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下崗原因，流行的解釋是由于我們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所以職工下崗不可避免。可是，誰造成了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在政企不分的年代，興建什么廠，選址何處，投資多少，招工幾人，安裝什么設備，生產什么產品，銷往哪里，價格定位，全都是政府行為。就是由于一些參與決策的官員不懂經濟建設，盲目決策、瞎指揮，因此才導致了今天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導致了大面積的國有企業職工下崗。誰來追究他們的責任？怎樣追究？
官員，還有主流媒體，告訴下崗工要改變就業觀念，要解放思想。官員和媒體給下崗工開的“藥方”是：擦皮鞋、當棒棒、賣苦力、自謀生計。而官員自己，官員的子女，以及媒體從業人員，沒有一個愿意擦皮鞋、當棒棒、賣苦力、自謀生計。古人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官員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干嘛非得鼓動人家去干呢？
退一萬步說，假如下崗職工全都解放了思想、改變了觀念，全都去擦皮鞋、當棒棒、賣苦力、自謀生計，市場上豈能容納和消化上千萬人的失業大軍？官員的“藥方”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亂講，是愚弄老百姓的欺人之談。
改革數年以來，股市、企業改制、醫療、教育、住房、就業，已經成為壓在中國百姓身上的六座大山，使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受到毀滅性打擊：
1）股票的風險
窮人想脫貧，靠得是天上掉下的餡餅，因為窮人脫貧既沒有原始積累，又沒有足夠的才能，他們匱乏的經濟資源，使他們又不敢去冒創業的風險，只能每天為了生計維持著他們現有的生活水平，他們整天為了生計奔忙，活動范圍有限，從而失去了可能出現的創業機會，“脫貧”的夢想，只能等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一天了。
90年代初，股票這塊餡餅突然降臨中國，窮人仿佛看到了“苦盡甘來”的希望，在輿論的指導下，很多窮人相信，股票漲跌的隨機性和公正性，打破了富人壟斷的財富，于是在一段時期，全民炒股成為中國特有的一道風景線，連毫無智商可言的小腳老太也仿佛成了某家企業理論上的“股東”。
但是窮人哪里知道股票的本質，股票和證券市場原本是資本主義資本運作的方式，早期它是資本家榨取社會的一種融資行為，資本主義進入中期，隨著國家對證券市場的嚴厲監管，有價證券才成為了老百姓投資未來的手段之一。
今天，新中國的股票歷史，只經歷了短短十幾年，在其尚不成熟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各種癥狀，由于有關法律條款的缺位，市場先與法律的發展，使一些所謂的“社會精英”有了大展拳腳的機會而毫無顧慮，他們不惜官商勾結，暗中操縱股市，通過各種手段，大肆騙取股民的盲目投入，然后自己清倉溜之大吉，從中牟取暴利，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富，而讓尚在貧困線上的人，加入了窮人的行列。
可憐的窮人，又一次上了富人的當，他們哪里知道，沒有大多數人賠進，哪有他賣出的贏余，股票，從來就不是窮人用血汗錢可以與之公平對決的。
2）企業“產權改制”
在目前中國大富的民營企業家中，有許多原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下，他們管理的企業倒閉了，卻搖身一變，又成了原來倒閉企業的主人，這是所謂國外擺脫國有企業困境的先進經驗，美其名曰：“MBO”（管理層收購），于是，這些國企領導人為了達到將國有資產占為己有，不惜通過官商勾結、財務造假、大幅度提高管理成本、資本運作等手段，蓄意做虧企業，使企業股價暴跌，然后他們利用國家法律尚不健全的空隙，以合法的名義，實現所謂“產權改制”，合法的吞噬國有資產，把老弱病殘的勞動力“買斷工齡”后，扔向了社會，讓窮人去適應市場經濟的殘酷。
窮人開始想不通，為什么社會主義到了今天，昔日當家作主的企業主人翁，突然成了改革的包袱，而那些民營企業家卻在講臺上堂而皇之的大唱改革的贊歌，張揚自己的創業精神，從不坦誠他們是如何巧用國家的優惠政策，大量攫取社會資源的，從不坦誠他們是如何不顧國家勞動保護條例，壓榨和剝削工人的廉價勞動力和剩余價值的，他們似乎只會談成功，卻從不講成功背后的原罪。
他們的成功，使更多的人變成了窮人，當社會絕大多數資源被一小部分人占有的時候，窮人為了生存，便開始相互競爭，為得是能夠在剩余的資源里，分得可賴以生存的一小杯羹，隨著農民紛紛涌進城市，城市人口的失業率越來越高，發生了供大于需的現象，它為富人提供了壓縮成本、獲取更多利潤的機會，而地方政府為解決失業問題，往往在勞工糾紛時，權利更偏向于用人單位，可憐的窮人，為了自己不會失業，甘愿為富人創造財富，成功之道，仿佛真的變成了“剝削有功論”。
3）醫療福利“產業化”
有個現象非常奇怪，今天，在一些被我們昔日稱為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他們的醫療福利實行的是半社會主義化的政策，倒是我們這個社會主義中國，卻要將人民的醫療福利，進行產業化推向市場，這種源于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將醫院變成了公司性質去追求利潤，而醫院為了創收，不得不采取企業的管理理念，廣告宣傳無所不及，醫生仿佛也成了一名產品營銷員，把病人當成了他們的客戶，于是多開藥方、以關心病人健康作為幌子，為他們提供更多額外的服務。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農民基本不去醫院看病，城市里的人，小病不敢去醫院，白衣天使在治病救人時，居然還要收所謂“弱勢群體”的“紅包”，它幾乎成了醫生對病人履行承諾與否的潛規則，于是，窮人在要命還是要錢的痛苦中苦苦掙扎，如果“不幸”，家里四位老人尚在，且體虛多病，窮人的經濟負擔更是雪上加霜，時間一長，便“久病無孝子”，恨不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似乎是窮的結果，更像是窮人面臨的道德選擇。
中國有句俗話：“人窮志短”，人到了赤貧，道德就會被沖破底線，連自己的養育之人都尚且這樣對待，“和諧社會又從何談起？中國有“孝為先”的傳統美德，這種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美德，如今卻成了百姓家庭的一種負擔，也成了自己若干年后的真實寫照。
4）教育改革“市場化”
如今，“市場”這兩個字是等同于“先進性”的概念，大凡叫“計劃”的東西，好象都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箱里，早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讓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計委”改成了“國家發改委”，前不久，國家“幾五計劃”中的“計劃”二字，又被“規劃”代替，似乎唯有“計劃生育”幸免。
中國義務教育是9年，高中實行自費分級制，重點高中分數線基本由學校控制，且每年上調，那些不到分數線的學生，想進重點高中，必須交納數額可觀的所謂“贊助費”，那些“望子成龍”不想繼續受窮的家長們，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往往是掏空家里所有的積蓄，甚至不惜借錢。孩子到了大學后，每年是超過1，0000元學費負擔，四年下來窮人幾乎是清家蕩產，錢從哪里來？每個家長心中都有一筆心酸的血淚往事。
中國的輿論機器常常說，強國靠教育，但是把教育推向市場，使原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失去了將來報效祖國的機會，而那些學業優秀的學生，大都在大學一到三年級，就急著在準備考“寄托”（GRE和托福），等待出國深造，將來能衣錦還鄉，或光祖耀宗、或替家長還債，國家四年的教育投入，就此都成了“為他人作嫁衣裳”，有媒體曾經還沾沾自喜的宣傳，中國的某高校世界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你不想想，你培養的人才都去了國外，那還是自己的高校嗎？
我們以前都這樣認為，是國家培養了大學生，按照這個邏輯，大學生一畢業理應聽從國家的安排，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可現在是，普通大學生國家把他們推向社會，讓他們自謀職業，高才生卻一個也留不住，等他們“海歸”現實嗎？拿了人家的美圓，不“反華”算是有民族氣節的了，——這能怪“沒良心”的學生嗎？大學四年寒窗，靠的是學生家長勒緊褲帶，你國家憑什么要他們“愛國”？
所以，教改市場化，不僅使國家人才流失，阻礙了國家的科技強國戰略，也讓家長為自己下一代能夠擺脫貧困，獻出整個中年美好時光，過著含辛茹苦的日子直到老，卻未必能等到“烏鴉反哺之孝”的那一天。
為此，建議國家盡早舉行有國家審計署參加的各級各類學校收費聽證會，明確收費標準制定的原則和培養成本計算的依據，最終實現公平的收費制度。聽證制度近年來已經成為中國政府民主決策進步的一道風景，審計署的“審計風暴”也給了老百姓對政府的內省機制寄予厚望，相信能夠盡快解決中國教育收費問題。教育亂收費是多年來社會各界與廣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行業不正之風（實質是腐?。仨毩⒓磩x??！這是執政為民、社會和諧、科學發展的關鍵一環，也是衡量黨和政府依法治國與執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5）房產改革私有化
也許中國房產商的暴利性，最能體現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特征，隨著國家全面實行住房私有化和市場化，昔日靠單位分房的老百姓，現在一下子有了對房屋需求的自主性，也許這是國家“房改”最具人性化的一面，但是，由于中國目前的房產價格居高不下，窮人仍然無緣改善居住條件，這使得有能力購房者，不得不承受開發商和銀行的雙重壓迫。
由于國家對房產商的干預不夠，政策不到位，長期以來，中國的房改處于一種畸形市場化的狀態，開發商乘機熱炒高樓，以牟取暴利，整個房產市場品牌一個比一個高，低價普通房卻無人開發，就是經濟狀況稍好一點的工薪階層，也只能靠銀行貸款購房，現金購房無異于“癡人說夢”。
一般來說，買房后連本帶利償還銀行貸款的資金，有幾個方面構成，一是多年的積蓄部分，二是單位公積金部分，三是每月從工資中提取部分，這三部分像一根繩索，牢牢的套住了“還債奴隸”，夫妻雙方條件尚好的工薪階層，尚且不得不畢生省吃簡用生活，窮人就更難以說清，購房到底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還是掉入富人的陷阱。
中國的房產開發??而國家現在所能做的，似乎只有靠出臺相關政策，來所謂健全房產市場，中國窮人這么多，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他們更需要的是能夠住得起的普通住房，而不是靠畢生還債住進豪華樓盤的享受，國家為什么不將目前閑置的2千憶公積金利用起來，自己經營國有的房產開發，大量建造適合被稱為“弱勢群體”居住的安樂窩，而“安得廣廈千萬間”呢？
6）弱勢家庭子女就業
隨著教育走向產業化的不歸之路，大學成為套錢的工具。學校也并非是原先的象牙塔，教師之間的功利性日漸赤露，職稱、成果背后都是一場權錢的交易，與社會上的一切潛規則并無二致。他們不再專心于自己學術的研究和道德的傳教，與社會上的浮躁一起相互交融?！叭祟愳`魂的工程師”，那是遙遠的事情。
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以來，每個學生對其所圍繞國家的一切理想不復存在。對于這段歷史和傳統并沒有任何的自豪和榮譽之感。與國家采取“遺忘政策”，實行空前嚴厲的信息監管，竭力抹去歷史印痕的姿態相比更有甚的是，他們在心里對自己說，那已經過去了，成為歷史了。并深深的為自己的前輩的“幼稚”所懊惱不已。對于這段歷史從來就不曾縈繞他們的心頭，甚至于不屑一顧。
經過高考煉獄而邁入大學者更是放下所有沉重的疲憊，只身于迷茫和混沌的狀態，沒有任何的動力和方向。如果將大學生對知識的褻瀆歸咎于教科書的粗制濫造未免牽強附會，現代大學的中心——圖書館——并非一無可取之處。然而我們的大學生除了老師要求之外卻更喜歡將其供奉于閣樓之上，除了管理員日復一日的清理掉上面的灰塵，我們并沒有發現借書單上的日期有任何的變更。隨著社會對學校的侵蝕，漸漸地他們知道書本上的知識并不能使自己幸福，原先憧憬和敬畏的一切只不過是虛妄。而外面的世界太過精彩。
我們的大學生當放下自己肩負的使命的時候，他們并沒有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邊的“瑣碎之事”。社會上的貧窮、非正義、不平等的事情，他們都能置身事外，偶爾的議論也無非是推委于社會自身。而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他們除了憤怒并沒有什么可以憑借的力量。如果說當代的大學生處于“弱勢”地位，大學生自己的所為可謂難辭其咎。
當大學生將自己父母的心血交到學校然后靜靜地等待四年，他們拿著學校給的一張憑證，黯然的走出學校的大門，并沒有帶走任何教益。他們百無長技的被推向了社會！當實際情況與他們所希望的恰好相反的時候，由于對社會的邏輯所知甚少，他們憤怒了。他們開始瘋狂的謾罵社會的不公正，他們不明白為什么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生存的質量和狀態卻是天壤之別。但不管如何，社會依然混亂不堪，法律仍舊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社會地位一成不變，差距懸殊。
比如，來自蘇北農村的曲文畢業于南京某大學新聞系，他和一名同班同學同時進入一家電視臺，但后者享受著“臺聘”待遇，曲文沒有的他都有。曲文認為，出現這種差距并不是因為兩人之間的實力差別，而是家庭背景。“關鍵在于他父親是某電視臺的臺長?！?BR> 家庭背景決定子女就業，背景越好工作起薪越高，這種潛規則已然成了許多人的共識。其實，這只不過是“背靠大樹好乘涼”的現實反映而已。“近水樓臺”當然就容易“得月”，但家庭背景決定就業的現象可謂是血統論的變種，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龍生龍，鳳生鳳，生來的耗子會打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边@種極端的的思維慣勢足以概括血統論的內涵。事實證明，以出身論英雄是謬之大矣。然而，家庭背景決定子女就業正是血統論的變種。某些家長為了讓子女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不惜侵害公共利益；某些家長為了讓下一代繼續享受榮華富貴，往往動用公權。種種舉措都指向一點，那就是千方百計地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盡量不許權益旁落他家，從而達到“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目的。這與血統論的思維何其相像！
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指出，我國已進入1950年以來的第五次失業高峰，實際上達到了最高的峰值。經濟增長速度的相對放緩、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就業彈性系數降低，資本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勞動力供給的持續增長等，都使中國的就業機會變得空前緊張起來。針對教育而言，由于高校擴招，大學畢業生明顯供過于求。僧多粥少，就業崗位本來就極其有限，如果再被強占，或者通過關系導致厚此薄彼，顯然會加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如果說教育起點的不公平是社會的最大不公平，那么受教育后的就業不公平則是最給人重創的不公平。一定程度上說，許多農家子弟上大學，是靠舉家之力，而農家培養一個大學生往往是孤注一擲，他們把整個家庭的希望和命運全然寄托在上了大學的子女身上。他們砸鍋賣鐵、含辛茹苦地供應孩子上了大學，結果孩子卻因為沒有家庭背景謀取不了工作，或者謀取不了本應得到的優質工作，這不僅對大學畢業生本人是種打擊，更是對整個家庭的重重一擊。
血統論曾經害人不淺，這種變種的血統論同樣會貽害甚深。它直接會使那些家庭背景不好的學生滋生怨懣情緒，仇視那些家庭背景的孩子，進而仇視那些手握大權和占有社會財富的人?！俺饳唷焙汀俺鸶弧钡拇嬖?，應該歸咎為那些攪亂就業秩序的人。正是他們首先破壞了社會公正，侵吞或者優先侵占了社會資源，才引來被侵占者的憤懣。
當然，父母希望子女有好出路是人之常情，在一個對就業亂象缺乏監督也不易監督的情況下，這種現象的存在有時在所難免。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對家庭背景決定子女就業的亂象保持警惕，不能姑息。無論血統論如何變種，都應該鏟除其生存的土壤。
含辛茹苦幾十年，換來的是畢業即失業，對大學生本人、對供養他的家庭，所帶來的打擊是多么沉重！在這樣沉重打擊下，他們對這個社會對政府將產生怎樣的心情？
因此，大學生供過于求，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就業問題。大學擴招、學費暴漲所帶來的負面后果——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對社會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教育部門在高收費政策中賺了錢、發了財，可是負面后果卻會讓全社會來承擔。
據楊東平教授領導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成果，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華從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對于熱門專業，管理干部、技術階層的子弟占57.3%，工人、農民、下崗人員的子弟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錄取分數線農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識分子子弟38.8分，下崗人員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識分子子弟35分。中國教育起到了分離器的作用——以政府財力打造重點小學、中學、大學，供強勢群體的子女進入學習，而弱勢群體的子女大多無緣其中，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
自從大學學費暴漲后，大學生源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在實行收費制度之前，農業地區來的學生，在大學里占60%-70%，和農業人口在全國人口所占的比例還比較接近，實行高額收費后，農業地區學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學，已經成了富家子弟的樂園。這些從小不知民間疾苦的學生，將來當了官，政府機構都是由這樣的人把持，他們制訂的政策恐怕會更加脫離社會現實。
各職業階層間的差距則更加明顯。農民子女與工人、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之比為1：2.5：17.8： 12.8：9.4，其中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1：4：31.7：22.6：17.4。農民階層與整個非農階層的整體差距是5.6倍，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 9.2倍，其中與黨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則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和農民，與作為腦力勞動者的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的機會差距也很大：在高?？傮w中為9.6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工農子女的合計份額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階段，城鄉之間和社會各職業階層之間都呈現一種金字塔狀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層次越高，不平等也越嚴重。而在集中了全國最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的北大和清華，更加令人驚嘆。在北京招生的情況則顯示，在全中國8-9億農民中，能夠進入北大和清華的人數不及一個北京市。比如，在清華大學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屆本科生中，來自全國農村的學生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別達到 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個高出100人。
高等教育的所謂“大眾化”可能只是一種假象：真正的“大眾”即工農子女多數仍處于邊緣，而位于金字塔頂端的“重點”大學依然主要面向強勢階層。
早在1998年進行的一項對全國37所不同層次高校（大專除外）、1994和1997級學生近7萬人的調查，則給出了一幅較為完整和系統的畫面。在城鄉之間，機會獲得的整體差距為5.8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則達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層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過了城鄉居民經濟收入的名義差距（2.8倍）。在重點大學中，這種不平等則遠遠超過城鄉之間經濟收入的實質差距（6倍）。
改革開放前，我們都生活在一樣窮的水平線上，或者說，我們在社會相對公平的環境下，生活得一樣的富，我們常常說，窮人和富人是兩個相對的概念，現在看來，其實不夠準確，從現實的角度看，這個“相對”應該是“對立”才更為科學。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有窮人就有富人，富人越富，窮人就越窮、越多，原因是富人的財富，是通過對窮人的無情剝削獲得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原始積累”的名詞，并向我們揭示了“原始積累”血淋淋的構成，——這是19世紀末開始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寫照。
我們的改革應該是雙贏的改革，是多贏的改革，那種一提改革就想要“犧牲”幾千萬人、就要求別人“付出代價”的主張，說輕一點是糊涂觀念，說重一點是強盜邏輯?。?！其實，只要換把椅子坐坐，換位思考一下，就不難看出此中的悖論。讓那些聲嘶力竭高喊“改革”和“犧牲”的人自己付出哪怕一丁點代價，他們也會跳起來。更不??來是“要求群眾做到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到”，“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以此為標準進行判斷，誰是真改革、誰是假改革，人們也就一目了然了。
一個公正的社會對為了社會發展而做出犧牲，承受了改革的陣痛，代替時代而受難的下崗職工們，難道不該給予適當的回報的嗎？？？
所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讓全社會共享改革成果”的主張，仿佛燈塔，驅散了籠罩在前進道路上的迷霧。又好比是指南針，為我們撥正了航向。我們的改革不是讓少數人肥己的“小灶”，我們改革的終極目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一切與此相背離、相抵觸的主張都是謬論，必遭唾棄和鞭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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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jubaore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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