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東方

    

    發達國家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私有化
    私有化在整個80年代飛速進行，到90年代初，80多個發展中國家已經對6800家國有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其中大多數都是從事公共服務（水、電、通訊）的國家壟斷性企業。由于這些國家的股票市場極不健全，國際大財團很容易購進這些公用事業的股份。后來在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東歐國家也重演了同樣的一幕。到9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實行私有化的總價值高達580億美元。世界銀行高級經理戴維森·巴德霍在他的職位上服務12年離職時坦言：“我們自1983年以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這樣一種使命感：不惜一切代價將南方國家私有化。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變成了經濟上的瘋人院。”
    私有化削弱了國家作為生產資料直接擁有者和生產過程直接參與者的作用，如阿根廷梅內姆上臺執政后，就對電力、電話、航空、煤氣等國有大企業實行私有化，私人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私有化首先造成腐敗盛行，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往往高達10％。私有化改革由發達國家提供貸款援助，但實際上改革的利益落入少數金融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投資者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以阿根廷為例，在2002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私人境外存款高達1510億美元，而國家的外匯儲備僅有560億美元。自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控制石油、金屬和其他利潤較高行業的金融寡頭已在國外賬戶上存了大約1600億美元。據特洛伊卡－迪亞洛格經紀公司透露，俄羅斯每年外逃的資本保持在200億美元左右。
    私有化不僅導致腐敗，而且導致國內外大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大量利潤流入國內外資本寡頭手中。很多自然壟斷行業如鐵路、電力等被私有化后，服務并沒有改善，投資也沒有增加，但價格卻飛漲。自然資源的開發也被私有化，而這些資源往往是國家經濟的主要財源，現在也成為私人資產。有些企業被收購并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投機，從而造成企業倒閉，一些企業被外資收購也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消滅當地的競爭對手，因此當地企業往往被強行關閉。所有這些導致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衰退，財政枯竭，無力支付公共福利甚至是政府警察的費用。 
   （2）價格的自由化
    在私有化政策下，傳統的政府補貼的生活必需品如住房、食物、水、電、公共交通等部門，以及健康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福利部門等也都被私有化了。私有化后的結果是這些作為基本保障的部門的價格完全放開，結果并不是充分競爭然后導致價格下降，由于這些部門大多是自然壟斷部門，價格反而大幅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從而又導致社會動亂。
   （3）資本市場自由化
    國際經濟機構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賬戶，讓資本自由進出。由于這些國家缺乏完善的監管機制，同時資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掛鉤的匯率體制，于是全球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大量游資涌入這些國家投機，國家的外匯儲備往往很快被劫掠一空，而且造成持續的金融動蕩。目前，國際資本市場積聚了7.5萬億美元游資。它們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時面臨極大的金融風險。據1997年6月的統計，受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的五個國家：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債務的62％都是短期債務，期限只有12個月。韓國的一半債務的期限低于90天。巴西60％的債務為短期債務，在1998年夏至1999年3月短短6個月貨幣危機中，巴西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減少了500億美元。
   （4）緊縮的財政政策和高利率、固定匯率的金融政策
    根據貨幣主義的教條，擴大財政支出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是不可行的（雖然美國自己不斷這樣做），國家必須保持零赤字。這樣國家在公共建設和教育等方面的長線投資就很難實施。新自由主義為了保證外資投資不至于損失，嚴格要求發展中國家保持幣值的穩定，因此往往要發展中國家儲備大量外匯，這些大量外匯大多存于美國的銀行或投資美國國債，利率很低。而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長期收益的國內教育和基礎建設、產業投資卻得不到資金。 
    在金融動蕩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往往要求發展中國家仍然保持幣值穩定，于是不得不保持高利率和匯率穩定，這樣往往耗盡該國的外匯儲備，并且欠下大量外債。這些外債最后還是得由這些窮國的國民支付，而發達國家的投資和銀行卻隨時抽逃。這種安排實際上是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利益服務的。此外，為了克服金融動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要求發展中國家保持零赤字，這就必須削減公共投資和公共福利，從而減少了內需，造成市場疲軟，工廠倒閉，進一步惡化了金融環境。 
   （5）貿易自由化
    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市場，而它們往往對自己的弱勢產業和部門如農業、鋼鐵等實行保護。發達國家對農民的補貼每年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美國和歐盟提供的補貼最多。聯合國《2003年非洲經濟報告》指出：“美國在2002年5月作出的撥款517億美元以增加本國農業收成和補貼乳制品生產的決定，使非洲經濟前景暗淡。這些補貼使美國農產品價格下跌，非洲弱小國家很難與之競爭。”歐盟堅持對其甜菜糖生產給予補貼，導致非洲的產糖國陷入困境。對甜菜糖生產給予補貼是歐盟耗資甚巨的農業福利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消耗了它的一半預算。美國、歐洲和日本每天向其農民補貼近10億美元。全世界近10億人每天僅靠1美元艱難度日，而歐盟每頭牛一天就得到政府補貼2美元。2002年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高達3200億美元，而它們提供的對外發展援助僅有500億美元。布什總統承諾將增加對外援助，隨后他簽署了一個農業法案，宣布在10年內將提供1800億美元資助美國農民。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和農業補貼全部取消后，將使全球福利提高約1200億美元。而發達國家的大資本全面進入發展中國家后，往往短時間內沖跨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產業。由于迅速采用高新技術，傳統的工廠工人大量失業，而且他們并沒有能夠從低生產率的工作轉移到高生產率的工作，而是往往陷入長期的結構性失業，結果是自由貿易不但沒有消除貧困，反而加劇了貧困。
    事實已經證明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這些強制調整已經導致嚴重惡果。
   （1）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發展中國家過分依賴外資。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工業和技術開發部主任芭芭拉·斯塔琳斯等人指出，改革解決了一些老問題，但同時也造成了一些新問題。國有部門的投資效率低；外資與國內經濟未能結成一體，其結果是貿易赤字擴大，越來越依靠外資。一旦外資撤離，經濟就陷入困境。阿根廷20位宗教界人士致信阿根廷領導人指出，新自由主義政策“把我們拖進了沒有希望的境地”。
   （2）新自由主義造成財富分配不均。前智利總統帕特里西奧·艾爾文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不能消除拉美日益嚴重的社會災難，因為市場“常常是非常殘酷的，它有利于最強勢者，而加重最貧困者的貧窮”。他依據智利的經驗指出，“市場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市場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拉美左派組織“圣保羅論壇”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改革使財富空前集中，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邊緣化和貧困化。 
   （3）新自由主義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學者卡洛斯·M.維拉指出，“新自由主義沒有社會政策的地位，全靠市場統治一切。”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中，“社會問題被看作是一個支出領域：‘社會發展’的概念讓位于‘社會補償’，充其量是補償或緩解經濟政策造成的后果”。政府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取消社會福利體系，從而失去了緩和社會緊張的作用。
   （4）從國際范圍看，新自由主義由于缺乏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計劃，無法全面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非洲的邊緣化，亞洲金融自由化的消極后果以及拉美的經濟和金融動蕩等等，都是證明。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核心是盡可能弱化國家的作用，主張市場對經濟的絕對統治。新自由主義大談“民族國家和國家主權失去意義”，要求發展中國家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把有關主權讓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新自由主義表面上推行市場自由化，實質上是圖謀讓強國擔負起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的任務，阻止弱國擁有保護自己市場的機制和手段，保證其企業對弱國市場行使霸權。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美國家“虔誠而認真地弱化國家”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西方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本質不過是通過對國家政策的國際性調整以達到收入的再集中而已；有的指出，拉美的自由化政策實際上“不過是拉美資本家與美國政策制定者、銀行家和跨國公司結盟的產物”。拉美學者還批評新自由主義將市場的作用理想化，片面強調開放市場，否定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通過各種渠道使國家喪失財政能力，從而逐漸失去生產性投資和社會投資的功能。拉美的一些工會組織認為，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削弱國家主權，有利于跨國公司而不利于工人，社會代價巨大。有的學者指出，“新自由主義藥方對拉美無效”，世界經濟目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是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密切相關的。市場自由化和減少國家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部門的控制，沒有導向一個更加自由的市場，相反卻促進了市場、特別是世界金融市場的壟斷化。其結果是窮國被迫服從于富國的經濟利益，成為后者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1980年以來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人均收入卻僅僅增長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時間中，政府對經濟有更多的干預，人均收入增長了75％。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貧富兩極分化也日趨嚴重。據統計，全球最富裕國家人均實際收入與最貧窮國家相比，已從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2002年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000美元，最富裕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達2.9萬美元，而最貧窮國家人均只有500美元。全球財富分配也十分懸殊，其中高收入國家10億人口擁有的財富占全球財富的60％，中等收入國家15億人口占有的財富占全球財富的20％，低收入國家35億人口占有的財富僅占全球財富的20％。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20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貧困的20個國家的37倍。聯合國確認的最不發達國家已由1974年的19個增到2002年的49個。最不發達國家的貧困化問題極其嚴重。根據聯合國的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為貧困人口，不足1美元的為赤貧人口。目前，世界人口約60億，其中貧困人口近28億，約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赤貧人口約15億，占世界人口的1/4。這種赤貧化現象在最不發達國家最為突出，其赤貧人口已由20世紀60年代后期的1.38億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3.07億，赤貧人口占其總人口的比重也由1965-1969年間的48％上升到1995-1999年間的50％。
    貧困現象在世界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1998年，人均日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赤貧人口有12億，其中南亞占43.5％，撒哈拉以南非洲占24.3％，東亞太平洋地區占23.2％，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占6.5％。世界上49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有34個，其赤貧人口達2.91億，占其總人口的52％。尤其在農村，59％的人每月生活費用只有14美元。此外，非洲還有810萬難民流離失所，2300萬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2億人口長期營養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