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太史駁李昌平
四月份以來,生意十分清淡,不論是長工還是短工,需求都格外得少。潘太史被迫離開了生產斗爭的第一線,只好把寶貴而又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三大革命運動中的另外兩項——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中去了。所以在八號這天,匆忙趕到了烏有之鄉去聽“著名”農業問題專家李昌平先生的講座。李先生好象剛從臺灣回來,對那里的農會制度和發達的農業金融體系贊不絕口,對臺灣農民不論增產還是減產都能旱澇保收十分羨慕,并且對我國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現象非常憂慮,認為在農村中建立某種組織才是當務之急。另外,他還對農民土地的產權不明晰表示了不滿,潘太史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上對上述謬論進行了批駁。
一,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現象,應該是黨中央求仁得仁的結果。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國稅),二曰送使(地稅),三曰留州(縣里提留)。楊炎之初定兩稅也,貨重錢輕;是后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于民。
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以后,稅戶銳減,而宰相李泌卻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反而大幅度地擴大了官員人數并增加其俸祿,理由是官員們所承擔的事務要比動亂以前增加了好幾倍。由于朝廷的支出日益龐大,而財政必須提供必要的支持,所以宰相楊炎一改過去量入為出的舊制,實行量出為入。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起初讓農民嘗到一些甜頭也是必不可少的。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就可以動用自己掌握貨幣發行權這一絕對優勢,有步驟地實行通貨緊縮。使農民在賦稅不增加的情況下,為了交納稅款而必須更多地出賣自己的農產品。例如農民的賦稅定為每畝地50元,起初的市價是一元一斤,那么農民的實際負擔就是每畝50斤而已,對于農民來說也還可以接受。但是朝廷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開支,就必須增加稅收,如果貿然從每畝的50斤漲到100斤,勢必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激發民變。所以朝廷就運用財政手段,逐步實行通貨緊縮,使糧價下跌至0.5元一斤,在賦稅每畝一元不變的前提下,就可以迫使農民從每畝地中再多交出50斤糧食,為穩定大局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持。而農民由于愚昧也只能怪自己走背運,行情不好,而決不會把責任推到政府身上。
建國以來,我黨在農業問題是上走過一段彎路的,曾經出現過嚴重的缺糧時代。當時,為了迅速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不得不運用行政手段制造工農之間的剪刀差。農民出身的毛主席當然不會忘本,他雖然在農產品的收購價上不得不對不起農民,但是卻一直想通過集體化勞動來提高農村的生產力水平,進而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小農經濟模式。為了能夠更加準確地制定農業政策,主席的幾個大秘書經常奉命下鄉調查,已經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還干脆兼任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但是由于在廣大農村地區,小農意識根深蒂固,“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農民最高的人生追求。所以他們對于生產,只要做到略有盈余即可,這當然與黨中央的既定方針是背道而馳的。
中央當時的戰略意圖是盡可能多地從農村收集到農產品來支援工業建設,不惜一時委屈農民。而農民的想法則是既然多產不能多吃,不如干脆少產少吃。在公社化期間,一度盛行食堂制,農民必須把所有的糧食交到集體吃大灶。但即使這樣也絲毫未能培養起農民的集體主義精神,他們寧可選擇吃光后大家挨餓,也不愿意大干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象陳永貴同志那樣的好干部實在是鳳毛麟角。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個人禍當中應該既包括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的領導責任,尤其是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等人的浮夸風、瞎指揮等更是罪在不赦,但對群眾的小農意識也不能完全不計。令人遺憾的是,劉少奇當時并沒有公正地指出這一點。主席那時已然完全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在采取四清、文革等措施確保政治路線以外,毅然決定進口大批的成套化肥設備來解決農業產量問題。但其效果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才顯現出來,可以說是“前人栽樹,后輩乘涼”。主席在對農民意識形態的改造上實際是吃了敗仗,難怪在1975年,老人家無奈地引用列寧的話說:“小生產大量地自發地無時無刻地產生著資本主義”。
眾所周知,鄧公的上臺并不順利,加之執政時年事已高,根本就沒有打持久戰的資本與決心,凡事必須立竿見影,所以采取了許多急功近利的作法。在如何對待農民的問題上,他沒有繼續堅持主席那樣苦口婆心式的正面教育方式,而是借鑒了歷史上“誘之以拼而陷之以死”的成功經驗。起初是利用生產承包制分光了集體的積累,也在客觀上刺激了農民發家致富的原始沖動,結果正如李昌平在講演中所說的那樣,在82、83、84這三年中,農民實現了增產增收。但隨后卻是持續的增產不增收甚至是增產減收,在九十年代曾有一兩年出現了反彈,原因是國際市場糧價高于國內,國家出口增加而加大了收購力度。鄧公采取這樣的行動是有其理論基礎的,當年劉少奇就主張優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進行原始積累,然后采取國家政權的力量對資本家予以剝奪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了。主席對此明確反對,作為一個對人民和歷史負責的領袖,他固然可以對舊社會的地主資本家采取革命的措施,但是怎么可以在取得政權之后先培養起一個新興的地主資本家階級再伺機加以鏟除呢!
目前的形勢與建國初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十三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卻仍然是個不容輕視。雖然沒有必要再通過行政手段來維持工農之間的剪刀差了,但吃商品糧的幾億人如果都以不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來保證口糧,成本未免太高。為了維持大局的穩定,為經濟騰飛提供有力的保障,客觀上仍然需要農民作出貢獻,但可以通過市場這個杠桿來巧妙地加以調節,這也正是農民長期以來增產不增收的根本原因。既然農民對主席菩薩心腸無動于衷,那就只好讓他們去領教鄧公的霹靂手段了,廣大農民說來也確實可憐,為了吃到一口被繩子栓在眼前的蘿卜而拼命地拉磨,但歸根結底也是他們的自私與狹隘造成的。畢竟中央政府的強勢在于發行貨幣,適當的通貨緊縮,可以巧妙地令農民乖乖地就范。反之,如果真的象李昌平所說的那樣,農民通過自己的組織維護切身利益,即使減產仍可增收的話,也許就會天下大亂。從中國歷史的經驗來看,因為通貨膨脹而導致王朝更替的事情數不勝數,蔣家的國民政府也在其中,卻從來也沒聽說過有任何一個政權是因為通貨緊縮而被推翻的。所以,以李昌平先生為代表的農家學派應該認真地反省一下,不要再浪費自己的筆墨去做無用之功了。
二,一個新政權建立以后,總要好好地總結勝利的經驗,吸取前朝的經驗教訓。明朝的時候,有人自豪地說:我朝宦官不干政,外戚不掌權,大臣不專權,大將不握兵,命官不為多……。可以說對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還是動過一番腦筋的,不料結果卻是亡于流寇。清朝對明朝末年朝廷不加節制的加派加餉非常忌憚,便強行規定“永不加賦”,但滿清滅亡的直接原因卻是由于會黨作亂。
我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主要是執行了毛主席當年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方針。由于中國歷史上實行的是鄉村自治,國家政權止于縣城,因此農村才成了“反動勢力最為薄弱的地方”。我黨革命勝利之后,當然深知其中的利害,所以不惜豢養大批鄉官,使國家政權深入基層。毛主席之所以在建國以后在經濟上對黨員干部管理得那樣嚴厲,除了借鑒民國貪污成風的教訓以外,也是出于財政要維持黨政兩套系統、負擔過于沉重的原因。歷史上雖然也有官員之間互相監督、牽制的機制,但大體上也只是限于督撫之間而已,從清朝的情況看,朝廷命官(軍隊除外)僅為27000名。一縣之中,吃皇糧的人數極其有限,一般也就是十幾個人。但是新中國的官制一開始就非常龐大,從行政一級到25級,比起明清時期的九品十八級還要煩瑣。加之在縣以上機關普遍設立黨政兩套機構,不久之后又增加了人大、政協,實際上財政要負擔這四駕馬車的一切開銷,吃皇糧的人數至少要比過去增加五倍。所以毛主席不惜拿功臣劉青山、張子善開刀,對包括自己在內的高級干部在經濟上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軍長的工資僅是團長的一倍,團長的工資比連長高不了太多;只有這樣,財政才能勉強維持運轉。
老田同志指出:鄧公上臺之際,由于在政治上并非居于絕對優勢,為了取悅廣大老干部,只得采取贖買政策,利用大規模地提高經濟待遇換取他們退出領導崗位,在新舊交替之際更是無限制地擴大干部隊伍,從而在政府機關造成了大批冗員。目前,一個縣的副縣級以上領導至少也有30人之多。根據量出為入的原則,這筆開支最終還是要轉嫁出去的。省級以上的機關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創收,例如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韓桂芝同志僅僅賣官一項就撈取了千萬巨款。地區級的機關則多少有些企業可以為他們埋單,問題還不是十分嚴重。問題是那些貧困縣的官員們,他們除了農民之外就沒有什么可以盤剝的了,這才是造成農民負擔重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就全局而言,農村只要能夠為全國人民提供充足的農產品就已經足夠。所以農村中的基層組織的確沒有存在的必要,事實上目前已有的機構除了領幾個錢之外也根本起不到什么積極作用。例如1988年的時候,上海同濟大學的一名女研究生被人販子拐賣到了山東鄆城。據說該村的黨支部書記在解救該女生的時候還立了功,他好象還這樣說,要是知道該女生的黨員身份決不會讓她受委屈云云。如果是潘太史執政的話,這樣的村官早就槍斃了。因此,既然基層政權早已不在手里,農村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只要讓農村維持現狀就已經足夠了,更沒有建立農會這種組織的必要。我黨對于會黨和輿論歷來控制得最為嚴厲,是根本不可能在農村破例的。非但如此,對農村已有的組織還要不斷地加以弱化,只要讓農民永遠處于一盤散沙的境地,就不必擔心他們會鬧出什么大的亂子。即使真的在出現什么洪秀全、馮云山,他們也決無興風作浪的可能。
李昌平先生在回答潘太史提問的時候,倒是也說出了一番令人佩服的見解。他說:“目前惟一可能造成動亂的源泉,很可能是失業大學生、下崗工人、破產農民和退伍軍人的四結合。”他還斷言即使存在這樣的風險也必然是發生在城市之中。潘太史認為對此只能同意一半,那就是他們很可能在城市相識,但不太可能成就什么大事。如果一個組織起初就沒有合法外衣作為掩護是很難有所作為的,不論是歷史上的五斗米教還是近代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都是如此。當局之所以對傻輪功施以重手,對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也嚴格監管,倒不是在乎他們的教義是否荒誕不經,而是擔心他們的聚眾能力。因此,如果在農村中允許存在其他的基層組織,勢必會成為城市中非法組織的庇護傘和落腳點,并且最終成為動亂的策源地。目前,工、青、婦的組織機能嚴重削弱,之所以不予以充實是由于財政無力負擔,之所以不予以取締或干脆允許其謀出路或采取承包的方法,是不想讓別人披上這件合法的外衣去干令政府難堪的事情。說得更加明確一點,就是不指望他們拉屎但要占好這個茅坑。所以,當局對于農村中的基層組織,農會或農業基金會,不論其最初的動機如何,是斷然不會允許的。
另外,李昌平先生還談到了農民土地產權不明晰的問題,這就更加復雜化了。如果政府承認了農民對土地擁有明確的產權,那么對城市居民又該如何交代呢?福利分房取消以后,許多人為了解決住房問題不得不傾囊以赴甚至背上了幾十年的還貸包袱。根據潘太史的經驗之談,目前的城市貧民也許比農村人的生活更加困難,一家三口擠在不足九平方米小屋內的大有其人,而且隨時都有被停水、停電、停止供暖的可能。還有的人根本就沒有屬于自己的住房,隨時都有被掃地出門的可能。所以解決城市的問題才是黨和政府目前的當務之急,只要城市穩定發展,也會給農村帶來很多的就業機會。至于廣大農村地區,只要能夠維持現狀就已經是阿彌陀佛了。至于黨和政府目前的農村政策究竟如何,聽李昌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不太高明,好象他另有高見。潘太史認為,農村發展的金光大道無疑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走集體化道路,搞集約化經營。目前的中央農業方針雖然不能治本,但作為救時之策來說,還是非常正確的。
2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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