是雅爾塔條約所規定的政治格局，這個條約將波蘭劃作蘇聯軍事力量控制的范圍之內，簡單地說，所做的一切不要故意激怒那位超級鄰國，從而把波蘭推進更深的災難之中。“倫理并不能成為政治綱領的基礎。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波蘭和蘇聯關系的前景。”20“自我限制是一種政治哲學；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我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知道不可能打贏一場對蘇聯的戰爭，我們的機會依賴于蘇聯對于占領波蘭的恐懼——不要把波蘭變成第二個阿富汗。21

　　除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米奇尼克用的另外一個詞是“妥協”（ compromise），在很大程度上，“妥協”是米奇尼克政治生涯中真正的個性化簽名。“妥協”的起點和“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樣的，內涵比“自我限制”要來得更加廣闊，它是從今天的社會通往明天的社會的接合部：“我的妥協圖景其起點當然是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學的現實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從波蘭趕走蘇聯紅軍。但是它還建立在這樣確信的基礎之上——多元化的民主需要妥協來面對復雜的現實。”22在1980年底團結工會取得決定性勝利（取得了合法地位）之后，米奇尼克有一篇名為“希望和恐懼”的文章，呼吁團結工會應當調整自己的位置，減少罷工或避免以罷工作為威脅，以自己的理性喚起政府的理性。“如果僅僅以罷工或以罷工相威脅才可以迫使政府理性地行動，這種形勢是一種社會性的危險，因為這迫使團結工會組織者以罷工作為一種武器。要求增加工資或其他情有可原的事情，而頻繁地使用罷工武器會導向混亂和國家機構的分崩離析，乃至導向誰也不能控制的一種沖突。如何來避免這種情況？我認為除了把社會調和（social accords）制度化別無他法，為談判和妥協、也為獨立的公眾輿論創造一張形式上的網絡。”23他勸導人們信任政府，在現政府全能的意義被削減之后，還政府以政府的尊嚴：“政府必須獲得信任——不是作為前專制者的角色，而是作為一個對手。開誠布公地說吧，如果政府不被團結工會信任，那么也不被人民信任。……政府最大的敵人不是民主的反對派，而是他們自己——他們的沒有效率、懶惰和愚蠢。人們怎么可能理解政府對于電影“1980年的工人” （一部罷工談判的年表）所下的禁令？沒有一個KOR的出版物中，如此傷害政府，如同它如此不假思索地侮辱人們真摯和誠實的要求。”24

　　下面這段話，更能夠表明米奇尼克的“妥協”立場，不僅是政治上的倫理或策略，而且是對于民族共同命運的高度自覺和強烈責任感，“我提倡和政府的一種妥協，和這個我完全不喜歡的政府妥協。這個政府的政策對我完全不存在吸引力，但是對我們來說，它就像一貼膏藥對一個斷了胳膊的人來說，即沉重又必不可少。新的形勢要求所有人——當權者和我們——嚴厲地修正我們的想法。有理由提出僅僅適合我們自己的一條道路——我們的獨立自由所需要的冒險。而現在我們的民族面臨“活還是不活”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去考慮問題。一個人可以不喜歡當權者，但是不能不把他作為一個談判對手來接受。寫下這些話對我并非易事。對于他們的了解無法令我抱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新的逮捕和每日的欺詐使得坦率的對話成為不可能。權威的虛弱通過夸大其詞的宣傳和偷換形勢分析的對象看得出來。黨的書記Stanislaw Kania令我想起一艘沉船上的船長，明明坐在一張木排上面卻要求一只巨大的橫渡大洋的飛船。……無論如何，我要求妥協是因為我們在同一張木排上漂流。在它上面，我們也許都會沉沒。但是我相信我們不會沉沒。我相信，通過智慧和勇氣我們可以在妥協的基礎上重建秩序。”25，關于 “同一張木排”的表述，在89年革命之后得到了進一步的延伸。

　　當然，妥協不是一廂情愿的，更不是投降主義的。在要求妥協這一點上，米奇尼克不惜調轉話筒，向權威發出同樣的呼吁乃至逼和。1988年在回答那位美國人約翰•肯尼提出的在波蘭新的妥協如何達成時，米奇尼克旗幟鮮明地指出：“這個問題得由雅魯澤爾斯基來回答。他必須決定他是否進入和團結工會的對話還是像哥繆爾卡或蓋萊克一樣被丟掉一邊。我看沒有別的選擇，他也許再拖另一個兩三年。波蘭民族可以等這么長時間，但我認為雅魯澤爾斯基沒有這么多時間了。權威們認為他們手中有武器就可以為所欲為，蓋萊克的例子表明，這不是真實的。雅魯澤爾斯基必須作出決定：他是作為軍事法的頒布者進入歷史還是作為新的妥協的聯合設計師。所有跡象表明，雅魯澤爾斯基的政策是以蘇聯改革的崩潰為前提的。他是他自己歷史的囚徒，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妥協，波蘭新的妥協就會要求他放下權力。瓦文薩說過，有些人必須為這個國家負起責任。這就是為什么團結工會總是為了妥協伸出手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妥協，但是我們不會同意投降主義。我們將繼續呼吁妥協以妥協解決問題，但是以全部不妥協的方式來進行呼吁。也許我們將不得不再次走向街頭。但如果這是必不得已的，我會感到又浪費了一次機會。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相，盡管這個真相令我的朋友和權威都感到不舒服。這個真相是——如果我們再次被逼上街頭，那么肯定要流血。我將做每一件事避免這種可能性。并且我有這樣的感覺，要加以避免的事情，恰恰只有雅魯澤爾斯基的愚蠢使之成為可能。”26

　　1992年米奇尼克同這個雅魯澤爾斯基有過一個長談，后者關了他近六年，這場談話的標題是“我們可以沒有怨恨地談話”，在涉及1981年底的軍管時，雅魯澤爾斯基解釋那是由于擔心蘇聯軍隊出兵波蘭。他問米奇尼克應該如何來分派責任。米奇尼克答道：第一，當權者有其不可推卸的罪責，因為他們一群暴徒，從一開始就想把我們攔在所有柵欄的后面；第二，我們也應該受責備，我私下里和庫隆說過，我和他都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庫隆認為那時就可以自由選舉，而我則認為當時就可以由共產黨和團結工會分別搞兩個議院；第三、1991年春天我在莫斯科對俄國的民主派說：“你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和戈爾巴喬夫達成協議，因為如果蘇聯實行軍事法，他將得到西方的支持。你們必須停止去想自己是如何正確和怎樣保護自己的位置。”這些想法出于“我自己這方面對于波蘭實施軍事法感到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創造一種對話的語言。如果和解破裂，每一個人都有責任。”27因此——米奇尼克接著說——在89年圓桌會議時，他意識到自己的政治位置扎根于1980－1981年和解破裂的記憶之中，意識到現在正是他自己的責任，記住此前是怎么失敗的和使得新的妥協成為可能。

　　1989年2——4月的圓桌會議，是波蘭當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波蘭共產黨（統一工人黨）和團結工會的代表們汲取了以前的教訓，終于坐在一起，經過艱苦談判達成協議，包括重新承認團結工會的合法地位，吸收反對派參政及進行非對抗性的議會選舉，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確立市場經濟等項政策，完成了波蘭的“天鵝絨革命”，也是1989年中東歐地區政治多米諾骨牌現象的第一張牌。米奇尼克談及此不無自豪地說：“我很高興自己能夠為沒有流一滴血而完成的轉型出一份力量 ”，同時他也承認“如果我拒絕承認我們的前統治者所作的貢獻，從我的角度也是非常不適宜的。”28

四、“我們只有一個波蘭”

　　在回答約翰•肯尼“什么是你的民主概念？你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波蘭傳統的特殊成分”時，米奇尼克承認自己“波蘭民主傳統的孩子。”他提到四個當代波蘭人極大地影響了他對于民主的理解。他們是：作家和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詩人齊別根鈕•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1998）、哲學家Leszek Kolakowski（1927——）和神父Karol Wojtyla（1920——），“在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政治家或者政治活動家，這也許能說明為什么我認為民主并不是建立在唯一的政治原則的基礎之上。”29這個名單表明了米奇尼克民主思想深邃復雜的面貌。這些人都是波蘭現代知識分子，在他們身上體現了現代波蘭與這個世界對話開放的一面，比如強烈的個人主義文化特點；但同時他們都是從深厚波蘭文化傳統中走出來的，在他們本人及其作品中，回響著傳統波蘭文化、歷史那些永恒的和沉重的話題，傳遞著傳統波蘭人忠誠和剛正不阿的精神品格。米奇尼克將這些不同的取向結合在自己身上。一方面，他有著全部現代民主、現代個人主義思想，另一方面，他有著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自覺地承擔本民族的命運。那位法國“68年人”Daniel Cohn Bendit一上來就問他：為什么你在談到自己時總是讓人們記起你是一個波蘭人，而我則從來沒有感到和自己民族的聯系這么重要。米奇尼克答道：我認同波蘭人民，是因為我認同所有那些弱小的、被壓迫和被侮辱的人們。如果波蘭是一個超級大國，而我將會是一個吉普賽人。

　　作為受歐洲戰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在米奇尼克那里不存在一個抽象的目標，他面對的永遠是那些具體的人們。“對我來說，民主涉及到人們的狀況和人的權利。”30具體的人們總是千差萬別的，不是一個模子鑄造出來的，他們即非純善，也非純惡；即非天使，也非惡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種尺度來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劃分進來，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們中間制造對立。1979年他寫過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長文《蛆蟲和天使》，詳細清算了那種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蟲”這個詞是在他之前一位波蘭作家Wierzbicki用的，此人寫了一篇文章“論蛆蟲”，用諷刺的筆法列舉了人們的種種自私和偽善，他們如何將自己的處境合理化而逃避責任。米奇尼克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他那些用Wierzbicki的標準看來是“蛆蟲”的波蘭歷史上的人物，同時也有其高尚行為的一面。那種非此即彼的截然劃分不僅不適用于波蘭歷史，尤其不適用于波蘭現實。米奇尼克分析了波蘭現實中不同的人們，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時面臨著善和惡的選擇，有可能成為善者或者惡人。對于當權者來說，是考慮自己是否更加殘暴兇狠還是走向務實和人性化；對于介乎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人們比如一個教授來說，他是否能寫出一份關于法庭審訊的實事求是的報告；對于反對派活動家來說，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協議上簽名而這可以放他去國外。在這個過程中，隨時可能出現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變化，關注這些具體的進展，比關心劃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有意義得多。大多數與體制“合作”看似被動消極的人們，實際上起著一個看不見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盡管警察玷污了我們的生活，在波蘭我們仍然感到強壯和確實是強壯的，那是因為我們享有我們社會廣泛的道德和物質的支持。我們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們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棄他們的事業或擁有相對比較穩定生活的人們的支持，那些很少選擇在一封抗議信上簽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們決定了Radom和Ursus地區保護工人行動的成功。”31對這樣一種極端的說法，米奇尼克給予了迎頭痛擊：“ Alekander Wat曾經寫道，生活在斯大林統治下的國家的知識分子應該怎樣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亞說的：‘他們必須去死’。也許這是一個正確的答案。但是我相信這個答案讓這個人自己消受好了，這是一個人僅僅能夠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種僅僅要求他自身的犧牲。”32反過來，對于那些不同于周圍過著舒適生活的人們，那些寧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價，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蘭的人們——他們的反抗的行為對于周圍人們或多或少是一個驚擾——應該怎么辦呢？米奇尼克從普通人的立場上代為答道：“我們必須學會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并教會他們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必須學會不同的妥協藝術，否則真正的多元話將成為不可能。”33

　　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對待前共產黨人，對反對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對米奇尼克來說，它是一個新的課題也是一個老的話題，全部結論可以從他在這之前的所作所為中引申出來。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讓原先對立的人們仍然能夠共同相處？如何避免社會不要因為怨恨而陷入一種可怕的復仇情緒，這一回輪到米奇尼克們來實踐了。從總的大背景來說，米奇尼克呼吁人們公正地對待歷史，公正地對待共產黨人和其余人們：“共產主義者并沒有壟斷所有的惡行，而其余我們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們必須從整體上檢視我們的歷史。存在不同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對波蘭歷史作出了不同的貢獻。我不想混淆那個時期善和惡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稱他是無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稱他是“歷史之善的承擔者”？”34他呼吁人們不要忘記自己曾經生活在同樣的環境當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們需要談論和寫作過去，我們需要平靜地討論它們。我們也需要在頭腦中接受這樣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還將自己當作一個處女，這是不合適的”。35“我們沒有另外一個波蘭”。另一方面，在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之后，人們有權要求伸張正義，有權要求清算過去，要求在善和惡之間劃上一條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義的終結和復仇的開始？”1992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維爾的長談中，將這個問題推上了首位。他們都承認這個問題把他們帶向一個“腹背受敵”的兩難境地——如何讓正義得到實現，而不制造新一輪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對立？

　　這兩位不約而同地都主張用法律來解決問題。哈維爾說“所有這些改變的本質，是引進法律條文，而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開始。”36米奇尼克說：“許多共產黨人在我們周圍，他們擁有和我們一樣的權利去生活。如果他們犯下了罪行，他們將像其他罪犯一樣受到懲罰，但如果沒有，便不能因為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內屬于共產黨而歧視他們。”37這兩個國家具體的做法還是有較大的不同。波蘭沒有專門針對前共產黨人的法律或有關規定，波蘭人提出的是““粗線條”政策，舊政權人員是否保留在新政權之內是根據他們的能力，而不是過去。而捷克則通過了一項“祛除法”(lustration),對前共產黨人是否留在新政權內做了很多規定，比如什么樣的人在五年之內不許進入公共機構。在談論中，哈維爾的國際事務發言人Sasha Vondra指出這是新教國家和天主教國家文化區別所致。哈維爾認為這兩種做法走向極端都是危險的。“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一旦我們切斷了和我們自己過去的聯系，就要付出昂貴的代價。……然而同時，我們不能打開無法無天的復仇和迫害之門，這將會出現我們稍后談到的另外一種現象。這種態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經出現過好幾次。我記得戰后不同的復仇者，其中最積極的人通常私下里有著最不可外揚的勾當。”38實際上，哈維爾對“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評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論的是哈維爾、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權的嚴重受損害者，事關他們本人這是難題所在。這兩位前共產黨的囚犯是這樣開始他們的談話的——哈維爾先發問“亞當，好像你要審訊我三個小時？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談上三個小時。”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經驗，對于你這樣一個多次接受長時間審訊的重罪犯來說，這不算什么。”他們如何對待自己給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礙的人？而歷史證明這些人完全錯了甚至是罪犯？這個問題并不像想象的那樣涉及個人報復；相反，如果他們可以寬待迫害他們個人的人，他們個人的尺度是否適用于更加廣泛的社會？哈維爾舉了一個例子談到他本人對待這種事情的。他剛當上總統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單，那上面寫著所有曾經向當局告發哈維爾而現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單，哈維爾當即把它扔掉了。“我個人傾向于讓事情過去。我可以讓自己和整個事情保持距離。因為我曾經掉進他們手中，我知道他們的做法多么毀人。”但是“作為總統，我必須考慮社會需要一條分界線……有些人的整個生命、他們的家庭生活都被舊政權踐踏了，有人整個青春都在集中營里度過，他們無法讓自己與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們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從中解脫。”“對待這種事情，我不能像對待那張寫著‘我的’告密者的字條一樣處之漠然。”“我感到沒有必要去報復，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官員，我無權宣布一個建立在其他人（行為）之上的總的大赦。”39米奇尼克也不無痛苦地說：“我在監獄的時候，有兩件事情我對自己發過誓：第一，永遠不會參加一個老戰士組織，它給那些反共產主義制度作斗爭的人頒發獎章；第二，永遠不尋求報復。但是我經常對自己重復赫伯特的詩句，‘永遠不寬恕，因為你無權以那些人的名義來寬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們注定要遇到這種難題，我們可以原諒加諸于我們本人身上的過失，但是無權原諒加諸于別人身上的過失，而人們有權要求正義。”40

　　前面提到過米奇尼克曾經和雅魯澤爾斯基的“沒有怨恨“的長談。米奇尼克對雅魯澤爾斯基種種寬容的做法被質疑為：“是不是勝利者對于被打敗的人表示的寬宏大度？”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寫過那么多關于雅魯澤爾斯基可怕的東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個是負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敵。當時他通過軍事法而統治波蘭。后來是圓桌會議，和打開通往民主的大門。我開始以更心平氣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條件和可能的動機。當然，雅魯澤爾斯基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作為他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個人怨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詛咒他和其他的共產主義者多年所做的？他們反對一個波蘭的原則，反對波蘭屬于我們所有人。本質上，他們想要一個波蘭，于其中沒有我這樣的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們的位置。我則經常寫道需要一個共同的波蘭。我經常說，我們僅僅擁有一個波蘭，我們必須學會生活在一起。所以，這是我的真理時刻。”41他還說“許多年以前，保羅二世宣稱：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須顯示我們的仁慈。我認真聽了他的話。”42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波蘭，這里是我們共同的家園，不可能把它分為共產主義或非共產化的不同的行政區。我們必須找到一種語言，它將幫助我們一道生活在我們共同的波蘭。”43米奇尼克認為今天自己主編的報紙Gazeta Wyborcra正是“在創造一種共同語言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他認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個“波蘭知識分子”。

　　
注釋：

　　1、 第1、2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Republicanism Democracy，“libera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edited by April Carter and Geoffrey Stokes ,Cambridge:polity Press;Malden,MA : Published in the USA by Blackwell,1998，p52、p55。

　　2、 第3及“動蕩起伏的生涯“這一部分所用材料均來自“Anti-authoritarian Revolt: A conversation with Daneil Cohn-Bendit ”見“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29——67。

　　3、 第4、5、7、8、11、17、18、19、20、23、24、25、31、32、33見“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essays”，Adam Michini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85，p142、p144、p144、p145、p148、p29、p30、p34、p92、p115、p115、p116、p189、p184、p190、

　　4、 第6、9、10、12轉引自Jonathan Schell為《獄中書簡》所作的序言，同上書pxxiv、pxxviii、pxxix、pxxxi。

　　5、 第13，這里涉及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不同的民族在為爭取民主作斗爭時，所使用的語言或資源可能是很不一樣的。一位1959年出身的捷克哲學家Martin Matustis在一篇“通向一種存在主義政治”的訪談中說起，1991年哈維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時說“良心先于存在”，而美國人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么。但是這套語言對捷克卻是適用的。

　　6、 第14、15、16、21、22、26、27、28、29、30、34、35、36、37、38、39、40、41、42、43見“Letters from Freedom ，Post-cold War Re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Adam Michnik edied by Irena Grudzinska Gross Foreword by Ken Jowitt ,with n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lish by Jane Ca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1998，p65、p59、p105、p62、p110、p112、p279、p280、p105、p115、p297、p295、p233、p233、p226、p230、p231、p294、p295、p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