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對改革的反思中，引發了主流與非主流的激烈討論。吳敬璉的發怒將討論引向了高峰，主流精英大有“改革為綱，綱舉目張”的文革豪情。什么“破壞改革”、“開歷史的倒車”。甚至于展開了文革式的人身攻擊。就差掄起“反黨”的大棒子了。
從爭論的激烈點看，吳敬璉的發怒也沒有什么錯的，非主流精英們的指責也沒有什么不對。
因為無論是主流精英們的大棒子，還是代表民意的非主流精英，雖然各方言辭激烈，各不相讓。但是他們都不約而同的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國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盜賊四起，民不聊生。對于這個現狀，從爭論的雙方看，皆已達成了共識。
本著求同存異，謀求共識的原則，在雙方都認可的這個“共同”點下，共同查找造成這個“共識”的直接原因，不要為這個“共識”的后果，爭來爭去。因為這些后果，并不是主流精英們直接造成的，從事實看，也證明了這一點。他不可能有這個權力，制造導致一場全國性的掠奪運動。而吳敬璉更是一再闡明，自己從沒有與掠奪國民的強盜集團“聯盟”。且不止一次的呼吁歸還掠奪國民的“勞動保險金”。
也不是代表民意的非主流精英們，直接造成的。所以，主流精英們也只不過是建言者，非主流精英們也不過是個批評者。都不是這一后果的直接責任者。只要找到這個“共識”造成的直接原因，追查出制造這一導致全國民不聊生的掠奪運動的責任者。在法治的范圍內，追究制造這一掠奪運動的責任人的法律責任。
只有像鄧小平那樣，肩負起歷史的責任，勇于撥亂反正，才能夠完成鄧小平設計的改革方向。
無論是怎樣的爭論，鄧小平設計的在20世紀末，實現小康社會的改革目標失敗了。國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盜賊四起，民不聊生。這就是現實，是爭論雙方都無法回避的現實。且爭論雙方都在這個不可回避的現實面前，達成了共識。
建議爭論雙方為了這個“共識”攜起手來，共同聲討破壞實現鄧小平設計師設計的改革目標的非法責任人，更加堅定地完成鄧小平設計師設計的改革目標。雖然改革的目標失敗了，但是，更能在這種失敗中吸取教訓，只有爭論雙方協同糾正這個“共識”，才能夠創建一個美好的和諧社會。
附：鄧小平設計師設計的在20世紀末改革目標。
1983年，鄧小平同志設計的在20世紀末的六項指標：第一，人民的吃穿用解決了；第二，住房問題解決了；第三，就業問題解決了；第四，人口不再外流了；第五，中小學教育普及了；第六，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為大大減少。
這六項指標，不但沒有在20世紀末，得以實現。反而越來越離這個目標越遠了，這個事實大家都耳聞目睹了。這個目標的失敗，從各方的爭論來看，是不存在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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