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筆者的《評劉日新的改革觀念》，有一位楊連旭“老人家”出來“為眾人指點一下”，真是不勝榮幸之至。
　　楊某人說筆者那拙文“無賴”，而其證明這一點的手法，卻真是在耍無賴。
　　（一）
　　指責一次閉門的研討會為“政治會議”，有政治陰謀，且為“賣國會議”，當然也沒什么不可以，只要有證據就行，但是，筆者之所見，都是指責，證據分析缺缺。
　　筆者說自己對計委的印象，覺得那些“支持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的人們“對我國的計劃體制與計劃水平有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而另一類人，是否有此水平，筆者未敢斷言。楊某人是怎么批評筆者的──“依作者的邏輯，對我國的計劃體制與計劃水平有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不是支持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就是無法擺脫對傳統計劃體制的依戀的人”。呵呵，“無賴”的帽子，閣下自己戴上吧。
　　楊某搬出陳云和鄧小平，說“計劃個市場都得要”，那么，筆者對計劃和市場的看法，是要哪個不要哪個，楊某看出個什么來了？唉，無賴之人，往往以為別人也象他自己一樣的呵。
　　（二）
　　劉日新說高尚全等人改譯“市場經濟”為“市場協調”是“蒙騙群眾”，筆者以為“要說蒙騙，也是蒙騙領導”，因為整理出的文件是給領導看的，改譯之舉無非是減少領導們對文件內容的反感而已。這不是什么大事，因而筆者說是“小題大作”。楊某人怎樣批評呢──“看看吧，我們的改革原來就是這樣，被那些主流學者們‘蒙騙領導’進行著的呢！”從一個文件的個別詞句，立即擴大到整個改革，這不是無賴，又是什么？
　　巴山輪會議是什么時候，鄧小平南巡是什么時候，“南巡談話”對市場經濟的正面評價為什么會有那么大的沖擊力，回頭來看巴山輪會議文件的“市場協調”譯法怎么就不能理解？人們對“市場經濟”的接受程度，當然會有實際的各種影響，改譯之舉怎么就成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以恥為榮、毒化社會”？況且，鄧小平南巡談話，有多少個版本，其意義有何差別，楊某人是否可以也“為眾人指點一下”呢？
　　（三）
　　“把被耍的趙紫陽和耍猴的高尚全等同起來，這分明是在肆意侮辱逝去的先輩”，如此無賴地指責筆者“分明是在欺負趙家無后人了”，楊某人不覺得太過分嗎？
　　劉日新對高與趙都有批評，因而筆者將他們并列，說“劉先生顯然認為趙紫陽、高尚全等人”如何如何。有本事就分析觀點，楊某人這樣胡謅八扯，分明是無賴。
　　筆者“從根本上否定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存在”，因為筆者堅信馬克思學說經濟理論的體系與理論力量。如果不是出于政治考慮，如果就理論和實踐而言，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只能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說過，“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在理論上是不嚴謹的。
　　計劃是手段，市場并非手段。市場方式是手段，鄧公的意思，當是指市場方式而非市場本身。此其一。
　　市場經濟更不是手段，它是人類社會第二大經濟形態，不是“手段”可以概括的。
　　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都曾實行計劃經濟，嚴格限制市場經濟，不是偶然的，因為馬克思學說對市場經濟有深刻的研究，這些國家在理解上有偏差，但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者基本關系的把握上，有它們的道理。楊某人無視這種道理，炫耀自己的無知，反而指責別人“無賴”，十分可笑。
　　新民主主義中斷，代之以社會主義改造，高級社迅速地普遍化，使得農村所有根本改變，而人民公社只是在集體所有制內部進一步飛躍，但卻更為突出了新制度的弊端，其突出表現就是以運動的方式搞經濟建設。這不是公有制的必然，而是企圖超越現實生產發展階段的規定性而謀求經濟奇跡，新制度恰恰提供了政治動員的手段。公社制度在挫折面前退卻，框架保留，其組織規模退到初級社（相當于生產隊），即“隊為基礎”，而這種體制性質與組織規模的矛盾實際上是基本矛盾的體現。土地承包的嘗試一直存在，后來在改革大潮中終于取代了公社體制。楊某人對這種矛盾過程的內在邏輯，實際上一竅不通，反而狂妄地誣蔑別人“無賴”，更十分可笑。
　　國有體制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已是客觀存在，楊某人可以信口雌黃地否認，但卻看不出他有什么本事來證明他不是無賴。
　　說什么挑撥“民族資產階級同共產黨的關系”！楊某人應該知道，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消滅了資產階級，但“人還在，心不死”，乃因為市場經濟尚未過時。改革開放，為市場經濟發展開辟道路，是順應現實生產發展階段的要求，資產階級重新出現，也很自然。其中的教訓在于，消滅階級，是生產發展階段變化使然，不是動員一兩次社會變革就能成功的。共產黨面對的使命，是以非資本主義的方式發展市場經濟，約束資產階級，維護勞動群眾的利益，堅持到市場經濟高度發達，內部孕育出更高的形態。倘若對此認識不清楚，被楊某人之類胡攪蠻纏地以無賴的語言、邏輯混淆視聽，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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