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村的宗教現實
一個鄉村的宗教現實虛空、渴慕的心靈與相對封閉的農村社會，迫使宗教信仰走入地下，大陸宗教中的邪教異端恐怕仍難斷絕。讓異端和所有正統的主流宗教進行良性、健康互動，大陸農村宗教信仰的生態才可逐步得以改變。
文/記者 劉志明 鄧飛（發自河南 北京）
3月的凌樓村，麥田新綠。村子1700多人。村長張道生告訴《鳳凰周刊》，在村中，目前10戶人家有六七戶信教。而在徐文庫老家所在的徐營組，這種比例更高，除個別人家外，幾乎家家戶戶在信教。
當地村民信奉著多種教會，其中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周末，村民們集中在散落各地的小教堂里或者信徒的家庭里聚會做禮拜、唱贊美詩、做禱告。一些信教年數較久的人對圣經做講解，他們被稱為“傳道人”。
村民介紹說，在當地和徐家一樣信教最早的是與徐營組一里之遙的鄧玉村謝長鳳家。
63歲的謝長鳳從小就開始信仰基督教，他告訴記者，謝家信教是從他奶奶開始的，也是因為老人家有病，治不好，于是入了教會，全家人也都跟著入會。在謝信教之初，信眾還非常少，“一千個人中間有一兩個”，當時附近的東坪村有所教堂，并且設有長老與牧師，“文革”開始后，教堂被迫關閉，像徐文庫一樣，謝長鳳的父親謝振乾還因此遭遇牽連。
謝回憶說，父親被人吊在樹上打，雙手的骨頭都被繩子勒得顯現出來。因為信教，謝振乾不但被劃為“五類分子”，而且按40%的比例被扣七年工分。直到80年代初，宗教活動逐漸復蘇，謝家又重新入教。
謝振乾今年84歲，雙目失明，腦子混沌，但仍能唱贊美詩，老人育有七子，子又育孫，目前全家30多口人，全都入了教會。老人說，信教的人能夠做到寬厚處世，幸福康樂。
凌樓村附近教堂非常之多，除鄧玉村教堂之外，小店鄉范圍內還有8所教堂。凌樓村徐營組村民焦春才是鄧玉村教會的“二把手”，每到周末，他便會去教堂講道，是村里公認的最虔誠的基督徒之一，對于信仰基督教，他經歷了一個“信—不信—再信”的曲折過程。
焦春才向記者介紹，在清朝末年，美國人就曾在南陽建有基督教堂。焦母患有乳腺癌，治病無錢，于是轉投信教，后來病癥居然好了，直至97歲時無疾而終，于是全家跟著信教。
曾做過一段鄉村干部的焦春才性情耿直，他對基層干部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曾多次向上級寫舉報信，南召縣公安局某局長曾因此被查處。焦春才告訴《鳳凰周刊》，正是因為這些事情，他得罪鄉里權貴，以致于他多年擔任民調干部的工資計萬余元一直被扣著不予發放。焦春才去找相關部門，無人理會，因此心情郁郁，便在退出教會之后又重新入了教。
“在忍無可忍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信教可以讓人心靈平靜。”焦春才說。
一些信徒告訴《鳳凰周刊》，鄉村的教會如得知信徒家里有困難，就專門派人上門表示關心，甚至一些信徒被組織過來幫助做農活，“雖然不像是政府部門那樣送面送被，但他們是真誠的”。此外，鄉村里的男女青年多在外打工，留守者多為幼小，生活單調，基本上沒有什么娛樂活動，而去教堂里聚在一起可以唱歌、做禱告，是難得的一種集體活動，很多人由此認為信教讓人感覺溫暖而不孤獨。
鄉村里的信徒們知道城里有規模龐大的教堂，那是政府許可的“三自教會”，“但他們還來不及進入村莊，他們事情太多，人手太少”，所以，村民信奉某種教派幾乎是自發的，一直以來的一個規律是，“哪個教派在治病方面比較有名氣，那么它將得到較多的信奉者—大多數農民看不起病，他們總是試圖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對付病患。”
“公安抓了哪個教的，那我們就不會去信它了”。村民張春富說，他們由此可以判斷哪些教派是政府允許的，哪些是政府不允許的。但他又抱怨，鄉村不斷有新的教會出現，公安民警也不可能總是出現在村莊，很多時候，他和他的鄰居們面對一些游說者心生迷茫。
張也就堅定選擇了去教堂，他相信中國鄉村一句俗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有個固定場所的教派應該更好一些”。
當地政府對鄉鎮村民信教幾乎沒有干預。村民們如果在當地教堂里集會做禮拜，他們將不會被打擾和盤問。張道生說，教堂里寫著戒條，告誡信徒們要信奉神、要孝順父母、不能奸淫偷盜、不能做傷害其他人的事情，所以信教的人往往比其他人要好脾氣和好相處。
一名當地的知情者說，當地除了去簡陋教堂做禮拜的，還有在家庭里秘密信奉的。事實上，當地警方對這些沒有進入他們掌控范圍的教會控制嚴密。很多縣的國安大隊都設有“反邪教大隊”，專門打擊被中國公安部定性的“邪教”。
徐顯然沒有在他的家鄉拓展教會，所以在當地寂寂無名，幾乎無人知曉。不過，與徐領導的教會發生重大沖突的“東方閃電派”卻有著較大的知名度。張道生相信，像“東方閃電派”這些不被政府認可的教派還存在當地鄉村，只是他們的活動更加隱秘。
《鳳凰周刊》注意到，中國反邪教專職機關在反對邪教異端的一些新的工作思路。基層黨政組織被要求建立防范邪教工作機制，高度認識防范處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并把這項工作納入基層黨組織建設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作為一項日常性工作來抓。
大陸官方認為，邪教對國家政權和社會穩定威脅極大。滲透進入少數農村地區的邪教正在危害農民的生產、生活和生命，侵蝕基層政權，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作為一村之長的張道生也感覺到鄉鎮對待村民信教的一些變化。他接觸的一些資料說地方各級黨組織要加強領導，“迅速行動起來，按照進村、入村、面對面的要求，開展形式多樣的反邪教教育活動”。
鄉鎮的干部曾通知張和他負責的村民委員會要教育村民“不聽邪教的宣傳，不相信邪教的鬼話，更不要幫著邪教去傳播”，并鼓勵村民發現邪教在騙人、非法聚會、搞破壞活動時，要趕緊向村委會干部和公安機關報告。
對于官方堅決遏制邪教異端活躍鄉村的舉動，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康曉光提醒說，邪教是在被政府拋棄的人當中興旺發達的，邪教提供了政府沒有提供的社會服務，讓人們有一種歸屬感。
2004年11月，《紐約時報》發表《暴力敗壞了宗教對中國窮人的慰藉》文章，稱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異常緩慢，占中國總人口2/3的農民仍然過著貧困落后的生活，城里人可以享受的醫療保險等社會福利也沒有進入農村。該報認為，“三班仆人派”和“東方閃電派”暴力爭奪信徒暴露了中國城市和農村宗教政策差異以及政府對農民的整體忽視——衛生、教育、就業和宗教信仰導致的風險。
中國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宗教研究人士說，空虛、渴慕的心靈與相對封閉的農村社會，迫使宗教信仰走入地下，構成了麥子與稗子一齊茂盛滋長的特異土壤。由于缺乏多元資訊的流通和與正統信仰相互參照的管道，大陸宗教中的邪教異端恐怕仍難斷絕。因此他呼吁政府在建設新農村過程中開放較多空間，讓異端和所有正統的主流宗教進行良性、健康互動，所有異端也就消失于自然，化解于無形，大陸農村宗教信仰的生態才可逐步得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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