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之父——亞當·斯密曾評述說：“哪里有巨大的財富，
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
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然而，這位同樣寫有《道德情操論》的學
者身后那些追隨者通常選擇對先哲這一特別的擔憂視而不見。中國在改革時期所
發生的一切說明這種擔憂是如何的合理。
巨大的財富確實是創造出來了，但也產生了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甚至是
絕對貧困——不是就經濟學家所使用的GDP而言，而是就包括教育和醫療保健在內
的基礎服務的可獲得性而言。
西方和中國的媒體將中國的發展歸功于自由市場改革，但事實遠非如此
簡單。許多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將中國與其他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進行
比較，來探究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不同的專家可能會強調不同的原因，但
是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一致同意，全民醫療保健和基礎教育(這在改革以前的時期即
使在農村也是普遍的)打下了堅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從1949年到1980年，中國人的
平均壽命從35歲增加到67歲；嬰兒死亡率從超過20%下降到4.2%。這是世界上在同
一時期所見證到的最快的人類發展之一。1978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到2000年
人人享有健康”的會議上，中國的基層醫療保健體系作為一種極其成功的模式被
推薦給全世界。與此同時，中國成年人的識字率從1949年以前的不到20%增加到1980年
的66%。在所有這些生活質量的指標方面，中國遠遠超過了大多數有著相似收入水
平的發展中國家。現任世界銀行中國和蒙古局局長杜大偉(David Dollar)在2005年
的一次研討會上就中國經濟的崛起發表評論說：“(在改革以前)中國是一個擁有
第一世界的人力資本的第三世界國家。”這為起飛做好了充分準備。來自印度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甚至說得更明白：“中國相對
于印度的優勢是由其改革以前(1979年以前)的基礎所產生的，而不是由其改革之
后的改弦易轍帶來的。”
不幸的是，改革恰恰對它賴以為基礎的人力資源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性影
響，尤其是在廣大的農村。1978年時，中國農村人口中大約有85%被集體醫療保健
體系所覆蓋；現在，農村人口中超過80%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醫療保健計劃。雖然
城市的人均壽命(78歲)正在接近經合組織國家的水平，但農村居民的人均壽命只
有66歲，比25年前全國的平均水平還低。高等教育在最近這些年有了顯著提高，
但是以犧牲大多數孩子的基礎公共教育為代價的。韓東屏一項個案研究發現，1976年
，在一個農業縣中大約有70%的年輕人能夠讀完高中，然而這一比率在1990年代末
降到了不到10%。從根本上講，中國在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已經大體上被毀滅掉了
。這也部分解釋了中國現在為什么如此依賴于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直接與其
他發展中國家展開競爭。
中國一整套改革的這一側面，類似于世界銀行在多個發展中國家實施的
“結構調整”計劃，主要的不同之處就是中國政府是在沒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壓
力下自愿采取這些措施的。中國曾經有過讓其他發展中國家羨慕不已的公共服務
體系，因此這種“調整”的廣度和徹底性絕對是令人震驚的。在醫療保健資金使
用的公平性方面，《2000年世界健康報告》將中國排在了191個國家中的第188位
，這意味它處于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列。就教育而言，1999年，個人支付的資金占
到了教育費用中的42%，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集的資料，這比除智利之外所有
的國家都高。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中國在全球實施了一種最激進的
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在經濟上的成功證明了世界銀行確實是正確的：結構調整肯
定能帶來發展，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但人們不禁會問：這是人們真正需要的那
種增長嗎？由于出現在中國媒體上和來自普通大眾的不滿日漸增加，可見越來越
多的人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民眾對這種改革的批評直到現在才大
規模出現，而比其他許多國家要晚呢？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國家在改革以
前的時期里所積累起來的相當大的政治資本，一個是改革得以在成功的偽裝下進
行。雖然在1949年到1978年期間出現了許多錯誤和過失，但中國政府所實施的強
大的平等主義政策確實贏得了人們的巨大信任。所以當改革方案設計者們大談“
改革需要犧牲”并提出這種要求時，大多數被設計者列入犧牲行列的民眾無論是
被迫還是自愿，都勒緊腰帶做出了犧牲。他們想當然地認為，這是為了公共利益
，而利益或多或少總會均衡地分配給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畢竟，這是國
家和人民之間一項固有的社會契約。而且，最開始一些年的改革政策聽起來完全
是無害的，如“引入市場機制以提高效率”，或者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那時大多數人相信改革是必需的，沒有多少人(如果有的話)預計到改革會走向
今天所見到的這種激進的新自由主義——這可能也不是鄧小平的初衷。
這些年來，隨著改革中的問題開始出現，改革的支持者們總是爭辯說，
這些是過去的遺留問題，并且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得到解決。這也是西方媒體
中的主要說法；問題總是被歸咎到中國的過去，而解決辦法總是進一步地采用西
方的規則。但這些論證變得越來越讓人難以信服。在毛澤東時代，城鄉差距比現
在要小得多并正在消除；雖然GDP要低得多，但從來沒有這么多人上不起學或看不
起病，也從來沒有這么多的犯罪、賣淫、虐待勞工等。由于在過去很少有這樣的
問題，而現在卻出現了，所以很難讓人相信這些是過去的遺留問題，因而人們開
始失去了耐心：“為什么總是我們工人和農民被要求做出犧牲，而你們精英分子
卻坐享其成？”如果你與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交談一下的話，你會不斷地聽到這樣
的說法：“這不是鄧小平告訴我們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相反，我們現在是
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者“當毛主席讓我們警惕資本主義的復辟時，那時
我們確實不理解他在說什么。現在我們理解了。”
與此同時，大眾對毛澤東的認識有了顯著的改善，近年來紀念毛澤東誕
辰的自發活動明顯在增多。在最近一些反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示威中，抗議的工
人高舉毛澤東的巨幅頭像作為他們的旗幟。這發出的信息是嘹亮而清晰的：他們
中的相當一些人更喜歡過去毛澤東領導下的時代，因為現在的改革違背了它與人
民之間的契約。
這樣，27年的改革不僅極大地消耗掉了中國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而
且也消耗掉了多年積累下的政治資源。就像不斷增加的群體性事件所表明的，以
重新劃分產權為核心的改革的合法性正在遭到挑戰。這一問題同樣擴展到了黨內
，隨著社會主義的宣傳話語正在弱化，黨不得不求助于物質手段來動員其黨員和
干部，而這又使腐敗更嚴重并使既得利益集團進一步鞏固。
自2003年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等新一代領導集體接班以來，中國的
政策和政治指導思想出現了一些調整。邊緣化群體的困境越來越為媒體所關注，
政府也努力打造社會的和諧，不再說“發展是硬道理”和“效率優先”；新一屆
政府現在提倡“科學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發展”。盡管如此，以產權為核心的
市場化改革仍在推進。例如，雖然存在著爭論，但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和拍賣仍在
繼續。美國式的生活方式能否像改革者們所承諾的那樣為大眾所享用？或者現在
到了重新審視這一過程并思考其他選擇的時候了？這些是中國的領導人和大眾現
在正在討論的一些問題。
因為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國力量強大，所以方向的改變絕非易事。但是希
望還是存在的，還有一批數量可觀的黨員和普通群眾依然堅持著社會主義所承諾
的平等和正義的觀念，而不是盲目接受新近引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但在最近十
幾年對財富的單向追求中，這些人已經被邊緣化而士氣受挫。他們正在探索新的
前景中重新獲得來自民眾的力量。
現在不僅中國處在了十字路口，整個世界也處在了十字路口。探索一個
正義和可持續的世界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而中國做出的選擇將影響到所有人。
它自1949年以來的經驗也提供了重要的教訓。雖然改革時期所取得的經濟成功不
應該使我們對它所付出的巨大的人和環境代價視而不見，但我們也不應該陷入到
相反的極端而盲目頌揚毛澤東時代。一個公允的看法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人
和社會的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改革時期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
成就，而這兩個時期同樣都出現了嚴重的錯誤。對這兩個時期進行坦誠而公正的
評價，對于前進道路的探索是必需的。
本文節選自文佳筠(Dale Wen)博士所著《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中
國與通往經濟全球化之路》，該書由全球化國際論壇出版，題語為“獻給父親和
他的戰友們。他們為了新中國‘獻了青春獻終身, 獻了終身獻子孫’，不是為了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全球化國際論壇 (IFG) 是總部位于美國舊金山的一個非盈
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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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農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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