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面臨一個拐點，如果處理不好，供求關系就會失衡。
記者：由于國內糧食流通市場程度的提高，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的糧食庫存水平已經很難反映社會的總體供給能力。那么關于糧食的形式，我們是否會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做出不太準確的判斷？
陳錫文：在推進市場化進程后，糧食購銷的主體與渠道都發生了變化，過去非傳統的國有糧食部門也有一些新增加的存糧。目前，我們的統計還來不及反映出來，大家說，用從前的指標已經不能涵蓋總庫存了，這個說法是對的。不要說個體私營的糧倉，一些不從事糧食購銷的加工企業以前也不負責購銷糧食，國家很少統計它的庫存。另外，在農業產業化的過程中，包括大量的外資、合資、個體私營的加工龍頭企業也有一部分庫存。盡管不能說原有的指標能夠反映現狀，但是，我們能夠得出結論說，非國有糧食渠道只占目前糧食市場的一部分。當然，這部分的大小，要根據各地的情況具體分析。
據此，我們在判斷目前糧食總供求的形勢時，有兩個最基本的概念要去判斷：一個是產量，另外一個是需求。從實際情況看，當年的產量有波動是正常的，但是，需求卻是剛性的，而且還在不斷增長。所以，我判斷目前的糧食形勢正在發生逆轉，基本的依據就是糧食的年度產量從2000年—2003年連續4年的大幅度下滑，尤其是2003年已經降到8630億斤，與大家公認的總需求相比，缺口已經超過1000億斤。
衡量糧食總供給的數據時，要考慮糧食的年度產量、上年結轉的糧食庫存、糧食的進口出口，統計大體上可以概括這些渠道。沒有因為所有制問題、糧食流通渠道的變化而有大的遺漏。糧食的年度產量是國家農調對通過對產量的抽樣調查得出的，它不區分是農民的糧食還是國有的糧食，再怎么變化，基本口徑是一樣的。進出口有海關，也不分是國有的糧食還是私營的糧食。在國家掌握的總庫存中歷來不包括農民的總庫存，但是，農民的糧食庫存數據也應該是比較大的，因為有2億多個農民家庭。但是，國家農調對一直在做抽樣調查，總的結論是農民糧食的總庫存實際上是減少的。那么，還有一塊爭議比較大的是商業性經營的庫存沒有精確的數據。但是，必須看到的情況是，比如北京市銷售的糧食80%是通過糧食批發市場來的，但是，又不能得出結論說這80%的糧食是脫離了國有糧食購銷系統，實際上是多元化的大量糧食購銷主體的糧油不再屬于國有，這塊有遺漏。但是我們必須情形地認識到，直接從農民那里收糧食的個體批發商熟練不多，他們的糧食絕大部分來自于國有庫存。
記者：那么，我們是根據哪些信息得出糧食供求關系趨于緊張的判斷？
陳錫文：我同意目前庫存的統計數據不完全，但是，通過把幾個與糧食市場有關的數據聯系起來看，還是能得出結論：進入本世紀以來，糧食供求關系發生變化，農民的庫存、國家的庫存都在減少，國家的庫存是否都變成了農民的庫存或者是其他非國有的糧食購銷企業的庫存？要仔細分析。
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指標就是糧食市場的價格。如果市場價格持續上漲，那么應該說供求關系在從寬松往緊缺變化。實際上，從1996年9月份至2003年10月份為止，糧食價格一直在下滑和低迷。只是從2003年10月份到2004年4月底在上漲。4月底到現在，糧食價格有細微的波動，但波動不大。2003年10月份開始，市場供求向趨緊方向變化，為此，國家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手段，比如從東北大量地調入大米到各地，還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糧食生產的措施，夏糧與早稻增加種植了。這樣，糧食價格開始平穩波動。
目前的產量加上目前所有總庫存仍然是供求平衡或者供略大于求。光光講庫存還不行，還要看進出口和農調隊抽樣調查的變化，地區分布是否合理，看當年的糧食產量往高走還是往低走。把這些指標結合起來，再以市場價格變化作為參照系，就可以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看法：從1996年到2002年，糧食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經過去，我們又面臨一個拐點，如果處理不好，供求關系就會失衡。
二、我國的糧食供應是否到了一個嚴峻的程度？
處理得好與不好的標準是什么呢？標準就是一個：當年產量加總庫存是否能夠滿足需求。實際上，持續幾年來，當年總庫存與糧食產量都在下降，但并沒有降低到供不應求的狀態。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有沒有能力把當年的產量提升上來，不至于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我們現在的總需求每年大概是9600—9800億斤，而我們去年的總產量才8614億斤，差1000多億斤，庫存還可以補一部分。那么就算今年達到9100億斤或者9200億斤，庫存還可以再補。補到一定的程度，庫里的儲存降到合理的水平，當年的產量也基本上可以滿足當年的需求，我們就可以說拐點能夠平穩地度過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現在的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出現了問題，而是說在庫存逐步減少的情況下，當年的產量不能逐步提升的話，總會出問題。我的一個總的判斷是，從2000年到2004年，當年的產量都不能滿足當年的需求，都要動用庫存。我們現在的目的無非是如何使當年的產量與當年的需求缺口盡量小一點，而且盡量在庫里的存糧還可以彌補缺口的情況下，使當年的產量與當年的需求基本平衡。
記者：從您剛才談的，我們感覺到并不象一些文章所說的那樣，到了糧食供求關系非常嚴峻的地步。
陳錫文：實際上，就象下象棋、下圍棋，看現在的情況是沒有問題，即使象2003年只有8614億斤的產量，庫里還可以補。如果2004年盡量多產一些糧食，那么，產量恢復到9100億斤，至少庫里的總量可以少動400—500億斤。從9100億斤到滿足我們需求的9700—9800億斤，中間還有不小的差距，不可能一年就做到，還得有個過程。所以說，實際上我們可以做一個大膽的判斷：產量在市場價格的刺激下逐步回升，而庫存在供求缺口的情況下還在逐漸減少。做糧食工作、經濟工作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不能使得其中出現大的缺口。如果庫存已經沒有了而產量還沒有提升上來，就會出現現實中供不應求的情況，就會出現大的問題。
我認為問題的嚴重性有兩個：一是現在正處在產量逐漸回升，從當年產量低于需求到逐步接近需求的過程，二是庫存在逐漸減少。但是，要把糧食生產能力恢復到過去的程度，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且有個過程。可以，問題是否嚴重就在于是否可以在保證還有庫存之外，當年的產量就可以基本滿足需求，如果錯開了，問題就非常嚴峻。
如果庫里沒有糧食了，根本來不及。根據我從事農業工作關注糧食問題這么多年的經驗，80年代，當國家的庫存少于1800億斤時，市場糧食價格就暴漲。這種情況在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都發生過。1993年底到1994年，有次糧食大漲價，當時，國家的總庫存低于2200億斤。因此，我們應該明確的是：庫存不是說都可以來彌補窟窿，因為糧食是人們每天都需要的，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所有的地方都必須有一定的存貨。這就好比是在離水廠很近的情況下，房間的水管里有水，不僅水塔里有水，自來水的管網也要有水。同樣，糧食不僅存在國家的儲備庫里，所有的管網都要有糧食，商店里都要有一點儲備。假如北京某個區的某個商店沒有糧食了，造成情況會多么嚴重。商業周轉糧的相當部分不能用來彌補窟窿，不能挖它，它要滿足人們日常的生活需求。真正彌補年度窟窿的是在正常的商業周轉糧之外還有的一部分庫存。所以，講我們有多少庫存時，必須明確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庫存都挖出來，否則就斷頓了。
三、我們國家的糧食生產能力究竟有多大？
在上個世紀90年代，許多同志包括我自己都說過我們有1萬億近的糧食生產能力。但是，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國家建設的進程，農民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民住房條件的改善，生態建設以及保護生態環境，每年占用的土地數量非常驚人，從1997年到2003年，我國整整減少了1億畝耕地。耕地減少意味著糧食生產能力的降低。就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是否還有1萬億近的糧食生產能力？
糧食生產能力可以根據這么幾個要素相乘：耕地總面積、糧食的播種面積、農田水利設施水平的提高、技術進步。現在，我們耕地在減少，播種面積在減少，多數地方的農田水利建設可以說沒有太大的進展，有的地方還有毀壞。前些年，由于種糧食收益低，農民也不愿意增加投入。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認為我們的糧食生產能力比上個世紀90年代的高峰時期明顯下降。如果沒有新的措施是很難恢復原有的糧食生產能力。現在的糧食價格對農民的機理作用不大，所以，糧食產量要恢復到原有水平，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而且還有很大的難度，因為耕地面積已經大大減少。
記者：盡管我們糧食供需有一定的差距，但2003年中國玉米出口達1639萬噸，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出口國。2002年和2003年，中國成為小麥凈出口國，據海關統計，2003年，中國小麥凈出口達181萬噸，如果減少出口，不就可以使我國的糧食供需達到基本平衡？
陳錫文：關于供求問題，有些同志的判斷非常簡單。比如你剛才所講的糧食出口量，如果不出口就省下400億斤，2003年進口大豆2100多萬噸，又是400億斤。我們國家把大豆也包括在糧食的范圍內。所以，有的同志就認為如果繼續進口400億斤大豆，再減少400億斤糧食的出口，就多了800億斤糧食的供給。2004年只要有9000億斤產量就可以平衡了。
大家看到，2004年上半年，大豆進口比2003年同期減少了，這是由于價格上漲太快。另外，中國進口大豆主要是補充油脂與飼料，在糧食上就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凡是大豆進口少的時候就是豆油進口多的時候。繼續保持這么多大豆的進口，從糧食這個總的概念看，好象彌補了糧食的缺口，實際上，大豆的進口主要是彌補飼料與油料的缺口。當然，油料與飼料最后也會轉化為人的食物。但是，我們也要看到，2003年進口的大豆有400億斤，數量多，實際上，2003年進口的豆油非常少。2004年則反過來了，大豆進口數量少了，進口的油脂卻多了。
2003年出口了400億斤糧食，2004年不出口了，是否意味著糧食的增加？只能說是少支出了，實際上看自己的庫存，由于2003年已經出口了400億斤糧食，所以，庫里減少了400億斤。不能說2004年少出口400億斤，就多出400億斤糧食。不是多，僅僅是少支持，因為留在國內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你的庫存還能夠支撐多久？再退一萬步講，即使按照這個算法，2004年的糧食產量是9000億斤，由于少出口了400億斤，多進口了400億斤，缺口就過去了。但是庫存還是減少了400億斤。如果2005年產量不提高，還得從庫里挖400億斤。即使這個帳算得過來，庫存只出不進，總有一天也會挖空。
對中國來說，很重要的問題是資源稟賦不足，我們人均耕地不到1畝半，這涉及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針：我們這么大的國家，資源性產品不能立足于自己的話，威脅是始終存在的。威脅并不是說某個國家、某個地區的威脅，而是說這類產品在整個世界時常的供求對我們的威脅。
很多人用美國的情況看待中國，美國歷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糧食出口國。美國糧食產量只有我們國家的一半，但他的出口量卻占世界供給量的一半。所以，美國人與中國人對糧食的看法必然有相當大的不同。我并不是說，感覺不同就不能用市場經濟的規律看待糧食問題。但是，由于對糧食感覺上的不同，對整個國民心態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美國人最擔心的是糧食不能出口，中國人最擔心的則是糧食不夠吃。
現在，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人增地減，這是個必然過程。土地減少，糧食產量就會下降。糧食是資源性產品，產量減少之后，價格必然上升，這對于農民增加糧食生產有激勵作用。這樣看起來，是一個順的邏輯。但是，再往前走，我們已經加入WTO，當我們的糧食價格漲到高于國際價格時，國外的糧食就會近來，國內的糧食價格就會降下去，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會降下去。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面臨著非常嚴峻的農民問題、糧食問題，根本的原因就在這里。
四、進口糧食，農民干什么？
記者：全世界一年交易的糧食才2億多噸，但是，還有后備資源。如果糧食價格高到一定程度，還會有新的土地投入，我們不可能大量進口糧食基于何種考慮？
陳錫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農產品的價格是由劣等的生產成本決定的，當糧食價格比較低時，產量不高的土地就會撂荒。現在，美國有幾億畝輪休的土地，巴西還有十幾億畝沒有開墾的土地。如果糧食價格足夠高，這些土地儲備資源確實都可能投入市場，整個世界的糧食供應量就會增加。這個觀點我非常贊同。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糧食生產規模在相當長的的時期內不可能與南北美洲的國家相比較。我們的糧食生產成本在世界整體水平上看是居高不下。糧食不夠，我們會不斷刺激世界的糧食市場，讓其不斷增加產出，這個邏輯是存在的。但是，問題在于南北美洲和大洋州一些國家大規模的糧食生產成本低于我們自己，如果我們明顯依靠國際市場而不考慮別的問題，進口的糧食數量非常大的話，這等于是壓縮中國農民生產糧食的空間，那么，農民的收入來自何處？這中間應該有一個非常好的整體思考。
記者：中國如果象荷蘭那樣，用相當一部分耕地種植出口附加值較高的農作物，同時以低于國內生產成本的價格進口糧食，農民的效益豈不是更好？
陳錫文：我并不是反對多進口糧食，如果多進口糧食能夠替代我們的一些土地，我們可以多種一些水果、蔬菜、花卉、苗木甚至擴大一些養殖業，用出口外匯來購買國外的糧食，農民可以增加收入。如果這條路走得通，確實是健好事。但是，實際的過程往往要比邏輯推理復雜得多。中國農民少生產糧食后，能否保證中國農民有其他的職業？收入如何？能否確保中國社會的穩定？如果城市經濟發展快，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一旦城市經濟波動，沒有工作，農民可以回去種地。那么，大量進口國際糧食后，如果能夠保證農民干別的也增加收入，經濟就可以糧性循環。這個問題如果僅僅從邏輯的推理是很好辦的。從經濟學的邏輯看，中國土地稀缺，更不應該生產糧食，而應該多生產別的東西。這個邏輯是對的。那么，我們應該考慮實際的情況如何：第一，是否有那個機會？第二，是否有足夠的市場？算一個簡單的帳：拿一畝地挖魚塘生產鰻魚出口日本，換回的外匯可以買幾畝地的糧食，那么，中國就應該多養鰻魚，多出口。問題是，國際市場有多大？我們可以多生產蔬菜、水果、鮮花來增加農民的收入。但是，隨著農民調整經濟結構力度的加大，這些經濟作物的產量不斷增加、價格不斷下跌，市場在逐步飽和。
我的認識是，中國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民數量太大。那么，進口糧食從正面去講等于進口土地資源和水資源。這是我們國家比較短缺的資源，對我們的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有好處。但是，進口糧食的同時又替代了中國農民種糧的職業，他們怎么辦？我覺得糧食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它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那么，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替代，如不種糧食，生產別的東西出口，賺更多的錢。
記者：是的，我覺得這個邏輯非常有道理，但是農民又如何就業？
陳錫文：全部的問題就在于此。國外的糧食進口了，農民的就業減少了。如果有足夠的轉移就業機會，這事情就好辦了。所以，糧食問題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牽扯在一起，包括他們的就業和收入。所以，增加進口糧食與其他所有問題一樣，都不能簡單地說行與不行。
進口減少了，農民收入增加了，種糧積極性提高了。哪個都需要調整，決不可能說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多的農民就靠一個辦法。實際上適當地調整包括糧食再內的進出口戰略，然后適當地調整農業的生產結構，再根據國內的工業、城鎮化程度逐步地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這幾件事情哪一件讀不能停。光靠哪一件事情至少短時期內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五、中國沒有土地資源稟賦，不可能成為農業國，
中國又只能靠工業品換回糧食，因此，工業立國是中國的唯一選擇！
農業的經營規模能否擴大并不取決于農業、農村和農民，
而取決于城市化、工業化的進展情況
巨大的矛盾與壓力一定要通過多渠道的辦法去話街。包括糧食進口。1996年，國務院就對全世界宣布過，我們可以考慮糧食自給率保持在95%，5%大致是2500萬噸，實際上我國的進口從來都沒達到這個數量。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務院并非完全不考慮國際市場，而且我相信隨著今后經濟結構的變化和世界經濟的變化，也有可能突破5%。這個工作一直在做，國內糧食多的時候就出口一些，國內糧食少的時候就多進口一些。少生產一些糧食多生產一些高附加值的作物，這個結構調整從90年代以來一直在做。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每年都在幾百萬地增加。實際上，我們是在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化解農民就業和收入的矛盾問題。我的觀點是：不可能靠單一的渠道，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多渠道地分流與化解矛盾，又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來逐步解決這些矛盾。所以，我不大贊成這么大的國家和這么復雜的問題就靠一個辦法去解決。可能任何辦法對解決我們的問題都有幫助，而且很多地方也在不斷嘗試，但是，其中有兩個問題是必須考慮到的：
首先，在轉移勞動力之后，再擴大經營者的土地規模。有些地方在農民還沒有來得及轉移出去的情況下就先把土地集中起來了。那部分人失去生活的依靠就會發生問題。所以，如果真想把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就必須首先把勞動力轉移出去。人轉移出去了，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和集中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兩件事情不能倒著來，要順著做，這要加快工業化、城鎮化，讓有條件轉移的勞動力轉移出去。
所以，農業的經營規模能否擴大并不取決于農業、農村和農民，而取決于城市化、工業化的進展情況。比如說，近期表現出的城市版圖擴張很快，三環、四環、五環不斷在擴展，但農民真正變成市民的并不多，絕大多數人只是暫時居住于城市中。如果農民進城打工只是暫時居住在城市，就絕不敢丟掉土地，所以，規模經營的問題不取決于農業和農村，而取決于城市和工商業的發展。
其次，我們的優勢不在土地的經營規模。即使我們不斷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即使擴大到整個村莊的土地只由一個人種，也沒有辦法與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的規模比。所以，中國的農業優勢不在于土地規模大小。我并不是不贊成擴大經營規模，而是心中要清楚，我們與別人拼規模拼不過別人，因此，農民收入的增加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部分人逐步轉移到非農產業，這部分人的收入增長得快一些。留在農村的人的土地就會適當地擴大一些，效益也會提高一些。這兩個過程不僅相互制約，而且都是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下子作到，只能一點一點地往前推進。因此，糧食問題主要是從中國農業非常復雜的情況考慮的，它不單純是個產量問題。美國農業非常重要的就是產量問題。我們更重要的是農民的就業機會與農民收入的增長問題。
六、糧食補貼和糧食成本的問題。
農民收入水平低導致我國糧食成本比世界水平低，
國外糧食進口到中國無利可圖，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中央的宏觀調控采取措施恢復和發展糧食生產，如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補貼，規定最低保護價等。直接補貼的好處是直接補到農民手中，這對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好處。
國務院推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很顯然要打破國有糧食夠先企業一家獨攬天下的局面，要推出多渠道、多主體的流通競爭。這種競爭有三個好處：第一，打破壟斷，有助于國有糧食企業的改革，提高效率，第二，既然有不同的收購主體，那么，農民在賣糧食時可以進行選擇，誰的價格高，誰的服務好就賣給誰。第三，更加重要的是只有市場才可以對供求關系產生最明確的信號，只有市場才可以合理地配置資源。在市場鏡子中，價格的波動可以使農民根據糧食市場的狀況來調整結構。
記者：前些年，國家敞開收購糧食，造成庫存積壓，虧損幾千億元，在糧食連續豐收之后，會不會重蹈覆轍？
陳錫文：最低收購價在機制上與原來的保護價不一樣，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實際上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某種程度上，它不單純是一個流通體制的問題，甚至與我們的整個經濟體制、整個社會發展階段、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都聯系在一起。
記者：現在我國的糧食成本已經高于國際糧食價格，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攀升，糧食生產成本還會提高，繼續刺激糧食的生產，是否效益好？
陳錫文：考慮我們自己生產糧食的效益問題，前提是由于中國農民收入水平很低，不能簡單地與美國、澳大利亞的農民相比，但脫離這個因素直接分析糧食的成本，實事求是地講，我們不比其他國家高，因為已經暗含了農民收入水平低的情況。我并不是說農民收入水低是合理的，而是說由于農民的收入水平低導致我們的糧食價格中工資比重比較低。
從實際狀況看，即使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糧食價格低，也畢竟是在國外，必須計算從國外運到中國的中間成本，我們現在收購的夏糧小麥，一斤大概是七八毛，農民的生產價格一噸不到1600元。但從美國運小麥過來，每噸會不低于200美元，再加上運費，每噸小麥的運費有40-5-美元。這么計算下來，每噸小麥的到岸價格即使不計算稅，也是2000元左右。
這些年除了大豆之外，大家都沒感到國外的糧食大規模地進口。現在，我們已經加入WTO，不可能靠行政性的手段限制糧食的進口，而且我們還向世貿組織承諾主要糧食品種進口的關稅配額。在關稅配額內，只要有利可圖，糧食就會進口。這說明國外的糧食進口到中國無利可圖。
前些年，我國的糧食價格有過比國際市場價格高的情況。比如1994年，玉米的價格最高達到每斤9毛多錢，將近2000元一噸。這就為國外的糧食提供了進口中國的機會。我覺得國內的糧食價格還有上升的空間，至少可以上升到不超過國際糧食到達中國口岸的價格。不能凝固不變地看待這個問題，因為國際上的糧食價格也在變化之中。據我了解，1996年3月份，美國芝加哥玉米期貨市場的玉米價格每噸超過260美元，如果加上運費到中國將近300美元。這是玉米價格的最高點，最低點還不到100美元。它也根據全球的供求狀況而發生波動。我們也應該有波動。
七、糧食的增長有有限的，糧食補貼應當長期堅持
如果一個地方的領導只注重GDP，一定忽視農業，因為把財力用于農業不上算。我們不能偏離科學發展觀，片面追求GDP。
糧食生產的增長率是有限的，這幾年，我們的糧食生產增加值的增長率都不到3%，好的時候達到5—6%就不得了了。糧食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周期長，是一個有生命的生產活動，所有的農作物都是有生命的，再有本事，一年種3季糧食就不得了了，你也不能讓它白天黑夜地生長。糧食種下去，最起碼也要100多天才能收割，這是自然規律，人類不能違抗。
科技是非常有潛力可挖，真正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出路在于科技。但任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都需要一個過程，要在糧食科技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漫長的過程。10年前，有人做過這樣一個研究，如果按我們國家31個省級農業科學院以及地區一級的300多個科研所的試驗田的單產量計算，讓我國的糧食總產量翻一番都可以。但試驗田與農民的大田相比，其間經濟的、社會的、環境的因素差距太大了。要想彌補上這個差距，沒有大量的投入與相當長的時間是做不到的。培養一個科技人員需要很長的時間。對農民的科技訓練和培養需要很長的時間。但農業人員素質的提高將與我國的糧食產量成正比。因此，科技和人力資源的發掘還是大有潛力的。
國家各種補貼加在一起大概有140億元，按照最低價格可以購買200億斤糧食，有些同志說，為什么不直接購買200億斤糧食呢？但我們今年的增產目標是500億斤，500億斤至少要350億元。從這個角度講，直接補貼一方面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刺激了生產積極性，以200億斤糧食的代價增產了500億斤的糧食，總產量達到9100億斤，這就比2003年增產480億斤。按照最低價格收購，相當于350億元，至少這些錢給了農民，對增加農民收入有好處。你買國外的糧食不是把錢給了外國人嗎？按照WTO的黃箱補貼，我們還有余地。
現在，全世界一年對農業的補貼有3000億美元。這比我們整個農業的生產產值還大。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除了一些發展水平相當低的國家之外，其實大家都在想辦法補貼農業。
歐盟15個國家時，有個非常有名氣的基金----團結基金，專門補助落后國家和地區的農業。我國的改革必須進一步考慮這個問題，建立利益均衡的機制。
（注：此文摘自2005年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之重》一書。內容有所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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