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盤子為讀書---對愚蠢小豬先生若干觀點的質疑(1)

前言

自我介紹一下，鄙人不逾東墻，比鐘先生小幾歲，搞VHDL/FPGA的，從大方向上說也屬于自動化行業，是鐘先生的同行---但不是洋博士，是個土學士。工作之余喜歡看一些歷史書，偶爾涉獵點經濟知識，對國家大事比較關心，屬于“位卑未敢忘憂國”那種類型，但還算不上憤青。曾經屬于右派，現在自認為應該算是中間派。

幾個月以來，我們公司內部網上陸續出現了幾個貼子，轉載鐘先生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觀點，而我的觀點與之相左，就回貼了一些長篇大論的東西進行反駁。可能是因為發貼子的同事還沒有充分理解鐘先生的觀點，所以我沒能看到有說服力的正方回貼。前幾天我忽然想到，如果能在網上與鐘先生交流一下，或許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可能也有助于廣大網友理清思路。所以，我上網收集了一些鐘先生的文章，學習了一下，然后整理此前寫的貼子，進行修改、補充和總結，寫出了下面的文字，發在烏有之鄉鐘先生的主頁上和幾個曾轉載鐘先生觀點的論壇上，以期拋磚引玉。

雖然我在標題上用了鐘先生的筆名，但這只是為了方便各位網友搜索，我不喜歡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小豬、小豬”地亂喊，所以在文中還是以“鐘先生”相稱，希望大家能夠習慣。

正文

1.       我的主要觀點

首先，明確一下我的主要觀點：

（1）     我們應該發展民族基干產業，努力讀博士。

（2）     我們不應該只讀博士而不刷盤子。

（3）     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并未讀成或接近讀成博士。

（4）     按照搞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路線，我們未必不能讀成博士。

2.       我歸納的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

我的論述將圍繞鐘先生的觀點和論證展開，在分析過程中證明我的觀點。所以，在進行論述之前，首先要歸納一下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以使下面的分析有所針對，如被認為有不確切甚至曲解之處，愿與鐘先生及其同道討論。

在這里，我采用了鐘先生采用的詞匯體系，基干產業、刷盤子、讀博士等名詞的含義與鐘先生論述的相同，并且，我認可“讀博士必須遵循科學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學精神是‘可重復，可檢驗’”這一基本前提。

為了方便在論壇上發貼，對鐘先生邏輯要點的表述采用了文字敘述的方式。

以下是我歸納的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

根據1：

中國在計劃經濟末期有了一批重工業企業、產業工人和科研機構，取得了一些高科技成果。

結論1（同時也是“根據4-1”，下同）：

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在讀博士，并且已經接近成功，基本具備了基干產業。

根據2：

改革開放后，中國走市場經濟路子，為發達國家刷了盤子，造成大批重工業企業倒閉，大批產業工人下崗，大批科研機構走向市場后解體，并且國家沒有取得重要的科技成果。

結論2（根據4-2）：

中國改革開放后只是（或者絕大部分是，下同）在刷盤子拿GDP，沒有（或者極少）讀博士搞基干產業，在發達國家的競爭下，基干產業已經崩潰（或者接近崩潰）。

根據3-1：

“完全依靠私人資本和自由市場經濟建立起的基干產業，在世界經濟史中竟然找不到一例。英美是私人資本加計劃經濟，日本是半私人資本加計劃經濟，蘇聯和中國則是國家資本加計劃經濟”。

根據3-2（根據4-4）：

讀博士必須遵循科學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學精神是“可重復，可檢驗”。

結論3（根據4-3）：

落后國家以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大戰略不可能建立基干產業。

結論4：

中國現在把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大戰略，給外國人刷盤子，不可能建立基干產業、讀成博士；只有搞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戰術手段，才可能建立讀成博士，走上強國之路。

3.       對上述論述邏輯要點的分析

(1)    由根據1“中國在計劃經濟末期有了一批重工業企業、產業工人和科研機構，取得了一些高科技成果”得出結論1“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在讀博士，并且已經接近成功，基本具備了基干產業”

這里的根據是無可置疑的，但是，關鍵在于，這些成績是否足以證明我們已經成了博士呢？

關于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鐘先生提到，“人就算是機器，沒日沒夜地干活，中國也打不了多少糧食。還不如多些閑暇時光，學知識學文化，掌握現代科學技術。集體勞動，分工協作，進行初等工業化訓練。興修水利，機械化，電氣化。靠科學技術推動農業前行。”

可是，根據我的了解，多數農民持續從事“學知識學文化，掌握現代科學技術”（與掃盲相比，屬于完全不同的檔次）活動的情況，僅僅出現在極少數地區和以此為藍本的電影、紀錄片里，至于利用“閑暇時光”“進行初等工業化訓練”、“機械化，電氣化，靠科學技術推動農業前行”更屬無稽之談。

關于“6、70年代出生的人，是中國的‘團塊世代’，在孩提時代就感受到了工業文明之風，讀書認字時陪伴的是《十萬個為什么》，近乎免費地完成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還受到了很好的職業培訓。這代人中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在人口中的比例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絕對數目在世界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推動中國的經濟列車急行”。

首先，任何對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會否認，這里說的應該是“6、70年代出生的城里人”。

其次，如果這里的“出生”原意是“成長”，那么，文革時期中國每年能培養多少合格的大學畢業生？工農兵大學生的平均綜合素質如何？。在全民挨餓、造反、串聯、武斗、批“臭老九”的環境下，又有多少孩子能夠沉下心來讀讀《十萬個為什么》？

最后，技術和管理人員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和“讀《毛曰》，20余年讓民族掃盲”一樣，屬于任何有條件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現代政府都應該做到的。

關于科技方面的成就，鐘先生曾經提到：“毛澤東高瞻遠矚讓中國人安心讀書，而不是刷盤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盤子的收入，賣糧食和賣資源，由國家統一管理，充做學費，使國家工業化……學習成績也很顯著，從幾乎零點起步，在短短的20多年時間里，做出了中國第一臺汽車，第一架飛機，第一顆衛星……，創造了無數第一。完成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近百年的工業化歷程。”

這些成績的確很有價值，但是，鐘先生在宣揚這些成績時，卻把一些重要的“細節”忽略了。

我們引以為榮的第一輛高級轎車---紅旗車，“發動機、底盤基本是仿造的，車身當時沒有圖紙，是由工人直接從油泥模型取得樣板制成的（!!!），結構也均以外國車為藍本”。由于很多部件以及裝配基本上是手工完成，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本高得離譜，根本不可能量產。其實，按照相同的邏輯，中國第一部汽車發動機應該是1935~1937年間由工程師陸景云主持仿制成功的英國Commer牌卡車的Perkins牌發動機，當時“除了一份使用說明書外，就別無資料了。試制人員將柴油機拆開，逐步分析測繪。”

中國汽車工業的代名詞---4噸解放載重汽車的原型是前蘇聯吉斯150，其底盤從未被改動過，二十多年里我們只能用這種中型卡車及其衍生型號代替輕卡和重卡，其間的浪費是不言而喻的---這種情況對于一個工業化（或半工業化）國家來說簡直就是不可理喻。

“強-5由當時大量裝備的殲-6 (米格-19)戰斗機為基礎，重新進行機體設計”，發動機與殲-6相同，并且，“實際中的修改不可避免地使強-5的多項性能比殲-6下降”。

運-10雖然在整機設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其最核心、技術含量最高、也是最能體現重工業設計、制造水平的部件---發動機，卻是原裝正版的JT-3D（波音-707裝備）。

這就是自主研發嗎？這就是“已經博士畢業”、“各種技術及人才齊備，與先進國家差距不遠”嗎？這就是“完成了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近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歷程”？

我也是做研發的，我知道，即便在技術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只要有幾個肯拼命的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不論是誰培養的），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在不計成本的前提下，只需要比較短的時間（比建立基干產業的周期短得多），絕大多數工業產品是可以仿制、試制出來的（“龍芯”的研發團隊以前從沒有做過大規模的芯片物理版圖設計，但“龍芯”1號從完成邏輯設計到完成版圖設計只用了幾十個人、不到8個月的時間），但其間形成的技術并非完整的核心技術，缺乏需要長時間下苦功積累的同時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技術，更缺乏相應的量產能力、管理經驗和下游產業與之相配套，并不足以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性能和成本，而這才是“基干產業”的精髓，是真正的“技術力”。這種層次的所謂民族的“骨骼”的構建成本是比較低的，即便形成了也是容易效仿、不堪一擊的（看看我們的鄰居，手里有核彈也只能任憑美國的F-16在自己領空飛來飛去，當年我們也只能靠進口的薩姆導彈才能部分阻止U-2飛機目空一切的行為，至于中蘇交惡之后，就從來沒聽說過“U-2”這個詞）---即便是“對于學生來說”，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鐘先生認為，“只要-我能夠造出來，我就是先進國家，產品先進不先進，并不重要”，那么，一旦發達國家憑借其基干產業向我們進攻，這種水平的已經“走完工業化歷程”的基干產業能否提供性能足以捍衛國家的武器呢？我們的資源能否足以支持其批量制造、使用、維護成本呢？

其它諸如人才、工業人口、市場等等，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看起來似乎是什么都有，其實水平還差得很遠，基礎性的方面如人才儲備等普遍水平不高，少數尖端科技則或者屬于國家集中超大比例的資源不計成本強行推出的軍事項目(如兩彈一星、核潛艇)，或者屬于不能形成國際競爭力的形象工程（如紅旗轎車），即便某些項目（如運-10）能夠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由于其高精尖特征，研制一下還勉強供得起，如果強行把這些項目全部進行產品化、產業化，國民經濟就有可能不堪重負，因為他們超越了當時的基干產業水平。“龍芯”的設計者之一曾經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研制成功一項技術并不是非常困難，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具有核心技術和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與鐘先生的觀點“只要-我能夠造出來，我就是先進國家”相比，這一觀點應該是正確的。

其實，鐘先生在證明“計劃經濟時代‘已經博士畢業 ’”的觀點時，違反了科學精神，邏輯上存在謬誤。

鐘先生拉開科學精神的大旗，暢談“可重復，可檢驗”理念。但是，為了證明計劃經濟時代的成就，在論述其即將“貫徹”的“標準”時，卻對其中的“檢驗”的定義進行了人為的異化，用“如果要求聰明稱職的人才能檢驗，那是皇帝的新衣”這個穿鑿附會、未經檢驗的邏輯，把檢驗標準的定義限制在了“可以（直接）用手指頭和腳趾頭去數出來”范圍之內。而事實上，真正“可重復，可檢驗”的“檢驗”標準必然是復雜的，必然要由“聰明稱職的人”借助合適的物質/技術/信息/組織條件、經過嚴格縝密的程序、在另一些“聰明稱職的人”的監督下予以“貫徹”---這與“因為個人立場信仰不同，結果會大相徑庭”的“用腦子去領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貫徹”的過程及其結論才可能是 “什么人，都可以開動手指頭和腳趾頭去數，去評價和判斷，結論還是一致的，不會出現這個人數的結果與那個人不同”，才可能是符合科學精神的。

比如說，要想“用手指頭和腳趾頭去數出來”“國民識字率”，首先要制定“可重復，可檢驗”的“識字”標準：是識一千個字算識字呢？還是識兩千個字算識字呢？識字標準中是否要包括“回”字的四種寫法呢？考核的時候，應該以100分還是以60分作為合格？如果從實踐出發，用讀完一篇文字作為標準，那么，應該選取《兩只蝴蝶》的歌詞還是《出師表》？錯幾個字算“讀完”？即便有了一個“可重復，可檢驗”的“識字”標準，那么，在“用手指頭和腳趾頭去數”人數時，怎樣才能保證進位時不出錯呢？如果采用十進制，手指頭、腳趾頭加起來最多能數到100，以后怎么辦？

可見，如果把檢驗標準的定義限制在了“可以（直接）用手指頭和腳趾頭去數出來”范圍之內，即便是對于一個看起來能用這種方式“檢驗”的參量，如果真的這樣檢驗，其結果也是不可“重復”和經不起“檢驗”的。“檢驗”標準絕不是顯而易見的。采用“如果要求聰明稱職的人才能檢驗，那是皇帝的新衣”這個穿鑿附會、似是而非的邏輯來限定檢驗標準的范圍，或者說用這個偽命題來閹割“可重復，可檢驗”的科學精神，最大的用處就是把“反映鋼鐵、機械、化學、電子等基干產業的技術水準”的標準鎖定在“數民族第一”上，進而，以“中國幾乎所有的第一都誕生在那個年代”來證明“那個年代”“基干產業的技術水準”是如何之高。得出這個結論的邏輯基礎本身就是違反科學精神的，不可“重復”，也經不起“檢驗”。況且，怎么算是“第一”，也有待“檢驗”---中國完全自己制造的大型客機還沒出現呢。

而且，即便假定這樣違反科學精神的邏輯是可以接受的，從“中國幾乎所有的第一都誕生在那個年代”出發，也不能證明“那個年代”的“基干產業的技術水準”有多高---這一點我已經證明過了。

由此可見，這個結論是如何站不住腳。

同樣重要的是，在計劃經濟的最后十年，也就是文革時期，國家處于動亂之中，科技事業受到了嚴重破壞。專心致志搞學問、鉆技術的人被打成“白專分子”，除了極少數如陳景潤、運10項目組等尖端人才、單位之外，幾乎所有科研機構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都受到了嚴重影響，很多人被迫荒廢了專業，甚至人造衛星項目組也未能幸免（發射幾個月前，項目負責人因為政治原因進行了更換）我們的衛星比日本晚了3個月是有其必然性的。更為嚴重的是，文革時期國家的教育事業受到的打擊尤其沉重，學生不去上課，被有目的地組織起來打架、抄家、砸文物、斗老師，教師重新被劃為“臭老九”。如果連教育事業都普遍處于這樣一種狀態，整個國家的科研事業將會處于怎樣一種狀態呢？一個國家處于這樣的狀態10年之久，其科技水平真能達到“博士的水平” 嗎？如果能，那么其它國家的民眾是否太笨了？

所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遠未達到建立基干產業、成為博士的程度。在我所歸納的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中，結論1（同時也是“根據4-1”）是錯誤的。

弄明白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所謂70年代末是“中國奮飛的前夕”，如果措施得力，就能“使中國的產業迅速實現由蛹化蝶的飛躍。其實整（個兒）就一個日本成長戰略的復制，那么到上世紀末，中國就會在GDP上壓倒美國”云云，純屬無稽之談。

至于“首先節衣縮食去打造不能直接用于消費的重工業——中國的產經聯。然后產經聯逐步成型開始運轉后，很多東西開始憑票供應，票也越來越多。人民也放假了，也就是上山下鄉。（鐘先生不是說‘應該逐步通關，并向外敲詐關鍵技術，人民繼續忍耐，消費帶著骨骼逐步完善。應該艱難并痛苦地復制日本蛹化蝶的過程’嗎？^_^）……各種中國最尖端的的技術基本上都在20多年前產生，說明中國的產經聯正在迅速增長。按日本的觀點，在產經聯打造完成后，人民就應該放假了，因為有個一個民族的經濟永動機，毫無必要努力提高人的優化組合去提高效率推動經濟發展，因為這個時候經濟發展的動力是科學技術，人的積極性在鋼鐵面前是藐小的。人民放假是發達國家的特征，比如去觀光，看電影，書畫展，打球，做運動，打游戲，反正不能干活，干活是對民族的犯罪，因為又要靠人的積極性去拼鋼鐵，又回到小農經濟社會。玩還不白玩，還能創造GDP，……20多年前的中國其實就這么回事，因為民族機器才剛打造好，只換了個說法，叫大串聯，大字報……，只是沒錢，沒有算成GDP，要真按現在的標準都算GDP。武斗都是創造了巨大的GDP，拆了建，建了拆，自己還快樂著，就象現在娛樂業GDP。其實該玩的玩了該樂的樂了，為什么現在很多人又回憶起過去，磨洋工，吃大鍋飯，其實那時發達國家的特征，為什么生活還很困難，是因為永動機才剛打造好，還需要磨合進入快車道，中國經濟就要起飛了”這些違背基本常識的說法，脫離了“讀成了博士”這個基本前提，也就只能當笑話聽了。

 
刷盤子為讀書---對愚蠢小豬先生若干觀點的質疑(2)

(2)    由根據2“改革開放后，中國走市場經濟路子，為發達國家刷了盤子，造成大批重工業企業倒閉，大批產業工人下崗，大批科研機構走向市場后解體，并且國家沒有取得重要的科技成果”得出結論2“中國改革開放后只是（或者絕大部分是，下同）在刷盤子拿GDP，沒有（或者極少）讀博士搞基干產業，在發達國家的競爭下，基干產業已經崩潰（或接近崩潰）”

首先說一下刷盤子的問題。

落后國家的落后是全面的落后，是從工作母機到各級下游產業的全面落后。我國現在所走的道路是糾正此前過分強調重工業、忽視輕工業的錯誤，利用國外的技術和設備發展輕工業，用輕工業的發展與其它落后國家競爭就業機會、改善民眾的生活、緩和社會矛盾，為重工業和整個社會的發展積累資金、技術、經濟運行經驗、培養人才，為購買國外的技術和經驗，進行消化吸收，進而培養有國際競爭力的技術創新團隊和體制、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鏈籌集資金，這是一條更為人性化、成本更低、風險更小的道路。也就是說，刷盤子是為了讀博士。

在刷盤子過程中，大批民眾在進口裝備上辛勤工作，鍛煉了基本的工業技能，雖然多數人技術含量不高，但是，這些技能對于自動化生產來說已經足夠了。如果說計劃經濟時期的工人的確具備比較高的技術水平，這也是與當時的工業設備水平相適應的，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技術在自動化生產中是沒有用武之地的，不論是操作轎車生產線還是操作8軸聯動的數控機床，8級鉗工都插不上手---現代社會，他們的技術多數屬于“中看不中用”。

同時，數以億計的刷盤子人口，也絕不是幾年甚至十幾年內可以積累起來的，因為，這個積累過程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培訓過程，其間還必須消化一系列需要長時間緩慢消化的因素，比如人口成份宏觀變化、大量人口收入上升，以及由此造成的對基礎設施、政府機構、法律、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物品供給的壓力等。并且，我們不應該如鐘先生那樣簡單地把這些刷盤子人口的成份“扁平化”，要想刷好盤子，他們中間相當大一部分必然屬于各類專業人才，包括生產管理人才、人力資源管理人才、營銷人才、財務人才、文藝娛樂人才和維持先進設備運行、維持優質產業運轉所必不可少的工程技術人才，培養以千萬計的合格專業人才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克服許多復雜的問題和相當豐富的經驗/教訓積累。

進而，工業人口數量的上升必然會帶來質量的提高。因為人是有進取心的，不論是改變個人經濟狀況的迫切愿望，還是推崇個人奮斗的社會大環境，都能使個人的進取心被大大激勵起來。基層工人中的比較優秀者，專業人才中的大部分，都會在辛苦刷盤子的同時，千方百計“學知識，學文化，進夜校，搞小發明、小革新”，提高自己的技術、業務水平，而這些人就構成了中國工業人力資源金字塔的第二層。就這樣，人力資源的金字塔自上而下逐級壘起，由于其塔基---數以億計的刷盤子人口---無比寬廣，最終必然能夠產生足以承載民族脊梁---基干產業---的人才群體，而人才群體的逐漸具備則對相關產業的建立和成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且，這一過程還將因國家的有意識引導、推動而大大加速。

所以說，刷盤子的過程不僅是一個為先進國家打工的過程，還是一個逐步積累發展所必需的資源的過程，是一個逐步解決發展所帶來的問題的過程，是一個循序漸進、悉心摸索、總結積累經驗教訓的過程。

鐘先生或許要說，在建立人才群體和基干產業過程中，如果搞開放，基干產業會因為尚不夠強大而被發達國家的基干產業擠垮，人才會被發達國家抽走，所以這條路走不通。事實上，這種憂慮是不必要的。

關于國外基干產業的競爭問題。

首先，國家對基干產業進行保護，也就是“骨骼出問題，政府必須出錢修補”，只是一個政策取向問題，與“要不要刷盤子”、“有沒有讀書”相比，是戰術層次的問題，只要下定決心，準備好付出代價，其實施并非難于登天。一旦基干產業面臨或已經受到嚴重侵害，不論是從國家大局、民眾利益出發，還是從各級中、高層決策者的個人事業（他們已經不必為個人經濟利益擔憂）出發，再加上廣大民眾對現實的不滿，還有鐘先生這樣的左派人士的吶喊，這種政策取向就會建立，即使要冒與國外勢力、國內既得利益集團對抗的風險。其實，這種曲折和“輪回”是由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和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用刷盤子支持讀博士的政策所決定。

并且，實行保護、發展基干產業政策和給外國人刷盤子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中國在逐步建立基干產業的同時，農村還存在大量的勞動力作為刷盤子的后備軍，這種以巨大的人口基數為后盾的從頂到底的完整產業鏈，還有近十幾年靠刷盤子積累起來的交通、通信等大量基礎設施，多種因素相結合，將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在產業鏈頂部偏弱，不足以為民族下游產業提供充足的上游設備、元件、原料時，這種經濟結構和基礎條件在爭取刷盤子機會方面，整體投資環境要優于其它單一發展水平的較小的落后國家，也優于一些人口同樣眾多但整體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而資本固有的趨利性，以及資本基于同質競爭、風險評估等方面的理性分析又決定了，它不可能因為中國發展、保護自己的基干產業就把刷盤子機會給別人，這是資本的理性選擇，而絕不是我們為了“給人家當裝配工”“求人家來辦廠”，現在臺灣資本對大陸趨之若鶩就是一個比較極端的證明。

在產業鏈頂部初步建立并逐漸成熟，逐漸能夠提供民族下游產業所需的上游設備、元件、原料（并不一定要非常接近國際先進水平，但至少要相差不遠）時，我們就可以逐步甩開發達國家，把國際的產業垂直分工，逐步轉化為國內地域之間、群體之間的產業垂直分工。這種分工雖然還是以廣大低收入階層的“血汗”為代價，但是，由于高端利潤總量的逐漸增加和外流比例（不一定是數量）的逐漸減少，也由于改革的不斷深化、整個社會的效率不斷提高，國家將擁有日益雄厚的財力和日益完善的執行力兼顧效率和公平，基層群眾的“血汗”狀態將因為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各種轉移支付手段的施行而得到較快改善，民眾滿意度迅速提升，勞動力技能隨教育投資的飛速增長而得到較快提高，技術積累、產業升級速度也將持續加快。在一定時期（比如20年左右）內，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將形成一種正反饋態勢，整個社會將獲得快速的、持續的、比較均衡的發展---這將是中國真正的“黃金時代”。

當產業鏈頂部比較成熟，總體技術水平足以與發達國家一爭高下時，雖然國內基干產業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依然不高，還存在基層群眾的“亞血汗”狀況，但是，因為我們擁有巨大的工業人口基數，基干產業的實際實力也將足以與國外抗衡。此時，才會出現鐘先生所說的“你這里的人工貴了，外資立馬走人”的情況，中國發展的將進入一個“平臺期”，主要矛盾將集中于下游產業面臨產業升級壓力以及刷盤子就業機會外流導致的失業問題，但此時中國經濟的實力已經能夠保證自己絕不會“轟然倒地”。或許，那時應該已經是21世紀中葉，人類科技水平的提高或許已經可以允許我們讓機器去刷大部分盤子了--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除非人類實現大同，對于那些沒有趕上刷盤子末班車的國家，他們將面臨極為尷尬的局面。

關于人才被發達國家抽走的問題。

首先，任何民族對其培養的人才來說都是有吸引力的，特別是對于中華民族這樣擁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獨特的語言、優良的傳統、豐富的民俗、特別注重親情的民族，這種吸引力足以留住任何真正優秀的人才，也足以留住相當大一部分業務上比較優秀并且有一定責任感的人才。

其次，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不但刷盤子的事業高速發展，讀博士的事業也在不斷進步，為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他們將不會撞上國人在外面所撞上的“玻璃天花板”，這對于真正優秀的人才和比較優秀的人才來說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再次，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不但刷盤子的事業高速發展，讀博士的事業也在不斷進步，各層次人才都會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得到經濟利益（基層工人的收入也比其農民同鄉的收入高），隨著所處層次的提高，人才得到的經濟利益呈指數增長，再考慮到刷盤子人口基礎的無比巨大，（重視經濟利益的）頂級人才的收入將逼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對于優秀的人才和比較優秀的人才來說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又次之，與計劃經濟下的政治、社會環境相比，搞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下的政治、社會環境要寬松得多，因為政府不必強制壓迫民意；生活條件也要好得多。這些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較小，各級人才“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情況大大減輕，政府不必在“柏林墻” 上拉電網架機關槍，有利于留住人才。

最后，政府在留住人才方面不可能無所作為，必然會通過促進各層次產業協調發展、創造各層次和各種機會、優化環境、提高收入以及部分低烈度的非常規手段（這是各國政府的一致做法）留住人才。

所以說，上述可能的擔憂是不必要的，或者說，即使有必要，也不至于象鐘先生所認為的那樣，足以嚴重影響讀博士的事業。

綜上所述，這種自下而上培植整個工業體系，通過刷盤子促進讀博士的道路，與只讀博士而不肯刷盤子，自上而下繁殖整個工業體系的道路相比，無疑是更為人性化的，也是成本更低、風險更小的。

鐘先生曾經提到，我們刷盤子就是“用人的血肉之軀拼發達國家的永動機”，這一說法是很具有鼓動性的。但是，這種情況同時也是由我國現階段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的。

中國“水際制造業”基層從業人員的薪資固然很低，但卻比農業人口的收入高，而技術含量少導致的從業門檻低，又使這些職位隨時可能被數以億計的潛在競爭者占據。這種巨大的廉價勞動力供給決定了他們的收入不可能上漲，甚至長期來看處于下降態勢。這是自動化生產對勞動力技術水平要求降低所必然帶來的結果（就如同西方近代產業革命導致機器操作工不再需要手工業作坊里的“高級”技能，使就職門檻降低、收入下降），也是在成熟基干產業缺失的情況下，中國現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必然特征。可以設想，在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的前提下，即便國家握有初步具備的基干產業所產生的利潤，并且將其用于提高基層工業人口的收入，使其擺脫“血汗”狀態，那么，同樣有能力勝任這些工作的幾億農村人口的存在，能夠允許這種收入水平長期維持下去嗎？也就是說，“血汗工廠”現象的根源并不在于有沒有基干產業，而在于存在大量貧困農業人口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在這種前提下，產業的垂直分工或“雁行陣列”，要么出現在國家之間，要么出現在國內各地域、各群體之間。除非中國農村的勞動生產率達到或接近城市水平、農民擺脫“血汗”狀態---這意味著農村人口中的大部分進入工業領域、GDP增加數倍、相當大一部分地區和人口基本進入現代化、幾十年的時間---基層工業人口的“血汗”狀態是不可能有顯著改善的。

更深一步想，其實，只讀博士而不刷盤子是一種偷懶行為，是在面對尋求社會綜合發展所必需面對的各種復雜問題時，一廂情愿的認為“解決‘基干產業薄弱’這個‘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而不下功夫考慮單一發展基干產業或/和不參與國際經濟運行的風險，以為把腦袋埋進沙子里危險就不再存在，急功近利、浮躁虛榮，試圖繞過復雜艱苦的基礎建設，搶先憑空構架上層建筑，跑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為了無源求水，只好持續數十年強行壓縮民眾的消費，不但不考慮民眾的認識水平、現實需求和承受能力，反而建立一個高不可攀、缺乏可行性的道德標準（“貧窮是可貴的美德，土地資源錢財是身外之物，知識和技術才是寶貴財富，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一旦民眾的承受力達到極限（沒法“安身立命”）而形成動亂、讀不成博士（這種情況更因為決策者的大量失誤而提前出現），進而希望得到一些現實利益，就站在自己的狹隘立場上基于這個道德標準指責民眾，“是一盤散沙，缺乏凝聚力”，“有造反情結，是世界上最難管的人民”，“貪小利，忘大志”，不如其他民族“優秀”，甚至批判本民族的文化---鞋子買小了反怪腳太大，而不反思當初制訂“只讀博士而不刷盤子”的戰略是否有問題。

其實，不僅“知識和技術”離了“土地資源錢財”就沒啥用處，而且，對于“民族”的成員，即使他們擁有再多的“可貴的美德”、“知識和技術”，如果離了“土地資源錢財”，也沒法“安身立命”。鐘先生在“洞察了我們民族的弱點，貪小利，忘大志”、推崇日本人“美德”、“民族責任”的時候，忘記了他曾經提到過的“日本趕上了列強爭霸大殖民時代的末班車，可以游走于列強的縫隙之間，還可以爭奪殖民地，釋放下層人口，掠奪發展資源”，忘記了日本政府以此為基礎，可以在“每一代工作母機出現，都能夠拿出一部分來進行消費品生產，安撫國民，回收利潤，讓國民感受到工業化的進展”以外，用掠奪到的資源安撫國民。其實，正是這一筆巨大的資源，才融消了日本人民本應凝聚的“造反情結”，才保全了日本人民的“民族責任”，才維系了日本民族的“凝聚力”。

從思想方法上分析，只讀博士而不刷盤子秉承的是“解決主要矛盾，其它矛盾就會迎刃而解”思想方法。而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把這一思想方法弄成了全國上下指導工作的主流思想方法。事實上，這種思想方法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是有其應用條件的。而且，即便條件允許，將其運用于實踐也是需要相當高超的技巧的，運用者必須時刻提醒自己，密切注意主、客觀條件的變化，隨時糾正其運用范圍和力度。不幸的是，國家決策者在從某些具體案例中領悟到這種思想方法的好處后，自以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萬金油”，不加批判地將其作為主流思想在全國推廣，而不考慮各級執行者的水平和民眾的基本素質。并且，由于其所成功建立的個人崇拜和在政治上一貫奉行高壓政策，致使所有反對意見都被定位成異端邪說，進而被定性為對其個人威信的質疑和挑戰，人人畏之如虎，敢疑而不敢言，最后，“眾口爍金，積毀銷骨”，成為很多人的思維定式。全國的工作都在這種思想方法的指導下進行，最終嚴重影響了讀博士的效率。

所以說，不論是從實際國情還是外部環境來分析，不論是從現實利益還是從長遠發展來權衡，不論是從發展邏輯還是思想方法來考慮，為了讀成博士，我們都應該刷盤子。

其次來談刷盤子導致本國原有基干產業萎縮的問題。

采用外國的工作母機和生產線而導致的本國同類產業的相對萎縮，很多科研機構走向市場后解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現階段我們所處的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環境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的基干產業綜合實力是無法與發達國家競爭的，如果我們堅持在選擇刷盤子工具時采用國貨，我們刷出的盤子在國際市場上就無力與其它落后國家競爭，就不能以足夠的速度創造就業機會，緩和社會矛盾，不能以足夠的速度獲得外匯，用來支付購買相對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以及進行追趕所需的費用。

事實上，這些企業和科研機構的消失，主因是它們自身與上述經濟發展思路不相協調，這雖然是一種浪費，但也是無奈的選擇，因為這些企業和科研機構的產品不符合刷盤子的需要，同時其本身在發展思路、技術水平、管理體制、運作機制等方面都存在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又因為文革的造成的人才斷檔而雪上加霜，決策者與其為維持它們的運轉而讓經濟背上沉重的負擔，不如“壯士斷腕”，把資源投入到重新建立基干產業中去。當然，在放棄這些企業和科研機構的同時，不應該放棄其員工，不應該把改革成敗的關鍵押在民眾的承受能力和“素質”上，相應的社會保障措施是必須跟上的，但這不屬于本文所論述的范圍。

第三，看一看中國在刷盤子時有沒有讀博士，基干產業是不是已經因為刷盤子而崩潰。

先說科技崩潰的問題。

我想我不必在這里列舉改革開放后國家制定的一系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策以及眾所周知的一系列科技發展計劃---我很難理解為什么鐘先生對此視而不見。我只從幾個科技成果來談一下讀博士的情況及其與刷盤子的關系。

從表面看，載人航天在經濟上是劃不來的。把資源用于研制通信衛星、資源遙感衛星、偵察衛星、高效率（而不是大推力）火箭、發展空間環境測量等方面，與把資源用于送航天員上太空相比，能夠很快取得相當明顯的經濟、軍事效益。但是，發展載人航天能夠為國家實施大型航天項目積累經驗，提高國家做大項目的實力，屬于典型的讀博士行為。并且，此項目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全面實施的，而這一時期恰恰被鐘先生認為是刷盤子之風驟然猛烈之時。

“龍芯”1號是我國自主設計的高性能通用處理器，其經費來自浙江一家刺繡企業，這家企業在龍芯1號“功成”后股票大漲，賺足腰包后悄然引退，而把下游產業留給國內的專業企業。這可以作為改革開放后輕工業、基干產業互相支持、良性互動的例證之一。

“龍芯”核心團隊里的一位成員曾經說過，他留在團隊的原因之一就是，看到了龍芯下游產業形成后將產生的經濟效益。這足以證明，支持科技精英拼搏的絕不只是愛國熱情和“武士精神”，還包括市場經濟環境下可預期的物質利益。

民營資本的吉利集團，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生產出中國第一輛自主知識產權的跑車，第一臺自主研發的發動機，第一臺自主研發的自動變速箱。而且，吉利并非孤軍奮戰，同行的還有奇瑞等民族企業。這應該被認為是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生基干產業在開發原創技術方面取得進步的典型事例，而且，并非如鐘先生所說，“國立機構才能出高水平成果”。

中星微電子公司引用硅谷創業運作模式而建立，其開發的“星光”數字多媒體芯片成功占領了計算機圖像輸入芯片全球市場份額的60%以上，“這是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集成電路芯片第一次在一個重要應用領域達到全球市場領先地位”。這可以證明，我們已經在某些關鍵領域讀成了博士，開始讓別人為自己刷盤子了，同樣也可以證明，并非“國立機構才能出高水平成果”。

這些科技成果，還有三峽工程、FBC-1“飛豹”戰機、渦扇-10航空發動機、正負電子對撞機、高溫超導技術、托卡馬克裝置和直徑2.16米的天文望遠鏡等等，每一項都不比70年代的成果遜色，每一項都說明中國在刷盤子的同時并沒有忘記讀博士，擁有了優秀的研發團隊、相當的技術儲備和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我并不否認這些成果總體來說與先進國家的相比仍然差距較大，但是，它們至少說明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絕不象鐘先生所認為的那樣，在外國先進基干產業的進逼下，“自己的技術紛紛下馬，研制隊伍紛紛解散……如果只計算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技術力，中國的經濟列車實際已停滯了近20年”，至于說“各種中國最尖端的的技術基本上都在20多年前產生”，也就不攻自破了。

或許鐘先生持此觀點是情有可原的，這就是，上述成績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并且是或者技術成就更大、或者實際經濟效益更為明顯的一部分，主要出現在最近幾年，與鐘先生提出此觀點的時間相當或稍晚。

情況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文革中大批優秀科技工作者受到迫害，被定為“白專分子”，被迫放棄了專業，而教育事業的瀕臨崩潰又不能提供后繼力量，造成了嚴重的人才斷檔。改革開放后，年輕科技工作者只能在文革殘留下的部分科技精英和學成歸國科技精英的培養、率領下，逐步成熟，慢慢補上斷裂的人才梯隊，在廣大民眾刷盤子的支持下，才可能在20年后取得這樣的成績。

再說重工業崩潰問題。（本部分所引述的有關半導體、數控機床的資料，除特別注明外，均來自《挺起中國的脊梁 全球化的沖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一書，高梁先生著，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烏有之鄉”網站提供）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對民族重工業的保護工作的確存在比較大的失誤，導致了一些關鍵行業在國外優勢企業的不平等競爭下喪失了大部分市場。但是，情況也絕不象鐘先生所說的那樣，“經過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到今天，以鋼鐵、機械、電子和化學為中心的基干產業全線崩潰，鋼鐵業只能做粗鋼，化學也只能生產初級原料，半導體產業早已消失，機械行業行將就木。中國幾乎不能夠獨立設計生產現代化的工業產品，武器裝備依賴進口，國民經濟所需的各種裝備也依賴進口，中國作為工業國家的基礎已經瓦解了”。

關于鋼鐵工業，目前我國的鋼產量居世界第二位，雖然其中以粗鋼為主，但事實上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并且，“近幾年國內合金鋼材比呈上升趨勢，2000年合金鋼比5.06%，2001年合金鋼比5.87%，2002年合金鋼比6.17%，2003年合金鋼比6.65%，2004年合金鋼比達6.87%”，雖然仍遠低于“德國的19.1%，日本的18.5%和意大利的15.6%”，但是產品總體結構的確正在不斷優化之中，絕非“只能做粗鋼”（本小節資料來自《2005年機械制造業發展論壇》）。

化工產品門類比較多，我找到的資料的表述方式不容易歸納，沒有什么可說的。

關于半導體產業，應該說，70年代末，我國的半導體產業的確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體系，能夠自主研發產業鏈中的一些設備和產品。但是文革使我們失去了10年的寶貴時間，而這10年正是發達國家半導體產業開始高速發展的10年，這些設備、產品以及相關的產業，已經遠遠落后了（我不知道鐘先生所謂“微電子業當年英特爾做３８６，４８６，我們可以做２８６”的根據何在，如果事實真的如此，那么中國在70年代末可真成了老大了---這可是最最最最關鍵的論據，應該沒什么引申和發揮，我這個搞FPGA的對此類技術倒也略知一二，是否可以告知詳情？）。國家在80年代最初幾年中曾經繼續了此前的自主研發道路，但是由于起點低、家底薄，盡管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還是難以滿足經濟運行、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 80年代末陸續引進了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然而，“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已經淘汰的，有的不配套，達不到設計能力，只有1/3可以開動。而且，企業急功近利，只講生產不重消化，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也缺乏資金保障。由于引進前對企業實際承受能力、環境條件支撐能力分析不夠，再加上管理不善，產品難找銷路。結果，‘都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么弄’，虧本了。弄到后來進不來人了。到后來，比起周圍都落后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最主要的教訓是引進后沒有進行有效的消化，沒有把先進技術與原有技術積累相結合，來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并且放棄了原有的積累。但是，雖然這33條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到上世紀末，中國科學院的一條還在運營，這至少說明，即使是這些人家淘汰的生產線，也比我們的自有設備好很多，或許，這種搭不上茬的情況正是當時未能將其與70年代末的自有技術相結合的部分原因。

事實上，國家從未放棄半導體產業，1982年，國務院成立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1983年提出“南北兩基地加一點”的戰略；出臺針對集成電路等四項產品的優惠政策；"七五"期間推行"531"戰略；1990年起實施“908工程”；1997年起實施“909工程”等等。但是，半導體產業屬于原創型產業，除了資金以外，比較難以借助其它相關產業幫助實現自身技術的積累，而且產業本身具有高投入、高積累、更新換代速度不斷加快、國際競爭激烈、對國民經濟影響巨大等特點，“馬太效應”在這一行業的體現尤為明顯，我們從落后十幾年的起點出發，靠自身力量追趕的難度是非常大的。同時，國民經濟的發展又對半導體產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可能等待自己的產業慢慢成熟起來，所以，引進產品以至生產線是必然的。至于引進后的消化、吸收、提高的效果，由于政策力度、資金實力、技術積累水平、利益關系協調、組織管理水平等一系列與國家整體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因素，我們這一產業的整體水平至今未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如果一定要說“半導體產業早已消失”或者接近消失，那么，板子恐怕也不應該打在改革開放身上。

關于機械行業，作為最核心的設備，數控機床的發展水平最能反映行業的發展水平。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國家對數控機床行業缺乏足夠的保護，加之整個機械行業背負了太多的歷史包袱，難以適應現實的競爭環境，導致先進國家的數控機床占據了國內大部分高端市場。同時，“隨著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低水平的重復建設，機床工業被認定為需要限制的‘長線’。從70年代后期開始，相當長一段時期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技改投入也大大下降。但此時正是國際上電子技術及數控機床高速發展階段，我國與國外裝備技術差距明顯加大。”其間的教訓是應該深刻汲取的。

然而，存在這項失誤的同時，國家在科技攻關和產業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國家每個五年計劃均將數控機床列為重點攻關項目，總共約投入十多億研發資金。經過“六五”引進技術，“七五”消化吸收，“八五”科技攻關，“九五”產業化攻關，我國數控系統技術有了明顯進步。”

“通過“八五”攻關，我國數控系統廠家已經可向用戶提供高級型、普及型、經濟型各個檔次的數控系統，并經過了生產驗證。過去對我國禁運的高性能系統，基本上已被我國掌握。”

“在此期間（‘八五’期間—筆者引注），我國自行成功開發了一批數控機床產品（配進口數控系統），如16米超重立車、數控車床，通過國際合作引進技術，推出若干重要產品（數控龍門鏜銑床、數控落地鏜銑床、數控大型加工中心、數控回輪頭沖機等），并已有少數配置國產數控系統的重要產品（數控重型軋輥磨床、扇形齒輪插齒機等）進入市場，獲得了用戶好評。配置我國自行開發的經濟型數控系統的一些數控機床，也逐漸成熟。特別是國產數控電加工機床，除少量高檔品種外，基本能滿足國內需求（年產幾千臺）。”

“通過“八五”、“九五”的技術改造和一些關鍵技術上的突破，我國數控機床生產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具備了產業化的條件。

國產數控機床由單機向制造單元（FMC）、制造系統（FMS）和承接成套生產線進一步發展（多數仍配進口系統）。

我國主要數控機床配套企業已經初具規模。其中，數控刀架、滾珠絲杠、滾動導軌、主軸部件（包括電主軸）、刀庫、機床電器等都可為主機配套，專業化生產的格局已開始建立。”

盡管“我國數控機床行業，雖已初步具備產業化能力，但在結構上帶有傳統機械工業的許多缺陷……企業過于分散，規模偏小，研發實力不足……數控機床行業內部，尚有多項功能部件質量性能水平低，競爭力差……我國機械工業的技術進步，還存在著重技術攻關、輕視新技術向商品轉化的問題，尤其是市場營銷方式陳舊，力度不足……國產數控機床市場占有率過低”,但是，考慮到上述成績，說我國“機械行業行將就木”，無論如何都有夸大其詞、聳人聽聞、誤導讀者之嫌。

而且，如果考慮到鐘先生一貫堅持“只要-我能夠造出來，我就是先進國家，產品先進不先進，并不重要”，他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更加難以理解了。

關于“中國幾乎不能夠獨立設計生產現代化的工業產品”，我在談“科技崩潰”問題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關于“武器裝備依賴進口”，中國雖然進口了一些先進武器裝備，但主要還是依靠自身的研發、制造力量。比如，我們的確買了俄羅斯幾十架“蘇-27”戰機，可是現在已經通過“用市場敲詐技術”的方式購買并掌握了此型戰機的制造技術，國產型號稱為“殲-11”。其它如“殲轟-7”（飛豹）、“殲-10”戰機、98式主戰坦克等，都是軍事產業實力的證明，雖然總體性能不如國外產品，并且整個產業存在很多問題，但是與“依賴進口”相比，畢竟完全是兩個概念。

關于“國民經濟所需的各種裝備也依賴進口”。

首先，這里應該在“裝備”前面加上“高檔”兩個字，否則嚴重失實。

其次，如CHENJING網友所說，根據我們現在的科技實力和制造中低檔設備的實力，一旦被發達國家“卡脖子”，我們完全有能力在不長的時間內制造出介于中檔和高檔之間的同類裝備，基本滿足下游產業的需求，不必杞人憂天。

所以，鐘先生說“中國作為工業國家的基礎已經瓦解了”是錯誤的，即便重工業的確未能達到理想狀況下可能達到的水平，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政策失誤的原因，也有落后國家所共有的社會發展整體水平不高以及產業上的“后發劣勢”等原因；并且，基于我們現在的實力，這種情況對國家造成的危險并非完全不可化解的。

綜合本小節的內容，搞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后，我國刷盤子是為了更好的讀博士，并且在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重工業基礎也遠未“崩潰”。在我所歸納的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中，結論2（同時也是“根據4-2”）是錯誤的。

附注：討論“中國的基干產業是不是走向崩潰或已經崩潰”這個問題，我感到很無奈，在我現有的水平上，不得不落入這樣一個難有結果的套路：你強調計劃經濟時代“瓶子是半滿的（甚至是全滿的）”、改革開放時代“瓶子是半空的（甚至是全空的）”，我就強調計劃經濟時代“瓶子是半空的”、改革開放時代“瓶子是半滿的”。其實，不管怎么看，我們的瓶子從來都沒有滿過，最多也就是那么半瓶子。因為，從根本上說，我們的基礎實在是太差了，社會的綜合發展水平無論如何都不足以支持經濟的長期、健康（甚至是基本建康）的發展，不論是讀博士還是刷盤子還是兩者都搞，不論是“自力更生”還是對外開放，不論是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我們都不能避免在戰術上甚至戰略上出現嚴重的失誤，更何況所有的發達國家，不論是現在的美歐日還是當年的美蘇歐日，都對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采取敵視、限制、利用的戰略（這是無可厚非的）。我們只能在不斷嘗試、犯錯誤、糾正錯誤、總結吸收經驗教訓、繼續嘗試的道路上艱難前行。不論是“大躍進”、“浮夸風”、“文革”還是“血汗工廠” 、“市場換技術”的得不償失、官員經濟腐敗，都是在社會總體發展水平低下、社會綜合效率低下的前提條件下，全國上下對內部錯誤決策、對外部激烈競爭的反應遲緩和行動低效，致使國家和民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是所有落后國家的宿命。同時，以這種基礎為起點計算，任何“高速增長”都是沒什么值得夸耀的，更不應該拿來與同期發達國家的同類增長率進行簡單對比，因為，我們的缺點實在太多，挑選其中比較容易克服、克服后容易見效的缺點首先加以克服（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能夠看到“GDP”、“基干產業”或其它某些特定指標的“飛速增長”（掃盲的難度必然要比全面發展高等教育的難度小得多，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難度也要比國企改革的難度小得多），即使在此期間犯有極其嚴重的錯誤并造成了嚴重損失---這其實也正是落后國家能夠長期維持高速增長的秘密。在這個問題上，我可以做的只能是，用盡可能合理的方式證明我的觀點，為網友們理清思路提供一些參考。
刷盤子為讀書---對愚蠢小豬先生若干觀點的質疑(3完)

(3)    由根據3-1“完全依靠私人資本和自由市場經濟建立起的基干產業，在世界經濟史中竟然找不到一例。英美是私人資本加計劃經濟，日本是半私人資本加計劃經濟，蘇聯和中國則是國家資本加計劃經濟” 和根據3-2“讀博士必須遵循科學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學精神是‘可重復，可檢驗’”得出結論3“落后國家以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大戰略不可能建立基干產業”。

雖然鐘先生說過“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是否正確并不重要，關鍵是心態……” 。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在意“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陣營分野的，認為“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是很好的戰術手段，但提升到戰略高度，卻是大錯特錯”。

在這里，鐘先生混淆了兩個概念，這就是，“把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提升到戰略高度”和“無原則的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用證明后者的謬誤（這是不言而喻的）來證明前者的謬誤---這在邏輯上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首先來看日本。

在了解日本方面，我肯定不如鐘先生。我對經濟學的了解也比較少，但是，關于鐘先生對日本產經聯的論述，我的總體印象就是以偏概全，選取日本產業政策中一些看起來計劃成份比較多的做法，來“證明”“日本的中核產業全是計劃經濟”、“日本經濟的實質是計劃經濟，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產權不明，專制獨裁的體制”。

幸好，我在烏有之鄉鐘先生的網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對愚蠢小豬的〈毛澤東時代的背后是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雄鷹折翼〉的一些不同見解》（作者：佚名），我認為其很多觀點是極有見地的，也是極為關鍵的。雖然鐘先生非常大度地錄入了這篇文章，但我在網上的確沒有找到有力的反駁意見，所以，在這里予以部分引述，希望能夠引起鐘先生和網友們足夠的重視。（我對文章的排版方式作了一定改變，并且隱去文中部分與本論題關系不大的內容，如果原文作者有異議，請告訴我，我將予以修正；如果被認為有斷章取義之嫌，也請網友指正，謝謝！）

“

一、日本產業政策哺育下的經濟只能說是蒙上濃重計劃經濟色彩的市場經濟，其與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基本經濟制度和體制的分野極其鮮明，而此分野意義極為重大、決不容混淆。

首先，所謂產業政策，廣義上包括產業組織政策、產業結構政策、產業布局政策、產業技術政策等等，具體到日本產業政策的重點，是如何在市場經濟的大框架、大前提下通過市場與行政結合的手段有選擇的扶植部分產業和企業，從而不斷實現產業的合理化和高度化，而不是象同時期的中國那樣，消滅私有資本、國營和集體經濟一統天下、所有國有經濟實體由國家包養、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所有經濟運行都在計劃指令的調動下開展，在此基礎上再通過上層的意志與認識確定一部分先導產業。這里面區別非常重大，在這里只則起則其要點進行說明：

1、  日本的經濟管理思路，輔以各種科學合理的機制機構保障，保證了在經濟管理過程總信息調集、加工、決策在技術層面的可行性、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以實效性為準則來看問題就會發現，企圖以不完善的機制管理100萬家企業（盡管也有一定的重點---原文注）和以完善的機制管理100家企業在實效性上的差別，直如庖丁解牛和精衛填海之間的差別，豈可以道里計啊！

2、  關于民營中小企業的重大作用：日本眾多的中小民營企業與世界所有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小企業一樣，在本國的產業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改善民生 提高就業 完善產業鏈條，不僅如此，日本的中小企業還在日本產業高度化積累資金和提升產業技術發面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單從產業技術看，由于競爭相對充分，中小企業開發新技術的壓力和動力十分充足，有資料顯示，中小企業對于日本科技創新的貢獻率達到60%以上，更勿論日本中小企業在加快技術創新與技術擴散方面的巨大作用了！更由于日本政府十分重視中小企業的作用和產業鏈條的構建，對本國的私營中小企業提供了世界上最完善的扶植政策（祥見通產產業省日本中小企業基本法---原文注），其中領導企業對中小企業“擇優選擇”（一樓原文，注意其中的絕對的市場經濟因素---原文注）以后的資金、技改、經營管理素質、員工培訓的支持為歐美絕大多數國家所不及，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市場化、私有化法則之上，這才構筑了國民經濟健康軀體的主干部分。相比之下，由于中國的經濟成分和管理機制的一元化，眾多的國營集體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數量的97.83%------1979年數字---原文注），無論所在領域如何，大部分成了了無生氣，效益低下的高耗低能經營單位，不但沒有發揮出日本中小企業在經濟騰飛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很多反而成了消耗有限資源和財力的經濟黑洞。單從資金流來看，一樓作者只看到兩國的百姓都曾常年勒緊褲腰帶積累建設資金，有沒有想過勒緊褲腰帶不是目的，產生巨大的經濟效能才是目所在。同樣的節衣縮食，為什么產生了相差巨大的經濟效果？（一樓作者胡說什么中國在短短20余年的時間里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識和技術蓄積之路，明眼人都能看出是胡說，發展至70年代的中國和日本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連瞎子都不能否認---原文注）國家有限財政資源是否被無奈的分流是其中重大的原因，傾一國之力、有重點地支持幾大財閥集團的效果和同時面隊全國無數個資金黑洞的效果怎可同日而語！

3、  日本對重點產業的扶植沒有脫離市場經濟的實質，反而創造性的將其發揚光大。市場經濟的精髓和實質是什么，當然不是“1個蘋果賣1元，賺5毛”，而是“競爭效益”與“市場導向”。計劃經濟在精神內核上其實是排斥競爭的，日本計劃經濟色彩的市場經濟不但在大部分產業領域里重視發揮競爭的作用，即使在重點扶持的產業領域里，也通過實行有效的產業結構政策，形成了政府干預下的寡壟競爭局面。后世的日本產業政策研究發現，在寡壟結構下，不僅能充分發揮規模效應，而且通過政府限制市場勾結、降低市場進入和退出成本、加強行業自律形成最有效率的競爭局面。所謂日本的限制競爭政策，其實應該完整的表述為“限制惡性和無效競爭政策”，主要目的就是便于集中資源進行尖端技術的開發和海外市場的開拓，從宏觀高度提高競爭的有效性，其恰恰要避免的正是類似于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亂鋪攤子、重復建設的痼疾，這種對市場經濟和產業結構、產業政策理論的深入發展豈是中國當時領導人的經濟智慧可以比肩？再談效益觀念，本來寡壟結構下日本的產業單位就相當重視生產效益，企業內部市場化的管理機制對效益的追求有的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更何況政府在具體的產業政策操作方面以企業的效率提高為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生命線，舉一個例子，在通產省與企業界的月度交流中，關于企業生產成本的各種資料和可行性建議連篇累牘，為了探討如何降低新型船舶生產線上一批螺絲釘的生產成本，政府相關部門甚至可以連續召集相關的產業界人士、科學界人士進行幾天的專項研討，這種重視效益的觀念是多么可貴啊?

”

由此可見，不論是日本的“經團聯”，還是其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群，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主要是按照市場規律運作。雖然日本基干的發展并沒有完全依靠市場經濟，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政策，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力度也比較大，但從本質上說，還是市場經濟。

關于歐美，鐘先生主要列舉了歐美在經濟運行和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非市場化、保護本國產業利益的行為，以及其基干產業“是由政府的巨額軍費和政府采購支持的，在他們背后站立著大量的國立研究所和大學。”但是他同樣只論述了瓶子“半空”的那一部分，而沒有論述“半滿”的那一部分。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否認市場在歐美經濟發展、運行中起到的作用。至于基干產業，歐美不僅僅屬于上面所謂的“政府干預下的寡壟競爭局面”，同時也還要明晰產權、計算投入產出比、效率優先、搞金錢激勵、盡可能發揮人的積極性和靈活性，經營不善也是要倒閉的，工人、工程師更是要頻繁“下崗”的；而且，其部分基干產業的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正來自鐘先生最為不屑的“中小企業”---硅谷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還有一個前蘇聯，鐘先生認為，“蘇聯的問題在于，重工業體系發達后，沒有及時放開下游產業，尤其是沒有通過貿易讓其它國家為本國提供消費品。沒有使潛在的能力充分轉化為現實的消費水平，導致后來徹底否定自己的工業革命。”

但是，我了解到的情況并非如此。

蘇聯的基本矛盾是試圖憑借不到美國一半的GDP與美國爭奪全球霸權（雖然其基干產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按照鐘先生的說法，大大高于美國---按照這種說法估計，二者基干產業的總量應該相差不多吧），把過多的資源消耗在軍事方面。同時，長期奉行計劃經濟，導致整個國家機構僵化、低效，工業企業的唯命是從和缺乏外部競爭導致其效率尤為低下，造成極為嚴重的資源浪費，這些因素導致其經濟發展缺乏可持續性，增長速度在上世紀70年代明顯放慢。而美國在80年代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后來證明其中戰略騙局的成份居多），迫使蘇聯耗費大量資源勉力跟進，再加上阿富汗戰爭的久拖不決，其短期拉動經濟的效應減少，長期的負面作用顯現，最終造成蘇聯經濟狀況的惡化；同時，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由此派生的嚴格的思想控制，在沒有經濟利益對民眾進行安撫的情況下，使民眾不滿情緒日益積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對這些情況體會最深刻的就是蘇聯的高層領導人（我當年讀蘇聯解體歷史時，曾經認定戈氏是個中情局特工！^_^）。在已有政治體制框架內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高層領導人只得尋求改變其政治體制，而一旦邁出這一步，依存于高度集權政治體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體制內的基干產業自然也就“轟然倒地”了。

成就蘇聯基干產業的是計劃經濟強硬的指令，摧毀蘇聯基干產業的是計劃經濟僵硬的機體。

至于中國，我已經在前面證明了，從來就沒有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基干產業”。

關于對外開放問題，我在前面講刷盤子時已經證明過，將其作為大戰略并不影響在戰術上對國內尚未成熟的基干產業進行保護。

綜上所述，根據“可重復，可檢驗”的原則，經過正反兩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沒有一個落后國家，在不以市場經濟作為大戰略的前提下，進步成發達國家并保持長期穩定。

在我所歸納的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中，結論3（同時也是“根據4-3”）是無法檢驗的，因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4)    由根據4-1“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在讀博士，并且已經接近成功，基本具備了基干產業”、根據4-2“中國改革開放后只是（或者絕大部分是，下同）在刷盤子拿GDP，沒有（或者極少）讀博士搞基干產業，在發達國家的競爭下，基干產業已經崩潰（或接近崩潰）”、根據4-3“落后國家以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大戰略不可能建立基干產業”和根據4-4“讀博士必須遵循科學精神，而最根本的科學精神是‘可重復，可檢驗’”得出結論4“中國現在把搞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大戰略，給外國人刷盤子，不可能建立基干產業、讀成博士；只有搞計劃經濟，把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作為戰術手段，才可能建立讀成博士，走上強國之路。”。

經過前面的論述，我所歸納的鐘先生的論證邏輯要點中，根據4-1、4-2都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根據4-3被證明“是無法檢驗的，因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根據4-4只是一個判斷原則，雖然被鐘先生和我共同認可，但不牽扯具體問題。所以，綜上所述，鐘先生的結論4也是錯誤的，或者說，至少是不可檢驗的。

終于寫完了！（^_^）羅羅嗦嗦寫了兩萬多字，看起來有點累吧？為了避免太多的內容讓人眼暈，再重復一下我的一條基本出發點，以此為基礎，就可以對很多事情（包括房價、教改、醫改等關系你我切身利益的問題）有比較理智的認識，這就是：

從根本上說，我們的基礎實在是太差了，社會的綜合發展水平無論如何都不足以支持經濟的長期、健康（甚至是基本建康）的發展，不論是讀博士還是刷盤子還是兩者都搞，不論是“自力更生”還是對外開放，不論是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我們都不能避免在戰術上甚至戰略上出現嚴重的失誤，更何況所有的發達國家，不論是現在的美歐日還是當年的美蘇歐日，都對中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采取敵視、限制、利用的戰略。我們只能在不斷嘗試、犯錯誤、糾正錯誤、總結吸收經驗教訓、繼續嘗試的道路上艱難前行。

丘吉爾有一句名言（神學？^_^），一個人（people, or man？別砸我^0^），如果他（她，下同）在三十歲以前不是一個激進派，他就沒有心；如果他在三十歲以后不是一個保守派，他就沒有腦子。

    我們生在一個落后的時代，我們更生在一個創業的時代！讓我們多一些理智，多一些忍耐，多一些信心，多一些努力，多一些創新，多一些合作，多一些堅韌，多一些愛心，總結吸收用巨大代價換來的經驗教訓，刷盤子不忘讀博士，共同奮斗，讓中華民族早日重現漢唐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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