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到現在為止，對所謂“新西山會議”的“大批判”中，一類是殺氣騰騰的政治語言，一類則多少有些理論色彩，其中，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日新有特殊的表現。
　　國家發改委，可以說其前身是國家計委。據筆者印象，那里有兩類人，一類人，對我國的計劃體制與計劃水平有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因而支持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另一類人，則無法擺脫對傳統計劃體制的依戀。劉先生顯然屬于后者。
　　劉先生對高尚全的尖銳批評，很典型地表現出他們這類人對改革的看法，是應該重視的。
　　劉先生認為，把匈牙利學者科爾奈所謂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錯誤的，但高尚全等人將“市場經濟”改譯為“市場協調”，是“做手腳”，“以便蒙騙群眾”。其實，要說蒙騙，也是蒙騙領導，而在當時，若直接把“市場經濟”端到領導面前，那“巴山輪會議”對中國改革就很難產生影響了。都是在國家機構里工作過的人，劉先生如此小題大作，很不厚道。
　　問題的實質，是劉先生認為所謂“宏觀控制下的市場經濟”不能“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劉先生顯然還不敢直接反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但他所謂“社會主義改革”，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企業為主導”，這才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否則即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劉先生顯然認為趙紫陽、高尚全等人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這是改革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不可以不弄個清楚。
　　倘若還信仰馬克思學說，對馬克思學說的經濟學理論還有一些了解和理解，那就應該知道，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其高級階段或全盛階段，原本是資本主義經濟，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出現了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能性，但那決非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很明確：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中孕育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取代市場經濟。
　　在馬克思看來，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的第二大形態，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到資本主義階段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它的額頭上寫著的公式是，“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馬克思指出，“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社會主義當然不是憑空產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它在市場經濟中孕育而生，在“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有相當的發展的環境中，才有可能“脫胎”而出。
　　社會主義不是人們良好愿望的產物，恰恰相反，是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瘋狂追逐，是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階段上表現得最為充分的所謂“創新式毀滅”，使得必要勞動比例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剩余勞動成為主導，人的勞動轉向以創造性勞動為主，這樣，剩余價值生產失去自身的現實基礎而崩潰或消亡，為更高的形態所取代。剩余價值理論揭示的資本主義崩潰，乃“盛極而亡”，其過程究竟如何，當然視未來的具體情況而定。
　　社會經濟在其矛盾運動中顯現出社會化的趨勢，股份制的發展使得資本的私人性質已徒具外殼，而當股份制也無法容納生產力發展時，國有化會成為解決矛盾沖突的形式或線索──視“國家消亡”為社會主義特征的馬克思學說創始人，對“國有化”的看法僅此而已。
　　中國的改革終于走到了為市場經濟開辟道路這一步，是延續了當年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精神。“新經濟政策”在蘇俄中斷，新民主主義在中國中斷，使得社會主義實踐走了一段彎路，遭遇了很大的挫折，更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形成了沉重的傳統和束縛，以致于今天要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的學說，都已是十分困難。
　　困難的根源就在于，計劃體制盡管時間不長，其“黃金時代”更短，然而，國有體制一直在逐漸發展，先是壓抑農民的私有經濟積極性而以政治動員方式助長農民的合作積極性，迅速實現高級社普遍化，使得主要力量在輕工業的民族資本更為孤立無援，被迫接受公私合營，然后，在文革期間，借助于強大的政治壓力，一夜之間將公私合營企業轉為國有企業，將國有體制推到極致。
　　國有化在“社會主義”的光環下推進，其支配力已根深蒂固。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尚且有過關于“土地國有”的激烈爭論，后來列寧的土地國有法令更被指責為照搬社會革命黨的方案，而在中國，對土地國有化的實際趨勢，對非農產業的國有化，則根本就缺乏理論上的警惕性，根本置馬克思學說對于國有化的論述于不顧。這樣，即使市場化在改革開放中展開，但國有體制仍然居于支配地位。
　　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向市場經濟的探索經歷了艱難、曲折，從“有計劃調節的商品經濟”一度退回到“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到90年代初的中共十四大，才確立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但是在現實中，“以公有制為主體，國家企業為主導”冠冕堂皇，國有體制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以新的形式存在著、表現著，而官僚支配改革，權力扭曲改革，就成為很自然的過程。
　　矛盾，在市場化改革中仍在展開著。現實中，一邊是權力在瘋狂地玩弄各種戲法、變換各種花樣，把轉型中的重組、改制等等變化過程變成為權力的盛宴，一邊是企業家在小心翼翼地顧忌著權力的臉色，得意時一般也不敢忘形，將自己的利益托蔭于權力的庇護，另一邊，則是勞動群眾因為權利得不到保障，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權益在貶值、在流失而無能為力，一旦大著膽子有所動作又往往被視為不安定因素，即使遭受打擊也難以討得公平，連輿論支持都很有限。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自詡為“左派”的人們，膽怯于對權力控制市場的機制作現實的分析，專門攻擊所謂“精英”，造成似乎是“精英”們控制著改革的普遍印象，無意中，就掩蓋了現實中深層的矛盾。
　　劉日新之類的人們，死死地抱著“計劃當局”的舊觀念不放，無視中國的計劃水平遠遜于當年蘇聯水平的現實，無視計劃水平以市場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基本規律，事實上已經站在市場化改革的對面。賀衛方等人，其言論再怎樣無所顧忌，也不過是一介文人，其“圖窮匕見”云云，充其量也只是其見解激進性質的比喻，他們對其政治觀點的隱諱，是現實政治狀態使然，對此揪住不放，是不公道的。至于高尚全，他對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的堅持是一貫的，值得肯定，而劉先生的批評，反而暴露出他自己對馬克思學說的無知、改革理念上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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